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章诒和：我所悲兮在远道

我所悲兮在远道——《顺长江，水流残月》自序

章诒和

1957年春夏，有关方面根据毛泽东自称“阳谋”的策略，一方面由中央统战部出面连续召开十几次座谈会，诱使内定的民主人士堕入陷阱；一方面派出眼线到名流学者家中探访，以便从他们的内心掏出不满。5月19日，一个《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林某，叩开了谢冰心的家门。人家来自党报，冰心自然热心接待了。

记者先问：对最近的中共整风有什么看法？

针对毛泽东提出中共整风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冰心说：“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什么不提？‘肃反’时为什么不提？现在共产党整自己的党员了，强调和风细雨了。”

接着，冰心主动谈出对“肃反”的看法，以下是她的谈话记录——“‘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这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伤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护士没有了。‘肃反’时候，高等学校里提出了百分之五的控制数字。如果这是个一百人的单位，只有两个反革分子，那就要找上三个补上；若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个，这怎么会不乱？

“‘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受了伤害，是终身不忘的。这个问题应当作个交代。现在是，共产党员把他们打了一巴掌，扬长而去。他们心上的伤不愈合，整风要他们说真话是不可能的。最近听有一个人说：”我不觉得党内党外有什么墙‘。这并非由衷之言。我知道这人就有一肚子冤。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怕整风过去了，自己再要遭不幸。我知道共产党中也有被斗错了的。他们也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应该说出来！不然，又要出个斯大林来！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回国来却见把他奉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为严重得多的事实。党的领导难道不知道斯大林的这些事吗？我们中国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有的同学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纪念）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

“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国人。可是，现在似乎什么事儿都是要毛主席出来讲话。这怎么行？这回整风以后，一定要订出个制度来。现在的制度不合理……”

记者告辞。回去就把谢冰心的谈话，以书面方式汇报上去。不久，整风转为反右，“浮生梦一场，世事云千变。” 谢冰心过了关，她的先生吴文藻教授成了右派。

我一直把这份材料[注]放在电脑桌的抽屉里，隔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五十年前的记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谈话，任何时候读来都动魄惊心！况且，五十年前所说的社会现实，也尚未消失和改变。

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顺长江，水流残月》一书，我只写章伯钧、罗隆基两个人。他俩是大右派，而受苦最深的，是那些小右派：十几岁就被开除了的学生，二十几岁就没了工作的职工，还有被关押的，送了命的。要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也就是记住了历史。包括自己在内，我们也都未必敌得过时间的消磨，为了对抗来自天然的和人为的耗损，一定要用文字刻写下来，使之成为民族的记忆。

反右以后，父亲的书桌上总摆放着吴伟业的《梅村集》，每天翻阅。文革抄家后，父亲偷偷保存了两册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达刊印社的《吴梅村诗集箋注》，每日诵读。复社名士吴梅村生于明清交际，顺治入仕，因处境尴尬，很快挂官归隐。三年清官，一生责难自咎。他那个圈子里的人物都风流云散，也不能再成其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可谓“阅历兴亡，暮年萧瑟”。父亲与之相隔数百年，但晚年激楚苍凉的心境却很相似。 “猩猩啼兮杜鹃叫，落日青枫山鬼啸。篁竹深巖不见天，我所悲兮在远道。”

易代之际，世道多艰，追念留连，悒恨无已。

2007年5月20日于北京守愚斋

注：1957年5月24日“内部参考”

（来自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