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响声丸

解说员黄某昨晚激情解说，反响巨大，波及海外，乃至当事人道歉收场。对这种事我向来不屑评论，今天不知哪根筋抽了，也想说两句。

其实黄健翔想寓个性于解说，好；想将激情注入平淡的比赛，非常好，此举或可补国人之所缺。他喊了葛罗索是马尔蒂尼的鬼魂附身，就是喊犹大附身，我也没意见；他喊了意大利万岁，就是喊贝卢斯科尼万岁，我也无所谓。至于倾向性，我也乐见意大利出线。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他失态得太严重了，以至于声嘶力竭，呼不成声，一点也不潇洒，简直太丑了。不但没有唤起我的感同身受、热血沸腾，反而让我浑身不自在。他的激情成了别人的笑柄，听者的恶梦。所以，我要说：拜托，黄尔蒂尼先生，请你在下次准备激情之前，请服用足量的黄氏响声丸，或者川贝枇杷膏！

遍观对此事评论，大多无足道，唯王三表说他从梦中被黄的叫声惊醒，以为中国实行了三权分立，于我心有戚戚焉，那么样的激动失态似只有如彼的场合才应该。此外，郑渊洁的评论中也似有微言大义，可备一观。

读书偶得之不止是伽蓝

终于买到向望已久（有没有十几年？）的《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著，今人杨勇校笺，台湾正文书局授权中华书局2006年版）。如再写"不亦快哉"之类文字，定当又是一快。

刚开始读，已发现此书不止是记伽蓝的堂皇，释教的兴旺，也不止是六朝四六骈文，华丽文字，甚至不止是对盛世的追怀，怅《黍离》之悲。在作者细密的子注文间，依然呈现的是中华历史之痛，生民涂炭之煎，那些与自《左传》、《史记》始早已展现的主题一样的权力角逐、世代更替，一样的兵火爨焚、无情杀戮，一样的流离失所、血流成河。

首篇"永宁寺"即已见证了北魏一朝纷乱的更迭。孝庄帝曾囚于永宁寺门楼之上，晚景凄惨，后于晋阳三级寺缢死，临死礼佛，愿不作国王。不知他那一刻有无感怀几年前，被尔朱荣扶上王位、君临天下之时，正是胡太后和幼帝并沉于河之后，其时朝臣亦有多达二千人被诛。不过，他"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的气概倒让人有几分感动。

孝庄死前作五言一首："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惜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不免让人觉得颇似陶靖节的《挽歌》，然而其椎心之痛，又岂是渊明的豁达洒脱可以比拟。这诗在多年后迎棺回朝、风光大葬时正好作了自家的挽歌，后人读来不知应慨叹："悔不该生于帝王之家"，还是该发"帝犹如此，民何以堪！"的悲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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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联想：送客曲 （注意留言里有GOWEST这首歌的下载地址）

断想

好几天没有写什么了，总觉得没什么话说。最近一直在细读《文革受难者》，我虽不是特别有同情心、感情丰富的人，但这种阅读让我心情很坏。不单是这本书，近来种种阅读和想法都让我越来越悲观、越来越绝望，不是对自己，而是对我们全体。

总想找一两首诗来表达此段时间的愤懑，但自己写不出如此有份量的，新诗似太轻，旧诗又因自己才疏学浅、阅读和记忆都太少，所能见及的都无法抒发心中的黑和悲。于是就沉默。

也不能总这样，将一段时间随手记下的几条断想（更应该叫臆想，或者胡思乱想）贴出来，当然很糟糕，但聊胜于无：

1、最近经常想的一个念头是：中国人（的罪孽）还有救吗？

2、我们不断在前人的血泪和罪恶的教育中成长，问题是，得流多少人的血，我们才能变得更聪明更勇敢？

3、对照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人的历史和现状，验证了福楼拜借包法利夫人之口、在她死前对人的判定："疯子和瞎子！"（或谓：源自莎士比亚的："人类是瞎子让疯子指路"）

4、49年后，很多人用胜利者的口吻说："时间开始了！"，充满兴奋，认为"我们"的时代来临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但这不过是自作多情。很快，毛用一个又一个运动告诉所有人："这个国家是我的，不是你们的。"

5、个人发现一个判断一些朋友是否真如他们所宣称的宽容、理性，是否真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标准：对FLG的态度。

6、有时看见那些漂亮、受大众欢迎的女主持人，或者女新闻播音员、女新闻发言人，会有厌恶的感觉。在公众面前昧着良心或者真心实意撒谎骗人的美女人，纵有亮丽的皮囊，会不会最终只能沦落至被列入"最想被人XX的女艺人"黑名单的下场？

7、弗洛伊德说："小事听从意识安排，大事听从潜意识安排"；钱钟书说："对眼前的事乐观，对长远的事悲观"；我说："小事凭着良心去做，大事只能听天由命"。问题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

文革四十周年之八：“五七一工程”纪要

[文献]："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　９．２（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者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１）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２）夺权正在进行。
（３）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４）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５）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６）他们"故计（伎）重演"。
（７）政变正朝着有利於笔杆子，而不利於枪杆子方向发展。
（８）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９）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者注）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编者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於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
　　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者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於突袭、串联、转移，甚至於撤退。

◇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於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Ｂ－５２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者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属於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者注）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注）
　　△三十四师

◇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指黄永胜──编者注）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　第一、准备阶段

　　（１）　计划
　　（２）　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者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者注）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３）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者注）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４）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者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夺取全部政权

　　（１）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２）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３）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於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於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於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於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者注）。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来自www.linbiao.org/）

（转载）天安门三壮士悲惨命运始末

（转自新世纪网站www.ncn.org）

天安门三壮士悲惨命运始末
--一个六**四事件至今还未结束的悲剧

曾慧燕 （美国）

惊天动地的1989年六**四事件，有三件大事最具象征意义：一为民主女神出现在北京天安门；一为来自毛泽东故乡的三名湖南青年(史称「天安门「三壮士」)，用内装颜料的鸡蛋投掷弄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一为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只身挡坦克。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7年，当年将鸡蛋投向毛像的「三壮士」，为这一掷付出惨重代价。如果说六四流血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空前的悲剧，天安门「三壮士」的悲惨命运，更是六**四事件至今一个还未结束的悲剧。

「三壮士」中的余志坚，原职湖南浏阳县达许乡连头小学教师，当年25岁，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9月获假释出狱。另一位是喻东岳，原职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当年22岁，被判刑20年，1991年冬在狱中精神分裂，至今尚未痊愈，今年2月22日获释。第三位是鲁德成，原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司机，当年26岁，被判刑16年，1998年出狱，2004年底从中国大陆逃往泰国，2006年4月获加拿大政治庇护。

17年还未结束的苦难

1989年5月23日，是北京当局宣布戒严的第四天。三名湖南青年在当时全世界目光的聚焦地──北京天安门城楼，悬挂了一巨大横幅，上书：「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接着，他们相继向毛像投掷内装颜料及墨水的鸡蛋，一向予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毛像，立刻被斑斑点点的墨水溅污。

由于当时天安门广场充满「阴谋论」，留守广场的学生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误判为中共公安便衣蓄意制造事端抹黑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为了不给当局镇压借口，部分学生纠察队成员，将三人「扭送」公安局「法办」，造成他们遭重判的悲惨命运。六**四过去17周年，三人个人及家庭承受的苦难迄今尚未结束。

对于「三壮士」之一喻东岳在狱中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的悲剧，以及三人17年来所受的苦难，当年的天安门学运领袖，如今纷纷表示愧疚。可惜，喻东岳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也不认识父母家人；再说，失去的青春和付出的代价如何能补偿！

今年5月4日，「天安门一代」的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刘俊国、李恒清、郭惠、潘强、安田、蒋品超、金岩及余厚强等人，在一份欢迎鲁德成获得自由的连署声明中沉痛反省：「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鲁德成等三人向专制的象征──毛泽东像投掷颜料，并因被当时在场的部分学生送到公安局，导致他们承受了沉重的代价。作为学生整体中的一员，作为八九学运的一分子，我们对鲁德成有着深深的歉疚。」

王丹说，鲁德成4月底访问美国时，他两次与与他见面。鲁德成表示在还原事件真相的同时，不忍苛责当时的学生，「真正的责任在于中共」。王丹等人「对鲁德成的深明大义和宽阔胸怀深表敬意，至感惭愧。我们一些当年的学生在得知鲁德成将要开始新生活的消息后，已经讨论决定尽可能为他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鲁德成在纽约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也表示，虽然他们三人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要怪只能怪中共」。他与余志坚都不怪当时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他最难过和痛心的是喻东岳的病况。因喻东岳早在1991年冬就已被折磨至精神失常。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精神病患者不得被关押和服刑，但他却在狱中待了16年。

鲁德成说，喻东岳本来是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没想到他会精神分裂，由此可见他在狱中受了多大的折磨，否则以他的性格不可能疯掉。曾有报导说喻东岳出狱后去了德国，鲁德成指报导不实，喻东岳仍在湖南老家与父母在一起，日常生活不能自理。

喻东岳的情况有多糟糕？鲁德成举例，喻东岳不但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家人，甚至冲着鲁德成年仅七岁的儿子叫「爸爸」。

鲁德成说，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自由世界，他目前的主要目标是要设法改善喻东岳的处境，希望他的病情获得治疗控制。他感谢过去那些年，所有向他们施以援手的人。

为「八九真英雄」付代价

在为「三壮士」鸣不平的海内外人士中，最难得的是湖南自由撰稿人陈少文。2002年6月，他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详细介绍了「三壮士」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他们的悲惨命运，这是最早对「三壮士」事件展开反思及表示内疚的文章。

陈少文在文中高度评价说：「天安门三君子的行为，震撼了中国个人崇拜的传统文化：他们对中国个人崇拜的传统文化发出了强烈的信号，给老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下跪文化的结束。他们三个人的行动不仅是个人的行动，也代表了老百姓的意志。他们的行为不仅代表了民主的潮流，也代表了世界价值观的呼应。」

陈少文指出，喻东岳等三人向毛像扔鸡蛋，这在自由国家不过是借以表示愤慨的抗议行为，在中国，却如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千千万万人民的心里，甚至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震撼」。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令国人惊心动魄的壮举，竟是来自湖南毛泽东家乡的三位青年壮士所为。

他说，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曾用自己「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大无畏精神，为四十年来遭受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法无天」恁v统治的人民，出了一口大大的冤气；而且，如果没有他们的壮举，八九民主运动的历史势将黯然失色。

在纽约出版的历史文化刊物《黄花岗》，2002年7月27日刊出陈少文上述文章，8月6日大陆当局逮捕陈少文，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他不服上诉后获减刑两年。在湖南第一监狱服刑期间，被狱警殴打导致头部严重受伤，视力也受损，并连累家人在他坐牢期间受了不少苦。

陈少文2005年8月刑满获释后，曾将狱中经历写成《不共戴天：中国监狱里骇人听闻的报告》一文，揭露监狱的黑暗和残酷。而对为「三壮士」付出的代价及所受的罪，他无怨无悔。

鲁德成说，他们三人与陈少文素昧平生，陈少文却为他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并因此坐牢三年而毫无怨言，出狱后不改初衷，坚持理念，对照当初他们三人被打成「反革命」而众叛亲离的处境，这样的人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实在太难得了，他非常感动。

三壮士走在历史前面

现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的前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是最早对「三壮士」悲剧命运展开反思及表示内疚的学运领袖之一，2005年3月，他撰写《天安门的历史教训──我见证的砸毛像事件》一文，沉痛检讨学运得失。

他表示，六**四事件后，许多参与者从思想角度进行了反省，当时由于他们许多人对中共体制内的改革心存幻想，而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有根本转变，甚至因当时物价飞涨，毛的威望反而有所回升，还有人抬着毛像游行，「三壮士走在了历史的前面，而这正是悲剧的所在」。

封从德说，造成三壮士的悲剧，还有组织结构上的原因，这点外界很少注意，「但作为运动组织者之一，我难辞其咎」。早在1990年底，他就写下备忘录，后来再不断提高认识，「以期从这一悲剧中汲取一点教训」。

封从德描述事件经过说：「 5月23日下午4时，正在百万人抗议戒严的游行当中，北京上空狂风大作，云色由灰转黄，由黄变黑，浓厚的乌云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天安门广场上妖风四起，一阵阵强力的旋风将地面的纸片、破布和其它各样的垃圾卷起，不知带到了何方。刹那间，地面上干净了许多，各式帐篷在狂风中摇摇欲坠，广播站的塑料顶篷几乎散了架。风沙刮得人脸疼，然后便是倾盆大雨，其中竟夹有冰雹。但不多久，又雨过天晴，西斜的太阳放出桔黄的光芒，射在人们脸上发烫。这是我刚回广场时的一幕。就在这令人惊诧的自然现象的同时，我当时并不知道，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

封从德回到广场不久，一位同学来广播站报告学生纠察队捉住了三个「便衣」，「他们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巨幅毛像用油彩涂污了」！难道刚才是毛泽东的幽灵在兴风作浪？封从德诧异万分。经了解，他才知道，当天下午2点，那三名被学生怀疑是「便衣」的人，用水彩颜料灌在空鸡蛋壳里，掷到毛主席画像上，当即被在场的学生和市民抓住。他们被审查了两个小时，开始什么也不说，后来才掏出证件，说是湖南毛泽东家乡来的教师和记者。「他们的证件象是假的，肯定是北京公安局派出的便衣，想嫁祸于学生运动！」因此，广场学生立刻召开记者会撇清「这不是学生干的」，随后三人被移交公安局。

封从德当时认为这样做有欠考虑，因此责备了那同学几句：「怎么可以移交公安局呢？如果三人并不是便衣，那不等于断送了他们的前程。」

六**四事件后，封从德与妻子柴玲(后离异)在大陆逃亡十个月，才经香港到法国。后来听说喻东岳在狱中已精神分裂。「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一事件的意义，也对当时学运犯下这一失误的因由有了一些认识，尤其是组织上的原因，是外界基本上不了解的」。

他说，当时外界和多数当事人，都以为押送「三壮士」去公安局的决定，是学运最高组织「北高联」或「广场指挥部」做出的。事隔多年，封从德澄清，实际上，恰恰是因为这两大组织当时没能主持大局，或者说，正是因为当时运动组织出现权力真空，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历史事件不无遗憾

八九民运期间，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主要分为北高联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和外高联 (外地赴京高校临时指挥中心 )两派，一度形成天安门两股势力之争。现居华府的「自由中国运动」负责人连胜德，当时是外高联总指挥，被视为决定「三壮士」命运的关键人物之一。

连胜德不同意封从德「天安门广场出现权力真空」的说法，同时对如今天安门学运领袖纷纷对「三壮士」表示歉意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坦承，「是我下令将他们三人送交公安机关的」。连胜德是四川人，原为天津中国民航学院学生，六**四后入狱两年，1994年流亡美国。

他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壮士」弄污毛像事件，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们三人的思想境界远远在学生之上，代表一代人与中共专制彻底决裂的觉醒，但在当时来看，似有「拔苗助长」之嫌。他对「三壮士」的悲剧命运觉得难过、痛心，但至今仍坚持当时将三人送交公安的做法无可厚非。

连胜德说，鲁德成等三人当初作出涂污毛像的惊人之举，事前并没有与当时的学生指挥中心协调沟通，也不肯说出他们为何这样做的目的及透露其背景，造成学生误解。做为当时代表了192所外地高等院校学生的领导人和广场主要决策人之一，他有责任保护学运和平理性发展，不希望授人以柄，更不希望被当局找到提早清场镇压的借口。而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前，参与学运的学生，90% 以上都是不反共的，包括他本人，所以鲁德成三人用鸡蛋砸毛像之后，有学生来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将三人送交公安？他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即使17年后的今天，连胜德仍没有改变当初的看法。「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我还是会这样做」，因为他是站在全局考虑问题，他不认为鲁德成等人是「反革命」，但至少认为他们是「个人英雄主义」，「不应损坏公物」。连胜德说他很早就意识到广场问题的严重性，当局一直在寻找提前动手、清场的机会，他的责任就是杜绝任何让当局有可乘之机的口实，防止出现「国会纵火案」的翻版，所以只能牺牲少数，挽救大局，否则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

部分天安门学运领袖现在对鲁德成等三人被重判一事表示忏悔内疚，认为学生负有道义责任。连胜德说这种想法「太肤浅」，即使当时学生不将他们送交公安，六**四后他们迟早也会被抓，「中共早晚会找他们算账」。而鲁德成三人的悲剧，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悲剧。他个人也经历了类似的痛苦，付出了代价，而牺牲最大的是那些躺卧在血泊中、长眠在东西长安街的六**四死难者，「说来说去，这笔账应该算在中共头上」。

连胜德强调，历史事件不无遗憾。他推崇鲁德成几次就砸毛像事件发表的讲话，「都是从顾全大局出发，且非常有水平，识大体，可见他的思想非常成熟，民主素质也比一般学生高」。

一票之差定三人命运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团部分成员，曾与连胜德等外地学生产生矛盾。封从德指出，「权力真空的出现，导致广场丧失决策机制，而最终将三壮士送去公安局的决定，是在中共公安人员的要求下仓促作出的，按余志坚回忆，是一个六比五或七比六的投票，仅多一票就决定了三人悲剧性的命运。至今无法确知哪里些人参与了投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组织投票的并非已回高校的北高联，或第二天才成立的广场指挥部。从现有资料来看，当时直接处理三壮士事件的关键人物，基本上不是当时运动的核心人物。合理的推测是，这次投票实际上是当时在场的一些骨干临时凑合起来的。」

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首任主席周勇军，对「三壮士」事件的反省非常彻底。他在2004年8月 4日，写下长篇调查报导《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

周勇军作为八九学运的发起人、领导人之一，也是「三壮士」事件的知情人和当事人之一，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的命运，并尝试用各种努力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引起学运领袖们对历史的反思。最初由于中外媒体和八九学运领袖们对这个事件普遍持冷漠态度，他的努力没有达到显着效果。

2002年7月，纽约《黄花岗》杂志发表湖南陈少文的报告文学《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周勇军说：「看完这篇文章，我深感内疚，为了肯定三壮士泼墨毛像的正义行动，进一步冲击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崇毛心理，并把三壮士事件摆到海外华人和国际与论面前，在《黄花岗》主编辛灏年先生的鼓励下，我带领赵品潞 (八九民运工自联代表之一，已故 )、叶宁等人到中共大使馆门前，重现三壮士向毛像投鸡蛋的行为，并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喻东岳，公正地对待这三位湖南人士。这次行动开创了海外华侨、民运界和国际舆论关注湖南三壮士的新阶段。」

其后，为了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也给三位受害人一个公正的交代，周勇军花了许多功夫，对「三壮士」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了解。

「三壮士」之一余志坚获释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当时是高自联学生把他们送给了中共当局，广场学生对他们三人的态度基本上是冷漠和不信任，学生纠察队曾让他们蹲在地上，学生领袖就是否送他们到公安局的问题投票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不过，当时的外高联总指挥连胜德不记得有投票表决这回事。鲁德成表示，他不怪连胜德等人将他们送交公安，实际上天安门一代为喻东岳捐款时，他每次都看到连胜德的名字。「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周勇军回忆，1989年5月23日下午1点左右，赵品潞从外面回来向他报告说：「天安门城楼下聚集了很多人，有三个人向毛泽东像泼了墨水，几百人正在吵吵嚷嚷，可能要出事。」周勇军马上让赵品潞带领工人纠察队前去察看究竟。

「约半小时后，赵品潞带回来一个外地人，衣着十分朴素，神态疲惫。……我问他为什么向毛主席像泼墨水，他没有回答，带着一脸的沉思。我将工自联中所剩不多的面包和汽水给他吃，他小声的说了一声『谢谢！』我当时和赵品潞等工人领袖商量让他自己走，这事没必要管，可是不一会儿刘涣文、韩东方两人从广场中心回来，说高自联要人，并说高自联已逮住另外两人，需要他们三人一起澄清事件。我当时虽然已离开广场学生的领导工作，但天生的纪律与服从观念没让我多想，就决定让刘涣文、韩东方等人将这个人送到高自联去了。」

后来，周勇军得知，这个人是喻东岳，「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失去了他生命中该有的一切，我后悔当时没有给他更多一点的保护。」

周勇军向当时曾担任纠察队总指挥的张健核实情况，张健表示，因为当时大兵压境，学生运动是和平理性的，不想给当局找到镇压的口实，不想有人火上浇油。「现在想起来，当时没放他们，很内疚，很后悔，这是我们的错误或者叫误会。我当时做为纠察队总指挥，我的任务就是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学生的生命安全。」

三件事最具象征意义

前湖南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唐柏桥，是「三壮士」的同乡，也是海外最早为「三壮士」奔走呼号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长期以来为营救「三壮士」，作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

许多人曾好奇地问唐柏桥，当初世人还未完全理解「三壮士」的行为时，为何他很早就为三人呼吁？

唐柏桥说，1989年他因领导湖南学生声援北京学运入狱，1991年获释，他从一名狱警口中听到喻东岳等人在狱中遭受非人待遇的情况，「那名狱警并没有政治立场，只是看不过眼而为喻东岳、余志坚等人鸣不平」。唐柏桥自此开始关注「三壮士」的命运。他在1992年为「人权观察」撰写的「湖南人权报告」中，向外界披露了喻东岳等三人情况，并在「八九一代学生」中，以及利用「中国和平」、「公民议政」等组织的名义，多次发起联署活动，谴责大陆当局迫害「三壮士」。

唐柏桥指出，10多年来，学生领袖和海外舆论对湖南三壮士的冷漠和忽略是不应该的，他曾多次劝说一些学生领袖，希望他们改变对「三壮士」事件的看法，对遭受苦难的三人给予起码的人道关怀。

唐柏桥认为，一些学生领袖不愿意面对自已的错误，甚至「停留在天安门孩子的心态，封闭自大，排斥他人」。他希望在六**四17周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学运领袖应深刻检讨「三壮士」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要因为担心影响学运的光辉形象，不愿正视事实。」

他强调，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三壮士」向毛像掷鸡蛋之举，现在已被列为八九民运最具象征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跟自由女神、王维林挡坦克并列，历史已还他们公道。

被当局指为八九民运「长胡子黑手」之一的作家郑义表示，他当时虽然不在广场，但仍对「三壮士」表示歉意。

唐柏桥表示，郑义曾在一个场合跟他谈到，虽然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弄不清当初将三人送交公安局的做法是错还是对？但只要他想起三个人的悲惨命运，就觉得揪心裂肺般的难受。「郑义这句说话让我特别感动。」现居洛杉矶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之一程真对周勇军表示，「学生的这种处理绝对欠妥，不过当时学生如同惊弓之鸟，任何小事情都有可能做出过激反应，尤其当时广场的学生可能认为三壮士的行为，破坏了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三壮士』事件毁了这三人的一生，任何人都无法掩饰对他们的同情。国内的人因为信息沟通和生活环境的原因，至今不能拥有正确的认识，无可厚非；但来到海外的学生领袖，受西方文化熏陶10几年，如果还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认识，或者拒绝承担历史责任，那就更可悲了。」

余志坚后来表示，「三壮士」事件不仅是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法律上的污告陷害案。

周勇军分析，现行中共的法律制度有个宗旨：「民不举，官不究。」如果没有学生对三壮士小题大做，没有学生把他们送到公安机关，当局一定不会在他们身上大做文章。在5月23日前后，在天安门广场或其它拦截军车的第一线，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砸军车、砸公共汽车和拆广场政府广播的事件，当局都没有立即采取逮捕行动。当时政府高层正在酝酿大规模镇压，各地方公安局处于观望状态。

原就读政法大学的周勇军说，送三人去公安机关的行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上是一次群众举报行为。中国公安的办案习惯，「常常是如果大批群众举报甚至扭送当事人，就必须立案，无罪也会变成有罪，小过即可做成重罪，因为『民愤极大』，『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学生领袖们强迫三壮士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与三壮士公开划清界线，其本身如同文革中的批斗和游街，先定性定案之后，再交公安机关惩治。三壮士的悲惨命运是当时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伙同专政机器强加给他们的」。

六四事件的重大冤案之一

周勇军指出，从中共现行的法律体制来看，对三壮士的过分重判，是六四事件的重大冤案之一，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可以依目前法律途径，要求国家赔偿。

作为当事人及受害人的余志坚、鲁德成，在外界开始责难学生领袖「断送」三壮士前途并质疑天安门学运之际，他们发表声明为学生领袖辩护说：「纵观古今中外，没有那一场革命运动是完美无缺的，更何况八九天安门广场当时正是大兵压境的非常时期，天安门广场当时具体的决策人，对我们的处理方式，毫无疑义是没有错误的，充其量不过是失误而已。假如当时他们肯定十天后（6月*4日）专制、残忍的中共必定开枪，而不抱幻想，他们还会这样做吗？假如我们三人向毛像扔完颜料就逃跑了，而不敢引颈就戮地对此负责，那么还会有今天的尴尬吗？因此，这不是算账的事，如果要说算的话，那就是要跟专制、暴虐的中共算账、算总账！现在不是追究谁纵火的时候，而是大家必须一起来救火的时刻，因为身处火海的喻东岳正嗷嗷待援！」

被判刑16年的鲁德成，1998年1月25日获释出狱，2004年底逃到泰国，随即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避难申请。同年12月12日下午3时，鲁德成在泰国曼谷刹昆路附近一间天主教堂，被当地便衣警察逮捕，面临遣返。泰国警方最初表示打算将他押往泰国北部，移交北京当局处理。鲁德成明确表示不想再回到中共牢房，如果泰国警方强行将他遣返，他会拼死抵抗。

为此，海外民运组织及人权团体展开紧急救援行动。加拿大卡加利多名热心民运的侨界人士，向加拿大移民部申请担保鲁德成以难民身分到加拿大定居。

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帮助下，鲁德成获加拿大政治庇护。2006年4月11日，鲁德成从泰国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并于当晚到达卡加利落脚。鲁德成感慨获得自由的代价及过程太漫长太艰难。

协助鲁德成到加拿大定居的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主席关卓中表示，鲁德成身为政治异议人士，已为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举动付出沉重代价，就算中国政府要对他向毛像泼漆的行为定罪，也应该是破坏公物的轻罪，而不应以反革命罪名重判。

不少大陆异议人士指出，即使是同为华人社会的台湾，向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或现任总统陈水扁扔鸡蛋，绝不会出现被重判16年至无期徒刑的荒谬事件。

鲁德成在湖南老家有妻子和七岁大的儿子及七十岁的父亲，鲁父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就没过个好日子，天天都忧心儿子安危。鲁德成说，父亲以前从不迷信，不烧香，不拜佛，后来因为鲁德成系狱，「他愈来愈迷信」。十多年来，鲁德成对父亲非常内疚。

鲁德成念念不忘的他的亲密战友喻东岳。他说，虽然喻东岳已获释，但一种看不见的压力依然存在。他希望喻东岳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下生活，这样才有利他恢复健康和有效治疗。否则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不可能消除他内心的症结。「正是因为精神迫害及肉体摧残，才导致他今天的悲剧。」

回顾当年的掷鸡蛋事件，鲁德成说，他们一直认为「好汉作事好汉当」，多次主动表示对自已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并表明自已的行动，只是为开辟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进行一次有意义的探险，事前他们已做好不惜牺牲生命的心理准备，并已写好遗书。

不过，鲁德成说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前途葬送在学生手中，是学生纠察队将他们三人移交北京市公安局的。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指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仇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乘北京发生动乱之机，张贴反动标语，发动反动演讲，进行反革命煽动，公然在天安门城楼当众污损毛泽东主席画像和天安门城墙，进行反革命破坏，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民愤很大，必须依法惩处。

2006年4月下旬，鲁德成应邀自加拿大前往美国国会为中国人权状况作证，然后往访加州湾区。4 月25日晚，加州湾区各方朋友设宴款待鲁德成，纷纷向他表示欢迎及对「三勇士」表达敬意。

六*四后被北京当局全国通缉的21名学运领袖之一周锋锁等人，在会上公开对鲁德成等三人表示歉意。

老资格的民运人士王希哲指出，周锋锁等人向鲁德成道歉，令他很感动，代表了大家的心意，也了结了一段历史心结。

鲁德成等三人当年在湖南奔向北京天安门广场时，曾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17年后的今天，他们被誉为「战国时代的荆轲」、「戊戌变法后的谭嗣同」。他们的湖南同乡陈少文大声疾呼说，愿世人能记住1989年的真英雄和真壮士──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记住他们当年就已经

成熟坚定的正确思想及气壮山河的伟大壮举，为中国的艰难民主进程再立新功。「因为，人民和历史已经真正地将他们铭记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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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界周刊》

拒绝遗忘

历史的记录：

Don't Forget 64 in China

六**四天安门

Short history of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in 1989

（注：刚看了几个短片，该网址即已被屏蔽）

歌曲：历史的伤口

（转载）鲍彤“六四”17周年前夕答法国解放报记者问

（转自新世纪网站）

鲍彤"六**四"17周年前夕答法国解放报记者问

鲍彤

2006年6月2日

问：当"六**四"17周年来临之际，您有什么感想?

答：六四和文革是同一片土壤的产物。十七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改变這片土壤，使六四和文革这种人类的悲剧不再重演。

问：上世纪80年代当年您同赵紫阳一起，想把中国的政治引导到何处？

答：中国应该享受普世文明的共同成果，和它全面接轨。经济改革是为了接轨，政治改革也是为了接轨。

问：您认为一人一票实行选举的民主制度究竟是否适合中国？您能不能就此作出解释？

答：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目前的观点，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这些"先锋队"中的"先锋队"，"特殊材料"中的"特殊材料"，現在也尚未具备自由选举总书记的條件。根据同一逻辑，即使一千年后或者几千年后，即使全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和对党的忠诚，统统都提高到今天中共中央委员的程度，中国也仍然不配实行有竞争有选择的普选制度。但是我知道，早在上世紀的四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中共中央就认为蔣介石还政于民、实行普选的条件早已成熟。因此，我並不像那几位领导人那样悲观。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这样來看：对社会来说，普选不会比腐败造成更沉重的负担。 建立民主制度，不会比维持专制制度需要动用更庞大的军队。大陆老百姓的智商，大概和台湾老百姓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问：您如何理解现在的中国的统治制度？中国已经不剩下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了，更不要说共产主义了，是不是中国竟像一个极右的独裁资本主义，而不是装扮成的社会主义? 它的独特性是其他体系不可比的，是吗？

答：中国並沒有发明什么独特的制度，无非把专制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已。至于"社会主义"，我不认为毛泽东模式或斯大林模式那种统制经济（economy controlled by the state）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味道。中国从来没有搞过什么社会主义，尽管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最响亮的口号。

问：执政的共产党从经济的成功当中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许多中国人说没有现在的集权主义体系就不会有经济上的成功，因为中国会在民主制度下陷入动乱。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也出现过经济飞速崛起的奇跡，並且给他们的财阀和政客帶來了幸福。身临其境的德国和日本的人民最清楚：当他们丟掉法西斯主义转入民主社会的时候，他们的经济生活到底是"搞乱"了，还是走上正轨了。这个问题问题最好请他们來回答。

问：目前中国还有没有民主派试图从体制内部改变这个制度呢？

答：毛泽东说过一句正确的话：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相信这句话包含着他的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哲理。

问：中国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是否会给中国的政府带来政权的不稳定？

答：是的。中国的腐败，造成了基尼系数直线上升，贫富鸿沟迅速扩大。这是很危险的现象，对老百姓，对统治者，对弱势群体，对暴发户，对中国，对国际社会，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问：您是否担心中国会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

答：以"爱国主义"为名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日益抬头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值得引起人们密切关注。

问：如果当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再次发生，您是否认为现政府会再像1989年那样采取武力镇压？

答：目前我看不到再次出现大天安门事件的迹象，但小天安门事件此起彼伏，没有断过。这种事件的正式名称是民众维权事件。官方的态度是软硬兼施，把维权的民众压下去，其中仍然并不排除使用军队武力镇压。广东汕尾市东洲村开枪打死维权民众，就是新近的又一恶例。进入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以来，因为官方的侵权行为愈演愈烈，民众维权行动越来越多。去年全国发生了八万多起，平均每五分钟一起，人数从数十到数百、数千不等。维护弱势群体当年是共产党的宗旨。否则的話，要共产党干什么？共产党是靠支持民众维权起家的。现在的中国真正进入了民众维权的时代，共产党应该为之欢呼。中国社会将通过民众维权而进步，而告别专制制度，而进入人类文明。--我的这些话，没有任何新意，只是复述了几十年前我加入共产党时的良心和原则而已。

六一杂忆

今天中午出门，看到小朋友在楼道里玩耍，一路上又不断见到一家几口大人和孩子，忽然醒悟：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脑子里禁不住冒出自己小时候和六一有关的种种记忆。

学前关于六一的画面是空白。我开始上学约在30年前，那时的六一节也并没有太多让人特别兴奋的感觉，但仍然是高兴的，因为不用上课。照例是放假一天，上午整齐着装（白衬衣、蓝裤子、球鞋）参加大会或者类似的集体活动；下午多是学校包场看电影。

这样的活动也不是每年都有，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一次六一，天阴下小雨，没有任何活动，一个同院的小伙伴拿到几张电影票，几个人一起去看，一部自己很久向往但从未看过的动画片（《哪吒闹海》？），小时极爱看电影，曾因没法和别人同去看电影哭过鼻子，这回便彷佛得了天大的便宜。谁知在电影院门口，被一群大孩子拦住，逼着我们交出了电影票，别的伙伴似乎还算平静，虽然很生气很委屈，但很快就差不多平复了。而我却似遭到不测风云、晴空霹雳，很久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心里悒郁难平，六一假日因此而失色，整日没心思做其他任何事。

那群"劫票"的大小孩，我全不认识，但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有点熟悉的面孔，一个对面班的孩子，不认识也从未说过话，但肯定是那班的学生。回家后自然会将委屈诉与家人，父母说要向学校反映，我从小是个极度害羞和爱面子的人，坚决反对，虽然委屈却不想看到自己和家人处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感觉似乎比被别人抢走电影票还要让人羞耻、难为情。这事似乎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第二节课刚完，还没下楼进行课间操，我突然面红耳赤、坐立不安，因为看见父亲走进了教室，后面的事情我完全没法控制，只好在难为情中任由老师和父亲们摆布。那节是数学课，那位数学老师（姓魏）对我家尚算熟悉，因为她曾在文革前作过我妈的学生。她听了父亲的反映，立即和对面班的老师联系，之后安排我到对面教室门口认人（对面班的学生显然并没有被告知这件事），同班同学都充满了好奇，像看戏一般注视、张望，我心乱如麻，根本没勇气对着齐齐就座的黑压压的眼睛一一辨认，忽然心里冒出了一个名字，想起那个参与"抢劫"的家伙就是叫这个，于是将之告诉老师。之后其他学生都如常参加课间操去了。

随即一个小个男生被老师留下来，面孔胀得通红，一副莫名其妙和无辜的样子。我发现我忙里添乱，想早点结束却越弄越复杂，我叫错人了！这下更是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又经过一番周折，老师又安排了第二次认人：到做课间操的操场，站在队尾将排成一列单行的那班同学一一辨个清楚。由于经过了前面的尴尬，而且在操场上全校师生忙着做操，没多少人会注意到我（那个"嫌犯"大概已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这次认人，从心理到行动都很顺利。最后我被告知，当事人已受到老师的帮助和教育，并沉痛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也含含糊糊、脸红害臊地向那个被我"诬陷"的同学表示了歉意。这场闹剧终于收场。

记得那时六一也常常举行加入少先队（刚上学那阵还叫红小兵）的种种活动，我刚上学时因为是插班生，错过了集中入队的"档期"，还没有加入红小兵。那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加入红小兵，很多学习不好、不够进步，或者调皮捣蛋的孩子是没有资格的，这往往成了这类小孩"政治上"的污点，也成了老师家长教训他们时的有力"武器"。不是吹牛，我当然不属于这类后进学生中的一员。在我之后没几年，据说已变成只要上学，所有的小学生都是少先队员，这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党为了红色江山万万年，青少年无一漏网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另一方面，也怪不得如今党员里有那么多腐化堕落分子，原来为了数量，也顾不得质量了。

小学一年级时的女同桌是红小兵，大家都知道男女同桌多会发生各种小矛盾、小龃龉，我们也不例外。一次大概又是因为借文具之类的事发生了争吵，之后我小声咕哝："（这样的人）还是红小兵哩！"，谁知她听到却听错，以为我骂他："xx屄"，自然又是一番争吵。天地良心，虽然如今经过世情的熏陶，也经常嘴里常挂着"傻屄"之类的国骂，但那时的我虽不是冰晶玉洁，还远没有沾染市井鄙恶之气。

我已不记得具体哪一年加入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少先队的了，如今只记得在一个大会上，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和其他小孩互相系红领巾（还记得那套说辞？"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blah blah blah......."），和我对位的是一个高个儿、漂亮的别班女同学（女孩子发育早），本来我就不太会系红领巾，再加上面对漂亮女孩，彩排时，简直笨手笨脚、耳热心跳，好在正式集会时倒还顺利。

如果说入少先队是随大流，那我加入共青团却是被逼迫的，那是初中二年级，作教师的母亲不知从哪听说，不是团员会影响将来升学，于是和几个家长一起逼着我们写入团申请书，我既不愿又觉得大部分同学还没有做的事做起来难为情，但没有办法，好像申请书内容也是家长操刀或者主导的，就这样我糊里糊涂上了"贼船"，现在看那段历史既自然又荒唐，有点"逼良为娼"的味道。庆幸的是至少自己没干过什么特别违背良心的坏事。

好像上了中学之后、大概是初一，还可以享受六一儿童节假，只是没什么少先队大会之类的活动了。就在那段时期，除了入团仪式，有一个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印象深刻，是很多学校、很多人参加的篝火晚会，大跳集体舞，我这个跳舞抗拒者好像也滥竽充数地参加了，虽然也会有很多陈词滥调般的仪式，但那种热闹、活泼和青春却是以前从未体验过的，给我留下了比较愉快的回忆。那时正近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还是主旋律，连不谙世事的学生似乎也感受到了。

越说越和六一无关，也越说越无趣，不如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