Monday, March 31, 2008

已成旧闻:国民党竞选广告视频

据说播放后效果不错。

Youtube:319马萧最新广告——我们准备好了



相关链接:某学生拍的宣传片,据说人气也很旺——让我们好好的投

Thursday, March 27, 2008

百密一疏

政府安排的境外媒体采访拉萨,照理说应该万无一失,但还是有一群喇嘛向着记者控诉,恐怕相关负责干部该受处分了。

TVB新闻视频(粤语)。

Sunday, March 23, 2008

YouTube又可访问

今天(23日)上午YouTube又能直接访问,当然如果你搜索有关Tibet或“西藏”视频,先是搜索结果不能完全显示,接着就“网站无法访问”,意料之中。

这次封锁又解禁,为时刚好一周。

Friday, March 21, 2008

(转载)王力雄:“我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

(转自德国之声中文网

“我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

连日来,德国的各类媒体到处可以看到西藏的画面。不过,情绪多于事实,西藏到底面临怎样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德国之声中文网电话访问了中国知名自由作家、“天葬”一书的作者王力雄。王力雄认为,中国多年治理西藏的政策不成功,路线不对头。中国必须对问题的根本进行反省。为了解决问题,光靠武力镇压不行,因为武力总有到进行不下去的时候。

德国之声:周二,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说,如果暴力升级,局面失控,他将提出辞呈。作为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不可以退下的。那么,他所指的应该是政治职务。达赖喇嘛担任的是什么政治官职呢?

王力雄:达赖喇嘛实际上不担任政治职务。但西藏议会和流亡政府曾经表示,在重要事情和决策上,要听取达赖喇嘛的意见,由达赖喇嘛来做主。所谓辞职或退下,可能就是不再做这个主了。

德国之声:有媒体认为,达赖喇嘛对局面失去控制了。

王力雄:这要看怎么理解"失去控制"。所有的藏人都对他十分尊重。可能有很多藏人不同意他的政治路线,但对他作为宗教领袖的个人,还是百分之百的服从,即便同他的政治路线观点不同。所以我认为,不存在达赖喇嘛影响力以及他控制不了局面的问题。但他一直主张非暴力和平斗争,而他领导的这个群体发生了暴力倾向或者卷入暴力冲突,他的停止暴力冲突的呼吁没有得到响应的话,那么他说他不再担当这个群体领袖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是自然而然的。当年的甘地也常提出这样的说法。

德国之声:这回西藏发生骚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王力雄:我想这是中国多年来治理西藏的政策和路线所积累下来的问题。总的来讲,治理西藏是不成功的,路线是不对头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在西藏使用的是经济发展的方式,希望这种方式实现世俗化并消解西藏问题,割断境内藏人同达赖喇嘛的关系。但实际上因西藏传统文化所决定,藏人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不可割断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给他再多经济上的好处,却让他感到在精神领域受到压抑,在政治方面是不自由的,那他不会因为经济上得到的一点好处而感恩戴德。只要有一点可能,它就会连锁性地爆发。

德国之声:但西方媒体却报道说,西藏人民之所以不满,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分享到好处。

王力雄: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绝对值看,藏人的绝对生活水平的确得到提高,但另一方面在相对值上,同内地相比,跟身边的外族人相比,他们得到的很少,相对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引起他们很大不满。另外,在世俗化的进程当中,人的欲望也越来越高,即便同以前相比有所改善,但同欲望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外来人在西藏人原本领土上,把他们边缘化了,让他们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当中节节败退。参与闹事的可能都是失业的,生活上相对又困难的,得到优越待遇的人参与打砸抢的比较少。群众性的运动,一旦到了发泄的时候,往往会无理智的、用武力来表现。这不是西藏独有的现象。但它是一种结果,不是根源。

德国之声:出现骚乱,不动用武力镇压,又该怎么办呢?

王力雄:出现了违法,当然要镇压,镇压不住,只有开枪。不论在任何场合都会这么说。不过,你如果永远这么说,你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总有一天,枪会用不下去的。所以,不要镇压完了就截止了,你要想到原因是什么,要改变治理西藏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问题是政府造成的,所以政府必须想法解决问题。必须改变原来的做法,反省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德国之声: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倒被边缘化,这就是达赖喇嘛说的对藏人文化的"民族屠杀"?

王力雄: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包括宗教。不加节制地将竞争经济引入藏地,大量移民,在这个过程当中缺乏对藏民族的保护,这就使得汉人在竞争中的优势远远强于当地人,这样,当地的文化自然受到破坏,因为它的生产方式自然被摧毁,生活方式随着生产方式改变,加上宗教在各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如果达赖喇嘛认为,这是一种对西藏文化的清洗和屠杀的话,我觉得也不为过。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过数次对话,但不同达赖喇嘛举行直接对话。直接对话会损害什么呢?

王力雄: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代表的对话仅限于公关活动,是一种在国际上的表现,并非想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因为在中国政府看来,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西藏已在它的治理之下了,军队警察都由它控制。有什么要同达赖喇嘛协商解决的呢?达赖喇嘛造成的唯一麻烦便是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中国政府要告诉国际社会,它在做这方面的沟通,这样,它觉得就够了。

德国之声:怎么理解达赖喇嘛提出的西藏"高度自治"?他提出的条件是过高了吗?

王力雄:我是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的。我认为,这是解决西藏问题一个较好的办法。但高度自治必然引向民主政治,由人民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现在的西藏名义上也自治,但官员都是北京指派的,那么,怎么可能自治呢?

德国之声:达赖喇嘛对领土有要求吗?

王力雄:所谓领土要求也是在中国境内,如要把藏区合在一起,只是行政区划重新划分,并不存在领土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连当年陈毅都说过,可以考虑将藏区合并在一起。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相互不相容的问题。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解决西藏问题,首先要解决中国政治制度问题。

王力雄:当然。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就是解决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变。



王力雄是中国著名自由作家,代表作品有"天葬:西藏的命运"(1998)、"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07)、"与达赖喇嘛对话"(2002)、"递进民主 -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4)、"黄祸"(1991)。

采访记者:李鱼


其他德国之声中文网文章:
西藏问题从何而来?
为什么“这里没人相信中国的话”?析德国读者的“药方”

Thursday, March 20, 2008

(转贴)冉云飞:我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跟我的观点差不多,但比我说得清晰切要,也是防备原帖被删,特此一转)

(转自Soho小报冉云飞博客:匪话连篇

我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四川冉云飞 2008-03-20 08:01:02

最近的新闻当然不少,引人注目的新闻则是西藏的骚乱与台湾的选举,这两点都与我们的生活与权益有关。与我们的生活与权益有关,当然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值得我们来认真谈谈,同时也有不少朋友希望听听我对此事的意见,下面便是几点我简单的意见,难免挂一漏万,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放弃要烂就烂在锅里头的统一观念。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几千年来对统一有着变态的热爱,却不问这统一是否对自己的权益受损。我认为个人权益比不着边际的统一更重要,任何统一及族群认同,都是有条件的。那种不论怎样穷,不论怎没有尊严,不论怎样没有自由,都要统一的理念,我是不认同的。我认为族群认同和统一,必须在每个人有自由选择和内心认同的基础上,否则强扭的瓜不甜。任何不经别人的自由意志,而强行让别人认同你,都是不可取的。

二:主张自治,而不轻易主张独立。比如西藏独立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与感情,当然首先应该尊重藏族人。但是再尊重藏人感情,不过要言独立,成本实在太高,可能会造成不少的冲突,所以我主张真正从根本让西藏在统一的情况下高度自治,但政府得真让别人自治,而不是上下其手,表面自治而骨子里面却很少有什么真正的自治。九七年后,在香港自治上,就是一个比较坏的范例。

三:我反对个体的暴力,更反对政府的暴力。如果真如官方所说,“一小撮”藏人在烧杀抢掠,那么我也是反对的,不管你有多么正当。当然从藏民的角度讲,从达赖的角度讲(他派他的兄弟与中共高层谈判很多次),他们一直希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政府在其间的诚意,却似乎一届不如一届,这是政府应该反思的。文明政治,应该抛弃暴力,应该知道谈判妥协,才是正道。

四:光明正大的政府,是不封锁消息的。你既然认为是藏民滋事,有何不可以开放让别人来看,让记者来采访的呢?可以这样说,封锁消息才是真正的圹大事态。谣言不可能止于智者,谣言只能止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息开放,让真相来制止谣言,而不是封锁真相让谣言蔓延。

五:封住别人的口,只许自己一个人来发表定性判断,这是很霸道且混帐的逻辑。你封锁消息,不允许新闻自由采访,却在那里自己做出什么达赖集团在幕后指使的定性判断,这是可笑的。别把人们的正常判断能力想得那么低,事实这样只能显示自己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蛮横与愚蠢。

六:提高危机公关的应急能力。雪灾的处理不合格,此次拉萨事件一样不合格。官方几十年对不同意见,不同的权益诉求,大都采访弹压的政策,而不思改变,这样僵化做法,应该逐步改掉,不要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要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已是个权益分歧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人的利益,族群的利益,民族的情感,都应该受到极高之尊重,而不是口惠而实不至。

七:民族、宗教、人权等方面的诉求,都非常棘手,应该真正有诚意的谈判,而不是用枪杆子来压服。我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且在藏区工作过,藏族人的好与坏,也天然存在的。但藏族人的情感与族群认同、宗教信仰、自由选择的确是个大问题,这方面政府不是没有可检讨的余地,也不是做得让人满意。可以这样说,政府这几十年来对藏区的统治,在我看来,不算合格,看一看每次藏人的不满,都从什么开始,就不难看出这一点。这方面的文章在网上已有不少,大家可以查看。

八:任何恐怖活动我都反对,不论这恐怖活动来自官方还是来自民间。如果藏人要求独立而迁怒于普通汉人之上,见汉必杀,这样你就会丧失真正的同情与理解。就像巴勒斯坦人,你是不容易,但你搞自杀式袭击,这无论如何不能得到理智之人的支持。恐怖活动是政治和生活中的毒瘤,是真正的饮鸩止渴。这一点对任何要求独立或者自治的团体都一样有效。

九:奥运之年,当然会有不少的事情,希望政府克制、包容、有同情心,要有善意来解决不同团体和个人的权益诉求。不能因为奥运而弹压别人正当的权益诉求,包括因奥运而受损(比如拆迁户等)的人之权益,也要负责的解决。作为一个政府不要老想到别人是借奥运滋事,而要想别人为什么借奥运滋事?如果没有权益受损,没有人权受损,他哪里能有什么借口呢?为什么美国开奥运会,他国内的人很少杯葛(即有杯葛,也让他杯葛好了,让他反对好了,一个社会有人反对是再正常不过了),那是因为他开的奥运是可以批评的、民主的奥运。我们现在奥运不仅不可以公开批评,而且官方还强调在奥运之年的任何诉求都应该服从奥运,这是非常错误的。任何大型的活动,也不可以干涉和损害民众的日常生活。同理拉萨事件,也应该真正理智解决,不能因为奥运而粗暴弹压。

十:逐步推进民**主自**由,才是中国也是西藏问题真正解决的钥匙。没有民**主自**由,别说西藏问题,就是更多的中国问题,也没有解药。独裁统治,是一种不可以接受的政体,是对民众权益与尊严的伤害,必须改变,这是大势所趋。2008年3月20日8:00于成都

Tuesday, March 18, 2008

(转载)西藏暴力冲突,学者分析原因

(转自BBC中文

西藏暴力冲突,学者分析原因


西藏上周发生大规模反抗北京统治的抗议,进而发展到骚乱。今天,西藏首府拉萨看来基本平静但气氛紧张。整个城市在军警的严密控制之下。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说,在暴力抗议事件中,有上百人死亡,中国当局现在大规模搜捕西藏的不同政见者。

但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13人,而且都是无辜平民。确实的情况目前无法得到独立的确认。没有任何外国记者被允许进入西藏。在西藏的记者也无法自由行动和报道。

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指责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者在背后策划了拉萨的骚乱。但在瑞典,关注西藏问题的作家茉莉对中国丛谈说,中国官方的这种指责并无根据。她表示,流亡藏人在印度的和平示威得到了达赖喇嘛的支持。海外藏人的行动可能确实对境内的藏人有影响,引起西藏许多寺庙的喇嘛出来和平示威。

然而喇嘛们的和平抗议行动得到的却是中国军队的包围,封锁和镇压。这就激起了许多普通藏人的愤怒。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骚乱中并没有几个穿袈裟的喇嘛。而普通的藏人,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达赖喇嘛或流亡政府说了些什么。他们的愤怒情绪是由于他们感到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了被边缘化的一群。

茉莉说,根据中国官方自己的材料,在西藏,特别是拉萨,藏人的失业率达50%。西藏的文化也被边缘化。在西藏,如果寄信信封上是藏文,信就无法收到。藏人必须说汉语才能谋生,才能找到工作。无形中,在西藏,藏民族的语言已经不是一种通用语言。这种压抑的愤怒,碰到机会自然就会爆发。茉莉认为,与其指责达赖喇嘛,不如说西藏的骚乱体现了北京政府治藏政策的失败。

茉莉对中国丛谈表示说,只有诚心诚意的政治谈判,才有可能解决西藏问题。她认为过去北京同达赖特使的六次谈判,北京只是在做秀。北京应该意识到,过去近20年正是因为藏人听从了达赖喇嘛的呼吁,跟着达赖喇嘛走中庸之道,希望能同北京政府取得一个和平共处的结果才有了相对的平稳。但现在很多藏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不相信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是可以走通了。可以说,北京同达赖喇嘛谈判的拖延及缺乏诚意导致藏人中激进派抬头。这将使西藏成为一座火山。

星期日,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接受本台BBC采访时表示,除非北京愿意改变对西藏的政策,他担心西藏将会出现更多的流血事件。他说,用军队镇压显然是能够控制局势的,但是这样做并不能控制西藏人的思想。军队镇压越多,西藏老百姓的怨恨也越多。除西藏首府拉萨外,据报周末甘肃,四川,青海等地的藏区也都发生了抗议事件。

Monday, March 17, 2008

西藏和少数民族问题断想

1、凡是涉及民族和宗教争议一般都会很复杂,只就某一个别事件没法简单看出黑白对错,全世界如此,其复杂就在于人性的缺陷,在于不同习俗和价值观的冲突,也在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历史积怨,更在于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长期损害、和弱势民族对强势民族长期不信任;

2、我们大多数人意识不到几千年来汉族对各少数民族的排斥、欺压、迫害(而只记得自己受过少数民族统治之苦),从古越族、苗族等逐渐被驱离腹地、流离失所甚至完全消失,到49年以后的镇压民族抗议、骚乱(包括维、回、蒙、藏等民族),以及大规模的同化和殖民,少数民族文化(包括汉族的各地方言文化)破坏严重。历史上几乎没有汉族人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包括大部分自认为思想开明的自由知识分子;

3、汉文化历来强势,中国人绝大多数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中共又强迫无神论,所以国人从来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化,不知道如何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也不知道宗教宽容是怎么回事;

4、迄今为止,中共从没有就建政以来它对所有中国人的伤害真正道歉和赔偿,包括对少数民族的镇压、迫害和同化,这些民族中狭隘的想法就会把对统治者的不满慢慢变成对全体汉民族的不满,所谓历史积怨就是这样长年积累起来的;

5、任何族群中都会有理性和非理性思想,藏民中也有激进、狭隘、崇尚暴力的愚昧力量,当理性的意愿长期得不到善意的回应,非理性的声音就会慢慢占据主流并且爆发;

6、尽管这次骚乱中有许多藏民进行暴力破坏,但主要责任仍然在中共政府,是它长期缺乏民意合法性,和一贯大小通吃、说一不二以及说服不了就派军队的霸道管治方式造成的,这是长期错误政策的后果;

7、在本民族广受尊敬的宗教/精神领袖是可以利用来抑制、缓解甚至消除他们中的激进思想和行动,这本是前朝处理汉藏问题明智和成功的经验,但如今的当政者出于私心和愚蠢,将所有不同意见者都推到对立面,将之视为敌人,没有协商和妥协,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8、政府自己标榜的自治是假的,而对方提出的自治,政府一概翻译成分裂,这样只能一拍两散,没办法谈判;

9、政府以为西藏问题就是达赖的问题,一方面把他视为永久的敌人,一方面又把他的影响力看成是无所不能的,这不是明智的看法;把所有问题的责任都推给达赖,是不公平的,也是头脑简单、推卸责任;

10、很多时候看起来,西藏当地的共产党干部(包括藏族)有意无意夸大了海内外藏族人不满的危害程度,其对外发言表现得比中央政府还要严厉,好像还生活在几十年前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概是担心一旦允许达赖回来,或真正实行自治,他们将会失去如今在西藏的一切吧;

11、大多数人以为对少数民族地区只要多投资、搞好经济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认为他们应该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如再有其他任何不满和要求就是过份和忘恩负义。发展经济没错,问题在于有没有事先征求原住民的意见,是不是破坏式的发展,投资的效率如何,是不是真的为当地谋利,其普通大众是否能真正受益,以及大部分族人能否一下接受新输入的经济和生活方式;

12、令人奇怪的是一些生长在少数民族省份(所谓自治区)的汉族读书人,说到一般的政治问题,包括如何看待中共,都还比较开通、自由,一旦说到少数民族问题,往往恨得咬牙切齿,主张除了镇压、杀人之外,别无他法,赤裸裸一副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的论调(我以前一位来自新疆的大学同学就是如此)。这之间的矛盾和反差让我瞠目结舌。

(转载)关于西藏问题

(以下两篇均转自自曲新闻

拉萨动乱 汉藏政治难解习题

白德华/北京专题报导

「在西藏开枪,中共还想不想办奥运?」网友发出这样的疑问。要不是透过特殊程式,这两天上网搜寻关键字,网页几乎都失灵,「专政」力量还是很强大。满布重兵及坦克,不知实情的民眾或许还称庆「对待暴徒就是要这样」;但如真开了枪,难道不担心后座力,引起国际社会抵制奥运?

「汉藏衝突是结构难题,恐怕几辈子难消解!」热中进藏的「驴友」小黄说,「两年前青藏线通车,北京认為给西藏带来发展契机,藏人不是该五体投地感激吗?」小黄说,其实不然,就他几次进藏感受,「藏人根本不屑这铁路。」

藏人乐天知命 宗教成生活依托

两年前,记者也随著青藏线通车进藏採访。感受最大的,不是西藏的蓝天很蓝、绿水很绿,而是藏人乐天知命,和汉族截然不同的生命观。宗教不止是藏人的信仰,而是一种生活处处可见的依托。不管前往后藏林芝路上,或攀上五千公尺的可可西里,渴求生命和平及来生幸福的「玛尼堆」及「五幡旗」,处处可见。

当时,一位来自河南的「援藏」干部说,「藏人这辈子要的不是财富,他们对财富很淡薄,每月工资一半都捐给寺庙了,所以也不懂储蓄。他们要什麼?不知道。可能要的是生命解脱,来生的幸福吧!」

五九年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达赖流亡印度。对「毛主席」来说,多数藏人是怀著崇拜的心情,认為毛泽东解放农奴,打破西藏千年政教合一传统、人分九等的不公平待遇。但他们更尊崇流亡的达赖喇嘛,达赖是他们信仰的核心。

汉人不解的是,五十年来北京花上千亿资金「援藏」难道错了?不是错,原因出在带著「大汉沙文主义」的干部不尊重藏人。

干部轻视藏人 千亿援藏未奏功

河南籍干部说,「要不是中央大力支持,藏人今天的生活牛马不如。他们哪来的铁路公路还有机场?」藏人传统上佩戴刀剑,汉族干部说,「藏人半夜一酗酒就动刀动枪,要不是宽大处理,早就依法惩治了。」

藏族真的没能力自治吗?「藏独」的网友说,藏族会管理自己的国家,就像不丹一样。「為什麼藏族就不能和要求自由的汉人一样争取自由?」

但汉族真的让藏族「文化消融」吗?资讯化时代,独特文化的消失恐怕不是特性,而是共性了。到印度或尼泊尔看看,其实藏族年轻人一样打著撞球,一样穿牛仔裤,老年人也不再穿传统服饰。

显然,汉藏不同的生命价值观,才是藏人要求自治及抗争的主因。对汉人来说,永远不解為何耗掉千亿财政援藏,却那麼多藏人想独立?

对藏人来说,也不解為何达赖多次表明自治(非独立),北京就是永远不信。藏人不是想恢復政教合一的陋习,只是想在这片信仰的国度,用自己的方式,与世无争地活著。

生命价值观不同 自治问题无解

记者曾在青海湖畔遇见一位藏胞,三步一叩、五步一拜地隻身前行,前面五公里处是他的板车及行囊。叩拜完这段行程后,他先将板车前拉五公里,再走回原地重复叩拜行动。一问之下,藏胞要叩拜地走到拉萨大昭寺。近两千公里路程,至少花上三年时间。这就是藏人的信仰。

或许北京当局没想要开枪,因為他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地方干部的优越性作祟,加上只会「防堵」,「拉萨事件」很可能演变另一波汉藏衝突无可弥补的错误,且可能為北京奥运投下巨大阴影。

日前,许多流亡藏人试图翻越喜马拉雅山返回西藏。為阻止藏人回国,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签发了一分英文文件,关闭珠穆朗玛峰。申奥时,中共曾信誓旦旦要借奥运改善人权 ,现在全球瞩目中国之际,如何处理好「拉萨事件」,将考验胡温政府的智慧。

西藏问题关键在于底层民众

亓乐义/特稿

中国的西藏问题由来已久。清朝治理西藏,极少插手西藏内部事务,使得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二百年来相安无事。

一九五一年中共进入西藏初期,也采取相同政策。毛泽东极尽拉拢藏族上层,除驻军西藏较为敏感,其馀给予藏人高度自治,并安排年仅十九岁的达赖喇嘛,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好景不长。一九五六年中国大陆全面进行社会改造,西藏难以免,藏族上层利益受到击,传统寺庙教育遭到破坏,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夕间崩解,引起藏人抗暴。

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爆发大规模拉萨事件,解放军血腥镇压,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北京接管西藏政权,彻底扬弃上层路线,改以阶级斗争,西藏从此陷入一片腥风血雨。

改革开放後,邓小平休养生息,修复寺庙,平反并重用藏族上层势力,当年的贵族又进入人大和政协,使得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穷人并未因此而翻身,引发一九八七年拉萨发生自一九五九年以来最大街头抗议行动。

在十七个月内,先後出现十八次示威骚乱,导致当局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拉萨实施军事戒严,比天安门事件提前三个月,戒严时间长达四百多天。

按理说,改革开放使西藏重获生机,民众生活大幅改善,为何示威抗议不止?

据大陆西藏问题专家王力雄观察,中共修复寺庙,就藏人而言不过是对文革破坏的一种补偿;当年藏族文革小将,疯狂捣毁旧神而新树「新神」毛泽东,如今恢复旧教,这些人情何以堪,只好以「赎罪」心情狂热追逐昔日藏人尊严,以民族代言人自居,挑起民族情绪,对抗并排斥汉人统治。

一九八九年动乱平息後,《人民日报》驻藏记者刘伟,记录一些拉萨人对这次动乱的看法,指出「政府应该反省对藏政策,笑脸总对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的心。现在闹事的人并不孤立,孤立的是干部。」

因此,西藏问题,不全然是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和外国势力等外部因素所造成,关键在於西藏内部,尤其是底层群众,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既深刻又真实,时机成熟,难保日後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抗暴事件。

八角街 历次动乱爆发点

徐尚礼

历次拉萨动乱,几乎都发生在围绕大昭寺的八角街。一九八九年拉萨动乱八角街派出所被焚毁,汉人商店遭破坏。这次拉萨动乱又是八角街首当其,位於其间的派出所及警车被焚毁,一些商店为了避免遭撞,特别挂出哈达等代表藏人的标。

其实今天人们只知「八角街」,代表汉文化的强势,对藏人来说意味「吃大米的汉人不尊重吃糌粑的藏民」。按藏人用语应称为「八廓」。

「八廓」在藏语中是中转经道的意思,也就是「大昭寺」三条转经道之一。今天围绕大昭寺的八廓沿街是汉藏杂处的小商铺,虽然平时汉藏相安无事,有事时就风声鹤唳。

北京虽然将这次拉萨动乱定性为「极少数人打、砸、抢、烧破坏活动」、「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画的」。然而仍无法避长期对藏政策及施政出了问题。

Saturday, March 15, 2008

何其相似的言辞

西藏发生冲突和镇压,又死人了。是的,我不在现场,没法确知真相,只能从网上知道一些信息,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政府说的有几分真话。但是想从另一角度谈一点感受。

看了政府的这个通告,里面的言辞让我觉得那么眼熟/耳熟。没错,从我能够记事起,就开始不断听到类似的言辞: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也就后来说的“四五运动”)、86年学潮、89年学潮、99年“镇压邪教”......,每次都有反华/反共势力策划、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都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跟随、杀人放火的暴徒“打、砸、抢”,而且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概和谴责”,大同小异,或繁或简。

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听到政府如此“大义凛然”、“杀气腾腾”的定性、警告,这次我甚至不用看电视、听广播,也可以想象得出播音员以无情而威严的音调洪亮地念出上述的“义正严词”。仅有的区别在于每次幕后煽动的“黑手”不同,以及那些“坏蛋”从“反革命”变成了触犯《刑法》的“暴徒”。

三十多年了,何其相似的言辞,以前让我觉得严肃、可怕,如今越来越让我觉得作呕。我决不是一个聪明人,但以我极其有限的智慧和人生经验判断,这个政府本质上并没什么改变,它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值得怀疑的。

YouTube被封?

最近常看YouTube,已经成了每天必浏览的内容之一。今天晚上却没法访问,然而这个网站的视频通过代理是没法看的(YouTube这点也很让人讨厌)。

九成九是被封了!

究竟是因为奥运,还是因为这两天西藏示威被镇压?后者可能性更大。

不管是何种原因,都让我觉得恼火,忍不住爆一句粗口:操!如果那个主其事者能够看到,我还要冲着他,手背向外竖起中指!

Tuesday, March 11, 2008

(转载)王容芬: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












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

王容芬


一具中年女尸,凌乱的灰发,浮肿的面庞,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残留着溢出物,右肩和上臂布满扎伤血痕,双腿大面积淤伤,双腿和两足浮肿。死者名卞仲耘,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8月5日死于该校校园,时年50岁。








死者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当晚9时左右回到家中,接到学校通知他卞仲耘受伤被送邮电医院的电话。王先生当即带着3个小孩子赶往医院,长女王学随后知道了也赶到医院,一家人看到的却是亲人遍体鳞伤的尸体。在医院里,王先生与女附中革委会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拒绝解剖尸体,因为对方明显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写了“死因不明”。在王先生一再坚持下,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刘进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她和其他6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宋彬彬。

第二天,王晶垚先生买了一架照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尸体照片,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尸体火化时,王先生拍下了焚尸炉烟囪里飘出的一绺青烟,那是亡妻的冤魂。文革结束后的30年里,王晶垚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卞仲耘申诉,状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投诉有门,但告不动刑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不予起诉决定书”以事件逾期为名,拒绝立案。王先生继续上告了9年,一直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同样理由拒绝立案(1989年4月2日高检字第101号)。王先生在这份堂皇虚伪的红头文件背后写下对中国法治的评价:“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

黑白分明的罪恶

2006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走进和王晶垚的家和案发地女附中校园。

打开一只旧皮箱,里面有:一个二寸见方的小盒子,盒子里一把华发、一块手表,指针停在3点40分,金属表带扭裂了;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的墨迹依稀可辨 “打倒”俩字;一条同样皱巴巴的内裤,沾着失禁的粪便;一条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裤子,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一些曾经用来擦拭伤口的纱布块。再加一架老式相机,一封匿名信,这些和5位证人,共同为40年前那个集体谋杀案作证。胡杰拍完,剪辑成66分钟的纪录片《我虽死去》。

毛泽东的暴力

影片里,王家长女王学压抑着悲愤,平静地陈述1966年8月5日晚上在邮电医院所见母亲尸体上的致命的伤痕:“母亲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血还在往外渗……回家后,父亲看到从医院拿回来的母亲内裤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

残酷的批斗是8月5 日下午两点开始的,当年女附中学生王友琴说,卞仲耘等5位学校负责人跪在大操场的台子上,她听见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

林莽先生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已经是全副武装,个个手持木棍或木枪,木枪是民兵训练用的。她们一律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5位学校校负责人被她们押着游斗,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一手拿铁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儿,脸上涂满墨汁,只看见两只眼珠子,张口喊时露出白牙。红卫兵强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复复来回来去喊。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她后面跟着的副校长和主任们也都是墨汁浇黑了脸,手里敲着破脸盆、铁簸箕大声号叫。他们的嗓子越喊越哑,红卫兵的长枪短棍越挥越勤。卞仲耘挨打最多,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红卫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声大叫。几翻折腾,卞仲耘倒在地上。红卫兵们拥上来,骂她装死,好几只牛皮靴往她身上乱踢。红卫兵们踢累了才住脚,又喊:“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一个大高个红卫兵便把穿着翻毛军靴的脚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剧的姿势。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棍,嘻嘻哈哈狂笑。卞仲耘他们则要搬砖挑土运沙子,你搬过来,他再搬回去,劳动改造。卞仲耘迈不开步,一踮一踮地蹭。

林莽再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东边女厕所外面。红卫兵带着他去那里,让他给卞仲耘找打扫厕所的笤帚。林莽看见卞仲耘的衬衫上有血,后来才知道,红卫兵打人的棍子头上全钉着钉子。卞仲耘已经站不住了,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王友琴至今记着那天宿舍楼白墙上的一大片血点子,还有一个血手印。

林莽把笤帚递给卞仲耘,她还没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双目紧闭。一个红卫兵朝她吼叫:“你又裝死!起來!” 她起不來了。 另一个红卫兵去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头向她泼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林先生看不下去,去了他工作的图书室。

林莽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门,也是红卫兵带去的。刚进正门,就看见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红卫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車。抬起来时,卞仲耘鞋里的水哗哗往下流。

卞仲耘死在平板車上,身上盖满大字报,大字报上压着一把大竹扫帚。她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王友琴叙述了学生对校长之死的冷漠:“第二天早上,学生都坐在教室里听广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高三学生,也是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卞仲耘死了。’教室里静了一下,有人说了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到别处。 死了一个人,她是牛鬼蛇神,她被打死了,根本不被当作一件事情,甚至不需要议论一下。”

好在成年人明辨善恶,王晶垚的同事王来棣女士当时敢于同情他的遭遇,40年后敢面对镜头谴责红卫兵暴行,这在今天的中国还不多见,人们还有顾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位教师给王晶垚先生写的封匿名信: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17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下跪,罚挑土,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她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刚蹬上第三曾台阶,她就一头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意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8月8日2时


那样的深夜,提笔为卞仲耘之死作证,需要何等勇气!40年后,胡杰找到了这位正直的女教师。她已经75岁,给胡杰讲述了当年卞仲耘被打致死的前前后后。打死卞校长那天,这位老师还去看望了胡志涛副校长,胡校长被打得14处骨折。但是她仍不愿暴露姓名,也不愿出镜发言,她说:“时候还没到。”

卞仲耘死于红8月,死于毛泽东释放出来的红卫兵暴力。7月30日,毛泽东撤了刘少奇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7月31日,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由宋彬彬、刘进等红卫兵头目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临时权力机构,“筹备小组”四个字很快被忘记了,权力与“革命委员会”挂钩,成了校园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起暴力来。王晶垚说,8月4日就开打了,用棍子打,那天卞仲耘回到家里,撩起上衣给他看背上的伤。他让妻子不要去学校了,出去躲一躲。卞仲耘却准备好了死,而且洗得干干净净去让她们打死。王晶垚说妻子不离开,因为她认为自己没问题,她要保持人格尊严和清白,绝然赴死。

8月5日,副校长胡志涛一上午跑遍新市委等京畿衙门,要求他们出面制止红卫兵暴力,没有人理睬她。下午惨案就发生了,胡志涛本人也被打成终生残疾。

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那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休息时,他在报纸的一角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过了13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宋彬彬等40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蹬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给戎装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振臂高呼:“红卫兵万岁!”

毛泽东肯定了红卫兵,肯定了宋彬彬。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要武嘛”,第二天宋彬彬以宋要武的面目问世,并参与决定给女附中改名 “红色要武中学”,随后“要武小学”、“要武中学”跟风而起,从此红色恐怖笼罩全国。王晶垚先生提到女三中校长沙坪和八中党总支书记华锦之死,这两位女士死得比卞仲耘还惨,沙坪被逼喝痰盂里的水,在8月19日晚上和20日上午遭到毒打死亡,华锦的尸体被挂在暖气上。40天里,仅北京的红卫兵就打死了1700多人。

刘少奇的暴力

即使工作组不撤,卞仲耘、胡志涛们也逃不脱厄运。王晶垚先生用那台照相机追拍了工作组治下的迫害。工作组1966年7月3日呈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師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見”,第一句话就决定了她们作为阶级敌人的命运:“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点学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揭发了领导核心的大量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初步排为四类学校。”理由是“学校领导权把握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卞仲耘、胡志涛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都被划为四类干部。四类是最坏的一类,是铁板钉钉的阶级敌人。

意见书给卞仲耘定的罪状是︰“多年來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頑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無恥的私生活,有時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凭着这些罪状,卞仲耘足以被开除党籍、公职,进而押送监狱或发配北大荒了。

王晶垚先生拍下了工作组所说的“群众揭发”大字报和漫画的一部分。6月23日,外校教师袁淑娥带着100多个女附中的学生来他们家里贴大字报,从大门外贴到屋里,每张都有房门大。王晶垚从楼梯上拍下贴在他家大门上的大字报:“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这一张是“正书”,其它几张大同小异,除了政治帽子,就是下流的辱骂和威胁。

大门外左侧墙上是毛泽东语录和空空洞洞的“严正声明”,右侧是骂杀:“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中四三”这张下面还有一幅名为“卞母猪的丑态”的漫画,画着一个猪身小丑,撅着屁股摇一面三角旗,上书“我是女混蛋卞”,“卞”字下面加一个带括号的“便”字。这些花季少女满嘴杀剐,辱骂人没有底线,她们的语言暴力与8月5日的行动暴力相映成黑。

进到里面,每间屋的门上都糊了大字报。洗手间俨若私设的公堂,左边门框上“坦白从宽”,右边门框上“抗拒从严”,中间门上“老实交代”,下面是大字报:“警告卞毒蛇,不许你再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告诉你,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你胆敢不低头认罪,我们就坚决专你的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撕大字报,就是抗拒革命。”

卞仲耘卧室门上贴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就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扒你的狗皮,砍你的狗头!告诉你,现在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你他妈的敢动劳动人民一根毫毛,我们就宰了你!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门的另一面是:“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王晶垚房间的门上贴着:“卞狐狸精、母夜叉(卞仲云)你休想回家逞凶!在学校,你这个堂堂的大校长,总支书,早就被同学斗得威风扫地,在斗争会上,在革命师生的讨伐声中,索索发抖,猪毛蓬乱,头顶破筐,猪脸发紫,两腿发瘫,手捧高帽,冷水淋头,口衔黄泥,如若落水猪。回到家里,穷撒泼,凶神恶煞,一付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 中四.三” 中四三的女生使尽了糟践人的本事,却错字连篇,连校长的名字都写错了。

她们连孩子们的房间也不放过:“警告卞母猪及她的猪崽子们,不许你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

宪法保护的公民居住地,可是一个中学校长家里大天白日闯进100多人,肆无忌惮辱骂、威胁主人,这事发生在法制尚在的刘少奇治下,公、检、法都还没受到冲击。刘少奇留守京城主持执政党中央日常事务,未经法律程序,擅自派工作组插足学校,下令停课闹革命。国家主席不去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挑头儿作乱,为毛泽东大乱天下决开大堤,洪水猛兽,不可收拾。

6月22日,工作组主持召开了空前残酷的打人斗争大会。袁淑娥一家三口上台,工作组听任袁揪住卞仲耘的头发发泄私恨。这些大字报是对斗争大会的补充,用以巩固打斗战果。

6月29日,卞仲耘给派工作组下来的党中央写了一封呼救信,反应自己在批斗会上遭受的暴力和侮辱,举报了恶毒煽动的袁淑娥: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种种折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話,没有过的思想和意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能承认。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复原来的姿势。象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共有三、四次。

当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样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大概还不只拍了一张。等到把我折磨够了,天快黑了,会快结束了,那个阴险恶毒的坏家伙袁淑娥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还不够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头发,我对这个可耻的家伙进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蛊惑、利用的学生们不要再打我了,说光打不解决问题,一方面更加阴险恶毒地煽动大家对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继续进行"揭发",以便证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斗争大会一直开到七点多钟才结束。
刘少奇的工作组6月3日进驻校园。6月2日宋彬彬、刘进、马德秀3人贴出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表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攻击校领导,与6月1日晚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只有不到十小时的时差。工作组一进校门,就旗帜鲜明支持这张有来头的大字报,宣布女附中停课闹革命。当时,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刘进的父亲是教育部副部长。给毛泽东献袖章的时候,宋父已经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最高权力中心。无论是刘少奇的文革,还是毛泽东的文革,卞仲耘都逃不脱宋彬彬们的魔掌。皇家女校校长,不过是贵胄们的仆人,在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世袭社会里,好汉豪女们处死他们的校长、老师是天经地义。工作组7月3日上报的“四类学校師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見”,既肯定了6月下旬的打人大会和闯入卞仲耘家贴大字报的暴力行动,也宣判了卞仲耘的政治死刑。

跟着共产党走向死亡

卞仲耘的死期还不自1966年6月始,工作组审查意见书捯历史捯到1944年参加工作,1941年入党,说她“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曾夸耀自己是带着黄金首饰参加革命的。”按照中共文革流行的血统论,就是说,卞仲耘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入党,不该进入革命队伍,死亡之路早在她加入共产党之时就开始了。

卞仲耘和王晶垚都是三八式干部,他们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为志业,当年选择新闻专业,就是因为这个系课程少,他们有更多时间投身革命。王晶垚展示了1944年底在成都燕京大学组织的宣传民主、反法西斯的大规模展览照片和与李慎之等参加反抗四川省政府的双十运动友人的合影。王先生说,那时就是往枪口上冲,好多人牺牲了。

影片里响起卞仲耘生前最喜欢的歌曲《太行山上》,王晶垚和卞仲耘曾在太行山上的陕北电台工作。王晶垚拿出一块小巧的坤表,这是卞仲耘从继母手里继承下来的,当时电台没有一台准时的钟表,借了这块表定时。

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里,王晶垚失去了青年时代以来三位最亲近的人,祁式潜、卞仲耘和刘克林。

祁式潜出身官僚世家,曾祖祁隽藻是道光和咸丰年间宰相,历任国子监祭酒、户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任道光皇帝的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皇帝的太子太保、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读,有“三代帝王师”之称;祖父祁世长历任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父亲祁友蒙历任南河同知、湖北知府。祁式潜比王晶垚夫妇参加革命还要早,是1935年12•9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但他命运坎坷,打下天下却失去党籍,直到1956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级别、待遇都从那时算起。祁式潜不仅是王晶垚的战友,也是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8月4日晚服“敌敌畏”自杀,卒年51岁。3年以后,祁式潜夫人居瀛棣也选择了这一条路,卒年53岁。居瀛棣是国民党元老政务院院长居正之女,1936年放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业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和上海参加中共隐蔽战线,协助完成了许多重要地下工作,死前为故宫博物院馆员。

刘克林是王晶垚夫妇大学时的同学,出身官宦,其父为民国政府海军部少将司长,主持海军编译局。刘氏14岁即参加共产党,也有一段丢了党籍的坎坷,1957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刘在大公报供职多年,有“一代报才”之誉,文革初期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被副部长姚溱株连。7月23日姚溱自缢,8月6日下午,刘从中宣部办公楼5楼砰然坠下,卒年42岁。刘死前无异兆,没有遗言遗嘱。

他们都出身于有社会地位的殷实人家,无衣食之虑,无思想之固,黄发垂髫,一腔热血,投身革命,万劫不复。他们躲过共产党的一场场死亡运动,最终在文革死亡游戏中丧生,被逼死、害死、乱棒打死,骨灰不存,魂灵无系。卞仲耘作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的名字无法掩没;祁式潜和刘克林虽然为共产党轰轰烈烈过,却少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如果没有王友琴的文革死难者名单,我也找不到他们;居瀛棣的名字更鲜为人知,我是在台湾李敖先生一篇“居正女婿辨”里偶然发现的。文革死了多少人,国家没有统计,死了多少共产党员,党内也没有统计。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曾向邓小平先生提出这个问题,邓答道:“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亲人和友人一个个死去,在死亡面前,王晶垚觉醒了:“我这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记忆中,我身上背着十字架,这样一个典型的惨案,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被摧毁了,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遭遇。耶稣扛着自己的十字架,我是在帮着扛十字架,我现在还扛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有责任,只有我有责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他们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样,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如果我不把这些真相揭露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用我一句话,我就白活了。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总结一生,概括为8个字: “生于梦想,死于梦想。” 他要把这8个字写在自己的骨灰盒上。

影片中另一位证人林莽先生,接受参访时已经90高龄。林先生14岁参加革命,建国后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从大学降到女附中,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从语文教师降为图书资料员,文革中被罚扫厕所。他也和王晶垚先生的朋友一样,曾经想用死来证实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和无靠的母亲同归于尽。母子俩手拉手坐在木床上,握住电线,接好拉线电源。灯泡炸了,人却没死成。事后林莽听学校里物理老师说,因为两个人当时都没接触地面,处于绝缘状态,所以没死成,如果有一只脚着了地,两个人必死无疑。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尤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师也还在世。私设公堂的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她只是坐着审讯她的老师,罚他们给她下跪,对老师动拳头、抡皮带的都是站在她身边的打手。胡志涛老师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长和后来遇难的几位女附中老师以及北京市和全国的死难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是宋彬彬亲手打死的,但是给“要武”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视为无上光荣。可以辩论红卫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红的,但是死在红卫兵手下的无数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争的事实。

从死亡的诱惑中解脱了的林先生大彻大悟了,决定再不去死,直面红卫兵的暴力。说到文革中依然兢兢业业,抢救图书,老人摇头长叹,对胡杰说:“愚蠢啊!你真想不到我有多么愚蠢!”

影片最后是一个 “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单位名下是黑底白字的人名,像黑暗中的白骨,诉说他们在那个野蛮的年代怎样死去。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名下,卞仲耘后面还有8个名字: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失踪)。“北京大学”名下的死难者名单占了3个页面,有些名字很熟悉,都是业界精英。名单长达5分钟,一排排白骨组成的长城,比红色高棉的人头骨墙更加坚实、壮观。这仅仅是王友琴女士收集的文革死难者中一小部分,如果把文革中全部死难者的名单排出来,一部长达一年的影片也难尽述。

没有底线的卑鄙

《我虽死去》讲的是文革中学生打校长的故事,有被打死的校长,却没有打她的学生的镜头。铁证如山,言之凿凿,凶手却自始至终不露面。假如是刑侦片,这样安排无疑是个败笔;作为纪录片,这个空白越发令人遗憾。除了义不容辞的王友琴,连个出来作旁证的当年女附中学生都没有。那一代人阙如,无论作为凶手反省,还是作为目击者作证,没有人出镜,是这部杰出影片明显的缺憾。

胡杰尽了力,王晶垚也尽了心,但是他们没有争取到一个人出镜或者仅仅出声儿。凶手不用说了,目击者有种种顾虑,人情大于人命,是这一代文革遗民的道德。当今中国,正是这一代人支撑着不尊重生命的红卫兵政权。

王晶垚是一个宽厚的苦主,他只控告过袁淑娥,这个校外人员曾经是卞仲耘的熟人,一个恨人不死、恨天下不乱的恶人,借文革报私仇,到女附中全校批斗校領導的大會上“控訴”卞校長,煽动情绪,又带领学生去卞校长家中贴大字报。袁淑娥犯有诬陷和教唆罪行,对卞仲耘直接动过手,闯过家,对卞仲耘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王晶垚没有控告打人的红卫兵,她们毕竟是卞校长的学生。他毫不介意他们是否"道歉",更没有等待手上有血的人"道歉"。他只是希望她们真心悔悟,救赎自己。夺人生命怎么能只靠一句道歉就了结?!有人说"王先生等待了40年",王先生自己说,他从未等待过什么道歉。该对全体文革受难者悔罪的是当权者!当年的红卫兵们却连自己迷恋的"道歉"之说也没有身体力行,她们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路,这些老兵虽然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却死死守着当年恐怖暴行的秘密,没有一个人打破死一样的沉默。

《我虽死去》在网上传播后,有两个当年的学生来到王家。王先生激动、欣慰,热情招待她们,跟她们合影留念,后来还把这张照片寄给一家历史杂志,虽然她们并未道歉。

这两个人后来再没去过王家,倒是见了回国定居的宋彬彬好几次,有她们发在网上灯红酒绿的照片为证。从此女附中的老红卫兵们打破了沉寂,一个恶毒下流的诽谤在他们中间不胫而走:“王晶垚都85啦,家里还养着小蜜!一边搞小蜜,一边给前妻喊冤,两头儿全让他占了。” 时间没有洗刷这个老红卫兵群体的罪恶,年龄没有改变她们的下流,她们仍像40年前一样,凭借充满卑鄙的想象力诽谤人,靠着浸透毒汁的舌头谋杀人。

所谓小蜜,那年已经75岁,是一位丧偶的退休大学老师。影片中有她一个镜头,一双手给王先生端来一个饭盒,然后是一个蹣跚走回厨房的背影。对这位女性,王先生眼里尽是敬意,话里充满感激:“我这个老伴儿,我对她说过很重要的一句话,我说,我有这样一件事,我要做这样一件事,希望你支持。她同意了,我们才结婚,30多年了。她很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对我一直照顾得非常好。对几个孩子,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感情非常非常好。”

这样两位可以作她们父母的老人,热情接待了两个不速之客,没有揣摩她们登门的动机,更没有想到她们会编造恶言,传播蜚语。王晶垚先生家墙上挂的都是基督教绘画,他特别喜欢那幅《圣母子》版画,因为母与子两对眼睛里传达出人类最深沉的爱。两位老人以德报怨,收获的却是作践。墙上那幅《最后的晚餐》画的是人的背叛,学生的背叛比起犹大来,无耻尤加。《马太福音》里说,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把那30块钱拿回来还给祭司长和长老,承认自己犯了罪:“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在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面前,犹大当得起义人,看到结果,立即认罪,承担罪责。她们40年都没达到犹大的觉悟,而且继续堕落。

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女附中革委会代表字条上有宋彬彬、刘进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出现过3次:6月2日贴大字报,7月31日成立红卫兵,8月5日在卞仲耘尸体面前,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无论刘少奇的文革,还是毛泽东的文革,都离不开她们。她们始终站在文革的主动方面,既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也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宋彬彬献给毛泽东袖章上面的“红卫兵”3个字,是刘进等人从“红旗”杂志、“人民卫生报”、“为女民兵题照”3处集来的,镂空刻在硬纸板上,用油墨滚筒印在红布袖标上。她们处心积虑,机关用尽,不同于跟风而起的红卫兵。卞校长遇害时,宋彬彬和刘进是校革委会的负责人,都是年满18岁的中共党员,对卞校长之死负有不能逃脱的法律责任。

西方法院正门大厅里通常都站着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一块黑布蒙住双眼,无分亲疏厚薄,左手执正天平,右手仗义持剑。拉丁系语国家的司法一词都从正义女神的名字iustitia演化而来。意大利文是Giustizia,西班牙文是Justicia,德文是Justitz,法文是Justice,英文中的司法、审判与正义是同一个词justice。

本杰明•哈里斯是一位美国检察官, 在为民伸张正义的岗位上战斗23载,近年一直追踪红卫兵犯罪集团。检察官看完《我虽死去》,怒不可遏,拍案断喝:“宋彬彬、刘进以及所有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你们听到正义女神的剑在悬响吗?

绚丽奢华的“光荣”

胡杰和影片里的几位证人想借文革40周年之际提请当局和国人注意那个至今未结的案子,却被禁演。《我虽死去》至今未解禁,还连累2007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遭腰斩,殃及46位参展者的39部影片。那位给王晶垚先生写匿名信的75岁老人不幸言中:“时候还没到。”

《我虽死去》无涉色情与暴力,没有触犯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影视音像制品审查制度里的禁令。影片不能上演,原因仅仅是触了文革雷区。

去年9月,一部叫《光荣与梦想》的纪录片问世,制成光碟,长达2小时10分49秒,每张售价10元。此碟与《我虽死去》在时代、人物和个别画面上都有重合,但网络、门市畅销无阻。

《光荣与梦想》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华诞庆典”,实验中学就是卞仲耘生前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关于这所学校,卞仲耘的前任,林默涵夫人孙岩校长说过:“有人给我们学校做过统计,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中有党中央主席的孩子,有共和国主席的孩子,有6个元帅的孩子,有12个副总理的孩子,再往后数就数不清了。老师们曾开玩笑说: 如果我们召集家长会的话,可以开大半个政治局会议啦。”这话是炫耀,也是这所皇家女校的实情。孙校长幸运,早早调离,逃脱了卞校长那样的厄运。

《光荣与梦想》证实了孙校长的话,这次庆典大红榜上果然皇亲国戚济济一堂,连毛泽东在世时就被逐出宫墙的儿媳妇都没遗漏,更加抢眼的是那些官居正三品的校友。让我惊骇的是,这个权贵方阵里也有当年很风光的红卫兵头领,例如自己不动手却让身边打手出拳头抡皮带的宋彬彬,例如和她一起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马德秀。30年前彻底否定文革,她们因为打砸抢的历史,当在“三种人”之列,今天宋衣锦还乡,马加封副部级大学党委书记,双双堂而皇之卷土重来。

胡杰影片里跟在卞校长被打死后面那个“8.18”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也出现在《光荣与梦想》里,不过是在开头部分,人物位置也不同于胡片。嘉宾们进入人民大会堂,打开一本装帧精美的书,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就赫然跳出,对页上是卞仲耘模糊的照片,仿佛“8.18”以后卞仲耘还健在,自豪地看着给毛泽东戴袖章的宋彬彬,看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红卫兵、军训的红卫兵。给这个画面配的解说词是:“在九十年的悠悠长河中,实验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志士才俊,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志士才俊,显然指画面上的宋彬彬。选这一张代表照片阐释宋彬彬的内涵,我自然联想到胡杰影片里卞仲耘的死。

这张与卞仲耘之死分不开的宋志士与毛泽东的合影出现在《光荣与梦想》光碟里,出现在《光荣与梦想》纪念画册里,又特别在9月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现在女附中校园里竖起的大型展板上。9月5日是校庆日,9月9日是毛泽东忌日,这张照片到底纪念什么呢?肯定不是纪念41年前被红卫兵打死在这个校园里的卞校长。校方一而再、再而三在“光荣与梦想”的光环里炫耀这张照片,究竟要给学生们树立什么样的荣辱观、灌输什么样的梦想?

袁爱俊校长是这场华诞庆典的上下人物,幕前表演,幕后操纵,台上督阵,台下逢迎,从开场致辞到挤进教师大合唱营盘收场,可谓鞠躬尽瘁。她是光碟《光荣与梦想》的总策划和总监制,版权页上除了袁爱俊的名字,还有35个人名和5个参与制作的专业单位名称,总导演是当过央视春晚总导演的王冼平,下设5位导演,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联合摄制。这里有势利眼的谄媚,暴发户的炫耀,得着机会狠狠捞一把的贪婪,但是,仅凭这些基本功,袁校长能量再大也难撑起这么大的台面,何况上任不到一年,脚跟还没站稳呢。

庆典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央视新闻首播罗京主持,包括各级领导人和外国使节在内的近6000名人出席,规模远远超出了孙岩校长炫耀的半个政治局会议,场面堪比春晚,效果直追当年《东方红》。全世界还有哪一家中学能在国会大厦开派对?一个育人的学校跑到议政的地界作秀,先乱了规矩。2500年前孔夫子就主张有教无类,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教育部的实验学校却只瞄着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还要映片卖碟,推广全国,为反文化、反人类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现身说法。“各级领导”多方支持,甚至请来外国使节观看这种愚昧表演,丢国家的人,现民族的眼,天地之间,咄咄怪事!

王晶垚先生在给袁爱俊的公开信里指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出席庆典的“各级领导”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那段与宋彬彬分不开的历史,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最先打死了校长。41年后,他们在文革暴力的发源地举办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校庆秀里扎扎实实扮演了复辟先锋的角色。

胡杰影片里请不到的人,都拿了请柬为《光荣与梦想》充数儿,《我虽死去》里的主人公卞校长遗属却没有受到庆典邀请。两部纪录片,两种鲜明的立场,两个不相称的营垒。按照先后顺序,是《光荣与梦想》挑战《我虽死去》?CCTV叫板胡杰?

一位远在芝加哥的中国学者,把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不十分专业的独立制片人撮合起来,没有一分钱外援,各自投入对历史的责任感,共同做出60几分钟的黑白片。今年一月,香港 “二零零八华语纪录片奖”的评委们把长片组最高奖授予《我虽死去》。面对滚滚复辟浪潮,几位小人物挺身而出,为那个疯狂年代的滔天罪行留下见证,是这部纪录片的价值。
(以上转自观察

另注:这篇文章的作者王容芬,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在66年文革初起时,不过是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竟能看穿那一场疯狂浩劫的本质,更让人惊叹的是,她竟敢给毛泽东写退团信!(这事即便在今天也没几个人敢干,单就勇气来说,足让我们这些整天夸夸其谈、既虚伪又虚弱的男人们羞愧不已。)之后她自杀未成,受了十几年监狱的磨难,文革后成为一名学者。

转录她的退团信如下: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
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Tuesday, March 04, 2008

北京:外地人与狗一处办证

















(点击看更清楚些)

转自许志永的博客

Monday, March 03, 2008

PX从厦门搬走了,漳州人怎么办?

说实话,当初人们一片欢呼厦门公民胜利时,我心里确曾飘过这样一丝疑问:“迁到漳州,漳州人民就同意吗?”,但网上和纸媒均不见有人提及,自己也很快就忘记了,我毕竟也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犬儒”人。

但今天无意看到有漳州东山岛居民游行抗议PX项目的消息,然而网上google一番,不多的一些关于此事的报道,大多只是标题和跟贴,里面的正文和图片、视频都不见了(比如这个“东山反对PX举行千人游行”),幸好,还找到一个blog:坚决抵制px的BLOG,上面有一篇看看我们在寒冬中走上街头的父老乡亲!!!,上面有照片和短评。我觉得这个blog很快也会消失的。

而其他网络媒体,仅就我目前粗略所及,无论境内境外几乎都无报道,除了大**纪**元的这篇。(以下转贴)


PX迁移福建漳州引发万人抗议


【大**纪**元3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为抗议PX工程由厦门迁移漳州古雷半岛,2008年2月29日当地万人游行示威,冲突中数辆警车被砸,民众一死数伤。因担心事态扩大,当地政府已经下令周六、日两天学校学生上课,企事业单位上班。


今天3月2日有网友披露:“今天的游行群众有增无减,现在全部聚集在云霄高速公路上,共产党政府部门已经出动大批武装力量准备对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百姓进行镇压,并且已经发生正面冲突,大家快来帮助我们吧......”

反PX落地 古雷半岛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

近半年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厦门PX项目在厦门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失败,2007年12月福建省政府又作出决定将该项目迁址漳州市古雷半岛。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当地民众反弹和恐慌。2月29日效仿厦门手机传播“散步”的经验,东山岛内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PX项目落地漳州。

据前方网友传回的消息说:这个原本平平静静的古雷半岛,2月29号晚10点多,各地群众上万人同时出行,堵住小镇的主要路口,封锁开往县城的所有车辆,向政府表达对PX建在古雷的不满,同时也期待即将召开的两会,政府能倾听他们的民声。但是游行队伍在诏安林头与诏安边防部队发生冲突,当时造成游行人员一死数伤。

当天在铜陵地区也有很多人聚集在铜钵村路口堵路。公安、武警试图阻止愤怒的群众,冲突中,五辆警车被砸。一辆外地牌照的面包车试图闯过,被拦截下来后,言语不文明,当场面包车也被掀翻。车里面的人挣扎着爬出。

3月1日下午三点钟开始,更多人涌向小岛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陆路--八尺门海堤。上千辆的摩托,还有无数的面包车、公交,堵住路口。至此,东山人民反对PX项目的大幕就此拉开。

另有学生告诉记者:2月29日,铜陵发动千人“散步”活动,反对PX。而政府或许是担心学生参与活动,让各学校的学生周末要上课。3月1号我们东山二中与职中的师生从早上7点被锁在校内直到晚上6点。东山一中在学生上课期间也开始锁门,学生不得出去。东山农行上级告诉员工:如果参与相关活动,将开除该员工。

一学生在网路发来消息说: 一个年纪估计比我奶奶还要大的老婆婆,颤巍巍的站在那,对身边的民警说,年轻仔,别阻拦我们,我也活不了多久,我来这里反对这个是为了我们东山的后代啊!

他说: 晚上(29日)回家路上,看到一个小妹妹,估计也就小学刚毕业那年纪,在街口的墙角贴一张传单,走近一看,是介绍PX的害处和倡议群众起来反对的。署名东山XX环境保护协会。看着那小妹妹在那认真的把纸张抚平,粘贴到墙上的情景, 抬头看了看天,雨正不紧不慢的下着,把那小姑娘的全身都弄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是贴第几张传单了,心底涌动着莫名的心痛和感激。历史见证,东山人民并非如同以前一样任政府搓圆捏扁。  

危及生命 古雷半岛周遍地区抗议呼声高涨

很多人会诧异PX项目迁建漳州市古雷半岛,跟东山岛有什么影响?他说: 原因很简单,国家相关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开发,而我们距此项目零距离,下面是一些数据,都是到县城的直线距离:东山岛距离古雷半岛只有10多公里,云霄(31公里),诏安45公里,东山23公里,龙海66公里.漳州70公里.平和65公里,南靖73公里,华按119公里,海沧77公里,厦门81公里,哪个地区也没有超过100公里的范围。政府口口声声在提倡环保,不要污染环境,PX搬到古雷首当其冲的就是东山岛!

东山岛距离古雷半岛只有10多公里。要知道,东山岛多半群众一直是靠捕鱼作业而生,而近几年旅游方面的建设也颇有样貌了。10多公里,这可以等同于把PX项目建在东山岛人民的家门口。此举,是想证明当地政府功绩?还是想欺骗当地渔民为主的生活群体的淳朴?很显然,这就是此次东山岛内冲突事件的导火索,当地政府为了功绩而引起群众暴动的导火索。有专家学者曾公开解析过:“PX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专家称。

另有网友发贴说:我只想说一下:共和国,你如何面对福建;福建,你如何面对东山?建国已经59年了,各地的经济都蓬勃的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等等,福建也在发展,但是相对中国的其他很多城市而言,你的步伐怎么迈得这么蹒跚。备战,成为了你的羁绊,记得念初中、高中的时候,每天都军事演习,我们在课堂上读书声朗朗,夹杂着炮弹的响声、玻璃窗的震动声,可谓声声入耳。为了备战,直接导致了福建经济的发展,纵览福建这个地域,大型重工业没有,只有一些小厂,一些地方是发展了,但是都是群众自己靠双手支起来的,所以我很佩服泉州人。面对这些历史原因错过的历史机遇,福建人没有吭声。福建人就是这样宽容地接受了。

现在福建有了PX,听说有800个亿,政府认为说是块好吃的蛋糕,原本在海沧落脚,因为厦门人的团结,它走了,还厦门一片纯净的蓝天。它前脚刚离开厦门,后脚就踩进了漳州,古雷半岛,这个我从小就知道的地方,离东山的北面只有短短几海里。按原来厦门的领导出来辟谣说这个项目不会污染环境,但是这个项目它低着头离开了,为什么离开了,要踩回漳州,要落在我可爱美丽的家乡东山对岸。

“难道让我忍受你的毒,假如我忍受了,我的后代怎么办?”

一民众表示:本人多年来一直在外地上班,最牵挂的是故土,还有那令我魂牵梦绕的海鲜,如果PX你来了,我的梦去哪里寻找,我的海鲜要到哪里去吃。我们东山人本来已经是勤劳、纯朴、安分到极致了,还要我们怎么样,演习,备战,我们承受了,都说是个好地方,但是东山至今有很多人生活在困苦之中,芦笋,带给了东山几年经济的飞跃,现在没有芦笋了,我们还有一点海,苦日子过得下去也是没有怨言。相对我这种类型的来讲,在漳州,厦门这一带地方来讲的上班族,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年收入几万,我们在厦门能立足吗,原本还可以承受东山的房价,PX你来了,我还能住东山吗,你要我去住哪里,难道让我忍受你的毒,假如我忍受了,我的后代怎么办,等他们长大以后,我敢面对我的后代吗?福建,你有这么一个璀璨的明珠--东山,你为什么没有让她绽放更大的光芒,原本她虚弱的身体需要营养,为什么你给的却是毒药。

民众呼吁“关注PX~拯救漳州!”

有民众质疑: 政府媒体曾经报导说:“ 该项目迁往远离市区的漳州古雷半岛,是个多赢的方案,既保证了人口稠密的厦门没有潜在的危害,又刺激了贫穷地区的经济。”这是多赢吗?我们知道PX项目是一个庞大产业链中的一环,那些产业链中创造财富、解决就业、没有污染、没有危害的环节留在了厦门。有污染、有危害的、不想要的留在漳州,那算什么赢?也许是他们太穷了。他们穷吗?古雷半岛人烟稀少,但是距古雷半岛仅13公里的东山岛,那里有22万人口,他们可不见得比厦门人民穷。此迁址方案说白了就是,牺牲了22万东山人,保住了220万厦门人。 经过厦门人民的光荣斗争,PX早已臭名远扬,闻名全国,地球人都知道。为了我们繁延生息的美丽的家园,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为反PX而战,钟为谁鸣?此处青山绿水不复明!关注PX~拯救漳州!




这算哪门子的高手

也许是我们看的武侠小说、功夫电影太多?也许是江湖骗子欺人?或许是传媒喜欢夸大其辞?又或者是以讹传讹?难道所谓的武术家就是这个样子滴?这算哪门子的高手啊!且看:

“在薛乃印创办的一个公开刊物上,曾登载过他的简历:薛乃印,1954年出生,中国辽宁省抚顺市人。中国十大太极拳名家武式太极拳第六代掌门传人、内劲道创始人。现任内劲道功夫世界联盟盟主、中华内家拳研究会理事长”——新华网“新西兰一华人家庭的悲剧

“...在没有任何警力的支持下,6位华人赤手空拳合力制服了这位前抚顺武警大队散打总教练。...六位华人英雄(五位男性,一位女性)......薛乃印似乎意识到一点什么,有点焦躁不安,两眼乱转,在屋子里面开始选择有利地形、舒展腰身,准备应战。就在薛乃印走到大门口,试图溜走的紧要关头,大个子阿伟一下子将这位前武术教练撩倒在地,按住他的头部,说时迟,那时快,小齐和老李过来摁住了薛乃印的手脚......”——“六华人智擒太极高手---薛乃印落网记

Sunday, March 02, 2008

转两段视频

一旧一新,旧的更出名,以至成为典故。两段都跟香港有关,也都跟我们有关。

前者是好似小丑表演,气极败坏,丢人现眼,"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后者恶搞(香港)政府主旋律,草根发声,“福佳始终有你”。

古人云:独恶搞乐不若与众分享恶搞乐!

(视频如下)

1)a funny vid of ex-president of china(aka: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附送:恶搞版台词

2)福佳始終有你3(注:“福佳”应是粤语粗口“仆街”的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