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ne 05, 2007

所谓“暴徒”两篇

(以下文章均是转载)

我所认识的“陆.肆”“暴徒”

八***九回顾(之1)

余志坚

一、在北京东城分局和“K字楼”

18年前,“5.23”蛋击毛像事件之后,喻东岳、鲁德成和我被关押 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旁边的收容所内。三人是分开关的: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关在几号监牢了,只记得是和一个北京小贼 关在一起。从5月24号到6月3号,我只被提过一次审,日子过得很清 闲,号子里就我们两人,什么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饭、睡觉,看看报 纸,偶尔聊聊天。我虽然很关心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焦虑时局的演 变,但由于与世隔绝,除了能读到一份《北京日报》外,什么信息也 得不到。

记得读到6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外地大学生已经撤离了北京》的报道时,我还估计整个学潮和运动也就这样和 平的慢慢的收场了。我对自己说:“也好吧,没办法,能怎么样 呢!”那时候,我对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如果学潮和运动 成功,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大事化小,而如果学潮和运动失败,则当局 很可能会拿我们三人开刀。

6月3日晚上11点,我还没有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劈里啪啦”,持续不断,直到天明。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震惊,犹如五雷轰 顶,心里头翻江倒海,彻夜未眠。

伴随着外面“劈里啪啦”的枪声,我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 我后来写的一份遗书,喻东岳、鲁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阳监狱 看过,之后在湖南永州监狱我被关严管队时,连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 被监狱方面查扣,直到出狱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 当时写下的对时局的判断:

  “那么,邓小平当局是公然向人民开枪,与人民为敌了!”
  “中国历史,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正在揭开!”

6月4日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号子里就开始进人了,一直不断,被抓 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学生。小青年多半是什么砸了警亭的 啊,向大兵扔石头的啊,或者是深夜还在街上游荡的啊,大学生则是 身上搜出了传单一类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由于看守所已被军 事管制,这些人进来时几乎个个都遭到大兵拳脚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学生。有的大学生进来时还分辨:“我是大学 生!我没干什么!”,可那帮大兵却边打边骂:“还大学生!就是要 打你们这帮大学生!”

不到几天,原来只有两人的不到20平方的号子里,竟关上了三、四十 人。号子里的人勉强能站下脚,连转身都困难,何况便池也在号子里 面。人又多,天又热,也不放风,完全成了人间地狱。因为挨打,号 子里很恐怖,加上纷纷流传着邓大人的那句“杀他20万!平息20 年!”的话,气氛更加恐怖。他们都说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如机关 枪对着人群扫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数以万计,等等。

由于时间太久,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独独记得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 学生,戴眼镜,姓康,单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准备从火车站南 下演讲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传品被抓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学生 领袖,但和他们熟。他5月底时去了丰台火车站,自愿协助工运,和 韩东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韩东方,说韩是“中国的瓦文萨”。他虽然 挨了打,精神却很振奋,仍然敢说:“人民已经起义了!”“独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该有许许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学生都不能算是真 正的暴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烧过车的、打过大兵的。或许因为是 收容所,大概没有真正的暴徒给送进这里来。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 深,自然也就不太记得了。我想,在我离开了东城分局后,这些人大 概也就放的放,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应该判的不重吧。

6月15日,我们三人被从东城分局收容所转走。来了七、八辆军用吉普车,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腰系大皮带,脚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几个大兵象拎小鸡一样,把我丢进一辆军用吉普车 中。我刚倒在车上,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大兵又用冲锋枪的枪 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被当即打脱。这几个大兵随即跳上车,用军用皮靴踩住我的头、背和脚上。我当时的一个最极端的想法,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三人拉到外面给秘密枪决了,感 觉毫无办法,无法可想。

然而不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拖下车,带到一幢大楼的一个大厅。然后,宣布我们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 “K字楼”,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因其 建筑结构象“K”字,故名“K字楼”,据说还是日本人占据北京的 时候修建的老建筑。与“K字楼”一墙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监 狱。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审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们的案子已经严重 升级了。我刚到“K字楼”时是关在二楼,五筒,最里面的一个小号 子。喻东岳关在我对面的筒子里,鲁德成关在楼下的筒子里。我刚进 号子的时候,里面关了三个刑事犯,其中的牢头是个经济犯,叫田苗,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在里面关久了,对外面的形势显的异常关心,兴趣极大,事无巨细,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知道我是砸毛像进来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认为我们很傻,肯定要被枪毙,有些不 值得。他们问我“陆.肆”大屠杀的事,我有些答不上来,只是把在收容所听说到的一些事说了说,由于说得不太真切和细致,他们竟然感到非常的遗憾。

过了两天,我们号子进了一个新人,叫刘国庆。30多岁,高个头,很强壮,住北京市门头沟煤矿附近。他是个傻子,也是个结巴。说他傻,是因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却很忠厚,从未谈过恋爱,也没结婚,有着浑身的力气。他倒确确实实是一个暴徒,因为他是烧装甲车进来的。我们反复问他烧车的事,他却答不上来,也说不出自己是在哪儿烧的车,真是遗憾。我们反复地问,他总是反复地说,“气愤 ……气愤!……坦克车轧死人了!坦克车轧死人了!”

在反复的询问当中,我们总算了解到有关刘国庆烧车的一些真实情 况:原来刘国庆烧车时,是亲眼见到坦克车轧死了人,他气不过。旁边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过的装甲车上泼,他则用丝手套沾上 汽油,点着火,然后朝装甲车上扔。一辆装甲车就这样被点火烧着 了。

没过几天,刘国庆便从我们的号子里转出去了,听说是以“放火罪” 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时候,他黑红的脸都白了!“K字楼”的规矩是,接了死刑判决,就转到死牢里去。死牢据说就在“K字楼”的地 下室。

在这之前,北京已公开宣布枪决了两批“陆.肆”“暴徒”,西方国家 也由此开始一致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这之后,被枪毙的人也就再 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了。当时对“陆.肆”“暴徒”的打击真叫是“从重从快”,闻所未闻。据说是一审、二审法院同时办案,一审判 决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审当即开庭:维持原判,拉出去枪毙!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国庆究竟被枪毙没有?他的姓名是真实 的,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住址也是真实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帮忙去查找一下。一个傻子出于义愤,烧了车,被判了死刑,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刘国庆走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枢,中等个子,是河北邯郸市郊区的农民。他可了不得,据说, 他一个人竟烧了五、六辆坦克车和装甲车,其中有一辆价值几百万元 的德制装甲车,里面竟然坐着一位师长,车被他烧了,师长当然也就屁滚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说。他的情况,我们都是听管我们筒的一个叫赵队长的警察说的,赵队长还 说:“路中枢有精神病,他会不会判死刑,就看法庭会不会承认他有 精神病。”

号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认为烧车越多越英雄。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路 中枢,都叫他“路大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路大侠是不是精神 病患者,我们也不知道路大侠为什么不说话。和刘国庆一样,我也不 知道路中枢的死刑究竟被执行了没有?尽管我判断他们十有八九是被枪毙了,但这不是确证,现在也很难去确切地查证。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录此存档,作为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搞清楚 他们的真相和结果。

7月初,我接到了起诉书,检察院对我们的指控很严厉,什么“犯罪 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 响”,等等。“K字楼”里流行一句话,叫“两特两极,必死无疑”。同号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判死刑,赵队长经常找我聊天,他也对我说,“判不判你们死刑,就在于邓大人一句话了。如果他不发话, 你们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一份准备留给我姐姐的遗书,大意是两点:

1、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
2、我对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死而无憾。我还在号子里的墙壁上写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
  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据廖亦武的文章说,北京有位叫武文威的画家,后来也关在我呆过的 这个号子,他看过我的题诗。

7月中旬吧,我被从小监号调到隔壁的一个大监号,号子里有 “陆.肆”“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个人。此后一 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陆.肆”“暴徒”,是个青年,不到30 岁,长得白白净净,非常清秀,已经结婚,夫妻很恩爱。我现在连他 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当局指控他杀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国卫士”,有街头摄像枪的录像 作为证据,我问过他,他不否认,可也不愿深谈。从他的外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暴力倾向,但从他说的不多的话中,我们能设想到当时的 那种场景和气氛。
这位青年,或许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不愿谈“陆.肆”,也不愿谈政治,很坦然面对的样子。

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因为他唱歌 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费翔一类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 感动得我当时都哭了。我还深深地记得,吃罢晚饭,大伙把铺盖收起,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可能会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 板上,脚镣“哐当哐当”地响,节奏感也很强。这种舞会每次都有 “费翔”参加,他唱歌跳舞的样子都很安详,实在让人难以忘记!直 到有一天,监牢的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某某某,出来!”这位我们 叫做“费翔”的青年就这样消失了!和刘国庆、路中枢一样,我再也 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决书!

东城分局和“K字楼”关押的“陆.肆”“暴徒”很多,我见过的却很 少,现在还记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学以及刘国庆、路中枢、 “费翔”三人了。18年过去了,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为“陆.肆”18 周年祭吧。

(2007-05-23于湖南浏阳)

(转载自《观察》


江棋生:我与六四抗暴者的二三事

江棋生/自由亚洲电台

1989年9月9日,在陆肆屠城之后的大抓捕中,我被投入秦城监狱。虽说这个坐牢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找的,但由于是平生头一次,因此难免有心绪不宁乃至心头痛楚的时候。而每当这样的情形出现时,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醒自己,想想那些陆肆死难者和伤残者,想想那些已经被判或将要被判重刑的人。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与他们相比,你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提醒对我来说很见效,我往往会较快地平静下来。

将近一年半之后,我出狱了。在这一年半中间,当局制造了大量陆肆良心犯。而在所有陆肆良心犯中,承受了最大苦难的,不是像我这样具有学生或知识分子身份的“动乱分子”,而是所谓的陆肆“暴徒”——以正义和良知对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抗暴者。他们先是在看守所中受到了我们一般受不到的凌辱、虐待和殴打,后来又被当局狠狠地胡判、重判。胡判到什么程度呢?抗暴者们后来告诉我,他们在狱中见到过一份判决书,法院竟白纸黑字以“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重判到什么地步呢?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陆肆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出狱之后,我不能忘记陆肆死难者、伤残者和被苛以重刑的陆肆抗暴者们。1993年春夏之交,在还能明显感觉到严酷、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我开始寻访陆肆抗暴者家属。我走进北京民族学院(现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杜建文的家。在“屠城有功,抗暴有罪”的荒唐定性下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的建文,当时才20岁刚出头。自他被抓之后,父亲郁郁寡欢,终日无语:一腔悲苦,向谁诉说?建文的母亲比较坚强,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让人敬佩。我去了北京钢铁学院(现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见到了贾马杰的母亲。

小贾当年还是一个未毕业的中专学生,因为给一辆已经燃烧的军车添了薪,被判了13年。小贾的母亲年纪并不大,但因苦苦思念儿子,已然头发花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见到她,我只能想起一个人——祥林嫂。小贾有个同班同学叫苏刚,家也在钢院。他被判得更重,判了15年。让我略感庆幸的是,苏刚的父母默默承受了儿子冤案带来的重击,精神尚好。我还去过被判了20年的刘建文和李红旗的家,去过被判处死缓的郗浩良的家以及另外一些陆肆抗暴者的家。我完全理解但深感遗憾的是,尽管我承诺不公开、不张扬,但我寻访过的多数抗暴者家庭,依然不敢接受我带去的人道救助款。

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陆肆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陆肆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我第三次坐牢时,后两年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16中队。2002年4月21日上午,我忍无可忍,和二监有名的绰号为“庞狠子”的狱警发生了公开冲突。很快,狱方将我关进禁闭室,到晚上又将我移送到10中队——集训队去接受“严管”。或许真是缘分,集训队里当杂务的,就有两名陆肆抗暴者——董盛坤和张茂盛,当年他俩都被判了死缓。而三楼上的12中队,还关押着数十名六四抗暴者;当天晚上,他们都知道了我被关集训的事。第二天,我特意站在能见到12队打饭的窗口前,与许多抗暴者见了面。使我心中很不好受的是,他们肩扛着令人生畏色变的长刑,不为外界所知地吃了那么多的苦,却对做过些微好事的我备存感激,且溢于言表。

中午时分,杜建文就通过董盛坤给我送来了袋装食品和日用品。那天晚上,董盛坤和张茂盛对我说,以前有个时期,他们曾经设法搞到过半导体收音机,因此他们都知道丁子霖老师的事。已经在狱中煎熬了13个春秋的他们说,比起陆肆殉难者来,他们算是幸运的。他们要我提前给丁老师带个好,等他们出狱后,他们一定会去看望丁老师和其他死难者家属。最后,董盛坤眼中闪着泪花对我说,请你出去以后转告陆肆死难者母亲:请她们节哀保重,我们就是她们的儿子!那一夜,我久久不能成眠……

在此后被关集训的日子里,为了能和12中队的六四抗暴者们天天打个照面,我坚持每天早上都出操;一有机会,我就上场打篮球。我和三楼上的他们注目相望,挥手致意,互打V字型手势。后来他们动情地告诉我,每当看到我三步上篮时的矫捷身影,他们心里就别提多带劲了。

2003年5月17日,我走出监狱。很快,全美学自联将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授予了我。我在获奖答词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然而,我所付出的代价和所经受的苦难,比起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至今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的陆肆犯(所谓“暴徒”)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着或苟且地活着的弱势群体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和他们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如果说,对我的这种关注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的个案昭示了一个沉重的和让人无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人,竟然还会被以言治罪!出于天性说了真话,竟然还要被当作勇士和英雄来颂扬!

不久,我又将二监中陆肆抗暴者的情况通报给了国际人权组织。在2005年3月于香港出版的《看守所杂记》一书中,我写道:因反抗陆肆大屠杀而正义地抗暴的“暴徒”们,至今仍在二监里受苦受难!就我所知,他们是:李玉君、孙宏、朱文义、王连禧、苗德顺、董盛坤、张茂盛、朱更生、姜亚群(延庆监狱)、赵锁然、张国栋、常景强、武春启、孙传恒、高鸿卫、王连会、孙彦才、石学之、冯立生、刘建文(北京市监狱)、李志欣等。

法国总统希拉克前几天跑到中国来,把欧盟因陆肆反人类罪而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说成是“另一个时代的事”,并频频鼓吹尽快“取消”,真是又下作,又荒唐。在我的印象中,如此见利忘义、自贱自辱的西方政治人物,近年来并不多见。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下希拉克先生,在二监的高墙电网之内,还关押着一个个终日劳作、历尽磨难的陆肆囚犯,这可一点不是“另一个时代的事”。

2006年9月13日上午,冥冥之中我拨通了张茂盛家的电话。茂盛母亲兴奋地告诉我:茂盛今天出来,他哥去接了,中午就到家。当天下午,我赶到牡丹园小区,见到了已分别4年的茂盛,见到了在17年的痛楚和悲苦中走过来的茂盛家人。9月16日,茂盛和董盛坤到首师大来看我。盛坤于2006年9月5日出狱,但他已经再也见不到思念了他17年的父亲!老人家带着无尽的悲愤,于2003年5月11日与世长辞。

2006年12月22日,我和盛坤、茂盛和孙传恒(1989年被判无期徒刑,2006年春出狱)去看望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望着三位因抗议军队屠杀蒋捷连、王楠、袁力、叶伟航……而蹲了17年大牢、受尽迫害和磨难的中年“小伙子”,丁老师百感交集。她对三位抗暴者说:以前我老是觉得,如果小连活着,他今天一定会是一位教授,科学家,或者其他类型的人才。但是,现在看来未必。小连、王楠、袁力、叶伟航……如果没有死在当局的屠刀下,他们几乎也肯定会像你们一样,走上街头去抗暴,去烧屠夫的军车的!而他们也就会被关进大牢,说不定到今天才刚刚被放出来。而放出来之后,苦难还远远没有完。正如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如何谋生?往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

的确,陆肆抗暴者的路还很难走。尤为令人可恨的是,当局关了他们17年还不过瘾,还要“依法”从重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分别是:孙传恒5年,张茂盛5年,董盛坤8年!在此,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欧盟,当中共当局再次情真意切地恳求你们解除武器禁运时,不妨反问他们一句:是否也应当把“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臭毛病好好改一改,公平地解除强加于陆肆抗暴者身上的附加刑?是否也应当全部释放还在忍受牢狱之灾的陆肆抗暴者?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陆肆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陆肆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2007.5.29于北京家中

(转自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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