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经济的文章两篇

（以下两篇均为转载）

慎言中国经济奇迹
——专访陈志武教授

郭宇宽

郭：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很多人有个观点，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人瞠目奇迹，颠覆了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您怎么看？

陈：我觉得有这种观点是视野太狭隘造成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他们那时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

但他们后来爆发出来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围绕GDP而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犯过，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后来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

郭：可很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宣扬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成绩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好像有要搞出个“东方主流经济学”的意思。

陈：我不认为经济学可以分出东方西方，经济学解释的普遍规律，就像物理学不能分出个东方物理学，西方物理学一样，为了更好的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需要发展，但如果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唯独解释不了中国经济，那只能说明他们对经济学理论没有学透彻。

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所未有的强劲，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会出在中国，你同意么？

陈：我不那么乐观，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出苗头，我们有一种误解好像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哪里经济搞上去了，就颁给谁，要按这种标准，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颁给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论赚钱谁也比不上他，可在美国要说经济学界，谁也不会把他们包括在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给与在经济学理论上有突破的人，他们提供的一个理论给与我们一个突破性的思维视角，和分析方法，就好像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有这些理论我们一下子看世界就看的更加清晰了，这才是经济学家的贡献。

如果说中国这个正在变局中的土地给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很丰富的研究样本我同意，但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学没有给世界贡献出什么有原创性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诺贝尔奖没颁给中国人并不是有什么偏见，我们要谦虚一些，更加努力。

郭：有一个论据是，西方经济学家相对而言更加看重自由市场和竞争，但中国在这些方面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却一样经济高速增长。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频频出问题说明什么？

陈：中国对世界来说信息还很不透明，局外人判断很容易出偏差，而且经济学家的作用不在于预测明天中国股市能到多少点，那不是经济学家该干的事情。

至于对规律的判断，西方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说过，自由市场和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充份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如果用一个社会生产函数来刻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是一个多变量的方程，不仅有制度的变量，还有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在数学中可以用交叉偏导来刻画，一个特别强的变量可以对一个特别弱的变量产生弥补作用，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开始，就具备了相当丰富的劳动力供应，这个因素如此强劲，以至于在总的生产函数中弥补制度缺陷带来的损失。你看不是用西方常用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就很好解释么？（笑）

回到现实中国在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并不说明市场不够完善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好像我们不能从阿炳的二胡拉得好，他又是个瞎子，就总结出把人眼睛搞瞎了有助于二胡拉得好。中国的各要素中间那个少有国家具备的强劲要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不仅有大量年轻人，而且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特别吃苦耐劳，能够忍受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恶劣程度都远超过其它国家，有一个上世纪末的统计，中国人愿意工作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美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甚至远远超过日本。这个强劲的因素弥补了我们在市场体制发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不足，就是茅于轼先生的书里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勤劳付出程度，我们不该仅是现在这个样子，原因在于与观察我们周围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流汗，但很多人在做无效功，还有很多人专门在努力抵消别人做的功。

郭：有人认为和前苏联相比中国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渐进改革路径，比前苏联更加高明，你怎么看？

陈：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是涉及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的决策，我们目前还很难下一个判断哪种改革路径更高明。但有一点可以分析的，是中国和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有很大不一样，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但两国领导人面临的资源禀赋不一样，手里的牌也不一样，中国当时国内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样就有一个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做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理由是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了以后，保守力量也衰落了以后，水到渠成的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至少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中的英明者设想的是这样，这应该说是有政治智慧的。而前苏联就不行，他自己就劳动力稀缺，除了出卖自然资源很难吸引到外资，而那时苏联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了，门槛相当高，靠吸收外资来推动改革没有可能，所以只能走一条，短时间内更加艰险的道路，大刀阔斧的从自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历史的选择。

郭：你认为中国眼前这种模式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可以持续？

陈：我们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和挑战，前一段时间我在谈到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比较时，认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乐观的太早，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分析，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的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生产内容，利润率也并不高，并且会越来越低。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我们不抓住现在的机会，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当前的模式走下去出问题是一定的。
（2007年4月）

（本访谈压缩稿曾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感谢郭宇宽先生惠寄）

（来自贺卫方博客）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

Carsten A. Holz 翻译:九喻

本文作者Carsten A. Holz，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professor in the social science division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自己，习惯性的讨好中共，有时自己明确意识到了，有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

外国研究人员必须要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以便搜集数据，合写研究论文。调查要以中共接受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限制在政治上可以被中共接受的范围里。对中国研究人员来说，这种选择是与生俱来的。西方研究人员跟从这种选择。

中国研究人员在独自进行学术研究时也要面对同样的限制。一些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在中国有亲属。另外一些人在中国有公寓。那些母语不是汉语的中国研究学者，已经投入多年时间学习语言，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这一巨大而无法转移的投入之上。通过与中国的关系，我们获取信息和观点，从中得到利益，因而我们保护这种关系。如此一来，每个人都满意，西方读者得到学术界的最新观点，我们自己得到工作上的成功，中共得到我们为他们提供的广告宣传。中国是唯一的，全体知识界都选择了同一条路：那就是不要让中共不高兴。

如果我们不合作，很明显后果会是什么。我们没法找到中国的合作伙伴。当在中国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就遇到麻烦了。李少民是香港城市大学市场系副教授（Li Shaomi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of City University in Hong Kong），美国公民，他在中国监狱里被关了5个月，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按李少民自己的解释，他的罪过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批评态度，访问台湾，得到来自台湾的经费进行敏感政治题目的研究，在中国收集研究数据。香港城市大学没有对李少民提供任何支持，获得自由之后，他马上离开那里，来到美国弗吉尼亚Old Dominion大学任教（Old Dominion University in Virginia）。人们会猜测落在中共秘密警察手里5个月对人的心理会有什么影响，中共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来让李少民保持沉默。对香港知识界来说，这个信号被清楚的接收到了。

不同学科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并不是都受到同等的影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比较容易频繁挑战中共的禁忌，有时还很激烈。但甚至社会学家和人种学家也会在进行网络研究或少数族裔文化研究的时候涉足禁区。

我们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有多种形式。我们提出和西方有关的问题，而回避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努力用基本的经济学指标来解释国有企业的利润，而实际上从其它角度分析可能更说明问题，比如从企业管理质量（由中共组织部任命管理层），或者企业和所有者、雇员、供应商以及顾客打交道所凭藉的政治关系。但是如何能收集到反映中共对国有或政府控制的企业的影响的系统化信息呢？企业里根本没人愿意谈论这类事情。

我们谈论中国的经济单位及其发展，好像谈论西方的经济单位一样。中央和地方大量“价格管制”的规章，给了官员们极大的权力来干预价格制定的过程。但是我们接收官方公布的数字，上面说90%的商品的交易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我们不对中文词“市场”（shichang）的定义表示疑问，而把它直接翻译成“市场”（market），假设它的意思和西方的market是一样的。

与此类似，我们接受中国的公司法（Company Law）表面宣称的、没有提及中国共产党的字面意思，尽管有了公司法，中共仍然会对公司发号施令。只有深入了解，人们才会发现不容置疑的证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在2006年发出联合指示，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包括公司，companies）的党支部参与一切企业决策，这个指示还要求全省所有国有企业，董事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原则上应该是同一个人。在国家一层，最大的50家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这些在世界各地投资的国有企业，它们的最高管理人由中共政治局直接任命。经济学家不去问问：如果美国或者欧洲的执政党中央不断增加对企业的参与，会意味着什么？

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周小川，写了大量关于用“三个代表”“全面促进中央银行工作”的中文文章。他用完全违背西方的逻辑概念的方式，论述三个代表是“宏观经济的指导原则”。但是我们以对待西方中央银行行长的认真态度对待这个人，好像中国的中央银行真的制定货币政策，好像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渠道，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和西方一样。

我们很幼稚吗？或者我们忽略中央银行行长的第二身份－－或者第一身份－－中共党委书记，是合适的？我们下意识的回避了某些我们不理解的事情？或者我们只是因为它们不符合西方经济学概念而假装看不见？

连篇累牍的文章探讨中国收入分化日渐增加的原因。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拥有一亿元（1千3百万美元）或更多个人财产的3,220个人里， 2,932人是中共高干的子女。五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开发，大型工程和安全，85%到90%的核心职位控制在中共高干子女手里。

每次改革或调整的项目出台，高干都从中自肥：价格双轨体系，贷款黑洞，国有企业财产剥离，投资公司资金和私人养老资金的滥用。不合规则的农村土地并入城市应该可以被定义为地方官僚发动的“有系统的抢劫”。地方高官有大笔投资在安全没有保证的小煤矿，这些小煤矿理论上说应该关闭，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它们依然在运转。

经济信息的普遍匮乏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当前特定课题的统计数字，都是国家统计局按照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的特定指示收集的。这类信息基本不会公布。而那些公布的信息的质量都要打个大问号。官方统计数字之外，各级政府部门都收集并控制内部信息。公布的信息一般往往是宣传，出于某种隐秘的动机才加以发布。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采取的一个办法是，放弃进行精确的调查，而是在方便的假设基础上建立抽像的经济学模型：假设有完美的竞争，新技术带来最大利润，消费和金融限制之下的家计效用最大化（household utility maximization），等等。这种办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中国还很难说。

其他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公开接受中共的青睐。我们可以运用关系联络政府高官。在做实地考察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的接待，有一次，他们给我提供了一辆车，一名高官和一个地方官。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企业主管，可以想像，他的答案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陪同人员毫无例外都很支持，但我最终完全在他们设计的盒子里工作（这大概是我唯一没有完成的研究项目）。更有甚者，那些采访官员的人可能不仅是无意中作了中共的工具，而且可能作了政府内斗的工具。

我们大量使用符合中共自我包装的形象的语言。难道“对法律和政府充满敌意的秘密社团”，不是对中共行动的隐秘性和置于法律之上的统治方式的准确描述吗？在 Webster“新世界大学字典上”（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这是“黑手党”（mafia）的定义。

我们使用中国“政府”这个名词，却不进一步说明95%的“政府高官”是中共党员，关键决策是这些人在党务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政府人事部和党委组织部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监察部和中共纪律委员会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100%同一套人员。中国政府是在管理中国？还是仅仅作为中共的一个器官执行中共的决定？通过使用“政府”这个词，让中国“政府”等同于其他政府、特别是西方政府是正确的做法吗？把它称为“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甚至“黑手党的前台代表”，是不是更加准确呢？谁质疑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以及中共的统治方式呢？

中共的－－或者说黑手党的－－名词充满我们的写作和授课。我们不去问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人民代表大会是不是代表人民，人民解放军是解放还是压迫人民，或者法官们是不是都由中共任命并且服从中共。我们说“天**安**门事件”，与中共的语言相一致，而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刚发生后，我们称之为“天**安***门大***屠**杀”，那时用“事件”来称呼让我们显得对中共太顺从。

有哪一本西方教科书详细论述中国的政治系统呢？哪本教科书解释中共钦定并在事实上任命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哪本教科书指出这些程序和我们西方理解的政党，政府和国会不一样？在中共的带领下，我们通过使用西方政治语汇来称呼中共的冒牌货，从而使中共的伪装合法化。我们甚至不愿用中共自己使用的名字来称呼中共：专政（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工农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指出了系统性的买卖政府官位和中共官位了吗？发生在黑龙江的丑闻告诉了我们官位的标价，从省一级到县一级，你不会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找到这个价目表。广为人知的卖官鬻爵没什么机会作其他解释。如果买卖官位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感到害怕，黑手党的统治和封口原则一定是超出想像的强大。

不正常的事情在中国被当作正常事情接受了。电脑黑客从香港大学服务器上搜集一个系科教师收到的电子邮件，直到他们不小心删除了邮件，这个事件才被发现。黑客们的地址来自大陆3家网络服务提供商，全部3个IP地址都指向国有通讯公司。在中国，外国学生公寓的工作人员里包括安全官员，他们监视外国学生，记录他们的行动。在属于上海三级教育系统的一个教育部门，使用校园电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江泽民”，连续三次导致整个校园不能连通那个搜索引擎。传言中共要雇用几万名网络警察。电话如果不是被系统的录音，也会被监听。电子邮件被过滤，有时根本不给接收。这种情况下，谁还学不会本能的避开中共不喜欢他们思考或做的事情呢？

中共的宣传深深的扎根于我们的思考中。“社会稳定”和现在所谓“和谐社会”的提法被无条件的接受，认为对中国很重要。可是一个每天发生超过200起社会冲突事件的国家真的社会稳定吗？真的社会和谐吗？或者“社会稳定”仅仅意味着接受黑手党的统治？

“中央是好的，都是地方政府不好”是另外一个宣传俗套，这也被国外研究界不带疑问的接受了，这个说法进而影响研究的问题设定。然而如果把中共看作黑手党的话，就不会有那种美好的感觉，让外面的学术界了解这一看法，就在建议中央隐藏了可怕的另一面，而且毫无疑问是带着某种目的加以隐藏。

我们看到了“结果”（成功的改革），但不去怀疑“动机”。中共的增长宣传被忠实的接受为国家的总体目标和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测量指标。没人质疑增长得以实现所依赖的政治制度。黑手党统治中国还算有效率，何必还关心这种效率是如何实现的？何必关心“附带效果”？很明显我们知道存在劳改营，人们未经审判就被关进去，也许就在里面蒸发，我们知道有人遭受国家安全部门的刑讯，我们知道法轮功信徒遭到的处置，但我们选择往前看，继续我们消了毒的研究和教学。我们对中国政治体制导致的3千万人死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75万-150万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谋杀视而不见。什么才能让西方学术界停下来想一想：他们到底在与谁共眠？

如果学术界不去想，还有谁会呢？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也不会，因为他们从与中国打交道中获利。他们的银行关系依赖于中共的紧密合作，他们在研究合作上的事实是，最后的报告和公开声明都必须通过中共的审查。西方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也不会，因为银行的其他部门很可能依赖于和中国买卖。

这一切有关系吗？如果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忽略他们所处的中国政治环境，影响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政治限制，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们向西方呈现一个中共领导层一定喜欢我们呈现的中国，给自我审查后的研究问题提供狭窄的回答，把中国的政治制度描绘出一幅合乎常理的图像，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

从购买力的角度，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08或2009年超过美国。中国是一个与西方经济体越来越相关的国家：1/4的中国工业是国外所有，我们依赖中国工业来制造廉价消费品。最终，我们的养老金投资在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越来越选择在中国从事生产，我们的养老金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长。然而西方理解那个国家以及那个国家的统治者吗？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中共领导层的不同的人权观和民权观会影响我们政治组织的选择和西方的政治自由呢（就像已经影响了西方学术研究和教学一样）？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因他们把自己的饭碗置于诚实的思考和教学之上而感觉羞愧呢？

英文原文：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by Carsten A. Holz http://www.feer.com/articles1/2007/0704/free/p036.html

（来自右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