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我与中共和柬共》读后感
（转自新世纪）
胡平：《我与中共和柬共》读后感
当年，纳粹灭亡，一名纳粹战犯讲过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孽难消。"这句话难道不同样也适用于共产党吗？
2007年8月，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了由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的《我与中共和柬共》。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使这本书具有特殊的价值。
周德高是柬埔寨华人，1932年出生于柬埔寨的贫困农村家庭，父亲是来自潮州的华工。从五十年代起，周德高就接受中共大使馆领导，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和很多柬共高级领导人有直接交往，并亲身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在1977年，周德高被召到北京汇报柬共内部情况，周德高表达了对柬共种族灭绝的批评，并且告诉中共柬共第四号人物苏品和越共暗通款曲的情报。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实行两个"凡是"，拒不接受周德高对柬共的正确批评，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波尔布特。中共担心柬共内部的反对派与越南合作，会打破它的战略安排，于是把苏品与越共暗中联系的情报转告了波尔布特。第二年，苏品就遭到波尔布特派人袭击负伤，自杀身亡。苏品的部属，以韩桑林为首，深知大祸临头，于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反抗波尔布特，失败后逃到越南。后来，越南军队在他们的配合下进攻柬埔寨，一举消灭了柬共政权。周德高对苏品有非常好的印象，他想不到他向中共提供的情报到头来竟害死了苏品。他更想不到的，另外也是合谋害死苏品的波尔布特和中共都想不到的是，苏品之死竟然引发了柬共上层的公开分裂并直接导致了越南的入侵和柬共政权的灭亡。在如此重大的事变中，周德高竟然无意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由此可见这本书的特殊意义。
周德高因为反对柬共的血腥屠杀而受到中共的猜忌，后来他退出了共产党，去了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定居。在沉默了二十多年后，他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和朱学渊先生合作写成此书。朱学渊文革前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80年来美，获物理学博士，其后转而经商，并从事文史研究以及时事评论，涉猎相当广泛。他写的有关民族问题语言问题的论著，别开生面，饶有兴味。
读这本《我与中共和柬共》，令人感慨万端。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这批柬共领袖，大多出身于柬埔寨的比较富有的家庭，又在法国留学，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共产党，而且比原来本土的共产党还要激进。其间原因何在？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来到西方后，目睹西方的发达，故而对自己所属的阶级的落后与无能感到羞耻感到鄙视，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共产主义这套理论产生于西方同时又反西方，这就正好投合了他们既要学习西方又要维持民族骄傲的矛盾情结，所以正中下怀。从书中的记叙可以知道，波尔布特们之所以狂热地推行共产革命，倒并不是出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狂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的。他们更多的是出于野心的狂妄，一心想后来居上，创造人间奇迹，开辟历史新纪元。所以他们不但不把苏共那一套放在眼里，甚至对中共那一套都不大看得上。柬埔寨共产党搞的那一套比毛时代的中共，比四人帮还要激进，以至于毛泽东本人都要自叹弗如，对他们大加赞扬。
在各个共产国家中，柬共建立的柬埔寨民主共和国成立的最晚，灭亡的最早。柬共政权只有三年八个月的寿命，是共产国家中最短命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柬共政权并不是被本国的人民起来革命推翻的，而是被另一个共产国家越南用武力灭掉的。作者写道：“多少年后，国际上还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军是侵略军的舆论。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两害权其轻’的原则，非但没有把越南军队当作侵略者，而且欢迎他们，感激他们，还带他们去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说过：‘如果越南人不对红色高棉发动进攻，那我们的人民就将永世地被那些野蛮的’翁卡’统治，永远当奴隶了。’"一个国家的人民，竟然欢迎外国军队侵略自己的国家，可见该国的统治者恶劣到什么程度，也可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应该是最高原则。这对于那些以民族主义者自命的人应当是很有教益的。
众所周知，柬共长期以来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柬共的得势完全是中共支持的结果，因此柬共的罪恶也就是中共的罪恶。后来，邓小平修正了毛时代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曾经对饱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努克表示道歉，但是对几百万柬埔寨人民，和几十万柬埔寨华侨，却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直到79年初，越南军队攻打柬埔寨。柬共政权摇摇欲坠，邓小平还以所谓"自卫反击战"的名义"教训"越南，力图挽救万恶的柬共政权。只是这场围魏救赵的所谓"自卫反击战"打得很不理想，柬共政权迅速灭亡，中共只好草草收兵；而随着中共军队的撤离，中共在越南的人员也就被对方一网打尽，全军覆没。我们知道，中共一贯过河拆桥，对那些为自己效过命的人都弃之如敝屣，着实令人齿冷。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当年，纳粹灭亡，一名纳粹战犯讲过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孽难消。"这句话难道不同样也适用于共产党吗？
（原载《人与人权》）
附录：
朱学渊：柬埔寨屠杀的掩卷和开卷
——新书《我与中共和柬共》介绍
仅次于波尔布特的柬共第二号头目农谢，近日以八二高龄在柬泰边境被警方逮捕，已成一条世界新闻。当年在柬共的整肃运动中，有农谢一句主张滥杀的名言‘多一个不赚，少一个不亏’。傅国涌先生于上期《动向》为文评论，标题为‘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审判’，本人对此深表怀疑。因为柬共的是种族灭绝的罪行，都是在中共教唆下施行的，审判柬共就是审判，这当然是中共绝不愿见到的。
再说，柬埔寨原本有西哈努克和亲越的洪森两派，前者是由西哈努克的一个不成气候的儿子拉那烈领头，全靠老子的招牌招摇撞骗，现在势力已经式微。而洪森原本是柬共的一个下级军官，当年为躲避清洗屠杀，逃去越南参加造反。这名小和尚出身的小军官，却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大人才。他善待西哈努克甚过亲老子，而且还‘恢复帝制’让西哈努克的爱子当上国王，又宣布放弃共产专制‘实行宪政’，其实就是他大权独揽。
话说，西哈努克与周恩来的关系情同父子，每每谈起周恩来就眼泪汪汪；邓小平复出后，多次代为柬共对他的虐待陪礼道歉，保证他在‘第二故乡’永远衣食无虞。因此，权衡中共的‘恩’，柬共的‘怨’，花花王子西哈努克，即便至死是个性情中人，也不会为一个过气的柬共头目农谢，而与北京盛宴上的免费法国大餐翻脸的。
滑头洪森，自从苏修倒台，越共变色，他就化敌为友，与中共打得火热了，他在实行和解政策的名义下，只囚禁了柬共军事头目塔莫，和一个‘东方奥斯威辛’——金边S-21监狱的头目，此人真名江吉耀，化名‘密杜’（柬语‘杜同志’），是一个潮籍华人。尽管联合国一再催促洪森政府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但洪森一拖而再拖。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塔莫死于狱中；密杜则一口咬定过去一切都是听命上司，那个不死的上司就是农谢。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让人们尽快遗忘‘柬埔寨革命’，而最好的办法又莫过于花钱消灾。二○○二年十一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对柬埔寨进行了四天访问，大笔一挥，勾销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点二亿美元的债务。二○○六年四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他短短的两天访问中，又宣布了给柬埔寨政府六亿美元的援助。小国柬埔寨里的‘人间公义’，又何能抵御中共财大气粗的‘美元万亿’？
如今，率先叛变的英萨利（波尔布特的连襟），在盛产宝石的‘拜林特区’大发横财。而农谢是坚持留在波尔布特的身边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狲散，他才与乔森潘一起下山，至今寄篱拜林，据说在写回忆录，对中共满口颂词，他对去访的香港记者说过，为什么柬共与中共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中共从来不干预柬共的事务。
相反，乔森潘也写了一本自辩的回忆，虽有触及越南，但绝口不提中共。农谢的不识相，中共的友人洪森就只能让他去‘住招待所’了，我想这就是农谢‘被捕’的内幕。傅国涌先生期待的‘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审判’，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看到，看到的只会是农谢的自然死亡和‘柬埔寨革命史’的掩卷了。
我怎么会知道哪么多柬埔寨的事情呢？
我在家居的美国南方城市，认识了邻城的周德高先生，他是土生的柬埔寨华侨，今年七十六岁了，还在一间中学当校工。他前半生为中共精诚工作，在金边《棉华日报》记者和经理任上，为赤化柬埔寨华侨社会，破获国民党特务阴谋暗杀刘少奇、王光美的爆炸案，帮助柬共领袖乔森潘、胡荣、符宁等逃离金边，作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工作，因此也是中国大使馆最信任最干练的‘柬埔寨通’。
一九六九年，越南战争进入高潮，美国和朗诺、施里玛达等人策划推翻西哈努克，政变计划竟先为中共获知，在康生亲自指挥下，是年底中调部召德高先生去北京，被吸收参加该部的情报工作，并接受政变后的潜伏任务。政变后，德高先生未能在敌占区立足，被迫转入解放区，又经常与柬共高层人物见面，其中就有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农谢。
柬共在中共面前俯首帖耳，背后却常常口出‘中共是修正主义’的恶言，华侨则更是被他们一律视为‘资产阶级’，任意残杀迫害。因此在柬共进城之前，中共系统在柬人员也统统被排挤到乡间务农，进城以后也不得复原。然而因祸得福，德高和他的同志也就逃脱了被清洗屠杀的命运。其间，德高对柬共的倒行逆施历历在目，深恶痛绝。
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主政，坚持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党内思想一片混乱，而柬越两方已经势不两立。一九七七年四月，中调部急召德高去北京汇报情况，全家同行。他向中调部、外交部如实报告柬共的恶行，竟遭‘有立场问题’的猜忌训斥。他提供柬共第四号人物苏品曾经要求越方制止波尔布特路线的情报，引起中共方面高度重视，次月苏品即被邀请访华，核实他的‘反波尔布特情绪’，苏品等回柬埔寨后便先后被杀。
苏品的死，导致他管辖的‘东部大区’全面叛乱，数万军民逃入越南后，为越南扶植为‘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稍经训练便配合越军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攻入金边，柬共仓皇逃至泰国边界方得喘息，继‘五年抗美’又是‘十年抗越’的苦境。话说苏品之死是中共和柬共的合谋，而小人物周德高竟一脚踢出了一个大局面。
德高先生笔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和这番精彩的故事，我作了事实核对和文字润色，还收集图片和绘制地图。在撰写的过程中读了许多英文著作，对柬共的由来，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的公德私爱，也都有力所能及的生动描述，《我与中共和柬共》书成，先睹者俱有快感，‘田园书屋’予以优先出版，售价六十港元，香港各大书局均有出售。
中共耗费亿万金元要把柬埔寨屠杀史掩卷，周先生和我不计报酬，竟又别开一卷。
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原载《动向》杂志）
胡平：《我与中共和柬共》读后感
当年，纳粹灭亡，一名纳粹战犯讲过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孽难消。"这句话难道不同样也适用于共产党吗？
2007年8月，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了由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的《我与中共和柬共》。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使这本书具有特殊的价值。
周德高是柬埔寨华人，1932年出生于柬埔寨的贫困农村家庭，父亲是来自潮州的华工。从五十年代起，周德高就接受中共大使馆领导，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和很多柬共高级领导人有直接交往，并亲身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在1977年，周德高被召到北京汇报柬共内部情况，周德高表达了对柬共种族灭绝的批评，并且告诉中共柬共第四号人物苏品和越共暗通款曲的情报。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实行两个"凡是"，拒不接受周德高对柬共的正确批评，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波尔布特。中共担心柬共内部的反对派与越南合作，会打破它的战略安排，于是把苏品与越共暗中联系的情报转告了波尔布特。第二年，苏品就遭到波尔布特派人袭击负伤，自杀身亡。苏品的部属，以韩桑林为首，深知大祸临头，于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反抗波尔布特，失败后逃到越南。后来，越南军队在他们的配合下进攻柬埔寨，一举消灭了柬共政权。周德高对苏品有非常好的印象，他想不到他向中共提供的情报到头来竟害死了苏品。他更想不到的，另外也是合谋害死苏品的波尔布特和中共都想不到的是，苏品之死竟然引发了柬共上层的公开分裂并直接导致了越南的入侵和柬共政权的灭亡。在如此重大的事变中，周德高竟然无意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由此可见这本书的特殊意义。
周德高因为反对柬共的血腥屠杀而受到中共的猜忌，后来他退出了共产党，去了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定居。在沉默了二十多年后，他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和朱学渊先生合作写成此书。朱学渊文革前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80年来美，获物理学博士，其后转而经商，并从事文史研究以及时事评论，涉猎相当广泛。他写的有关民族问题语言问题的论著，别开生面，饶有兴味。
读这本《我与中共和柬共》，令人感慨万端。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这批柬共领袖，大多出身于柬埔寨的比较富有的家庭，又在法国留学，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共产党，而且比原来本土的共产党还要激进。其间原因何在？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来到西方后，目睹西方的发达，故而对自己所属的阶级的落后与无能感到羞耻感到鄙视，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共产主义这套理论产生于西方同时又反西方，这就正好投合了他们既要学习西方又要维持民族骄傲的矛盾情结，所以正中下怀。从书中的记叙可以知道，波尔布特们之所以狂热地推行共产革命，倒并不是出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狂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的。他们更多的是出于野心的狂妄，一心想后来居上，创造人间奇迹，开辟历史新纪元。所以他们不但不把苏共那一套放在眼里，甚至对中共那一套都不大看得上。柬埔寨共产党搞的那一套比毛时代的中共，比四人帮还要激进，以至于毛泽东本人都要自叹弗如，对他们大加赞扬。
在各个共产国家中，柬共建立的柬埔寨民主共和国成立的最晚，灭亡的最早。柬共政权只有三年八个月的寿命，是共产国家中最短命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柬共政权并不是被本国的人民起来革命推翻的，而是被另一个共产国家越南用武力灭掉的。作者写道：“多少年后，国际上还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军是侵略军的舆论。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两害权其轻’的原则，非但没有把越南军队当作侵略者，而且欢迎他们，感激他们，还带他们去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说过：‘如果越南人不对红色高棉发动进攻，那我们的人民就将永世地被那些野蛮的’翁卡’统治，永远当奴隶了。’"一个国家的人民，竟然欢迎外国军队侵略自己的国家，可见该国的统治者恶劣到什么程度，也可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应该是最高原则。这对于那些以民族主义者自命的人应当是很有教益的。
众所周知，柬共长期以来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柬共的得势完全是中共支持的结果，因此柬共的罪恶也就是中共的罪恶。后来，邓小平修正了毛时代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曾经对饱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努克表示道歉，但是对几百万柬埔寨人民，和几十万柬埔寨华侨，却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直到79年初，越南军队攻打柬埔寨。柬共政权摇摇欲坠，邓小平还以所谓"自卫反击战"的名义"教训"越南，力图挽救万恶的柬共政权。只是这场围魏救赵的所谓"自卫反击战"打得很不理想，柬共政权迅速灭亡，中共只好草草收兵；而随着中共军队的撤离，中共在越南的人员也就被对方一网打尽，全军覆没。我们知道，中共一贯过河拆桥，对那些为自己效过命的人都弃之如敝屣，着实令人齿冷。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当年，纳粹灭亡，一名纳粹战犯讲过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孽难消。"这句话难道不同样也适用于共产党吗？
（原载《人与人权》）
附录：
朱学渊：柬埔寨屠杀的掩卷和开卷
——新书《我与中共和柬共》介绍
仅次于波尔布特的柬共第二号头目农谢，近日以八二高龄在柬泰边境被警方逮捕，已成一条世界新闻。当年在柬共的整肃运动中，有农谢一句主张滥杀的名言‘多一个不赚，少一个不亏’。傅国涌先生于上期《动向》为文评论，标题为‘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审判’，本人对此深表怀疑。因为柬共的是种族灭绝的罪行，都是在中共教唆下施行的，审判柬共就是审判，这当然是中共绝不愿见到的。
再说，柬埔寨原本有西哈努克和亲越的洪森两派，前者是由西哈努克的一个不成气候的儿子拉那烈领头，全靠老子的招牌招摇撞骗，现在势力已经式微。而洪森原本是柬共的一个下级军官，当年为躲避清洗屠杀，逃去越南参加造反。这名小和尚出身的小军官，却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大人才。他善待西哈努克甚过亲老子，而且还‘恢复帝制’让西哈努克的爱子当上国王，又宣布放弃共产专制‘实行宪政’，其实就是他大权独揽。
话说，西哈努克与周恩来的关系情同父子，每每谈起周恩来就眼泪汪汪；邓小平复出后，多次代为柬共对他的虐待陪礼道歉，保证他在‘第二故乡’永远衣食无虞。因此，权衡中共的‘恩’，柬共的‘怨’，花花王子西哈努克，即便至死是个性情中人，也不会为一个过气的柬共头目农谢，而与北京盛宴上的免费法国大餐翻脸的。
滑头洪森，自从苏修倒台，越共变色，他就化敌为友，与中共打得火热了，他在实行和解政策的名义下，只囚禁了柬共军事头目塔莫，和一个‘东方奥斯威辛’——金边S-21监狱的头目，此人真名江吉耀，化名‘密杜’（柬语‘杜同志’），是一个潮籍华人。尽管联合国一再催促洪森政府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但洪森一拖而再拖。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塔莫死于狱中；密杜则一口咬定过去一切都是听命上司，那个不死的上司就是农谢。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让人们尽快遗忘‘柬埔寨革命’，而最好的办法又莫过于花钱消灾。二○○二年十一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对柬埔寨进行了四天访问，大笔一挥，勾销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点二亿美元的债务。二○○六年四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他短短的两天访问中，又宣布了给柬埔寨政府六亿美元的援助。小国柬埔寨里的‘人间公义’，又何能抵御中共财大气粗的‘美元万亿’？
如今，率先叛变的英萨利（波尔布特的连襟），在盛产宝石的‘拜林特区’大发横财。而农谢是坚持留在波尔布特的身边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狲散，他才与乔森潘一起下山，至今寄篱拜林，据说在写回忆录，对中共满口颂词，他对去访的香港记者说过，为什么柬共与中共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中共从来不干预柬共的事务。
相反，乔森潘也写了一本自辩的回忆，虽有触及越南，但绝口不提中共。农谢的不识相，中共的友人洪森就只能让他去‘住招待所’了，我想这就是农谢‘被捕’的内幕。傅国涌先生期待的‘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审判’，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看到，看到的只会是农谢的自然死亡和‘柬埔寨革命史’的掩卷了。
我怎么会知道哪么多柬埔寨的事情呢？
我在家居的美国南方城市，认识了邻城的周德高先生，他是土生的柬埔寨华侨，今年七十六岁了，还在一间中学当校工。他前半生为中共精诚工作，在金边《棉华日报》记者和经理任上，为赤化柬埔寨华侨社会，破获国民党特务阴谋暗杀刘少奇、王光美的爆炸案，帮助柬共领袖乔森潘、胡荣、符宁等逃离金边，作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工作，因此也是中国大使馆最信任最干练的‘柬埔寨通’。
一九六九年，越南战争进入高潮，美国和朗诺、施里玛达等人策划推翻西哈努克，政变计划竟先为中共获知，在康生亲自指挥下，是年底中调部召德高先生去北京，被吸收参加该部的情报工作，并接受政变后的潜伏任务。政变后，德高先生未能在敌占区立足，被迫转入解放区，又经常与柬共高层人物见面，其中就有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农谢。
柬共在中共面前俯首帖耳，背后却常常口出‘中共是修正主义’的恶言，华侨则更是被他们一律视为‘资产阶级’，任意残杀迫害。因此在柬共进城之前，中共系统在柬人员也统统被排挤到乡间务农，进城以后也不得复原。然而因祸得福，德高和他的同志也就逃脱了被清洗屠杀的命运。其间，德高对柬共的倒行逆施历历在目，深恶痛绝。
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主政，坚持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党内思想一片混乱，而柬越两方已经势不两立。一九七七年四月，中调部急召德高去北京汇报情况，全家同行。他向中调部、外交部如实报告柬共的恶行，竟遭‘有立场问题’的猜忌训斥。他提供柬共第四号人物苏品曾经要求越方制止波尔布特路线的情报，引起中共方面高度重视，次月苏品即被邀请访华，核实他的‘反波尔布特情绪’，苏品等回柬埔寨后便先后被杀。
苏品的死，导致他管辖的‘东部大区’全面叛乱，数万军民逃入越南后，为越南扶植为‘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稍经训练便配合越军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攻入金边，柬共仓皇逃至泰国边界方得喘息，继‘五年抗美’又是‘十年抗越’的苦境。话说苏品之死是中共和柬共的合谋，而小人物周德高竟一脚踢出了一个大局面。
德高先生笔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和这番精彩的故事，我作了事实核对和文字润色，还收集图片和绘制地图。在撰写的过程中读了许多英文著作，对柬共的由来，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的公德私爱，也都有力所能及的生动描述，《我与中共和柬共》书成，先睹者俱有快感，‘田园书屋’予以优先出版，售价六十港元，香港各大书局均有出售。
中共耗费亿万金元要把柬埔寨屠杀史掩卷，周先生和我不计报酬，竟又别开一卷。
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原载《动向》杂志）
posted by 王宁 at 4:47: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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