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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我真不愿意一头走到黑

陈志武：我们正在失去历史机遇

王怡：中国的七大违章建筑

茅于轼：彻底澄清人权问题

（转载）李昌玉：长风破浪二十年

长风破浪二十年

—— 从谢韜到张博树

李昌玉

本文所谓“长风破浪”是借用李白的诗句。李白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诗人。他有远大的抱负，想建功立业，但是在现实社会里，到处碰壁，“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因而发出“行路难，行路难”的感叹，不过他仍然怀抱追求实现理想的信心，相信终有一天“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理想最后当然是只留下永远的遗恨。

现在中国人民正在为社会的民主化转型而努力，甚至于连胡锦涛、温家宝虽然坚定不移地宣示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许多场合不管是虚与委蛇，还是装点门面，也要若有其事或郑重其事地谈论民主，这证明一党专制已经走到末路，因此可以说，一个不可避免的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转型，已经是东风劲吹，蓄势待发。
　
大概在８月１５日，我同时读到两个不谋而合的“二十年”说。所谓“二十年”者，是一个“预言”，说中国的社会民主转型大约二十年可见分晓。他们一个是谢韜。他说：“现在不应该说，‘我看不到了’，我想，如果能活一百零五岁，现在起活二十年，大体讲，二十年就可以见分晓。”（《二〇〇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纪念会来宾发言纪要》）还有一个是张博树，一个５３岁的晚辈，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说“假如从现在算起，中国能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宪政民主体制的初步建构（同时完成两岸统一），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巩固之，那中国的宪政改革就算得上极其顺利了。但这只是一种可能。”（《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

因此，“长风破浪二十年”，就是现在人们的期待和预言。

中国思想界愈来愈躁动不安。２００６年俞可平以《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思想界一阵骚动。俞可平１９５９年出生，是中央编辑局的副局长，被称为胡锦涛的智囊。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身份说民主，更使人们猜测纷纭，兴趣盎然。于是进入了２００７年，曾经身为马列主义哲学家的人大副校长谢韜的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更是好像初春的响雷，一鸣醒世，打破了官方坚守了几十年的理论栅栏，新左派被调动起来，如丧考妣地齐声高唤：谢韜刨了祖坟。谢韜说，十月革命送来的不是正宗马克思主义，而是被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否定了修正了，却被列宁、斯大林奉为正宗的阶级斗争理论。谢韜认为，北欧瑞典诸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认定的社会主义。所谓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其实是代人受过。修正主义者，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

谢韜指出，中国革命学的是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因此至今没有走出这个专制主义的怪圈。出路在哪里？他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此言一出，主流派，边缘派，自由派，正统派，左派，右派，无不把目光聚焦到这个焦点上。　

可是只过了半年，张博树发表了《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是一个主报告，将近五万字，没有发表的１０个分报告和３个附件应该更长。他比谢韜走得更远，简直是前进了十万八千里。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宪政改革的目标“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解构以致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制，再造共和，建设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汇入人类文明的发展主流。”张博树才是真正地刨了祖坟，把共产党的祖坟连根彻底拔除。张博树的文章将会激起怎样的反响，现在无法预言，但肯定不会小。

一百六十年前，当“资产阶级占得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的时候”（《共产党宣言》），两个德国青年发现了一个“秘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列宁、斯大林在苏联采取革命的手段来验证马克思的假设，经过了７４年的反复验证，结果以失败告终。

在苏联，即共产国际的全力策划和资助下，中国建立了共产党，经过２８年的内乱内战，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并且走过了５８年的验证之路，现在面临着种种难以逾越的难关。于是：人们不得不思索：问题出在何处？前路在何方？
　
共产党有一个特点：世俗的君主，必须身兼教主和教父的职能，因此他必须集全知全能的上帝和君临天下的君王二者于一身，具有独断乾纲的大权，如毛泽东，如斯大林。他们不但在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权威，甚至于如斯大林在语言学方面，毛泽东在原子学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权威。因此，斯大林，毛泽东，他们说的话都是“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

从《共产党宣言》至今，走了１６０年，资产阶级在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更新中而永葆青春，共产党却死死守着“祖坟”，把“修正主义”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加以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尊神，顶礼膜拜，其实不过是卖淫妇为自己建立的贞节牌坊，用来欺世盗名。俯瞰百年世界，谁是正宗马列主义？谁是正牌社会主义？谁是马恩的嫡传弟子？现在大浪淘沙，剩下四个社会主义的难兄难弟。他们之中谁认同谁？谁佩服谁？谁敢说自己代表了普世价值？

邓小平如果有理论的话，那最重要的理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可是谁有资格过河？谁能够摸石头？邓小平已经不能独断乾纲，不许别人过河摸石头了。邓小平为思想解放建筑了牢笼，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但是这个牢笼已经不断地被突破。

遇罗克因为一篇《出身论》被枪毙，苏晓康因为编剧电视片《河殇》王震怒斥他刨了祖坟，恶狠狠地说要杀了他，但幸好只是说说。现在，张博树要解构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制，比遇罗克，比苏晓康，罪莫大焉，大概没有杀头的危险了。这说明民主自由宪政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共产党已经无法阻挡这股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

这种二十年转型或初步转型的预言，都是指和平的逐步的渐进的自上而下的转型。二十年，长不长？窃以为不算长。有没有可能呢？我想应该是可能的。我们可以算算卦。胡锦涛任完十七大，５年，就是２０１２年。下一个总书记及其政治局委员与常委，完成十八大、十九大，１０年，等到二十大交接班，那是２０２２年。二十大那一届的总书记以及政治局委员与常委，应该是现在４０岁上下的人。如果再往下延续一代，即二十大接班的总书记，任满１０年，距离现在是２５年，就到了２０３２年，他往下交班的一届，二十二大的一届应该是现在三十岁左右的人。

这是按照没有任何重大的意外情况发生来算的卦。如果未来的２５年，能够太太平平，国际国内都没有重大的足以阻断历史进程的事件发生，那么，中国的和平转型应该是大有希望的。

以二十大上台的一届来说，他们出生在文革前夕，或文革中，或文革后。首先是他们的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已经没有文革的经历记忆，他们中没有当过红卫兵的小将，没有所谓工农兵学员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取得大学文凭，有海外读书、进修、参观的经历。他们自己以及许多人的家庭，都没有历史的恩怨纠葛。因此，他们比较容易从共产党自我构建的历史樊篱中解脱出来。

谢韜说的：“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政权里的好多人，过去的红卫兵，过去的打手，过去那些高干子弟，联动分子，在我们今天还是达官。是不是？我们看看，过去那些主张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血统论的东西。在今天，在我们中国现有的政权里边，他们过去是打人的，现在还是在用皮鞭打人。今天我们来看看呢，这些人总是迴避谈文化大革命，他们有一条两条理论，一条叫做‘顾全大局’，这‘顾全大局’呢，就是抹杀历史真相，还有一条呢，就是‘稳定第一’，可是这种隐瞒真相歪曲历史的稳定是稳定不了的。‘顾全大局’变一句话就是不让你说出真相。稳定，就是要隐瞒真相。但是，长不了！”（《二〇〇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纪念会来宾发言纪要》）

关于血统论，经历了文革的我们还记得，遇罗克就因为一篇《出身论》触犯了共产党的神经而被残暴地杀害。我在１９９９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要搬动一张桌子都得流血。出身决定一切、血统决定一切已经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习惯思维，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而这个阶层又掌握着对一切‘贱民’的生杀予夺大权。你向‘出身论’、‘血统论’挑战，捍卫的只是人世间最最起码的常识常理，争取的只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可是却要触动最敏感的政治神经！‘文革’后期出台了一项对‘贱民’仁慈宽厚的所谓无产阶级政策，称‘贱民’子女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既然如此，那么，也就意味着非贱民子女可以不受教育，天生就是‘好的子女’。由此可见，这只是将执行了几十年的歧视排斥‘贱民’子女的所谓无产阶级路线法理化而已。这正是遇罗克痛心疾首批驳的论题。有了这篇《出身论》，可以稍稍宽慰我们和我们的后人的是：中国是有压不折的脊梁的。”有点象征性的故事是，文革后，被遇罗克批判的那些红卫兵，作为“太子党”身份，一个个都跃居省部级高官，那位草拟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才子，做了公安部副部长，负责兼管法轮功办公室。因此，遇罗克现在成了不能提到的敏感历史人物，这也就是现在中国社会改革难以大步推进的原因。

不过“血统论”“出身论”在时间的磨砺中，已经烟消云散，退出历史舞台。几乎可以说，每解构共产党的一项政策理论，都要付出牺牲。今年是反右５０周年。老右派们上书、著文、开会都受到当局者的打压，但是当局者尽管惶惶不安，如临大敌，也是力不从心，勉为其难。

王震说的让我们的子女接班可以放心，因为他们不会刨祖坟。秦始皇设想的子子孙孙万世不绝是不可能的。秦始皇三世而绝，以后寿命最长的王朝是两宋，南北相加共３２０年，各传９帝，也没有万世不绝。即使是这样的历史也已经不可能重复了。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就必须万世一统呢？

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王震，都犯了一个致命的小错误：他们忘记了“死生有命”这个千古不易的常识。他们自己寿命有限，“万寿无疆”不了，怎么能够保证儿子、孙子、重孙、曾孙长命百岁呢？邓小平到底做了一件大好事，应该表扬，就是废除了党的领导人的终身制，实行总书记的任期届满制。因此，要永葆红色江山万年长只是一相情愿的幻想。

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时候，大概还只是想到夺权，夺权，没有想到接班，接班，因此可以抛弃杨开慧的三个儿子于不顾，后来也对遗弃贺子珍的儿女不心疼。他始终摆脱不了革命加罗曼蒂克的向往，所以到了延安又爱上了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江青。如果当初，这些革命元老们想到还有接班传代的问题，恐怕心气就短促了半截。如果他们还想到会出现陈希同、陈良宇这些前仆后继的不肖后代，那心气又短促了半截。在这点上，毛泽东比蒋介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蒋介石有个蒋经国，功德圆满，毛泽东只有一个不顶用的毛岸青，所以他在吟哦《枯树赋》中告别人世，好寂寞，好伤悲，如鲁迅所说的《红楼梦》结末“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毛泽东是当时政治局中唯一主张出兵朝鲜的人。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在朝鲜丢了命。这就是报应。善恶相报，这是上天的安排。毛泽东的最大不幸和中国人的万幸的是毛岸英英年早逝，否则，毛岸英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金正日。邓之后，江之后，都未能跻身政坛。这又是中国人的万幸。

毛泽东的悲剧就是专制制度的悲剧。在他的一生中，和他共事过，可以称作二把手、三把手的人，例如朱德，瞿秋白、张国焘、项英、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等等，没有一个得到圆满或稍微圆满的结局。他培养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更是没有好下场。毛泽东除了寿终正寝，享受到终身帝王的权杖之外，却给中国人民和他的党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如果毛泽东当初实行任期１０年届满制，对他，对党，对国，就功德无量了。

美国出了个开国总统华盛顿，他留下的制度遗产精神遗产流芳百世。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留下的是坏榜样，一无可取，而坏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他的遗泽实在乏善可陈。

可以预言，现在台上的这批太子党和红卫兵出身的省部军级以上高干，到了二十大，都退出政治舞台了。不管他是太子党、太女党，都退出政治舞台了。以后当然还会有太孙党，但是他们在党内党外越来越难以得到身份认同，而享受高贵血统的余荫。

张博树指出，从政治改革角度看，未来（包括如今的胡、温一代）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以下六大难题。其中第二大难题是：“如何解决党的高层权力核心的有效监督和权力更替问题。截止到胡锦涛，党内最高‘掌门人’的地位都是由前辈党的元老‘钦定’的。这种小圈子里内定‘接班人’方式，即便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原则衡量，也是极其落后的、说不通的。原则上讲，解决不了党的领导人如何产生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如何制约的问题。但如果真的扩大党内民主，又可能在权力控制方面引发一系列难题。更何况在缺乏民间民主力量配合、呼应的情况下，任何扩大党内民主的努力都将被党专制体制内权力斗争的规则所消解。”这个难题应当更是十八大、二十大、二十二大的难题，而且一届胜过一届。随着国际国内、党外党内民主呼声的加强，那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这是现在无法预言的，而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触发中共变革的导火线。新左派特别害怕出现哥尔巴乔夫、叶利钦。不过，到了时候，压也压不下。历史发展有自己的轨迹，它总是会为弄潮儿打开闸门，让他们崭露头角，大显身手。

我有一位厅局级朋友，若干年前，退了休，可以出国探亲了。他探亲回来，喝着小酒闲聊。他说，自己的儿子已经入籍外国，开始时自己心头惴惴，因为自己毕竟是高干，可是出国一看，多少上级、老上级的子女，都入籍了外国。他们可以，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想到这里也就坦然了。这里讲的高干子女入籍外国主要不是为了政治经济因素。最早一批出国的高干子女，大体上都是依靠自己的吃苦耐劳、勤奋学习而在国外站住脚跟的。唯有一点，就是他们很快喜欢了那个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却不留恋这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像张戎们，几十年前是他们的父辈背叛自己的家庭，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现在是这些革命后代背叛父辈，投奔西方社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历史的宿命和辩证法。

现在那些握有党政财文大权的太子党高干们，会为他们的儿孙积攒一笔传家宝，但是要他们的儿孙继续“接班”，像他们一样掌握大权，大概很难。网上传说，曾庆红的儿子已经移民澳洲，虽然有待证实，但是王庆红、马庆红的儿女移民海外的已经是成千成万。高干子女的移民，越来越具有转移财产的目的，越来越具有应对变天的目的。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权也同样，要传三代，难乎哉！

左派最喜欢用“亡党亡国”说事。这是一个伪命题。亡国吗？日本人侵占了半个中国，中国没有亡。蒋介石孤守台湾，中华民国没有亡国。至于亡党，台湾国民党没有亡，俄罗斯共产党没有亡，那么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亡，就命悬一念了。但是，一党专制是必定要“亡”的。

《三国演义》的开篇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不是罗贯中写的，是明朝□□写的。我非常欣赏它那种旷达、散淡而蕴含悲剧情怀的历史视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鱼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二十世纪是中国人“走向共和”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再造共和”的世纪。回想二十世纪，我个人，经历过八年抗战，六年从军，四年大学，二十二年右派，十年文革，二十几年改革开放，三十四年语文教师，最后就是虚度年华七十四，如此等等，因此，顾后瞻前，放眼未来，确实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二十年，乃至五十年，完成宪政民主转型也值得。甚至于温家宝说的一百年也不算不可以，如果能够做到像刘晓波最近说的就很好。他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这种走向自由中国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我的观点是，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事实是在一个在极权国家里，争取这种自由的运动向来是由这种民间代价的累积而成的，没有民间这种代价的付出，那就很难改变。我说的核心的意思是，中国这种渐进地走向改变的过程，不能通过激烈地要求这个政权的变革来改变整个社会，而现在的趋势是，通过社会的这种自发的渐进变革来慢慢地促成政权的改变，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失败，很多沮丧，甚至大多数的维权活动最后在现实的层面上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这种此起彼伏的民间自发觉醒，它不是靠谎言镇压所能遏制得住了，在每一个领域，它都有一个累积的过程，一旦累积到某一个临界点，它就会造成一种中国制度局部的变革吧！”（BBC专访刘晓波谈《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观察中国的宪政转型，第一是看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觉悟。现在谢韜和张博树，可以代表两代人。张博树的思想已经非常成熟，考虑非常深刻。他是现在四五十岁的一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已经拥有一个群体。以互联网为平台，海内外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思想非常解放的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当时的苏联差得很远，几乎不存在这么一批人。

第二，中国的群众对于一党专政已经是非常厌恶了，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等待盼望变革的心理准备已经成熟。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执政党已经处在如鲁迅所形容的“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最近湖南凤凰拱桥，一座３２８米长即将建成的二级公路桥，在１０秒钟当中就轰然倒塌，６４人不幸罹难。早前３５天，济南建设路上发生遥控汽车爆炸，是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谋害情妇柳海平。据说，因为柳海平掌握了大量官场黑幕，准备揭发，因此促使段义和采取了如此残忍的手段杀人灭口。网上看到柳海平上半身的坠地照片，异常清晰，几乎没有破相，足可证明是一个楚楚动人的美貌少妇。人们猜想，柳海平的上身沿着弧形曲线被抛出车外二十余米的时候，在空中，在一刹那间，她应该来得及听到、看到、想到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

红颜薄命。柳海平是中共一党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她更是中共一党专制制度的陪葬者。

中国宪政民主的转型，就在那１０秒钟，就在一刹那爆响间，那时就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呱呱坠地！

（２００７／８／２１于山东大学附中）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延伸阅读：张博树 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

（转载）刘**晓**波：我看薛涌与《南方都市报》的决裂

我看薛涌与《南方都市报》的决裂

刘晓波

近几年，身在美国的薛涌先生已经成为大陆开明报纸的宠儿，他的时评常见于《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等。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只因南都报拒绝发表他批评茅于轼先生的短文《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薛先生居然勃然大怒，公开声明终止和南都报的合作。

一，薛涌的“言论自由”成立吗？

薛涌先生终止合作的理由，很微言大义，也很政治正确。他说：“我最终决定终止合作，乃是在于他们违反了合作的诺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封杀了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

南都报违反“言论自由”，是很严重的指控。遗憾的是，薛涌先生的指控，显然是文不对题。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的核心是政府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和媒体，更不能因言治罪。因为，只有公权力才能干预媒体和封杀言论，也只有政府才有以言治罪的权力。所以，言论自由所针对的是公权力而非媒体。言论自由就是要禁止公权力干预媒体和言论，以确保一个言论的观念的自由市场，让众声自由喧哗，让媒体保持独立，让众多媒体平等竞争，让多元价值在竞争中共处。

在言论自由制度下，每一独立媒体都有自己的倾向和立场，每一媒体都会根据自己的立场对稿件进行取舍，这是媒体本身的权利，也是媒体独立性的标志之一。所以，某媒体拒绝发表某类稿子或某人的某篇稿子，与言论自由无关。比如，美国几大主流媒体，有左倾的《纽约时报》，有右倾的《华尔街日报》，它们对同一公共事件的报道和评论，立场会有很大区别，在编发稿件时自然会有各自的取舍。

也亏薛涌在自由美国呆了那么多年，居然连何为言论自由都不懂。而不懂言论自由的薛涌先生还讽刺南都报编辑说：“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

更搞笑的是，8月11日，薛涌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为与南都决裂一事答网友》短文，再次拿出在自由美国呆过多年的身份，傲慢地为国内同行指点江山。他说：“经此一事，我有了觉悟。第一，中国一流的编辑，居然对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也不理解，也没有意愿坚持。我对他们多少有些高估。第二，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但是成长环境实在太差，对民主没有体会和知识，也没有足够的资讯去了解。所以，我应该减少和媒体的合作，即使还写中文，也应该多写书或长文。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学到些东西。”

在今日中国的制度条件下，不能不承认，中国知识界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还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依然需要从书本上、更要从实践中不断地学习。但我更难以理解的是，即便薛涌先生很懂言论自由和民主，也没有理由如此傲慢。何况，从薛先生的决裂宣言中，还真看不出他多懂言论自由。

二，南都编辑的拒绝真的没道理吗？

也多亏薛涌先生在大义凛然的决裂声明中引用了南都报编辑的信件，才让我这个旁观者看到了南都编辑“拒薛”的理由。

南都报的编辑拒绝的理由，主要不是因为薛批茅“为富人说话”，而是因为薛对茅的某些指控没有事实根据。

首先，薛先生文章《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的中心论点是：在中国的环境下，只要为富人说话，就不能为穷人办事。而南都编辑用事实告诉薛涌先生，茅先生恰恰是极少数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他确实做到了“既为富人说话，又为穷人办事”。

针对薛对茅提出的严厉道德批判，编辑部主任特别给薛写信解释说：“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人与长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坚持以民间的立场对国内政策发言，对政策之下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积极的代言与争取。尤可贵的，是茅还能做到知行合一，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在国家并无政策支持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资金来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他先是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这项投入持续至今。此外他也同样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

其次，茅先生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中说：“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

薛涌先生在《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第二段说：“可惜，读了上面这段话，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

薛先生这段话的最大问题在于：在他的“很难让人相信”的表述中，他不相信茅先生的自白而拿不出不相信的证据。他相信茅先生“和富人有特殊感情”，传达的肯定是强烈的负面信息；相信茅先生“得到富人的好处”，更会给人以丰富的负面联想，什么好处？多少好处？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方式得到了好处？

我以为，这样的指控很严重，必须要有切实的证据。可以批评茅先生，但批评要有证据，不能自以为正义在手就信口胡说。

所以，另一位编辑写信给薛涌说：“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薛兄如果偏要这样行文的话，恐怕不仅光是我们不发，如果有媒体就这样发了，那是编辑的失职。我去过茅于轼家，他就住在北京那种破旧的老房子中，茅于轼所举办的小额贷款，帮助了很多穷人。人家是在脚踏实地的为穷人做事，如果没有证据就攻击他，我认为有失厚道。”

薛涌的整篇文章建立在道德指控上，而这样指控偏偏又不符合事实。所以，我个人认为，南都编辑的两封回信都很通情达理，也很厚道。

茅先生为穷人办事始于1993年，至今已经将近15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陆肆至今还是官方最敏感的禁忌的中国，敢于公开为陆肆难属和良心犯说话的著名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而茅先生正是这少之又少之一。他敢于在声援“天**安**门**母亲”呼吁书上签名，敢于为因言获罪的杜导斌发声，为营救被构陷的孙大午奔走呼吁，也为一些良心犯提供过经济上的帮助。

这些，久在美国的薛涌可能不了解，但不了解不能瞎说。这倒比较符合薛涌先生的夫子自道：“我也许在国外生活得太久，……”但薛先生在不了解茅先生在国内所为的情况下，也在南都编辑向他陈述了茅先生“为穷人办事”的大量事实后，他非但没有丝毫歉意，反而一脸多年身在海外的傲慢，还好意思指责茅先生之论“透露了当今中国新贵的一种极度傲慢的心态。”

要我看，薛先生的傲慢近于委琐：1，薛涌先生曾是南都报言论版的主要作者之一，但只因南都报拒绝他的一篇稿子，居然就大动干戈，公开声明与南都报决裂。这样的“决裂”，没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是万万作不出的。2，连言论自由的常识都懵懂的薛先生，还好意思大言不惭，指责南都编辑不懂言论自由和民主。

倒是茅先生不改一贯的厚道，他在得知薛涌与南都报的冲突后，曾于8月9日写信给南都报说：

“我希望薛涌和南都报的合作不要中断。南都报可以补发薛涌的文章。尽量体现平等自由的精神。也希望薛涌把拒载和言论自由区分开来。一个媒体刊什么，不刊什么总有他选择的自由，这和国家的言论自由无关。不能因为拒载某篇文章就认为言论没有自由。

薛涌批评我的某些观点，比如中国有没有仇富，中国百姓历来是穷还是富，我不想反驳。让大家来判断。的确我的历史知识很不够，请历史学家来说。

我没有说过先保护富人。我一直强调富人穷人一样要保护。至于为什么我要为富人说话，其理由我已经在文章里说过了，不再重复。

茅于轼上”


2007年8月12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八月书单

《书的礼赞》（茨威格等 著、叶灵凤 译，三联书店98年版，七折）

《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俞曲园、胡适等 题跋，钟叔河 编订，岳麓书社2002年版，六折）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胡适纪念馆 编，安徽教育01年版，六折）

《巴尔扎克传 Balzac》（茨威格Stefan Zweig 著，英译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02年版，六折》

《念楼学短》（钟叔河 编著，湖南美术02年版05年2刷）

《学其短》（钟叔河 编著，安徽教育04年版）（注：以上二书前两个月看冉云飞在博客里推荐才知，不错的精短古文选读本）

《续侠义传》（作者佚名，人民文学06年2版）（注：《三侠五义》续书一种，情节与《小五义》、《续小五义》完全不同）

《对照集》（张爱玲 著，北京十月文艺07年版）

无聊三首

其一

每天睁开眼，就不禁
觉着总有无穷无尽
无法解决的烦恼等着我
可当一下了床，像被冲洗过
又觉得生活如此简单
任何事都充满希望
不在话下。不知道
和外在世界什么关系，它被我
在意识里从浪尖扔到谷底
一次又一次，揉搓、变形
到了（liǎo），仍然只不过，它是它
我是我，相看两无奈，没法
摆脱，又如仇寇，还那么暧昧
像是南柯一梦醒后的怅怅


其二

分行书写
是诗的形式
也成了读者
阅读心理的期待
但将一句完整的话分
开写，打死我
也不敢说一定就是
诗，就像我不敢说
现在我写的这些就是
但不分开写的，一定
不是诗，至少
看起来不像


其三

那么，是不是
将那些分行
写的文字再连
到一起，如果
能够读得通顺，就证明
不是诗，或者这诗
没有存在的必要？那
就从我自己开始试......
结果，发现上面写的
全都可以连起来
读，一点儿也不破坏
文意，甚至想象
这说明我写的是貌似
诗的普通文字，或者是
本质是散句的垃圾诗
这让我沮丧！...其实
也无所谓，它们不比
这个世界其它的无聊
更无聊，也不比这个
世界其它的垃圾更垃圾
它们不过是荒诞世界的
一部分无聊而已

和台湾博友讨论中共党史

按：近来个人生活之种种，仍平淡沉闷，无所用心，不免神思怅惘、终日昏昏，而社会大环境之堕落，日甚一日，一如其旧，更是乏善可陈，让人徒增“犬儒”、虚戾之气，颇有无话可说之感。此间虽访客几稀，但仍约有六七十位订阅者，让我感动并感激，尽管这是我个人胡言乱语的场所，数日没有更新还是让我觉得有一丝惭愧。

有台湾博友长期关注文革（也略及中共建政以来其他时期）宣传画（blog:文革小兵，国内需代理才能看），其对中共历史之兴趣和真相的了解，在许多方面，恐怕远超不少生活在大陆的年轻一辈（我不爱说什么八零后、九零后）。最近蒙他不弃，来信与我讨论一些背景资料，姑将其内容贴出来，以补blog文之空。

（以下为两通e-mail内容，仅略隐其无关文字）

第一通：

王兄

...... 前不久去北京一趟，在收集畫作以及買舊書方面都有不錯的收穫，叉開話題，我到北京著名的三聯書局去發現幾乎沒有討論文革的書！！！傷痕文學也變少了，我記得1998年時還有幾本說實話的好書，現在竟然全部不見了，倒是類似長征這類正面話題的書籍有上千本可以選擇，章詒和說得沒錯：經濟方面在放鬆，在這方面反而有收緊的趨勢。
......

另外請教幾個我無法體會的問題：

１）井崗山對毛澤東而言有什麼特殊意義嗎？我一直以為毛到了遵義會議才確定要走農民革命路線，而在長征之前他也混過江西，國民黨敎的歷史有提到江西，也有提到長征，甚至遵義會議和延安，唯獨沒提到井崗山，所以我不懂井崗山的象徵意義在哪裡？可否請王兄簡單解釋一下

２）我在北京時印象裡，"保安" 沒有武裝，我認識幾個當保安的都是出身低下的好小孩，保安地位似乎低於公安，但是在宣傳畫裡常常看到 "民兵"，你對 "民兵" 有沒有印象？他們真的有武裝嗎？職務是否類似現在的保安, 公安？

3）"解放台灣" 這種口號在你小時候是數年運動出現一次？還是天天喊，月月喊，年年喊？


（回信）

某兄，

......

请教绝不敢当！你提的问题我只是从我个人不可靠的记忆和不准确的理解作些说明，谬误是一定的。这里所涉及的真正历史背景还需以正式的史料为准，请注意。

至于你说到的文网渐密，这和胡上台以来处处拿一些毛泽东时代的教条来做治国指针和口号的治国方法是一致的，不管其目的何在，其在政治上的落后反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前任。而98年，据一些知识分子回忆，倒是言论出版上的相对宽松之年。（然而转年就发生了堪比文革的镇压xx功。）如今比那时最大的好处，就是互联网的普及，这当然不能归功于胡。

言归正传，回到那几个问题：

1）井冈山确是毛的发家地，我认为原因如下：上世纪二十年代共党建立以来，毛在党内也算身居高位，因为一是参党元老，再一个他在宣传鼓动方面真有本事，国共合作时，还曾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但毛在党内高层却没什么地位，因为那时中共直接听命于苏共，到北伐后，国共反目，更是那些留苏的小布尔什维克吃香，不听话的陈独秀、瞿秋白都靠边站了，毛的资历比不上陈、瞿，但也不是被斗争的对象，只是在党内中央委员、省的（湖南）共产党干部一级混着。

当时的领导人（李立三、周恩来、王明等等）都主张在城市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直接仿效十月革命），但不断失败，对此毛对农村熟悉，认为应该到农村去发展势力，实际上就是占山为王，学水浒那一套。当时（1927年）的秋收起义就是毛等人负责的，虽也是党批准的，但比起广州起义、南昌起义来，显然并不是党特别看重的大"项目"。结果，这些都可以说失败了。

但毛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带着一股残余跑到井冈山地区，先是投靠当地原有土匪，然后再借机消灭他们，结果毛在这一带（江西湖南交界）不但站住脚跟、保存了实力，连南昌起义的残部也跑来投靠，后来甚至连在上海混不下去的中共中央都要跑到这里来投奔。而且在这里毛培植了自己的势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包括指挥几次成功的反围剿），在党内树立了名声，甚至训练预演了他日后得以成功的党内残酷斗争那一套打击异己的手段（反AB团）。虽然这之后毛又几次被排挤、被批判，惨到"长征"（实际就是逃跑）时几乎被扔在当地不带他走（瞿秋白就是这样被抛弃，而被国民党抓住杀掉的），但日后毛真正掌权的基础不能不说是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打下的，说他从井冈山（实际是在这附近一块区域活动，后来便于叙述，都简称井冈山）发迹没什么错。

国民党和那是的中共中央不重视井冈山，是因为当时共产党权力核心在上海，毛泽东只不过是个中央委员，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武装力量，那时谁想到连中央也要投奔毛所占领的山头呢。别人不重视，毛不能不重视。

2）关于民兵。"保安"是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多少与国际惯例的商业、私家的保安类似，以区别于负责公共治安的警察（公安），保安最多配备警棍之类，不可能有枪。

民兵则是毛和中共一直主张建立并经营的成建制准军事力量，其理论是"全民皆兵"，平时生产（务农、务工），做好军事训练（军队长期指导），到战时辅助正规军。一般训练都会配枪和手榴弹之类，但平时武器具体怎么管理，不是太清楚，经常会看到有民兵持枪的照片、影片（记不清楚在实际生活中是否见过），至于枪里有没有子弹，甚至平时准不准带枪就不是特别清楚。但相信在一些靠近边境或有潜在战争危险的地区（比如福建、中苏边境、云南边境），民兵必是佩戴武器的。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开始，毛一度让军队发枪（或故意放松管理被工人组织抢走）给工人造反派，鼓励武斗，闹得不成样子，之后虽然有军队控制，但工人中除原有民兵之外，还有造反派的武装组织，叫"民兵小分队"（各地可能叫法略有差别），我还记得小时见过他们坐在卡车上啸聚而过的情景，但他们肯定是没有枪，只有短木棍。至于四人帮造反派的总部，工人民兵组织应该是有枪的，后看到资料说，抓四人帮的时候，上海的工人民兵组织一度是当局者担心会有反抗的主要忧虑之一。

3）我印象里，"解放台湾"的口号最常见叫做"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是小时（1977年以前）一直都能见得到的口号，但因为文革的内部运动不断，肯定我见到、听到的每次集会或者广播宣传都不是以此为专题的，即便是有以此为专题的运动也应该是在我出生之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了。我们一直被教育：台湾的"国民党蒋匪帮"长期以来叫嚣要"反攻大陆"，我们要提高警惕云云，这样的话好像那时广播里经常听得见。

以上拉杂罗嗦（因涉及一些背景，只得饶舌），希望有所帮助，但难免有错漏，请兄明辨之。并祝

撰安！

王宁 上


第二通：

王兄 非常感謝你

不曉得你現在能不能看到 "文革小兵"
我已經把井岡山這篇寫上去了
因為編輯要求寫這篇 !

你寫的愈詳細對我幫助愈大

這次又想到一個問題是出版 "毛澤東選集" 有何意義 ? 難道要敲鑼打鼓嗎 ?

照理說, 對一般大眾來說, 要了解毛思想 "毛語錄" 裡面已經夠多了
平民會去買 "毛澤東選集" 嗎 ?

（回信）

某兄，

不客气。粗浅意见，如有所帮助，不胜欣慰。

"文革小兵"还是需经代理服务器才能看。兄的新作刚看，言简意赅，很好。不过有一点关于时间的确定不甚准确：从题目和内容上看，这张画当是吹嘘美化毛在当初（二十年代末）井冈山占山为王时深入群众的"光辉"历史，和六十年代的四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画中的陈设（尤其是后面当年红军所用的旗帜）及人物的穿着（包括毛的相貌）都表明时间性。

关于《毛泽东选集》。在任何独裁专制国家，都必然要搞领袖崇拜的造神运动，中国在文革中尤其登峰造极，所以毛的一言一行，无不成为人民赞颂、顶礼膜拜和服从的行动指南，有如"神祗"。既然毛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理论家"，那他的理论著作自然是人人都要崇敬和学习的，其神圣程度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几大共产主义导师的著作相同，甚至超过之。神化独裁者的思想言论，以使全国人民遵从，这是专制政权维持统治常见手段之一，应该不难理解吧，想必当初在台湾，蒋总统的著作也是非常被推崇的吧？（当然和毛选的推崇程度不可以道里计）。

毛选共有五卷，前四卷文革之前即出齐，第五卷是毛死后（四人帮也被抓），华国锋主政时（1977年）出版的。第五卷出版时确实是敲锣打鼓、大肆宣传，因为华国锋完全奉行毛的政策（除了消灭毛的真正接班人四人帮、毛远新等人以外），继续进行神话毛的工作。前四卷出版时，我未及亲见，估计虽然也郑重其事进行宣传，但必定不如第五卷那样隆重。

毛选和毛语录的区别。毛语录在文革中起了一般文选所起不到的鼓动、神话作用。此外，我认为，还有这么几点，一，文革时的毛主席语录大肆流行，但绝大部分不是官方修订出版的，权威性、严肃性自然不同；二、文革时大混乱，各地自行印发各种领导人讲话，有许多材料里面包括了许多不宜人民知道的真话，或者言论前后自相矛盾之处，所以共产党出版的正式文稿，都是经过大量删改，甚至伪造的，毛选尤其如此；三，毛尽管憎恨知识分子，但他还是有旧传统文人习气，非常看重自己死后流传的文集，所以毛在世时出版的四卷都是其亲自组织人员郑重其事、认真编选的，据说他原来是不打算出第五卷的，但他死后，他的徒子徒孙需要靠其衣钵混世，他也奈何不得了。

文革时代，甚至文革前肯定有个人买毛选的，但和所有共产党的文集一样，绝大多数毛选都是公家买的，然后发给单位职工、党员供一起学习、讨论用。甚至不久之前，邓选江选出版时不也大肆宣传说群众踊跃购买，那更是只有公家（单位、各级党委）才会买了，现在再有个人掏钱买这类书，要么根本不在乎钱，用来装门面，要么纯粹是个傻x。

本想简单回复，不觉又是一大篇，看来中共的历史真是罄竹难书呀，呵呵。希望有所助益。

从今天起的一年时间里，我党就祈祷“吻腚”吧！

今天（8月8日）从一大早电视里就充斥着奥运倒数一周年的报道，恶心得让人作呕。这下，大部分的电视也没法看了。不过后来我也渐渐平静了，想通了。让他们折腾吧，发疯吧。这就好比撒臆症、出麻疹、发羊角疯、病毒潜伏的急性病，既然政府（也就是党）的“奥运病毒”早已传染，既然它已经病入膏肓，如果这样的病征发作不可避免，也许早点“发”出来比晚点“发”出来好，或者因此将来我党不至于太早的“哏儿屁朝凉”也说不定。要不然怎么办？横竖是死，拖得一天是一天吧。

最近不断听到国外越来越多反对并呼吁抵制奥运会的各种声音，当然这样的声音国内大部分民众听不见（也有国内跟着凑热闹的，比如：什么什么公开信、什么什么不支持，那都成不了气候，过两天就可能不见了，而且会有更正说那都是临时工作人员编造的假消息），不能让老百姓听见。政府说了，这都是些反动的习惯性反华势力（和习惯性流产一样，他们总失败），无非是一小撮（有多小？比起我党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还不算公安和武警，还有飞机、大炮、军舰，对了还有坦克，还不算原子弹、在别国领海底下的核潜艇、船厂正在造的航空母舰，等等等等，还不够小？）西方反共政客、民运分子、某某功邪教、心怀不满的刁民而已，他们只会一天到晚将奥运政治化（好像讲政治是我党一贯的专利，别人怎么能乱讲！），而奥运会是非政治的。真的，奥运会真不关乎政治，奥运是关乎钱的。其实，我党一点都不需要担心，那些呼吁抵制奥运会的团体和个人一般都没什么经济利益，最多不过凭的是义愤而已，他们根本不可能成功。而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公司、个人都是现实的，看在钱的分上，他们怎么会和中国政府过不去呢？

所以，我敢大胆断言，明年的北京奥运会一定会如期举办，将不会有任何国家抵制！......除非...中国内部出什么事，这事还不能是小事，当然出这种事的概率极低极低（有多低？也就跟北京下六月雪、肉包子里吃出硬纸壳的概率差不多吧），不过，中国现在事还少吗？既然奥运那么重要（有多重要？我一时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重要。对了，我想到一点，面子！......我操！面子还不重要？其实我们都知道还因为可以赚钱，当然不是你我普通老百姓赚钱，这话不能公开说，大家知道就行了），一定不可以掉以轻心。

所以，为了保证2008奥运会这一无比正确、重要、重大的政治（？我党说的政治和那些反动人士说的政治不是一回事，这个政治是说我党干的任何事都是政治，都是正确的；那些人说的政治是反对我党政治的政治，都是些政治不正确的政治，因为这个...那个...你明白了吧？）活动能够顺利地、成功地举办，从今天开始我党各级广大的领导干部及他们的太太、姨太太、二三四五六...奶、衙内、跟班、包衣奴才、管家、杂役、打手、师爷、秘书、跑腿、三亲四戚、七姑八姨，以及这些奴才、打手、秘书...们的太太、姨太太、二三四五六...奶、衙内、跟班...以及...的...的太太、姨太太......，大家一起磕头（在心里就可以了）祷告吧：

“求爷爷告奶奶、求神拜佛、跪求老天上帝、三皇五帝、如来佛祖、观音菩萨、菩提老祖、原始天尊、太上老君、先师孔圣、南华真君、张天师、吕洞宾、孙悟空、释迦摩尼、默哈默德、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秦始皇、唐宗宋祖、朱元璋、康熙、雍正、乾隆、慈禧太后、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希特勒（这个要不就算了吧，名声不是太好）、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江青（咦？她来干什么？求了她，还求不求王光美、张玉凤...，胡闹！也太儿戏了！...好了好了，就这么多了，大家各取所需吧）——

求您（们）保佑我党在未来这一年里，能够胜利召开党的第十七届党内及国家权力分配分脏清洗异己提拔党羽暨党内两条（哪两条？一条是成功，一条是失败）路线斗争的代表大会；并求您（们）特别保佑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举行关乎我党命运面子捞钱毕其功于一役花费无数银两行贿挥霍破坏城市历史文化风貌侵夺公民财产剥夺公民权利浪费纳税人财富中饱私囊上下其手分肥者个个高兴推杯换盏绝大部分升斗小民却要忍受通货膨胀房价飞涨猪肉也飞涨股市无常病猪病家禽毒水毒米毒油苏丹红蓝藻孔雀石绿吊白块环境污染血汗工厂供货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口气喘不上来，差点没憋死）；还要保佑未来这一年千万不要发生以下任何一件事：

不要发生因为政府临时工作人员（比如城管、计生委)在街上冒充领导干部呵斥打骂民工（或没收维持生计的财产、收取罚款不得而抢劫财物拆人房子）而引起街头群众围观打抱不平变成骚动公安现场保护肇事者殴打激动的市民引起更大骚动烧车出动武警群众挟持高级领导（多高？镇长以上吧）只好派坦克装甲车不得已为了自卫对付那些手持致命武器（比如鞭炮）的暴民只得开机关枪扫射的群体事件；

不要发生重大干旱洪水泥石流台风暴雨大雪沙尘暴地震海啸冰川融化火山喷发（中国有火山吗？...以防万一嘛）瘟疫禽流感萨斯出血热科博拉艾滋病等自然灾害人祸事件突然大爆发中国环境大崩溃；如果实在要发生自然灾害，也不要死太多人（多少？一千万以下吧，为了表示敬意，我党如今的杀人能力怎么也不敢超过毛主席他老人家）；如果实在要死太多人，也不要老百姓知道，我们的领导干部撒谎都习惯了，不用费心现学；如果有个别非领导人知道了，也不要出个蒋彦勇；如果出个蒋彦勇也不要让他把真相告诉境外传媒；就是告诉境外传媒也要告诉像凤凰卫视这样我党派在海外的宣传情报中心而假装的境外传媒，或者大公报这样长驻香港的党的喉舌。一句话，这些信息都是国家秘密，实话告诉你，如果你把今天我对你的祈祷内容泄露出去，也会因为颠覆国家罪被抓起来，到时别怪我党翻脸不认人（神）！

不要发生任何砖窑煤窑瓦窑瓷窑妓窑欺骗胁迫拐卖剥削奴工事件，山西黑（我对这个传媒加的这个形容词，持保留意见，黑有什么不好？谁都知道中国的事看起来黑吃起来香，而且什么再黑也黑不过我党）砖窑事件，问题出在省里市里和县乡镇村各级信息不协调效益不和谐，以及山西河南两省领导沟通不畅造成，试想如果上下左右都串连分配好了，你几个孩子家长、省市甚至中央级传媒的几个记者能翻多大浪？当然这是我党内部总结的话，这里只是求菩萨（神、领袖、鬼、先人....）你保佑就是了，别的也不用问了。

不要出任何六月飞雪包子吃出个纸箱子这样的假新闻了，这些假新闻跟那些什么松花江水有毒、无锡水质受蓝藻影响不能饮用、厦门PX项目有害、中国出口产品有质量问题、济南下大雨淹死人的假新闻是一样的可恶，更可恶是那些网络上的人专门编造、传播、相信假消息，动辄就拿我党的和谐社会开玩笑发牢骚，还通过互联网串连游行，都该抓起来，早点实行网络实名制就好了，气得我党...，什么？全面取消互联网？这个...恐怕还不成熟，现在一时离不开互联网，再说，我党有关领导说不定也喜欢上网打打游戏、赌赌钱、视频聊聊天、看看AV电影，对吧？我们的网上长城GFW其实已经很牛屄了，假假哋也是世界领先，何况还有警警察察这对小骚货狗男女（请原谅，我说话有点不雅，我这是喜欢得无以言表）...外国记者不用你管，我党有办法对付，其实外国人很容易哄的，而且他们也很蠢，再说他们用英文写的东西，中国没多少人看得懂，就是能看懂的也不相信，他们嫌外国佬误解了他们的本意，他们实际特别高尚特别关心社会关心人民疾苦拥有崇高的理想而且超凡脱俗品位高雅玉洁冰清、那些外国人标榜的都是虚伪的资本主义假民主骗人的鬼话西方传媒一贯地泛政治化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你看，这也是我党长期培养恐吓训练灌输教育的结果，不用党指点，他们自己也会根据党的思路反应了。总之，虽然我党本事很大，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想请你保佑，你底明白？

不要...哎呀，事情太多，已经说不完、想不起来了。对了，再多求一件，其他的以后想起来再说：不要发生男领导和妇女干部躲到车里谈工作不知道白天黑夜因为天热赤身裸体以致于双双殉职这种事，这种事（除了壮烈牺牲之外）经常发生，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样的先进模范也就不要高调宣传了，就是宣传也要穿上衣服宣传嘛，不过宣传不宣传一定要注意保密，否则又给那些新闻机构的临时人员（或实习生，我一直怀疑有一个全国范围的临时工/实习生黑社会反动组织，近年来多起假新闻误登纪念陆肆广告等坏事都是他们干的。建议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新闻媒体都要清退这类临时人员，以保安全；同时还要雇用大量此类临时人员，以备推卸责任）有了可乘之机，又到处散播谣言，事情虽然不大，但影响我党光辉和谐的形象。...这你也注意帮忙看着点。

对不起，第一次这么正式地祷告，还是没经验，不习惯，难免把诸位上帝、神仙当成了我党的下级干部或者秘书了，请多多包涵，让我们还是善始善终：

总而言之一句话，让我党永保江山。以上请求诸神保佑，如有灵验，少不得香烟贡品纸钱布施大鱼大肉歌功颂德纪念堂水晶棺大塑金身供养子孙（不管他多胖多蠢）荣华富贵遗臭万年！呜呼尚飨无量寿佛弥勒佛喃无阿弥佗佛唵嘛呢叭咪吽阿门安拉恭请圣安万岁乌拉嗨万寿无疆...！”

奥运谐剧奥运闹剧奥运悲剧奥运无聊剧正式开场，我和一等人众本来连热闹都不想看，结果也给裹挟着拥在场边，只好冷眼看看它如何收场。

让赵元任讨厌的“陈词滥调”

赵元任在他写于1921年的第一封“绿信”（green letter）中，曾记述他于1920年从美国乘船回国的见闻,有这么一段：

A Chinese students' meeting on board. Speeches,and such platitudes,such boredom. If I am asked what is the single shortcoming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rd, I would say platitudes. If I hear a fellow student writing or speaking every now and then on "My beloved country," "patriotism,""national honor," "service," "sacrifice," "cooperation," "mutual help," "friendship," and all that;I should suspect that he is a rather useless and ineffective person for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Such words raise one's goose flesh.（《赵元任全集（第16卷）》pp. 304.）

（试译：）

　　“船上的中国学生在开会。演讲，都是些陈词滥调，真无聊。如果一定要我挑中国出国留学生的最大毛病，我肯定会说陈词滥调。如果我听见一个留学生同学动不动到处说（或者写）什么‘我热爱的祖国’，‘爱国主义’，‘国家荣誉’，‘（为国家）服务’，‘牺牲’，‘合作’，‘互相帮助’，‘友谊’，诸如此类；我真的怀疑这种人对中国或其他国家没一点用、是个无能之辈。这样的陈词滥调让人起鸡皮疙瘩。”

八十多年过去了，这话仍然不过时，赵先生的见解于我心有戚戚焉。虽然中国的那些虚妄、浮躁的民族情绪既是有传统的，也非中国所独有，但那时的人到底还没有经过有系统、有目的、严密控制的“洗脑”教育和宣传，所以其祸害也就远非如后世那么大，时至今日，那些昔日不过只是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useless，已经渐渐变成“忠党”、“爱国”的“爱国贼”了，其荼毒之害，想必已不是当年像赵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所能预见的。

近年来稍稍关心社会，常常觉得最让我心烦、灰心乃至绝望的，倒不是当政者的穷凶极恶、国家机制的腐烂黑暗、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化、日常饮食的毒害威胁等等这些严重的表面现象，最让人叹气的是年轻一代人糊涂、疯狂的观念、意识所表现出的充满暴戾、愚昧的mob心态和行为。

我曾经想，上个世纪初的义和拳民都到哪去了？后来发现六十多年后他们出现在响应毛主席的伟大指示、轰轰烈烈的造反队伍里，出现在红卫兵们接受检阅彻地连天的疯狂人海之中。那些红卫兵们的幽灵（他们同样继承着义和拳、红灯照的基因）又到哪去了呢？我发现除了一部分潜伏在窃取了当轴机关的各级高位的衮衮诸公身上以外，大部分都充斥在互联网的各个聊天室、论坛等处。谈日常生活，甚至社会上的一般见闻倒还好，但只要稍涉及诸如近代特别49年以来的历史、中国现有的国家体制，甚至仅仅提到一些字眼比如“台湾”、“共产党”、“毛泽东”、“日本”等等之类，一个个本来人模人样的网民们，好似打了鸡血、注射了吗啡、吃了摇头丸、抽了海洛因一般，不但肾上腺激素激增、理性丧失、逻辑混乱，而且粗言秽语、青筋暴露、嗜血好杀，完全没了人形、丢掉人性、兽性发作。

令人可怕的是这种人数量之多，让人瞠目。开始我还认为他们只不过被蒙蔽、不知道历史的真相而已，但随着网上各种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很多人的态度变成类似：“那些说的都是真的又怎么样？就是要不择手段，为了自己的宏伟计划，饿死几千万人算什么？...”，面对如此的言论，你还能说什么？既然连基本的人的伦理已经完全不同，沟通这回事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如果将来的“第x代领导人”一旦传到这种家伙（还敢叫他们做“人”吗？）手里，听到“爱国”就起鸡皮如我辈者宁有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