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y 29, 2006

博客杂览(5.29)

Wednesday, May 24, 2006

文革四十周年之七: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


(转载,来自博讯网

刘晓波: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今天是2006年5月16日,文革四十周年纪念日。原本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大日子,但在中国本土却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而只有境外媒体的约稿和采访。

文革灾难过于巨大和惨烈,最惨烈当属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蔑视。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死得尸骨无存,被迫害致死的"阶级敌人"更难以计数,甚至发生过多起群体性大屠杀。
在悼念这些死难者时,我不能不特别地想起遇罗克之死。他不是毛泽东的"战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顺民,而是罕见的反抗暴政的先觉者。在"阶级歧视"加"红色恐怖万岁!"时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在造反派们大都以"反潮流"相标榜的时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大潮流。故而,他才成为因反潮流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英雄。

文革初期,当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口号横行京城之时,遇罗克写出了中共执政后的"人权宣言"--《出身论》,与权贵子弟提倡的"血统论"恰好针锋相对。他那么早就看出"身份政治"对人的歧视和残害,揭示出"身份歧视"背后的"阶级灭绝";他刺穿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的"丑恶的灵魂",揭示了毛时代所谓"平等"不过是幻象而已。

1949年后的中国,有太多的人及其家庭受到"身份政治"的歧视和迫害,只要出身于"政治贱民"的家庭,平日里事事受歧视,运动一来,人人得以弃之、诛之。无论怎样驯顺听话和努力改造,最终也抹不去先天的"红字"。只因遇罗克的父母曾在日本留学,一家就必须忍受身份政治之害,"三、五反"父亲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反右时即使不说话、不表态也是"右派",遇罗克上不了高中,遇罗文考不上大学。

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和对权利平等的呼唤,既来自家的切身遭遇,也是为那些饱受身份政治歧视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争取尊严,为那些死于阶级灭绝下的亡灵大声鸣冤。所以,遇罗克主办的《中学文革报》,才能在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人们如饥如渴地争读《出身论》,排起长队购买《中学文革报》,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遇罗克,他接到的读者来信之多,高达每天都有几千封,甚至令邮递员不堪重负,只好让遇罗克派人去邮局取信。

然而,遇罗克的声音仅存在了一年,之后就消失。1967年4月14日,文革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文革小组"把《出身论》宣判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罪名是"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遇罗克作为"现行反革命"受到公审,在震天的声讨中被判处死刑,之后被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与此同时,遇罗克一家六口人,除小弟之外,其他五人全都遭难,就连大弟遇罗文和妹妹遇罗锦也被送进了监狱。

尽管在表面上,官方已经于1980年为遇罗克平反,但是,他的亡灵仍然在泣血。因爲某些老红卫兵,至今仍然深切怀念毛泽东时代;身份政治的极端化标志"血统论",其阴魂仍然徘徊不去。
遇罗克看到了"血统论"的背后是"阶级论",阶级论为血统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公开揭破这个谜底的恰恰是那些急欲掌权的"高干子弟"。虽然,今天大陆没有几个人再谈"血统论"了,社会的用人标准也逐步由"身份标准"向"成就标准"过渡。但是,一批批新老太子党在政坛和商界不断崛起的事实告诉我们:遇罗克所批判的血统论和身份政治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众所周知,"血统论"之所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除了毛泽东政权长期实施阶级歧视的官方政策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初期红卫兵们的大力鼓噪。而"血统论"的阴魂不散,也可以从当年造反派的全无心肝中看出:那些当年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老红卫兵们,直到遇罗克冤死了36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什麽人站出来,向遇罗克的冤魂表示哪怕是一丝歉意。严格地讲,血统论的制造者是杀害遇罗克的同谋,即便不负刑事罪责,起码应该负道义上的罪责。遇家在文革中就有五人遭受了牢狱之灾。而平反后,这个失去儿子的家,基本没有得到物质上的补偿。难道提倡"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们,吝啬到连一句"对不起"的精神补偿都不肯付出吗?

是的,仍然是冷血的不思悔愧!"血统论"的最著名鼓吹者是当时的大学生谭立夫。而文革结束后,改名换姓的谭立夫继续风光,当上了中共高官--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据说他也写了回忆录,非但没有自省和愧疚,反而继续炫耀文革辉煌。

看着遇罗克的遗像,似乎能想象出他在临刑前的目光,像黑色的剑一样锋利、坚韧,那么明亮而醒目的黑色。今天看来,遇罗克的文字并不高深,仅仅是常识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决不能因出身等理由而被任意剥夺。然而,在这块畸形的土地上,常识是需要以血与生命为代价来换取的。遇罗克是第一个为捍卫健全人性的常识和文明社会的常识而倒下的启蒙者。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捍卫者常识而倒下的先觉者,在他之前,有林昭等人;在他之后,又有张志新、王申酉等人。

遇罗克作为文革中第一位被推上革命祭坛的人权斗士,也是政权暴力和多数暴政下的牺牲品。故而,他象反右时期的林昭一样,堪称反抗暴政的大英雄。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9月,《光明日报》曾发表过《划破夜幕的陨星》,叙述了遇罗克的坚忍人格、敏锐思想、杰出才华,也揭密了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悲惨结局。而当中共在1981年作出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之后,随着官方逐渐收紧清算文革的口子,遇罗克的名字再次销声匿迹了。直到1999年1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才得以出版(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出版时,我还在大连教养院,感谢妻子把这本泣血之书送进狱中。也许是由于身处囹圄,我边读边流泪,越读越羞愧。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使遇罗克及亲人遭受暴虐的对待,甚至家破人亡之时,他仍然反对以暴易暴,他的思考仍然充满人道、理性和清醒。

我在书的空白处写到:在那个疯狂的血红时代里,仇恨是红色的,暴力是红色的,而只有遇罗克是罕见的纯黑色,他的思考和文字都是黑色的,与那个红太阳闪烁的时代格格不入。这是一本与我们血肉相连的书,我为自己成为遇罗克的未竟事业的传人,既羞愧又自豪,而且是羞愧多于自豪。

尽管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就投身于争取自由的事业,并因此得到了国内外关注和民间荣誉。但无论是在八九运动中还是在六四后,我的所作所为与林昭们、遇罗克们比起来,实在不值得炫耀。而最最令我羞愧的是,自己曾经抱有一种不成熟、甚至可笑的道德优越感,以为自己是"英雄"而别人是"懦夫",自己能"一言兴邦"而别人满口废话。

比如,我发动了1989年6月2日的四人绝食。当我在纪念碑的最高层上向下俯视时,看到的是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和黑压压的人群。人们喊着、叫着、欢呼着,挥舞着旗帜、标语和手臂,离我近一点儿的人们伸出拿着本子的手,让我们签名,数不清的闪光灯在闪亮,数架摄影机的镜头从各种角度对准我,有些人手拿着录音机,希望录下我的讲话。这分不出姓名和个性的巨大群体,产生出足以令人颠三倒四的力量,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自己的几两几斤。

尽管,1986年年底,我去北京大学演讲,数千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那时的场面与广场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真可谓盛况空前。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能力的公众场面时,当我面对巨大人群的狂热欢呼时,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只是不断地重复:"谢谢!谢谢!"这绝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的飘飘然,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

面对遇罗克这样的殉难者,我才感到自己的英雄主义是多么浅薄的自恋,也才理解了为什么英雄是一种极为稀有品质,正因为稀有才显珍贵。而滥用必然带来贬值,一旦被无节制地滥用,即便是再珍贵的品质,也会变成"一地鸡毛"。与林昭们、遇罗克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坚守相比,我的自我英雄意识就显得过于轻飘,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认知障碍综合症",用今天的时尚词汇来说就是"芙蓉姐姐现象"。凸现的是中国知识人的致命疾患--狂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881年,伟大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曾创作出著名话剧《人民公敌》,剧中那位坚持真理的主人公汤莫斯•斯多克芒医生,既不为官权所容,他的担任市长兼警察局长的哥哥反对他;也不被大众理解,当地的报纸和居民群起而反对他,市民大会宣布他为小镇的威胁和人民公敌,并把他逐出会场。但他既不惧怕强权的镇压,也不惧怕社会舆论的反对,宁可得罪整个社会或国家,也决不放弃真理。虽然,他丢掉了职务,病人们遗弃了他,他的女儿也失去了教师的工作,甚至他的家庭失去了住房。面对官民的双重压力,他曾打算携家出国。然而,当本地居民砸坏他家的窗户,当他收到恶毒的威胁和警告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小镇居民是多么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清醒的意识唤起了他的良知和勇气,使他毅然决定留下来,致力于用启蒙来提高当地居民的自由意识。

以《人民公敌》给出的英雄标准来衡量,那些在毛泽东时代敢于反抗暴政的先知先觉者才是真英雄。因为,那时的暴政是双重的,不仅是独裁政权施加的暴力专政,也是愚昧民众施加的多数暴政。在双重暴政中的挤压下反独裁是绝对孤独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中,我心目的大英雄是反右中的林昭,文革中的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人。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来坚守个人良知和人性常识,他们的坚守非但不被极权者所容,也不为绝大多数国人所容,他们那种绝决的反抗姿态,才是鹤立鸡群--那么孤独又那么高贵!与他们相比,甚至于民主墙时代的魏京生们相比、与六四大屠杀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普通人相比,今天的维权人士再勇敢,也没有资格自称为"英雄"。

曾经与遇罗克关在同一个死囚牢房的张朗朗,也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并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但他在谈到遇罗克时仍然满怀由衷的敬意。他在《我和遇罗克在狱中》中回忆说:
遇罗克向管教说话时,有种嘲弄的腔调,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在最後关头,他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

在张朗朗的眼中,遇罗克很有智慧,甚至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但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招"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其他犯人。

遇罗克还对张朗朗说:"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所以,即使在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出现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种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我们这些人很难勇敢地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再看同为北大学生右派林木对他的同学林昭的评价。他说:"戴帽以后,我这个须眉浊物甚为惭愧,远不如林昭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许毕竟我原是学生团总支书记,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骤然重击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铺天盖地,泰山压顶,时时处处人人都在声讨着右派的狼子野心,报纸广播大字报所有的媒体都在述说着右派得逞将临亡党亡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上的右派?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还有反省、检查、交代、认罪,我是否也确实错了?既然不死,总得给极度躁动的灵魂找个安顿。虽然我觉得即使是同学中的'极右分子',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得用'不了解情况'来糊弄自己。至于对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绝不可能反党。我怎么来欺骗自己呢?只得强按下良心的抗争,用组织性来压服自己。组织上把我划为右派,总是有它的道理的。于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怜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丧父,父亲过世时是个不识字的工人,压根儿没见过祖父,升斗小民更不会写有什么家史,除了听说祖父是小学堂打钟人外不知道其他情况),可是挖来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党的缘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行动啊,老天爷你帮我制造制造吧!不说了吧,这是写纪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给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后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历程,以作参照。长歌当哭,以祭林昭。(林木:《灵巌山下林昭魂──纪念林昭殉难38周年》,载于《多维新闻》2006年4月29日)

在我看来,张朗朗和林木这样的幸存者的评价,最能凸现反抗毛泽东暴政之士的英雄品质。 对于我这样的后知后觉者来说,更应该感怀于心、念念不忘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不畏官权和盲众的反暴政先驱者们,没有他们所付出的太过惨烈代价的累积,就不会有今日中国相对进步:1,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独立于官权价值的民间价值标准的形成;2,独裁官权打压异见的残忍性大幅度下降,异见人士也不必付出遇罗克们的惨烈代价。3,民间维权的中坚人物大都能赢得一定的声誉,并得到国内外良知力量的道义关注所提供的保护。

换言之,今日中国的社会格局,可以称之为"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在此官民价值判断二元化(国际压力也应该算作民间一元)的格局下,特别是在信息流通便利的互联网时代,从事反独裁、争自由的事业的人,官权的打压等于道义成全(这一点,甚至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清污的打压在道义上成就了作家白桦等人。反自由化的打压在道义上成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所以,相对于信息流通相对闭塞和民间蒙昧的时代,今天的民间人士,只要肯于冒一定的个人风险并作出一些贡献,在国内外获得个人声誉也相对容易。

即便在官权镇压极为残暴和民间极为愚昧的时代,在反抗官方就等于反抗整个社会、批判毛泽东就等于得罪了全国人民的时代,也有先知先觉者远比今日的我们更英雄更智慧。所以,当代中国的民间反对阵营不可轻言"英雄",因为与真正的英雄相比,我们今天的作为和付出都显得过于渺小,而我们获得的个人声誉又显得过于容易。

所以,在中共统治的残暴性有所下降、民间维权运动具有了一定的空间的情况下,不仅要具有敢冒风险的勇气,也要有追求维权成效的智慧,更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坚忍。
只因为在遇罗克为捍卫文明常识而倒下之后,我们为文明常识付出的太少,常识的获得才仍然要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

故而,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在向遇罗克们献上谦卑的敬意的同时,也力争保持一份清醒的自我评价。唯有这份谦卑和清醒,方能具有对恶捧和恶骂的免疫力,也才能让自己的自由主义及其践行成熟起来。

遇罗克是思想者,更是英雄。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他做到了。我能做到了吗?

2006年5月16日于北京家中


延伸阅读

遇罗克生平

遇罗克:《出身论》

遇罗文:《我家》书摘12

张郎郎:我和遇罗克在狱中

北岛:悼遇罗克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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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y 21, 2006

杂感


我并不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知识和历史责任感的人,在真正饱学的忧患之士面前,一定是个浮浅无知的人,而在许多不爱读书、不爱关心社会的朋友熟人眼里,我大概又是个装腔作势、迂腐乏味的家伙。真正一个"半间不架",全无好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我,想起来在博客里写什么"文革四十周年"专题,说实话,这个题目不过是临时想到要写的。但也不完全是生拉硬扯,一方面一直在看并下载这样的材料(文章、图片);另一方面确实几年来也在网上读了不少有关的文章,有些兴趣;再就是有些史实虽然听人说得多,而具体是什么却不十分了然,比如"五一六通知",我从小就听过这个名词,但具体说了什么,从不清楚。所以说,我摘摘转转这些东西,也是自己学习或者了解的过程。

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太多,没法面面俱到,但如果只凑着516这几天胡乱贴两篇,倒真成了赶时髦的无聊了。原打算至少贴十篇,但一是由于懒惰,二是由于还没发现特别有份量有新意的文章,所以暂时只帖了六篇。好在既然是周年纪念,还有时间完成我这个构想。此外,这几天不能上传图片,也算是暂时搁置的一个原因。

然而,也就在这几天,我的博客被"伟大的防火墙(GFW)"屏蔽了。我总开玩笑地想,我的博客浏览量注定不会高,msn的那个,经历了无人光顾的几个月,刚开始有人注意,浏览量开始增加的时候被封了;sitesled那个,也是浏览量开始有所提高的时候,不见了;而目前这个,因着几篇关于文革的文章,稍微多了些光顾者,又被屏蔽,简直成了规律。仔细想想还真是规律:你说当局不爱听的真话,才会有人爱看,看的人稍微多了,必然引起网警的注意,结局就是被封。不过,还是那句话,除非我没法说话,否则还会照着我感兴趣的内容和方式说下去,其他也不管那么多了。

最近发现没法访问(或者境内被屏蔽)的博客还有:文革小兵2letters from china郭玉闪博客文革受难者系列等等,记得还有,一时想不起。

关于中国发生文革的原因,一定有很多,而且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不知道哪些一定是对的,也一时没法说清。最近读了《醒世姻缘传》,这部从胡适、徐志摩到张爱玲都极力推崇的小说,果然非常不错,但除了种种如语言、对话、情节安排之外,我却另有感想。在小说中所描写的17世纪中国世情之中,我们看到无数男盗女娼、丧尽天良、贪婪恶毒、欺骗出卖、黑暗阴骘,恰所谓"拳匪行径"、"厚黑学"、"酱缸文化"、"灾民心态"诸多民族劣性的集中体现,正可以拿来作为文革起因的旁注。这不能全归之于制度,我们这个民族至少从近代所形成的种种特质,让我这个身在其中的一员,除了觉得痛心羞耻、无地自容之外,对其将来的前途丝毫不敢抱乐观态度。报应,一切都是报应!

最后,对写博客的感想:以说真话被封为荣、以说假话浏览量高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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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y 18, 2006

文革四十周年之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文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起重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
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来自中国文革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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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16, 2006

文革四十周年之五:五一六通知

[文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及原件附件之二

1966.05.16;中发[66]267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同志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各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同志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段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几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共印三九,九八五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发出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中发[66]267号附件二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


毛主席早就察觉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同志对康生等同志都没有说过。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两天后,陆定一同志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十一月十日


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文汇报》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指出,《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加。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加的。


十二月二日


《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同志转达的彭真同志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十二月六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


十二月八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同志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同志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同志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直接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要他坚持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真同志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彭真同志造的这个谣,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真同志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同志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彭真同志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问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同志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同志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首先由胡绳同志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彭真同志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同志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同志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


一月六日


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月八日


姚溱同志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同志,为彭真同志整关锋同志提供材料。


一月九日


彭真同志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同志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月十七日


许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同志开会。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同志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戚本禹同志打电话问许立群同志,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同志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同志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同志审查,彭真同志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


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马上把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给他。许立群同志立即送去了。


二月二日


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开始进行座谈。


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同志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同志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同志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象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同志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会后,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汇报提纲"。


二月四日


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


二月五日


政治局常委开会。临开会前,彭真同志把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同志口头汇报情况,彭真同志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二月八日


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彭真同志采取了欺骗常委的同样手法,叫许立群同志向毛主席汇报,然后彭真同志说了一些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问了彭真同志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同志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主席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十三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绳同志同张春桥同志谈话。胡绳同志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同志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传达"汇报提纲"。他们根本不传达毛主席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主席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准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针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同志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同志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一日


在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月二日


《红旗》发表尹达同志的文章,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是吴晗,化名为"老李"。


三月十一日


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三月十二日


《光明日报》发表穆欣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对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的问题,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同志说,他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他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


四月一日


彭真同志在深夜向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同志打了两次电话,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编造一套谎言,抵赖和掩饰自己的错误,推卸责任。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同志向毛主席作了简单空洞的表示,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只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他强调所谓"这一方面",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总政治部刘志坚同志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于三月三十一日,代中央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起草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送给彭真同志后,刘志坚同志感到太一般化,于四月三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新的批语于四月四日送给彭真同志,被他压下了,没有采用。


四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掩饰自己的错误,继续包庇邓拓,布置对抗中央。


四月五日


彭真同志召集十几个人开会,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同志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七日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在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前,全面地剽窃了《纪要》的内容,并且作了严重的歪曲,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彭真同志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夸耀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已经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


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彭真同志连续召集北京市委常委开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积极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错误。

彭真同志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北京市委的同志传阅,这是违背党的纪律的。


四月十六日


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四月十六日


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同志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四月十九日


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四月二十四日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同志的错误问题。


五月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五月十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五月十一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同志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来自网站:www.linbiao.org/,境内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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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y 15, 2006

文革四十周年之四:文革博物馆

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之警钟长鸣(注:境内屏蔽,网页内有视频播放链接,旁白当然是广东话),本节目昨晚在翡翠台播出,广州有线电视用翡翠台旧节目录像完全遮盖。

另:本博客目前无法正常显示,大概因为前面宋永毅的文章里有敏感字,但我实在没法找出来,TMD。只能用代理看。

延伸阅读:中国终于有个文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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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y 14, 2006

文革四十周年之三:文革受难者

郭玉闪blog:王友琴《文革受难者》连载

(5/29更新)上述博客内容不知因何故没再更新,这里有另一个博客链接:文革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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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四十周年之二: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

(转自新世纪网站)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为了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手里夺权,先抢过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提出了毛思想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一说。言下之意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邓小平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份。这样,我来掌权便有了天然的合法性。邓小平当时的"新说",当然和他的"白猫黑猫论"一样,是纯实用主义的政治伎俩。但是今天我们用来解释文革的发生,倒是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账,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对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是有份的--他们也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


毛和刘邓在政治上的"分歧"在文革后被人为地夸大了


刘少奇和邓小平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其中刘还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刘少奇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 -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文革后几乎所有的悼念刘的文章里,都只是强调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又从他这个单一身份的角度,有意无意地推演出毛泽东和刘邓在政治上(不是经济上)的"重大分歧"。文革后重新执政的邓小平正是利用了这一被人为夸大了的"分歧"来建立他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后,他和他的家属仍然认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有着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si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回顾历史,人们会遗憾地发现:刘邓周彭(真)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都为之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刘少奇为大。例如,刘少奇是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第一人。在1963年6月8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以"反修专家"的身份回答:"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再如,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黑暗的多。毛泽东最初是估计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再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汇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的影响,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 而刘少奇还进一步认为:"三分之一打不住……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60年代初期刘少奇和毛泽东极"左"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文革前十年史》);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这里,刘少奇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反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刘少奇对于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非但市是完全赞成的,他更在1964年1月3日的中宣部和文艺界的座谈会上开创了用中央首长点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田汉、陈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四清运动"是文革的一场预演


在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尚未结束政治运动,那就是"四清运动"。 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完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在强调指出:这场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把这一经验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得"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

其次,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 "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和"天津的小站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 主张另组"阶级队伍", 进行"夺权斗争", 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 进而"全面夺权斗争"的文革思路。

最后,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燕飞"的广发使用的批斗人的模式, 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 它既可能就发源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文革初期的毛刘"两条路线斗争"是一个伪命题


一个无法抹杀的简单史实是:刘少奇在文革发动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么,他对文革 -- 即便是一个把他最后送入骨灰箱的政治运动,也就起码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一点不仅为越来越多的文革研究者所认识,连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都不得不承。

然而历史的真相还在于:刘少奇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的问题要远远超过一种一般性的"失职"。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所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没有什么"抵制",而是千方百计地揣摩紧跟,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在伙同或追随毛泽东和他关于文化革命的胡思乱想迫害一大批下级干部,甚至自己的亲信上(如彭真和北京市委),刘少奇都没有提出任何应有的异议。相反只是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1966年4月21日,是刘在中央会议上第一个点名他的亲信彭真为"反党分子"。 其后邓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坚决的斗争。1966年5月16日, 是刘主持通过了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 刘邓不仅举手赞成,更积极实践。邓小平5月31日急急忙忙赶到《人民日报》去改组领导班子。刘不仅在5月23日主持了批斗朱德的会议,还和邓小平一起在6月27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极力提倡对毛的个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变经"。刘还竟然对他的亲信彭真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彭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7月2日刘邓又亲自实践《五一六通知》,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合力揪出了全国省委书记中的第一个"走资派"-内蒙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

自1966年5月到8月,刘邓主持的中央批发、转发过近十个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点了近两百名从中央到地方的负责文艺、教育和宣传的高级干部的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责令报刊进行批判。他们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以为:这些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来的,其实对他们下手的是刘邓。由此可见,在抓"党内走资派"上,毛刘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条路线"的分歧。

当然 ,在文革初期利用工作队大整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杀气腾腾地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的过程中,刘邓除了表现出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外,还表现出了他们个人领导的中共政治运动的独创的残酷性。但是,决定和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是事先得到毛泽东同意和批准了的。在这方面,毛的权术是"引蛇出洞"。如果刘少奇不派工作组,他在回京后可以指责刘"放弃党的领导";如果刘派了工作组,则是"镇压群众运动"。无论如何,他都会找出"两条路线"分歧来置刘于死地。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根本就不在于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什么"分歧"和"抵制"。他和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都是经过了毛的批准,并且每周向毛汇报的。刘少奇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猜疑成性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位, 无论刘如何表现,都会找出借口除之为快。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文革初期的毛刘"两条路线斗争"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刘邓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如果没有对其制度根源的发掘,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也就无法向文革时代作永远告别。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就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是为了埋葬一个至今还没有被埋葬的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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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2, 2006

文革四十周年之一: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

还有几天就是516了,"文革四十周年"是我党严禁的话题之一,越是如此越是有必要不断复习,以防遗忘。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

文革40周年要求反思申请愈300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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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布什接见为荣,以胡锦涛接见为耻

今天中午看香港电视,又有一条什么新闻被卡,上网一看,原来是:

BBC中文:布什接见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或者AP via 华邮:Bush Hosts 3 Chinese Rights Activists)更新:布什接见后 基督徒访港邀请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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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y 10, 2006

早应改叫“联合国不人权委员会”

Monday, May 08, 2006

记者阳小青案

(朋友转来)公民维权网:紧急要求延期异地审理--关于阳小青案的通告(更新:通告2)、致最高法院肖扬院长的信

这事ESWN前两日也有报道:The Case of Yang Xiao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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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y 06, 2006

博客阅读

Wednesday, May 03, 2006

小聚


拜互联网所赐,昨天我有幸又认识了几个网络上的朋友。他们都是专业或半专业新闻人,分别为网络刊物《纵横周刊》GVO写稿、编辑,他们虽风格各异,有的热情好读,有的见多识广,有的温文有礼,但都学有所专,聪敏睿捷,皆有所长。反观我,倒是不学无术,无所专长,十足"闲人"一个。

先是跑马场的山西馆子,再是假日酒店后的"枕木"酒吧。大家谈论的话题无非是网上网下的人和事、新闻内外的真与假,乃至历史、社会、哲学、读书、作人、八卦,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在这种场合,照理说,我应该少说多听、慎思谨言才是,哪知故态复萌,仗着稍饮些啤酒,一味放胆胡言,早忘了礼貌谦逊。谈论中虽小有不同意见,但大枝大节上可算同道,聊得十分尽兴,凌晨一时方散。

昨晚初到酒吧,想起附近住着的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可几个号码都打不通。不料今早他打回头,原来一家移民去了加拿大,人现在温哥华。事有凑巧,昨晚座中一个朋友,恰来自温哥华,这一来一往,倒相映成趣。

今天早晨醒时,回想昨晚聚会,不禁为自己的无知妄言有小小惭愧。而亢奋过后,现实好似又变得那么平淡、无情,甚至还带点怅惘,让我想起《桃花扇》里的那几句:

歌声歇处已斜阳,剩有残花隔院香。

无数楼台无数草,清谈霸业两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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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y 01, 2006

五一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