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ugust 28, 2007

(转载)李昌玉:长风破浪二十年

长风破浪二十年

—— 从谢韜到张博树

李昌玉

本文所谓“长风破浪”是借用李白的诗句。李白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诗人。他有远大的抱负,想建功立业,但是在现实社会里,到处碰壁,“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因而发出“行路难,行路难”的感叹,不过他仍然怀抱追求实现理想的信心,相信终有一天“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理想最后当然是只留下永远的遗恨。

现在中国人民正在为社会的民主化转型而努力,甚至于连胡锦涛、温家宝虽然坚定不移地宣示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许多场合不管是虚与委蛇,还是装点门面,也要若有其事或郑重其事地谈论民主,这证明一党专制已经走到末路,因此可以说,一个不可避免的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转型,已经是东风劲吹,蓄势待发。
 
大概在8月15日,我同时读到两个不谋而合的“二十年”说。所谓“二十年”者,是一个“预言”,说中国的社会民主转型大约二十年可见分晓。他们一个是谢韜。他说:“现在不应该说,‘我看不到了’,我想,如果能活一百零五岁,现在起活二十年,大体讲,二十年就可以见分晓。”(《二〇〇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纪念会来宾发言纪要》)还有一个是张博树,一个53岁的晚辈,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说“假如从现在算起,中国能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宪政民主体制的初步建构(同时完成两岸统一),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巩固之,那中国的宪政改革就算得上极其顺利了。但这只是一种可能。”(《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

因此,“长风破浪二十年”,就是现在人们的期待和预言。

中国思想界愈来愈躁动不安。2006年俞可平以《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思想界一阵骚动。俞可平1959年出生,是中央编辑局的副局长,被称为胡锦涛的智囊。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身份说民主,更使人们猜测纷纭,兴趣盎然。于是进入了2007年,曾经身为马列主义哲学家的人大副校长谢韜的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更是好像初春的响雷,一鸣醒世,打破了官方坚守了几十年的理论栅栏,新左派被调动起来,如丧考妣地齐声高唤:谢韜刨了祖坟。谢韜说,十月革命送来的不是正宗马克思主义,而是被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否定了修正了,却被列宁、斯大林奉为正宗的阶级斗争理论。谢韜认为,北欧瑞典诸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认定的社会主义。所谓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其实是代人受过。修正主义者,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

谢韜指出,中国革命学的是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因此至今没有走出这个专制主义的怪圈。出路在哪里?他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此言一出,主流派,边缘派,自由派,正统派,左派,右派,无不把目光聚焦到这个焦点上。 

可是只过了半年,张博树发表了《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是一个主报告,将近五万字,没有发表的10个分报告和3个附件应该更长。他比谢韜走得更远,简直是前进了十万八千里。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宪政改革的目标“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解构以致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制,再造共和,建设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汇入人类文明的发展主流。”张博树才是真正地刨了祖坟,把共产党的祖坟连根彻底拔除。张博树的文章将会激起怎样的反响,现在无法预言,但肯定不会小。

一百六十年前,当“资产阶级占得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的时候”(《共产党宣言》),两个德国青年发现了一个“秘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列宁、斯大林在苏联采取革命的手段来验证马克思的假设,经过了74年的反复验证,结果以失败告终。

在苏联,即共产国际的全力策划和资助下,中国建立了共产党,经过28年的内乱内战,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并且走过了58年的验证之路,现在面临着种种难以逾越的难关。于是:人们不得不思索:问题出在何处?前路在何方?
 
共产党有一个特点:世俗的君主,必须身兼教主和教父的职能,因此他必须集全知全能的上帝和君临天下的君王二者于一身,具有独断乾纲的大权,如毛泽东,如斯大林。他们不但在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权威,甚至于如斯大林在语言学方面,毛泽东在原子学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权威。因此,斯大林,毛泽东,他们说的话都是“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

从《共产党宣言》至今,走了160年,资产阶级在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更新中而永葆青春,共产党却死死守着“祖坟”,把“修正主义”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加以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尊神,顶礼膜拜,其实不过是卖淫妇为自己建立的贞节牌坊,用来欺世盗名。俯瞰百年世界,谁是正宗马列主义?谁是正牌社会主义?谁是马恩的嫡传弟子?现在大浪淘沙,剩下四个社会主义的难兄难弟。他们之中谁认同谁?谁佩服谁?谁敢说自己代表了普世价值?

邓小平如果有理论的话,那最重要的理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可是谁有资格过河?谁能够摸石头?邓小平已经不能独断乾纲,不许别人过河摸石头了。邓小平为思想解放建筑了牢笼,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但是这个牢笼已经不断地被突破。

遇罗克因为一篇《出身论》被枪毙,苏晓康因为编剧电视片《河殇》王震怒斥他刨了祖坟,恶狠狠地说要杀了他,但幸好只是说说。现在,张博树要解构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制,比遇罗克,比苏晓康,罪莫大焉,大概没有杀头的危险了。这说明民主自由宪政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共产党已经无法阻挡这股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

这种二十年转型或初步转型的预言,都是指和平的逐步的渐进的自上而下的转型。二十年,长不长?窃以为不算长。有没有可能呢?我想应该是可能的。我们可以算算卦。胡锦涛任完十七大,5年,就是2012年。下一个总书记及其政治局委员与常委,完成十八大、十九大,10年,等到二十大交接班,那是2022年。二十大那一届的总书记以及政治局委员与常委,应该是现在40岁上下的人。如果再往下延续一代,即二十大接班的总书记,任满10年,距离现在是25年,就到了2032年,他往下交班的一届,二十二大的一届应该是现在三十岁左右的人。

这是按照没有任何重大的意外情况发生来算的卦。如果未来的25年,能够太太平平,国际国内都没有重大的足以阻断历史进程的事件发生,那么,中国的和平转型应该是大有希望的。

以二十大上台的一届来说,他们出生在文革前夕,或文革中,或文革后。首先是他们的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已经没有文革的经历记忆,他们中没有当过红卫兵的小将,没有所谓工农兵学员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取得大学文凭,有海外读书、进修、参观的经历。他们自己以及许多人的家庭,都没有历史的恩怨纠葛。因此,他们比较容易从共产党自我构建的历史樊篱中解脱出来。

谢韜说的:“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政权里的好多人,过去的红卫兵,过去的打手,过去那些高干子弟,联动分子,在我们今天还是达官。是不是?我们看看,过去那些主张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血统论的东西。在今天,在我们中国现有的政权里边,他们过去是打人的,现在还是在用皮鞭打人。今天我们来看看呢,这些人总是迴避谈文化大革命,他们有一条两条理论,一条叫做‘顾全大局’,这‘顾全大局’呢,就是抹杀历史真相,还有一条呢,就是‘稳定第一’,可是这种隐瞒真相歪曲历史的稳定是稳定不了的。‘顾全大局’变一句话就是不让你说出真相。稳定,就是要隐瞒真相。但是,长不了!”(《二〇〇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纪念会来宾发言纪要》)

关于血统论,经历了文革的我们还记得,遇罗克就因为一篇《出身论》触犯了共产党的神经而被残暴地杀害。我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要搬动一张桌子都得流血。出身决定一切、血统决定一切已经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习惯思维,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而这个阶层又掌握着对一切‘贱民’的生杀予夺大权。你向‘出身论’、‘血统论’挑战,捍卫的只是人世间最最起码的常识常理,争取的只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可是却要触动最敏感的政治神经!‘文革’后期出台了一项对‘贱民’仁慈宽厚的所谓无产阶级政策,称‘贱民’子女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既然如此,那么,也就意味着非贱民子女可以不受教育,天生就是‘好的子女’。由此可见,这只是将执行了几十年的歧视排斥‘贱民’子女的所谓无产阶级路线法理化而已。这正是遇罗克痛心疾首批驳的论题。有了这篇《出身论》,可以稍稍宽慰我们和我们的后人的是:中国是有压不折的脊梁的。”有点象征性的故事是,文革后,被遇罗克批判的那些红卫兵,作为“太子党”身份,一个个都跃居省部级高官,那位草拟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才子,做了公安部副部长,负责兼管法轮功办公室。因此,遇罗克现在成了不能提到的敏感历史人物,这也就是现在中国社会改革难以大步推进的原因。

不过“血统论”“出身论”在时间的磨砺中,已经烟消云散,退出历史舞台。几乎可以说,每解构共产党的一项政策理论,都要付出牺牲。今年是反右50周年。老右派们上书、著文、开会都受到当局者的打压,但是当局者尽管惶惶不安,如临大敌,也是力不从心,勉为其难。

王震说的让我们的子女接班可以放心,因为他们不会刨祖坟。秦始皇设想的子子孙孙万世不绝是不可能的。秦始皇三世而绝,以后寿命最长的王朝是两宋,南北相加共320年,各传9帝,也没有万世不绝。即使是这样的历史也已经不可能重复了。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就必须万世一统呢?

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王震,都犯了一个致命的小错误:他们忘记了“死生有命”这个千古不易的常识。他们自己寿命有限,“万寿无疆”不了,怎么能够保证儿子、孙子、重孙、曾孙长命百岁呢?邓小平到底做了一件大好事,应该表扬,就是废除了党的领导人的终身制,实行总书记的任期届满制。因此,要永葆红色江山万年长只是一相情愿的幻想。

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时候,大概还只是想到夺权,夺权,没有想到接班,接班,因此可以抛弃杨开慧的三个儿子于不顾,后来也对遗弃贺子珍的儿女不心疼。他始终摆脱不了革命加罗曼蒂克的向往,所以到了延安又爱上了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江青。如果当初,这些革命元老们想到还有接班传代的问题,恐怕心气就短促了半截。如果他们还想到会出现陈希同、陈良宇这些前仆后继的不肖后代,那心气又短促了半截。在这点上,毛泽东比蒋介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蒋介石有个蒋经国,功德圆满,毛泽东只有一个不顶用的毛岸青,所以他在吟哦《枯树赋》中告别人世,好寂寞,好伤悲,如鲁迅所说的《红楼梦》结末“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毛泽东是当时政治局中唯一主张出兵朝鲜的人。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在朝鲜丢了命。这就是报应。善恶相报,这是上天的安排。毛泽东的最大不幸和中国人的万幸的是毛岸英英年早逝,否则,毛岸英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金正日。邓之后,江之后,都未能跻身政坛。这又是中国人的万幸。

毛泽东的悲剧就是专制制度的悲剧。在他的一生中,和他共事过,可以称作二把手、三把手的人,例如朱德,瞿秋白、张国焘、项英、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等等,没有一个得到圆满或稍微圆满的结局。他培养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更是没有好下场。毛泽东除了寿终正寝,享受到终身帝王的权杖之外,却给中国人民和他的党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如果毛泽东当初实行任期10年届满制,对他,对党,对国,就功德无量了。

美国出了个开国总统华盛顿,他留下的制度遗产精神遗产流芳百世。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留下的是坏榜样,一无可取,而坏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他的遗泽实在乏善可陈。

可以预言,现在台上的这批太子党和红卫兵出身的省部军级以上高干,到了二十大,都退出政治舞台了。不管他是太子党、太女党,都退出政治舞台了。以后当然还会有太孙党,但是他们在党内党外越来越难以得到身份认同,而享受高贵血统的余荫。

张博树指出,从政治改革角度看,未来(包括如今的胡、温一代)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以下六大难题。其中第二大难题是:“如何解决党的高层权力核心的有效监督和权力更替问题。截止到胡锦涛,党内最高‘掌门人’的地位都是由前辈党的元老‘钦定’的。这种小圈子里内定‘接班人’方式,即便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原则衡量,也是极其落后的、说不通的。原则上讲,解决不了党的领导人如何产生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如何制约的问题。但如果真的扩大党内民主,又可能在权力控制方面引发一系列难题。更何况在缺乏民间民主力量配合、呼应的情况下,任何扩大党内民主的努力都将被党专制体制内权力斗争的规则所消解。”这个难题应当更是十八大、二十大、二十二大的难题,而且一届胜过一届。随着国际国内、党外党内民主呼声的加强,那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这是现在无法预言的,而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触发中共变革的导火线。新左派特别害怕出现哥尔巴乔夫、叶利钦。不过,到了时候,压也压不下。历史发展有自己的轨迹,它总是会为弄潮儿打开闸门,让他们崭露头角,大显身手。

我有一位厅局级朋友,若干年前,退了休,可以出国探亲了。他探亲回来,喝着小酒闲聊。他说,自己的儿子已经入籍外国,开始时自己心头惴惴,因为自己毕竟是高干,可是出国一看,多少上级、老上级的子女,都入籍了外国。他们可以,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想到这里也就坦然了。这里讲的高干子女入籍外国主要不是为了政治经济因素。最早一批出国的高干子女,大体上都是依靠自己的吃苦耐劳、勤奋学习而在国外站住脚跟的。唯有一点,就是他们很快喜欢了那个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却不留恋这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像张戎们,几十年前是他们的父辈背叛自己的家庭,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现在是这些革命后代背叛父辈,投奔西方社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历史的宿命和辩证法。

现在那些握有党政财文大权的太子党高干们,会为他们的儿孙积攒一笔传家宝,但是要他们的儿孙继续“接班”,像他们一样掌握大权,大概很难。网上传说,曾庆红的儿子已经移民澳洲,虽然有待证实,但是王庆红、马庆红的儿女移民海外的已经是成千成万。高干子女的移民,越来越具有转移财产的目的,越来越具有应对变天的目的。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权也同样,要传三代,难乎哉!

左派最喜欢用“亡党亡国”说事。这是一个伪命题。亡国吗?日本人侵占了半个中国,中国没有亡。蒋介石孤守台湾,中华民国没有亡国。至于亡党,台湾国民党没有亡,俄罗斯共产党没有亡,那么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亡,就命悬一念了。但是,一党专制是必定要“亡”的。

《三国演义》的开篇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不是罗贯中写的,是明朝□□写的。我非常欣赏它那种旷达、散淡而蕴含悲剧情怀的历史视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鱼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二十世纪是中国人“走向共和”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再造共和”的世纪。回想二十世纪,我个人,经历过八年抗战,六年从军,四年大学,二十二年右派,十年文革,二十几年改革开放,三十四年语文教师,最后就是虚度年华七十四,如此等等,因此,顾后瞻前,放眼未来,确实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二十年,乃至五十年,完成宪政民主转型也值得。甚至于温家宝说的一百年也不算不可以,如果能够做到像刘晓波最近说的就很好。他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这种走向自由中国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我的观点是,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事实是在一个在极权国家里,争取这种自由的运动向来是由这种民间代价的累积而成的,没有民间这种代价的付出,那就很难改变。我说的核心的意思是,中国这种渐进地走向改变的过程,不能通过激烈地要求这个政权的变革来改变整个社会,而现在的趋势是,通过社会的这种自发的渐进变革来慢慢地促成政权的改变,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失败,很多沮丧,甚至大多数的维权活动最后在现实的层面上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这种此起彼伏的民间自发觉醒,它不是靠谎言镇压所能遏制得住了,在每一个领域,它都有一个累积的过程,一旦累积到某一个临界点,它就会造成一种中国制度局部的变革吧!”(BBC专访刘晓波谈《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观察中国的宪政转型,第一是看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觉悟。现在谢韜和张博树,可以代表两代人。张博树的思想已经非常成熟,考虑非常深刻。他是现在四五十岁的一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已经拥有一个群体。以互联网为平台,海内外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思想非常解放的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当时的苏联差得很远,几乎不存在这么一批人。

第二,中国的群众对于一党专政已经是非常厌恶了,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等待盼望变革的心理准备已经成熟。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执政党已经处在如鲁迅所形容的“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最近湖南凤凰拱桥,一座328米长即将建成的二级公路桥,在10秒钟当中就轰然倒塌,64人不幸罹难。早前35天,济南建设路上发生遥控汽车爆炸,是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谋害情妇柳海平。据说,因为柳海平掌握了大量官场黑幕,准备揭发,因此促使段义和采取了如此残忍的手段杀人灭口。网上看到柳海平上半身的坠地照片,异常清晰,几乎没有破相,足可证明是一个楚楚动人的美貌少妇。人们猜想,柳海平的上身沿着弧形曲线被抛出车外二十余米的时候,在空中,在一刹那间,她应该来得及听到、看到、想到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

红颜薄命。柳海平是中共一党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她更是中共一党专制制度的陪葬者。

中国宪政民主的转型,就在那10秒钟,就在一刹那爆响间,那时就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呱呱坠地!

(2007/8/21于山东大学附中)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延伸阅读:张博树 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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