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党祖宗怎么说——独秀诗文钞

按：今天（7月1日）是某党成立纪念日，特意将某党祖宗陈独秀先生的文字抄一点出来，意图一是“粪头示佛”（佛头着粪的反意），就是要恶心恶心某党，你们背叛祖宗久矣；二是奉劝某党，听听你们前辈的教诲，早点还政于民，解散这个日益堕落的黑组织，回家抱孩子去吧，回头是岸，善莫大焉！

独秀诗文钞

一、××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注：本诗原题是“国民党四字经”，但国民党已经开始悔悟，而其诗内容只稍易二三字，完全适用于某党，若合符节，彷佛独秀复起于地下，指着如今这般不肖子孙的鼻子骂的。）

二、晚年对民主的看法

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

（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

（二）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

（三）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

（四）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作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

（六）近代民主制其实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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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今天的史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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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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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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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认为现在的民主国和法西斯之显然限界已归消失，请睁开眼睛看看下列对照表：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据这张表，两者的限界，在英、美是几时消失的呢？在法国是因何消失的呢？每个康民尼斯特（注：共产主义的音译）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

关于“知识分子”的胡乱联想

据说，“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在西方很久以来都是指有社会责任感的读书人，尽管这类说法如今没那么流行和强调了，福柯就说过，他只看到不同分工的专业人士，从没见过什么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在西方意味着关心社会的精英人士，大概差不多。

而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词则一般是指读过书、上过学，有中专以上学历，甚至识几个字、会简单的记帐算术，在农村也被人看作知识分子，其地位可想。其实一开始引入这个词并不如此，二三十年代所谓的“智识阶级”、“知识阶级”的定义很接近西方的概念（参见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其社会地位不见得多高，但绝不像49年以后的那么灰溜溜甚至下贱。而这么大幅度地落差，全拜共产党和毛泽东所赐。老毛这个昔日的读书人、失意的小知识分子，一旦窃得权柄，头等大事就是将曾经看他不起的读书人（毛最恨大学教授，早在二十年代就称大学教授都是反革命，要统统消灭）全都踩在脚下，刻意凌辱，斯文扫地，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所谓“脱裤子、割尾巴、洗澡、思想改造”、所谓“反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历历在目，惨不忍睹。之所以如此，猜想他一是报复、二是知道知识使人思想独立、追求自由、终会摆脱专制而去。在如此重压下，知识分子除了饱受痛苦折磨，也尽显其种种丑态和窘态。

如今读书人的境况好转，但思想控制的企图反而不见放松，“知识分子”的名号越来越糊涂，而顶着这名号的人也越来越没有责任没有廉耻，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也就模糊身份，装傻充愣，在和谐的抢钱、骗钱社会里分一杯羹，尽显各种丑恶而丝毫没有愧疚之心。每下愈况！

我写这个，不是来考证“知识分子”的由来和转变，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兴趣，写了一堆废话，全是因为以下一些偶然胡想起的文字游戏：

知识分子，有人说其实只不过是浑浑噩噩的知道分子（王朔的发明），真有知识有责任的少，混世蒙人的多；其实读书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些失势分子，从孔孟开始这些人就不断地、苦口婆心劝统治者对人民好点呀、要遵守规则呀，如此如此，结果识时务的不吭声，不知好歹的蹲监狱、活埋、宫刑、弃市，甚至灭十族；从来这些人就是统治者眼里的滋事分子，是官家的敌人，既要收买，又要管制；让他们变成政府的支持分子，或者整天优哉游哉、写些风花雪月软文字的姿势分子；那些不听话的，就让他们变成没有社会地位、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连狗都不如的吃屎分子，斯文扫地、诚惶诚恐的“臭老九”、“九儒十丐”；而要我看，读书人有了知识，首先不是要负什么社会责任，而是要学着找回尊严，不用着急培养什么“浩然之气”，先应该培养羞耻之心，作个知耻分子。

最后，还要说一点想了很久的看法。说起当今华人世界的令人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老一辈的不用说，海外我们想得起胡平、郑义、杨小凯、陈志武、林达这些人；国内想得起刘晓波、秦晖、贺卫方、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余杰、王怡这些人；台湾自从柏杨老去，李敖堕落，乏善可陈，但至少还有一个龙应台。

反而是香港，照理应该人才辈出，却让人最失望，没什么觉得既有分量又说话尖锐而且人格让人尊重的人物，老一点的，张五常九七以后已经变成一味夸中共好的支持分子了；中一点的，陶杰是个聪明人，但学识和品位都不高，说说怪话、发发牢骚可以，说正事不行，他在苹果日报专栏说的话，和他无线电视主持节目说的话，可以和和谐谐、并行不悖，让人诧异他到底是什么人？而且从他话里话外可以看出，他不过是以外人、过客自居，处处与己无关自然没有价值，顶多是一个混吃混喝的生意人；最让人失望的马家辉、梁文道这样的人，马家辉专注于狭义的文学、文化，也就算了。最让人反感的是梁文道，不但要么说些过时的西方左派文学批评、“结构主义”之类的伪知识，要么说些不痛不痒、人云亦云的老话，不见新意，更要命的是，自从加入凤凰卫视这个伪装的中共海外宣传机构以后，越活越胆小，说的话还不如国内人士尖锐，这正是越回归越堕落，内地的人正在自我启蒙、思想解放，香港的知识分子反而跑来洗脑、封口。让人气短，不提也罢。

六月书单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张岱 著，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07年版）

1984 by George Orwell （Signet Classic 1977 edition）

Gulliver's Travels and Other writings by Johnathan Swift（Bantam Classic 1981 edition, 2005 reissue）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余英时 著，三联书店05年1版2刷）

《谈文艺 忆师友》（夏志清 著，上海书店07年版）

（转载）章诒和：我所悲兮在远道

我所悲兮在远道——《顺长江，水流残月》自序

章诒和

1957年春夏，有关方面根据毛泽东自称“阳谋”的策略，一方面由中央统战部出面连续召开十几次座谈会，诱使内定的民主人士堕入陷阱；一方面派出眼线到名流学者家中探访，以便从他们的内心掏出不满。5月19日，一个《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林某，叩开了谢冰心的家门。人家来自党报，冰心自然热心接待了。

记者先问：对最近的中共整风有什么看法？

针对毛泽东提出中共整风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冰心说：“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什么不提？‘肃反’时为什么不提？现在共产党整自己的党员了，强调和风细雨了。”

接着，冰心主动谈出对“肃反”的看法，以下是她的谈话记录——“‘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这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伤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护士没有了。‘肃反’时候，高等学校里提出了百分之五的控制数字。如果这是个一百人的单位，只有两个反革分子，那就要找上三个补上；若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个，这怎么会不乱？

“‘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受了伤害，是终身不忘的。这个问题应当作个交代。现在是，共产党员把他们打了一巴掌，扬长而去。他们心上的伤不愈合，整风要他们说真话是不可能的。最近听有一个人说：”我不觉得党内党外有什么墙‘。这并非由衷之言。我知道这人就有一肚子冤。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怕整风过去了，自己再要遭不幸。我知道共产党中也有被斗错了的。他们也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应该说出来！不然，又要出个斯大林来！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回国来却见把他奉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为严重得多的事实。党的领导难道不知道斯大林的这些事吗？我们中国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有的同学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纪念）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

“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国人。可是，现在似乎什么事儿都是要毛主席出来讲话。这怎么行？这回整风以后，一定要订出个制度来。现在的制度不合理……”

记者告辞。回去就把谢冰心的谈话，以书面方式汇报上去。不久，整风转为反右，“浮生梦一场，世事云千变。” 谢冰心过了关，她的先生吴文藻教授成了右派。

我一直把这份材料[注]放在电脑桌的抽屉里，隔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五十年前的记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谈话，任何时候读来都动魄惊心！况且，五十年前所说的社会现实，也尚未消失和改变。

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顺长江，水流残月》一书，我只写章伯钧、罗隆基两个人。他俩是大右派，而受苦最深的，是那些小右派：十几岁就被开除了的学生，二十几岁就没了工作的职工，还有被关押的，送了命的。要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也就是记住了历史。包括自己在内，我们也都未必敌得过时间的消磨，为了对抗来自天然的和人为的耗损，一定要用文字刻写下来，使之成为民族的记忆。

反右以后，父亲的书桌上总摆放着吴伟业的《梅村集》，每天翻阅。文革抄家后，父亲偷偷保存了两册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达刊印社的《吴梅村诗集箋注》，每日诵读。复社名士吴梅村生于明清交际，顺治入仕，因处境尴尬，很快挂官归隐。三年清官，一生责难自咎。他那个圈子里的人物都风流云散，也不能再成其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可谓“阅历兴亡，暮年萧瑟”。父亲与之相隔数百年，但晚年激楚苍凉的心境却很相似。 “猩猩啼兮杜鹃叫，落日青枫山鬼啸。篁竹深巖不见天，我所悲兮在远道。”

易代之际，世道多艰，追念留连，悒恨无已。

2007年5月20日于北京守愚斋

注：1957年5月24日“内部参考”

（来自独立中文笔会）

大多数时候，我们除了咒骂几乎什么也做不了

奥运渐近，一切有悖于和谐奥运的声音都不能出现，这不，有文化部门在查禁“反动”乐队“盘古”的歌曲《奥你妈的运》了（显然执法部门有点张冠李戴，参看这个）。这首歌曲调很一般，歌词也很简单，主要就两句：“操你妈的北京，奥你妈的运！”

大部分人听了，会觉得这样的歌词太粗俗太不理性太恶毒太不和谐了吧？但是这几天如果你看过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报道，还觉得在中国这个罪恶深重、人不如狗、生不如死的土地上，奥运会依然是天大的事，不但让人怀疑你的人性何在，而且会让人忍不住骂出声——“操！”。

不知道别人如何，我不想夸大自己看过这个系列新闻对内心的触动，因为我向来不惮用最大最黑暗的悲观和恶意，来看待中国当政和它治下几十年的我们这块破烂地、我们这些下贱民的，换句话说，早都看透了，差不多绝望了。这样丑恶血污的事实从历史到现实已经看得太多了，几乎麻木了。

是的，我依然过我卑贱但还暂时安稳的日子，依然读书，看打发时间的电视剧，看各项体育比赛中国队得冠军，看让人作呕、什么都打上08奥运/香港回归十周年如何如何的新闻。但是，如今在看这些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一点变味，心里老觉得不是滋味，脑子常常走神，忍不住想到那些令人很不舒服的受害者画面，觉得沮丧、郁闷。于是禁不住从心里冒出一句句“奥你妈的运”、“和你妈的谐”、“崛你妈的起”、“回你妈的归”... ...

但是，咒骂之余，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可以消解内心的悲愤、不安于万一？

有关经济的文章两篇

（以下两篇均为转载）

慎言中国经济奇迹
——专访陈志武教授

郭宇宽

郭：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很多人有个观点，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人瞠目奇迹，颠覆了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您怎么看？

陈：我觉得有这种观点是视野太狭隘造成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他们那时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

但他们后来爆发出来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围绕GDP而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犯过，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后来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

郭：可很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宣扬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成绩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好像有要搞出个“东方主流经济学”的意思。

陈：我不认为经济学可以分出东方西方，经济学解释的普遍规律，就像物理学不能分出个东方物理学，西方物理学一样，为了更好的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需要发展，但如果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唯独解释不了中国经济，那只能说明他们对经济学理论没有学透彻。

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所未有的强劲，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会出在中国，你同意么？

陈：我不那么乐观，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出苗头，我们有一种误解好像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哪里经济搞上去了，就颁给谁，要按这种标准，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颁给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论赚钱谁也比不上他，可在美国要说经济学界，谁也不会把他们包括在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给与在经济学理论上有突破的人，他们提供的一个理论给与我们一个突破性的思维视角，和分析方法，就好像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有这些理论我们一下子看世界就看的更加清晰了，这才是经济学家的贡献。

如果说中国这个正在变局中的土地给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很丰富的研究样本我同意，但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学没有给世界贡献出什么有原创性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诺贝尔奖没颁给中国人并不是有什么偏见，我们要谦虚一些，更加努力。

郭：有一个论据是，西方经济学家相对而言更加看重自由市场和竞争，但中国在这些方面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却一样经济高速增长。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频频出问题说明什么？

陈：中国对世界来说信息还很不透明，局外人判断很容易出偏差，而且经济学家的作用不在于预测明天中国股市能到多少点，那不是经济学家该干的事情。

至于对规律的判断，西方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说过，自由市场和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充份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如果用一个社会生产函数来刻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是一个多变量的方程，不仅有制度的变量，还有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在数学中可以用交叉偏导来刻画，一个特别强的变量可以对一个特别弱的变量产生弥补作用，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开始，就具备了相当丰富的劳动力供应，这个因素如此强劲，以至于在总的生产函数中弥补制度缺陷带来的损失。你看不是用西方常用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就很好解释么？（笑）

回到现实中国在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并不说明市场不够完善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好像我们不能从阿炳的二胡拉得好，他又是个瞎子，就总结出把人眼睛搞瞎了有助于二胡拉得好。中国的各要素中间那个少有国家具备的强劲要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不仅有大量年轻人，而且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特别吃苦耐劳，能够忍受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恶劣程度都远超过其它国家，有一个上世纪末的统计，中国人愿意工作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美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甚至远远超过日本。这个强劲的因素弥补了我们在市场体制发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不足，就是茅于轼先生的书里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勤劳付出程度，我们不该仅是现在这个样子，原因在于与观察我们周围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流汗，但很多人在做无效功，还有很多人专门在努力抵消别人做的功。

郭：有人认为和前苏联相比中国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渐进改革路径，比前苏联更加高明，你怎么看？

陈：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是涉及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的决策，我们目前还很难下一个判断哪种改革路径更高明。但有一点可以分析的，是中国和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有很大不一样，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但两国领导人面临的资源禀赋不一样，手里的牌也不一样，中国当时国内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样就有一个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做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理由是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了以后，保守力量也衰落了以后，水到渠成的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至少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中的英明者设想的是这样，这应该说是有政治智慧的。而前苏联就不行，他自己就劳动力稀缺，除了出卖自然资源很难吸引到外资，而那时苏联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了，门槛相当高，靠吸收外资来推动改革没有可能，所以只能走一条，短时间内更加艰险的道路，大刀阔斧的从自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历史的选择。

郭：你认为中国眼前这种模式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可以持续？

陈：我们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和挑战，前一段时间我在谈到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比较时，认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乐观的太早，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分析，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的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生产内容，利润率也并不高，并且会越来越低。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我们不抓住现在的机会，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当前的模式走下去出问题是一定的。
（2007年4月）

（本访谈压缩稿曾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感谢郭宇宽先生惠寄）

（来自贺卫方博客）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

Carsten A. Holz 翻译:九喻

本文作者Carsten A. Holz，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professor in the social science division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自己，习惯性的讨好中共，有时自己明确意识到了，有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

外国研究人员必须要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以便搜集数据，合写研究论文。调查要以中共接受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限制在政治上可以被中共接受的范围里。对中国研究人员来说，这种选择是与生俱来的。西方研究人员跟从这种选择。

中国研究人员在独自进行学术研究时也要面对同样的限制。一些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在中国有亲属。另外一些人在中国有公寓。那些母语不是汉语的中国研究学者，已经投入多年时间学习语言，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这一巨大而无法转移的投入之上。通过与中国的关系，我们获取信息和观点，从中得到利益，因而我们保护这种关系。如此一来，每个人都满意，西方读者得到学术界的最新观点，我们自己得到工作上的成功，中共得到我们为他们提供的广告宣传。中国是唯一的，全体知识界都选择了同一条路：那就是不要让中共不高兴。

如果我们不合作，很明显后果会是什么。我们没法找到中国的合作伙伴。当在中国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就遇到麻烦了。李少民是香港城市大学市场系副教授（Li Shaomi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of City University in Hong Kong），美国公民，他在中国监狱里被关了5个月，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按李少民自己的解释，他的罪过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批评态度，访问台湾，得到来自台湾的经费进行敏感政治题目的研究，在中国收集研究数据。香港城市大学没有对李少民提供任何支持，获得自由之后，他马上离开那里，来到美国弗吉尼亚Old Dominion大学任教（Old Dominion University in Virginia）。人们会猜测落在中共秘密警察手里5个月对人的心理会有什么影响，中共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来让李少民保持沉默。对香港知识界来说，这个信号被清楚的接收到了。

不同学科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并不是都受到同等的影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比较容易频繁挑战中共的禁忌，有时还很激烈。但甚至社会学家和人种学家也会在进行网络研究或少数族裔文化研究的时候涉足禁区。

我们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有多种形式。我们提出和西方有关的问题，而回避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努力用基本的经济学指标来解释国有企业的利润，而实际上从其它角度分析可能更说明问题，比如从企业管理质量（由中共组织部任命管理层），或者企业和所有者、雇员、供应商以及顾客打交道所凭藉的政治关系。但是如何能收集到反映中共对国有或政府控制的企业的影响的系统化信息呢？企业里根本没人愿意谈论这类事情。

我们谈论中国的经济单位及其发展，好像谈论西方的经济单位一样。中央和地方大量“价格管制”的规章，给了官员们极大的权力来干预价格制定的过程。但是我们接收官方公布的数字，上面说90%的商品的交易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我们不对中文词“市场”（shichang）的定义表示疑问，而把它直接翻译成“市场”（market），假设它的意思和西方的market是一样的。

与此类似，我们接受中国的公司法（Company Law）表面宣称的、没有提及中国共产党的字面意思，尽管有了公司法，中共仍然会对公司发号施令。只有深入了解，人们才会发现不容置疑的证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在2006年发出联合指示，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包括公司，companies）的党支部参与一切企业决策，这个指示还要求全省所有国有企业，董事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原则上应该是同一个人。在国家一层，最大的50家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这些在世界各地投资的国有企业，它们的最高管理人由中共政治局直接任命。经济学家不去问问：如果美国或者欧洲的执政党中央不断增加对企业的参与，会意味着什么？

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周小川，写了大量关于用“三个代表”“全面促进中央银行工作”的中文文章。他用完全违背西方的逻辑概念的方式，论述三个代表是“宏观经济的指导原则”。但是我们以对待西方中央银行行长的认真态度对待这个人，好像中国的中央银行真的制定货币政策，好像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渠道，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和西方一样。

我们很幼稚吗？或者我们忽略中央银行行长的第二身份－－或者第一身份－－中共党委书记，是合适的？我们下意识的回避了某些我们不理解的事情？或者我们只是因为它们不符合西方经济学概念而假装看不见？

连篇累牍的文章探讨中国收入分化日渐增加的原因。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拥有一亿元（1千3百万美元）或更多个人财产的3,220个人里， 2,932人是中共高干的子女。五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开发，大型工程和安全，85%到90%的核心职位控制在中共高干子女手里。

每次改革或调整的项目出台，高干都从中自肥：价格双轨体系，贷款黑洞，国有企业财产剥离，投资公司资金和私人养老资金的滥用。不合规则的农村土地并入城市应该可以被定义为地方官僚发动的“有系统的抢劫”。地方高官有大笔投资在安全没有保证的小煤矿，这些小煤矿理论上说应该关闭，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它们依然在运转。

经济信息的普遍匮乏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当前特定课题的统计数字，都是国家统计局按照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的特定指示收集的。这类信息基本不会公布。而那些公布的信息的质量都要打个大问号。官方统计数字之外，各级政府部门都收集并控制内部信息。公布的信息一般往往是宣传，出于某种隐秘的动机才加以发布。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采取的一个办法是，放弃进行精确的调查，而是在方便的假设基础上建立抽像的经济学模型：假设有完美的竞争，新技术带来最大利润，消费和金融限制之下的家计效用最大化（household utility maximization），等等。这种办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中国还很难说。

其他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公开接受中共的青睐。我们可以运用关系联络政府高官。在做实地考察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的接待，有一次，他们给我提供了一辆车，一名高官和一个地方官。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企业主管，可以想像，他的答案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陪同人员毫无例外都很支持，但我最终完全在他们设计的盒子里工作（这大概是我唯一没有完成的研究项目）。更有甚者，那些采访官员的人可能不仅是无意中作了中共的工具，而且可能作了政府内斗的工具。

我们大量使用符合中共自我包装的形象的语言。难道“对法律和政府充满敌意的秘密社团”，不是对中共行动的隐秘性和置于法律之上的统治方式的准确描述吗？在 Webster“新世界大学字典上”（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这是“黑手党”（mafia）的定义。

我们使用中国“政府”这个名词，却不进一步说明95%的“政府高官”是中共党员，关键决策是这些人在党务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政府人事部和党委组织部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监察部和中共纪律委员会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100%同一套人员。中国政府是在管理中国？还是仅仅作为中共的一个器官执行中共的决定？通过使用“政府”这个词，让中国“政府”等同于其他政府、特别是西方政府是正确的做法吗？把它称为“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甚至“黑手党的前台代表”，是不是更加准确呢？谁质疑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以及中共的统治方式呢？

中共的－－或者说黑手党的－－名词充满我们的写作和授课。我们不去问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人民代表大会是不是代表人民，人民解放军是解放还是压迫人民，或者法官们是不是都由中共任命并且服从中共。我们说“天**安**门事件”，与中共的语言相一致，而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刚发生后，我们称之为“天**安***门大***屠**杀”，那时用“事件”来称呼让我们显得对中共太顺从。

有哪一本西方教科书详细论述中国的政治系统呢？哪本教科书解释中共钦定并在事实上任命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哪本教科书指出这些程序和我们西方理解的政党，政府和国会不一样？在中共的带领下，我们通过使用西方政治语汇来称呼中共的冒牌货，从而使中共的伪装合法化。我们甚至不愿用中共自己使用的名字来称呼中共：专政（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工农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指出了系统性的买卖政府官位和中共官位了吗？发生在黑龙江的丑闻告诉了我们官位的标价，从省一级到县一级，你不会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找到这个价目表。广为人知的卖官鬻爵没什么机会作其他解释。如果买卖官位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感到害怕，黑手党的统治和封口原则一定是超出想像的强大。

不正常的事情在中国被当作正常事情接受了。电脑黑客从香港大学服务器上搜集一个系科教师收到的电子邮件，直到他们不小心删除了邮件，这个事件才被发现。黑客们的地址来自大陆3家网络服务提供商，全部3个IP地址都指向国有通讯公司。在中国，外国学生公寓的工作人员里包括安全官员，他们监视外国学生，记录他们的行动。在属于上海三级教育系统的一个教育部门，使用校园电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江泽民”，连续三次导致整个校园不能连通那个搜索引擎。传言中共要雇用几万名网络警察。电话如果不是被系统的录音，也会被监听。电子邮件被过滤，有时根本不给接收。这种情况下，谁还学不会本能的避开中共不喜欢他们思考或做的事情呢？

中共的宣传深深的扎根于我们的思考中。“社会稳定”和现在所谓“和谐社会”的提法被无条件的接受，认为对中国很重要。可是一个每天发生超过200起社会冲突事件的国家真的社会稳定吗？真的社会和谐吗？或者“社会稳定”仅仅意味着接受黑手党的统治？

“中央是好的，都是地方政府不好”是另外一个宣传俗套，这也被国外研究界不带疑问的接受了，这个说法进而影响研究的问题设定。然而如果把中共看作黑手党的话，就不会有那种美好的感觉，让外面的学术界了解这一看法，就在建议中央隐藏了可怕的另一面，而且毫无疑问是带着某种目的加以隐藏。

我们看到了“结果”（成功的改革），但不去怀疑“动机”。中共的增长宣传被忠实的接受为国家的总体目标和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测量指标。没人质疑增长得以实现所依赖的政治制度。黑手党统治中国还算有效率，何必还关心这种效率是如何实现的？何必关心“附带效果”？很明显我们知道存在劳改营，人们未经审判就被关进去，也许就在里面蒸发，我们知道有人遭受国家安全部门的刑讯，我们知道法轮功信徒遭到的处置，但我们选择往前看，继续我们消了毒的研究和教学。我们对中国政治体制导致的3千万人死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75万-150万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谋杀视而不见。什么才能让西方学术界停下来想一想：他们到底在与谁共眠？

如果学术界不去想，还有谁会呢？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也不会，因为他们从与中国打交道中获利。他们的银行关系依赖于中共的紧密合作，他们在研究合作上的事实是，最后的报告和公开声明都必须通过中共的审查。西方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也不会，因为银行的其他部门很可能依赖于和中国买卖。

这一切有关系吗？如果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忽略他们所处的中国政治环境，影响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政治限制，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们向西方呈现一个中共领导层一定喜欢我们呈现的中国，给自我审查后的研究问题提供狭窄的回答，把中国的政治制度描绘出一幅合乎常理的图像，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

从购买力的角度，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08或2009年超过美国。中国是一个与西方经济体越来越相关的国家：1/4的中国工业是国外所有，我们依赖中国工业来制造廉价消费品。最终，我们的养老金投资在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越来越选择在中国从事生产，我们的养老金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长。然而西方理解那个国家以及那个国家的统治者吗？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中共领导层的不同的人权观和民权观会影响我们政治组织的选择和西方的政治自由呢（就像已经影响了西方学术研究和教学一样）？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因他们把自己的饭碗置于诚实的思考和教学之上而感觉羞愧呢？

英文原文：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by Carsten A. Holz http://www.feer.com/articles1/2007/0704/free/p036.html

（来自右派网）

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

尽管过了一千年，中国考场的景象仍是那么相似，欧阳修（今年刚好一千岁）传神的诗句正好拿来给这几天的高考应景。

日本白领曾被称作“公司战士”，中国的学生应该叫做“考试战士”，欧阳文忠千年前就发现了。何止如此，我们都曾经或正在是可怜的考试动物，呜呼，孔子云：何乐之有？

这个启事让我感动

（图片链接来自钱烈宪要发炎）

所谓“暴徒”两篇

（以下文章均是转载）

我所认识的“陆.肆”“暴徒”

八***九回顾（之1）

余志坚

一、在北京东城分局和“Ｋ字楼”

18年前，“5．23”蛋击毛像事件之后，喻东岳、鲁德成和我被关押 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旁边的收容所内。三人是分开关的：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关在几号监牢了，只记得是和一个北京小贼 关在一起。从5月24号到6月3号，我只被提过一次审，日子过得很清 闲，号子里就我们两人，什么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饭、睡觉，看看报 纸，偶尔聊聊天。我虽然很关心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焦虑时局的演 变，但由于与世隔绝，除了能读到一份《北京日报》外，什么信息也 得不到。

记得读到6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外地大学生已经撤离了北京》的报道时，我还估计整个学潮和运动也就这样和 平的慢慢的收场了。我对自己说：“也好吧，没办法，能怎么样 呢！”那时候，我对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如果学潮和运动 成功，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大事化小，而如果学潮和运动失败，则当局 很可能会拿我们三人开刀。

6月3日晚上11点，我还没有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劈里啪啦”，持续不断，直到天明。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震惊，犹如五雷轰 顶，心里头翻江倒海，彻夜未眠。

伴随着外面“劈里啪啦”的枪声，我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 我后来写的一份遗书，喻东岳、鲁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阳监狱 看过，之后在湖南永州监狱我被关严管队时，连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 被监狱方面查扣，直到出狱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 当时写下的对时局的判断：

　　“那么，邓小平当局是公然向人民开枪，与人民为敌了！”
　　“中国历史，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正在揭开！”

6月4日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号子里就开始进人了，一直不断，被抓 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学生。小青年多半是什么砸了警亭的 啊，向大兵扔石头的啊，或者是深夜还在街上游荡的啊，大学生则是 身上搜出了传单一类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由于看守所已被军 事管制，这些人进来时几乎个个都遭到大兵拳脚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学生。有的大学生进来时还分辨：“我是大学 生！我没干什么！”，可那帮大兵却边打边骂：“还大学生！就是要 打你们这帮大学生！”

不到几天，原来只有两人的不到20平方的号子里，竟关上了三、四十 人。号子里的人勉强能站下脚，连转身都困难，何况便池也在号子里 面。人又多，天又热，也不放风，完全成了人间地狱。因为挨打，号 子里很恐怖，加上纷纷流传着邓大人的那句“杀他20万！平息20 年！”的话，气氛更加恐怖。他们都说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如机关 枪对着人群扫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数以万计，等等。

由于时间太久，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独独记得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 学生，戴眼镜，姓康，单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准备从火车站南 下演讲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传品被抓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学生 领袖，但和他们熟。他5月底时去了丰台火车站，自愿协助工运，和 韩东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韩东方，说韩是“中国的瓦文萨”。他虽然 挨了打，精神却很振奋，仍然敢说：“人民已经起义了！”“独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该有许许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学生都不能算是真 正的暴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烧过车的、打过大兵的。或许因为是 收容所，大概没有真正的暴徒给送进这里来。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 深，自然也就不太记得了。我想，在我离开了东城分局后，这些人大 概也就放的放，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应该判的不重吧。

6月15日，我们三人被从东城分局收容所转走。来了七、八辆军用吉普车，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腰系大皮带，脚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几个大兵象拎小鸡一样，把我丢进一辆军用吉普车 中。我刚倒在车上，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大兵又用冲锋枪的枪 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被当即打脱。这几个大兵随即跳上车，用军用皮靴踩住我的头、背和脚上。我当时的一个最极端的想法，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三人拉到外面给秘密枪决了，感 觉毫无办法，无法可想。

然而不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拖下车，带到一幢大楼的一个大厅。然后，宣布我们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 “Ｋ字楼”，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因其 建筑结构象“Ｋ”字，故名“Ｋ字楼”，据说还是日本人占据北京的 时候修建的老建筑。与“Ｋ字楼”一墙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监 狱。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审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们的案子已经严重 升级了。我刚到“Ｋ字楼”时是关在二楼，五筒，最里面的一个小号 子。喻东岳关在我对面的筒子里，鲁德成关在楼下的筒子里。我刚进 号子的时候，里面关了三个刑事犯，其中的牢头是个经济犯，叫田苗，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在里面关久了，对外面的形势显的异常关心，兴趣极大，事无巨细，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知道我是砸毛像进来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认为我们很傻，肯定要被枪毙，有些不 值得。他们问我“陆．肆”大屠杀的事，我有些答不上来，只是把在收容所听说到的一些事说了说，由于说得不太真切和细致，他们竟然感到非常的遗憾。

过了两天，我们号子进了一个新人，叫刘国庆。30多岁，高个头，很强壮，住北京市门头沟煤矿附近。他是个傻子，也是个结巴。说他傻，是因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却很忠厚，从未谈过恋爱，也没结婚，有着浑身的力气。他倒确确实实是一个暴徒，因为他是烧装甲车进来的。我们反复问他烧车的事，他却答不上来，也说不出自己是在哪儿烧的车，真是遗憾。我们反复地问，他总是反复地说，“气愤 ……气愤！……坦克车轧死人了！坦克车轧死人了！”

在反复的询问当中，我们总算了解到有关刘国庆烧车的一些真实情 况：原来刘国庆烧车时，是亲眼见到坦克车轧死了人，他气不过。旁边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过的装甲车上泼，他则用丝手套沾上 汽油，点着火，然后朝装甲车上扔。一辆装甲车就这样被点火烧着 了。

没过几天，刘国庆便从我们的号子里转出去了，听说是以“放火罪” 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时候，他黑红的脸都白了！“Ｋ字楼”的规矩是，接了死刑判决，就转到死牢里去。死牢据说就在“Ｋ字楼”的地 下室。

在这之前，北京已公开宣布枪决了两批“陆．肆”“暴徒”，西方国家 也由此开始一致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这之后，被枪毙的人也就再 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了。当时对“陆．肆”“暴徒”的打击真叫是“从重从快”，闻所未闻。据说是一审、二审法院同时办案，一审判 决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审当即开庭：维持原判，拉出去枪毙！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国庆究竟被枪毙没有？他的姓名是真实 的，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住址也是真实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帮忙去查找一下。一个傻子出于义愤，烧了车，被判了死刑，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刘国庆走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枢，中等个子，是河北邯郸市郊区的农民。他可了不得，据说， 他一个人竟烧了五、六辆坦克车和装甲车，其中有一辆价值几百万元 的德制装甲车，里面竟然坐着一位师长，车被他烧了，师长当然也就屁滚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说。他的情况，我们都是听管我们筒的一个叫赵队长的警察说的，赵队长还 说：“路中枢有精神病，他会不会判死刑，就看法庭会不会承认他有 精神病。”

号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认为烧车越多越英雄。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路 中枢，都叫他“路大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路大侠是不是精神 病患者，我们也不知道路大侠为什么不说话。和刘国庆一样，我也不 知道路中枢的死刑究竟被执行了没有？尽管我判断他们十有八九是被枪毙了，但这不是确证，现在也很难去确切地查证。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录此存档，作为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搞清楚 他们的真相和结果。

7月初，我接到了起诉书，检察院对我们的指控很严厉，什么“犯罪 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 响”，等等。“Ｋ字楼”里流行一句话，叫“两特两极，必死无疑”。同号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判死刑，赵队长经常找我聊天，他也对我说，“判不判你们死刑，就在于邓大人一句话了。如果他不发话， 你们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一份准备留给我姐姐的遗书，大意是两点：

１、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
２、我对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死而无憾。我还在号子里的墙壁上写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
　　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据廖亦武的文章说，北京有位叫武文威的画家，后来也关在我呆过的 这个号子，他看过我的题诗。

7月中旬吧，我被从小监号调到隔壁的一个大监号，号子里有 “陆．肆”“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个人。此后一 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陆．肆”“暴徒”，是个青年，不到30 岁，长得白白净净，非常清秀，已经结婚，夫妻很恩爱。我现在连他 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当局指控他杀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国卫士”，有街头摄像枪的录像 作为证据，我问过他，他不否认，可也不愿深谈。从他的外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暴力倾向，但从他说的不多的话中，我们能设想到当时的 那种场景和气氛。
这位青年，或许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不愿谈“陆．肆”，也不愿谈政治，很坦然面对的样子。

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因为他唱歌 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费翔一类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 感动得我当时都哭了。我还深深地记得，吃罢晚饭，大伙把铺盖收起，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可能会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 板上，脚镣“哐当哐当”地响，节奏感也很强。这种舞会每次都有 “费翔”参加，他唱歌跳舞的样子都很安详，实在让人难以忘记！直 到有一天，监牢的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某某某，出来！”这位我们 叫做“费翔”的青年就这样消失了！和刘国庆、路中枢一样，我再也 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决书！

东城分局和“Ｋ字楼”关押的“陆．肆”“暴徒”很多，我见过的却很 少，现在还记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学以及刘国庆、路中枢、 “费翔”三人了。18年过去了，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为“陆．肆”18 周年祭吧。

（2007-05-23于湖南浏阳）

（转载自《观察》）


江棋生：我与六四抗暴者的二三事

江棋生/自由亚洲电台

1989年9月9日，在陆肆屠城之后的大抓捕中，我被投入秦城监狱。虽说这个坐牢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找的，但由于是平生头一次，因此难免有心绪不宁乃至心头痛楚的时候。而每当这样的情形出现时，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醒自己，想想那些陆肆死难者和伤残者，想想那些已经被判或将要被判重刑的人。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与他们相比，你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提醒对我来说很见效，我往往会较快地平静下来。

将近一年半之后，我出狱了。在这一年半中间，当局制造了大量陆肆良心犯。而在所有陆肆良心犯中，承受了最大苦难的，不是像我这样具有学生或知识分子身份的“动乱分子”，而是所谓的陆肆“暴徒”——以正义和良知对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抗暴者。他们先是在看守所中受到了我们一般受不到的凌辱、虐待和殴打，后来又被当局狠狠地胡判、重判。胡判到什么程度呢？抗暴者们后来告诉我，他们在狱中见到过一份判决书，法院竟白纸黑字以“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重判到什么地步呢？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陆肆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出狱之后，我不能忘记陆肆死难者、伤残者和被苛以重刑的陆肆抗暴者们。1993年春夏之交，在还能明显感觉到严酷、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我开始寻访陆肆抗暴者家属。我走进北京民族学院（现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杜建文的家。在“屠城有功，抗暴有罪”的荒唐定性下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的建文，当时才20岁刚出头。自他被抓之后，父亲郁郁寡欢，终日无语：一腔悲苦，向谁诉说？建文的母亲比较坚强，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让人敬佩。我去了北京钢铁学院（现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见到了贾马杰的母亲。

小贾当年还是一个未毕业的中专学生，因为给一辆已经燃烧的军车添了薪，被判了13年。小贾的母亲年纪并不大，但因苦苦思念儿子，已然头发花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见到她，我只能想起一个人——祥林嫂。小贾有个同班同学叫苏刚，家也在钢院。他被判得更重，判了15年。让我略感庆幸的是，苏刚的父母默默承受了儿子冤案带来的重击，精神尚好。我还去过被判了20年的刘建文和李红旗的家，去过被判处死缓的郗浩良的家以及另外一些陆肆抗暴者的家。我完全理解但深感遗憾的是，尽管我承诺不公开、不张扬，但我寻访过的多数抗暴者家庭，依然不敢接受我带去的人道救助款。

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陆肆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陆肆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我第三次坐牢时，后两年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16中队。2002年4月21日上午，我忍无可忍，和二监有名的绰号为“庞狠子”的狱警发生了公开冲突。很快，狱方将我关进禁闭室，到晚上又将我移送到10中队——集训队去接受“严管”。或许真是缘分，集训队里当杂务的，就有两名陆肆抗暴者——董盛坤和张茂盛，当年他俩都被判了死缓。而三楼上的12中队，还关押着数十名六四抗暴者；当天晚上，他们都知道了我被关集训的事。第二天，我特意站在能见到12队打饭的窗口前，与许多抗暴者见了面。使我心中很不好受的是，他们肩扛着令人生畏色变的长刑，不为外界所知地吃了那么多的苦，却对做过些微好事的我备存感激，且溢于言表。

中午时分，杜建文就通过董盛坤给我送来了袋装食品和日用品。那天晚上，董盛坤和张茂盛对我说，以前有个时期，他们曾经设法搞到过半导体收音机，因此他们都知道丁子霖老师的事。已经在狱中煎熬了13个春秋的他们说，比起陆肆殉难者来，他们算是幸运的。他们要我提前给丁老师带个好，等他们出狱后，他们一定会去看望丁老师和其他死难者家属。最后，董盛坤眼中闪着泪花对我说，请你出去以后转告陆肆死难者母亲：请她们节哀保重，我们就是她们的儿子！那一夜，我久久不能成眠……

在此后被关集训的日子里，为了能和12中队的六四抗暴者们天天打个照面，我坚持每天早上都出操；一有机会，我就上场打篮球。我和三楼上的他们注目相望，挥手致意，互打V字型手势。后来他们动情地告诉我，每当看到我三步上篮时的矫捷身影，他们心里就别提多带劲了。

2003年5月17日，我走出监狱。很快，全美学自联将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授予了我。我在获奖答词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然而，我所付出的代价和所经受的苦难，比起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至今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的陆肆犯（所谓“暴徒”）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着或苟且地活着的弱势群体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和他们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如果说，对我的这种关注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的个案昭示了一个沉重的和让人无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人，竟然还会被以言治罪！出于天性说了真话，竟然还要被当作勇士和英雄来颂扬！

不久，我又将二监中陆肆抗暴者的情况通报给了国际人权组织。在2005年3月于香港出版的《看守所杂记》一书中，我写道：因反抗陆肆大屠杀而正义地抗暴的“暴徒”们，至今仍在二监里受苦受难！就我所知，他们是：李玉君、孙宏、朱文义、王连禧、苗德顺、董盛坤、张茂盛、朱更生、姜亚群（延庆监狱）、赵锁然、张国栋、常景强、武春启、孙传恒、高鸿卫、王连会、孙彦才、石学之、冯立生、刘建文（北京市监狱）、李志欣等。

法国总统希拉克前几天跑到中国来，把欧盟因陆肆反人类罪而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说成是“另一个时代的事”，并频频鼓吹尽快“取消”，真是又下作，又荒唐。在我的印象中，如此见利忘义、自贱自辱的西方政治人物，近年来并不多见。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下希拉克先生，在二监的高墙电网之内，还关押着一个个终日劳作、历尽磨难的陆肆囚犯，这可一点不是“另一个时代的事”。

2006年9月13日上午，冥冥之中我拨通了张茂盛家的电话。茂盛母亲兴奋地告诉我：茂盛今天出来，他哥去接了，中午就到家。当天下午，我赶到牡丹园小区，见到了已分别4年的茂盛，见到了在17年的痛楚和悲苦中走过来的茂盛家人。9月16日，茂盛和董盛坤到首师大来看我。盛坤于2006年9月5日出狱，但他已经再也见不到思念了他17年的父亲！老人家带着无尽的悲愤，于2003年5月11日与世长辞。

2006年12月22日，我和盛坤、茂盛和孙传恒（1989年被判无期徒刑，2006年春出狱）去看望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望着三位因抗议军队屠杀蒋捷连、王楠、袁力、叶伟航……而蹲了17年大牢、受尽迫害和磨难的中年“小伙子”，丁老师百感交集。她对三位抗暴者说：以前我老是觉得，如果小连活着，他今天一定会是一位教授，科学家，或者其他类型的人才。但是，现在看来未必。小连、王楠、袁力、叶伟航……如果没有死在当局的屠刀下，他们几乎也肯定会像你们一样，走上街头去抗暴，去烧屠夫的军车的！而他们也就会被关进大牢，说不定到今天才刚刚被放出来。而放出来之后，苦难还远远没有完。正如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如何谋生？往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

的确，陆肆抗暴者的路还很难走。尤为令人可恨的是，当局关了他们17年还不过瘾，还要“依法”从重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分别是：孙传恒5年，张茂盛5年，董盛坤8年！在此，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欧盟，当中共当局再次情真意切地恳求你们解除武器禁运时，不妨反问他们一句：是否也应当把“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臭毛病好好改一改，公平地解除强加于陆肆抗暴者身上的附加刑？是否也应当全部释放还在忍受牢狱之灾的陆肆抗暴者？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陆肆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陆肆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2007．5．29于北京家中

(转自博讯)

厦门人民抵制PX项目

从三、四月间就听说厦门PX项目（连岳博客上有详细的事件全过程记录）受到专家（政协委员、科学院院士）和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完全不让市民知情，之后受到专家质疑后，不但不听各方意见，反而有尽快上马、大干特干的意思，这就是政府GDP治国的拙劣手段的常见表现。

我大概八年前去过厦门，匆匆过境只待过一日一夜，鼓浪屿的风光明丽自不待说，那天恰巧是圣诞前夜，岛上小教堂唱诗班和围观人流的欢欣热闹，至今记忆忧新，而且知道因为鼓浪屿上有居民生活，市人大决定即便有大量游客乘坐，也不对往返轮渡涨价，让我对厦门人充满好感。本人不懂化工，但如此一个全国闻名的以环境优美、适于居住的旅游城市沦为化工基地，大惑不解。

另据看网上到的资料知道PX项目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PX项目产生的有害气体会严重侵害人体，且具有爆炸的危险；二是国际惯例此类项目应距市区一百公里以上，而此项目距市区仅十几公里！此前国内个别类似化工项目也有因此改建或停建的先例。依我看，这事其实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政府的政令产生的合法程序问题，涉及到居民的生存安危，竟然事先知都不让知道。这不能不又归结到政府统治的合法性问题。

之前就想写点什么，但听说厦门民众决定六月一日手缠黄丝带上街抗议游行，就决定等到这一天看了再说，谁知情况有变，就在前几天，国内媒体（除福建以外，主要是广东媒体）突然大幅公开报道此事，厦门市政府也于前天突然宣布该项目缓建，扩大环境评估的范围云云。可以肯定的是，主要是因为厦门的民众决定上街这件事让政府害怕，而且更重要的是时间在六月，政府神经最紧张的六月，八成连中央都要插手让此项目暂停了。

但是，缓建不是停建，在大陆生活的人一定知道这是政府惯用的招数：缓兵之计，正所谓“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然后“杀他一个回马枪”（老电影《平原游击队》日本鬼子松井经典台词）。谁都不是傻子，所以消息一出，绝大多数传媒的评论和网友全都指出来了。疑问是政府此举真能消解游行吗？

今天答案出来了，厦门市民还是绑着黄丝带、举着标语出来了（游行详情除上述连岳博客外，还可看这，还有这），这让人们知道了厦门市民有智慧有行动力而且团结，从中窥出当今中国社会公民权利的觉醒、公民社会的形成正慢慢开始启蒙的第一步。为此我由衷地高兴，也希望更多的人更多的城市也能如此地走在成长的路上。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这个PX项目的投资老板是台湾的通缉犯陈由豪，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为了对抗台湾的民主，人弃我取，不管什么垃圾，只要反对陈水扁，就拿来当宝，结果不但花着我们银行的钱还不算，还要把我们所剩无几的风景区给破坏了，真是何其歹毒，其心可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