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的胡乱联想

据说，“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在西方很久以来都是指有社会责任感的读书人，尽管这类说法如今没那么流行和强调了，福柯就说过，他只看到不同分工的专业人士，从没见过什么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在西方意味着关心社会的精英人士，大概差不多。

而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词则一般是指读过书、上过学，有中专以上学历，甚至识几个字、会简单的记帐算术，在农村也被人看作知识分子，其地位可想。其实一开始引入这个词并不如此，二三十年代所谓的“智识阶级”、“知识阶级”的定义很接近西方的概念（参见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其社会地位不见得多高，但绝不像49年以后的那么灰溜溜甚至下贱。而这么大幅度地落差，全拜共产党和毛泽东所赐。老毛这个昔日的读书人、失意的小知识分子，一旦窃得权柄，头等大事就是将曾经看他不起的读书人（毛最恨大学教授，早在二十年代就称大学教授都是反革命，要统统消灭）全都踩在脚下，刻意凌辱，斯文扫地，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所谓“脱裤子、割尾巴、洗澡、思想改造”、所谓“反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历历在目，惨不忍睹。之所以如此，猜想他一是报复、二是知道知识使人思想独立、追求自由、终会摆脱专制而去。在如此重压下，知识分子除了饱受痛苦折磨，也尽显其种种丑态和窘态。

如今读书人的境况好转，但思想控制的企图反而不见放松，“知识分子”的名号越来越糊涂，而顶着这名号的人也越来越没有责任没有廉耻，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也就模糊身份，装傻充愣，在和谐的抢钱、骗钱社会里分一杯羹，尽显各种丑恶而丝毫没有愧疚之心。每下愈况！

我写这个，不是来考证“知识分子”的由来和转变，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兴趣，写了一堆废话，全是因为以下一些偶然胡想起的文字游戏：

知识分子，有人说其实只不过是浑浑噩噩的知道分子（王朔的发明），真有知识有责任的少，混世蒙人的多；其实读书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些失势分子，从孔孟开始这些人就不断地、苦口婆心劝统治者对人民好点呀、要遵守规则呀，如此如此，结果识时务的不吭声，不知好歹的蹲监狱、活埋、宫刑、弃市，甚至灭十族；从来这些人就是统治者眼里的滋事分子，是官家的敌人，既要收买，又要管制；让他们变成政府的支持分子，或者整天优哉游哉、写些风花雪月软文字的姿势分子；那些不听话的，就让他们变成没有社会地位、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连狗都不如的吃屎分子，斯文扫地、诚惶诚恐的“臭老九”、“九儒十丐”；而要我看，读书人有了知识，首先不是要负什么社会责任，而是要学着找回尊严，不用着急培养什么“浩然之气”，先应该培养羞耻之心，作个知耻分子。

最后，还要说一点想了很久的看法。说起当今华人世界的令人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老一辈的不用说，海外我们想得起胡平、郑义、杨小凯、陈志武、林达这些人；国内想得起刘晓波、秦晖、贺卫方、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余杰、王怡这些人；台湾自从柏杨老去，李敖堕落，乏善可陈，但至少还有一个龙应台。

反而是香港，照理应该人才辈出，却让人最失望，没什么觉得既有分量又说话尖锐而且人格让人尊重的人物，老一点的，张五常九七以后已经变成一味夸中共好的支持分子了；中一点的，陶杰是个聪明人，但学识和品位都不高，说说怪话、发发牢骚可以，说正事不行，他在苹果日报专栏说的话，和他无线电视主持节目说的话，可以和和谐谐、并行不悖，让人诧异他到底是什么人？而且从他话里话外可以看出，他不过是以外人、过客自居，处处与己无关自然没有价值，顶多是一个混吃混喝的生意人；最让人失望的马家辉、梁文道这样的人，马家辉专注于狭义的文学、文化，也就算了。最让人反感的是梁文道，不但要么说些过时的西方左派文学批评、“结构主义”之类的伪知识，要么说些不痛不痒、人云亦云的老话，不见新意，更要命的是，自从加入凤凰卫视这个伪装的中共海外宣传机构以后，越活越胆小，说的话还不如国内人士尖锐，这正是越回归越堕落，内地的人正在自我启蒙、思想解放，香港的知识分子反而跑来洗脑、封口。让人气短，不提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