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佳被判三年半
BBC中文:维权人士胡佳被判处三年半徒刑,这个消息我当然不觉意外,而且认为即便上诉,改判无罪的可能性也不大。
之所以转这个消息,除了表示自己一如既往地对敢于争自由的勇者表示关注和敬佩之外,也是因为胡佳本身的标志作用。我们渴望并关注社会自由的进步,当然是以我们个人及周围人的实际状况和感受为首要目的,但也不能忽视对于整个社会自由度或进步程度的标志性案例,虽然比较特殊,但是可以作为我们所处环境判断的参照。
在我看来,胡佳拥有成为标杆性人物的突出特点:他虽然是广义上所谓异议人士,但并不属于具有政治色彩的所谓“民运”人士,其主要言论、行为以维权为出发点,他是和平主义者,不提倡暴力。其主要身份是帮助艾滋病感染者的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没有党派背景,虽有信仰,却没有强烈的宗教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不但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在国际上也为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及并表示关注。所以观察胡佳案例,有助于评估08奥运年中国政府整体言论控制等政策的尺度,有助于感受我们身处环境的变化。
附转:
曾金燕:胡佳“坐牢”4周年(来自维权网)
撇开2002年胡佳在艾滋病村探访村民时被当地警方拘禁一事不计,2004年4月3日到2008年4月3日,胡佳“坐牢”刚好满4周年。
这四年期间,他坐的牢五花八门。既有“明牢”:2007年12月27日至今,他被拘禁在北京市看守所;2006年9月7日、8日、26日和2007年5月18日,他被公安局传唤到北京市通州区中仓派出所长时间问话。
也有“灰牢”和“黑牢”。这是一种由警察执行却在台面上说不清道不明的非法拘禁。共同特点是:便衣警察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抓住胡佳往车里塞,有时还套上黑头套,运到一个已经布置好的“小黑屋”(一般是某个旅馆的地下室或紧拉窗帘的小房间);要么对其进行“说服教育”,要么用污言秽语对其攻击谩骂,要么对其拳打脚踢,甚至用皮带把其全身捆住并坐在胡佳的身上;每次少则一两天,多则四十一天,次数多得记不清;这些“灰牢”、“黑牢”,警察们不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事后还一概不承认。由于这些回忆很痛苦,被我有意识地忘记,现在只能列举一些有确凿记录的“灰牢”、“黑牢”记录:2004年4月3日、4日、5日;4月13日、14日、15日(中间释放过一次);5月22日至6月6日(先被软禁在家,后被带走关到旅馆地下室);2005年4月28日至5月4日;7月2日胡佳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通州区后,又多次短暂“失踪”,详情只能将来再述1;11月在郑州举办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期间,胡佳被警方抓走后,因卫生部高级官员出面干预,他侥幸免住“小黑屋”,而是被警察挟持着到洛阳等地“参观”艾滋病防治示范区;2006年2月16日至3月28日被便衣警察绑架秘密关押共41天。
第三种是“家牢”。简单地说,早上外出时,突然被一群穿便衣的警察和保安拦在家里,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只是说“今天领导有命令,你不能出去”,日复一日,不知何日休止。无论胡佳是讲道理摆法律,还是拼尽力气往外冲,都无法成功外出。被软禁在家的时间,一次比一次持续得更长。详细的情况,可以看我们的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
第四种是“移动的牢笼”和“株连的冤牢”。无论是在河南做调研工作,抑或只是单纯地为艾滋病逝者朱进中送葬,还是为躲避“陆肆”前后的再次非法拘禁而蛰居郑州,抑或只是陪同我回福建探亲,以及在北京的敏感日子和平常日子,身后无不明目张胆地跟着几车(一般是两辆车,有时也有摩托车等)的便衣国保,“必要的时候”立即把胡佳强制带走,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作为妻子,我也被牵连,常常和胡佳一样失去自由。一些故友和密友,也莫名其妙地受牵连,间或失去自由。
据不完全统计,胡佳没有自由的日子,2005年有126天,2006年有214天,2007年有226天,2008年至今没有自由。
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连蚂蚁也不忍踩死的佛教徒,一个爱护环境、爱惜生命的素食者,一个为百姓请命的“好管闲事者”,对这个社会,不但没有坏处,而且称得上小有贡献。现在他因为写了几篇文章,接受了外国记者采访,就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心揪得紧紧的,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已过世的姥爷,因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及信仰藏传佛教等,被劳教,从1958年到80年代初,扣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姥爷的子女在臭老九被踩脚下的年代,也受牢狱之灾,现在他们不愿多谈;他八十多岁的伯父从1955年“肃反”开始,被判刑、强制劳动长达25年,根本原因,也不过是其要公道敢说话;他七十多岁的父母1957年还是大学生,都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强制劳动长达22年;如今胡佳还在看守所里,妻儿也不得真正的自由。
我们都是普通人,也常常恐惧,我们盼望的,无非是家庭团圆幸福,推动并受益于社会进步。胡佳的健康,在41天失踪时已经被严重伤害不能康复,目前最多只是维持现状。如果他被判刑,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于他的健康,是雪上加霜;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也是悲剧。如果还用旧的方式对待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对待又直又憨的青年,损失牺牲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家庭,更是这个社会,那么中国的将来,谁还愿意、还敢、还能承担?
之所以转这个消息,除了表示自己一如既往地对敢于争自由的勇者表示关注和敬佩之外,也是因为胡佳本身的标志作用。我们渴望并关注社会自由的进步,当然是以我们个人及周围人的实际状况和感受为首要目的,但也不能忽视对于整个社会自由度或进步程度的标志性案例,虽然比较特殊,但是可以作为我们所处环境判断的参照。
在我看来,胡佳拥有成为标杆性人物的突出特点:他虽然是广义上所谓异议人士,但并不属于具有政治色彩的所谓“民运”人士,其主要言论、行为以维权为出发点,他是和平主义者,不提倡暴力。其主要身份是帮助艾滋病感染者的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没有党派背景,虽有信仰,却没有强烈的宗教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不但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在国际上也为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及并表示关注。所以观察胡佳案例,有助于评估08奥运年中国政府整体言论控制等政策的尺度,有助于感受我们身处环境的变化。
附转:
曾金燕:胡佳“坐牢”4周年(来自维权网)
撇开2002年胡佳在艾滋病村探访村民时被当地警方拘禁一事不计,2004年4月3日到2008年4月3日,胡佳“坐牢”刚好满4周年。
这四年期间,他坐的牢五花八门。既有“明牢”:2007年12月27日至今,他被拘禁在北京市看守所;2006年9月7日、8日、26日和2007年5月18日,他被公安局传唤到北京市通州区中仓派出所长时间问话。
也有“灰牢”和“黑牢”。这是一种由警察执行却在台面上说不清道不明的非法拘禁。共同特点是:便衣警察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抓住胡佳往车里塞,有时还套上黑头套,运到一个已经布置好的“小黑屋”(一般是某个旅馆的地下室或紧拉窗帘的小房间);要么对其进行“说服教育”,要么用污言秽语对其攻击谩骂,要么对其拳打脚踢,甚至用皮带把其全身捆住并坐在胡佳的身上;每次少则一两天,多则四十一天,次数多得记不清;这些“灰牢”、“黑牢”,警察们不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事后还一概不承认。由于这些回忆很痛苦,被我有意识地忘记,现在只能列举一些有确凿记录的“灰牢”、“黑牢”记录:2004年4月3日、4日、5日;4月13日、14日、15日(中间释放过一次);5月22日至6月6日(先被软禁在家,后被带走关到旅馆地下室);2005年4月28日至5月4日;7月2日胡佳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通州区后,又多次短暂“失踪”,详情只能将来再述1;11月在郑州举办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期间,胡佳被警方抓走后,因卫生部高级官员出面干预,他侥幸免住“小黑屋”,而是被警察挟持着到洛阳等地“参观”艾滋病防治示范区;2006年2月16日至3月28日被便衣警察绑架秘密关押共41天。
第三种是“家牢”。简单地说,早上外出时,突然被一群穿便衣的警察和保安拦在家里,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只是说“今天领导有命令,你不能出去”,日复一日,不知何日休止。无论胡佳是讲道理摆法律,还是拼尽力气往外冲,都无法成功外出。被软禁在家的时间,一次比一次持续得更长。详细的情况,可以看我们的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
第四种是“移动的牢笼”和“株连的冤牢”。无论是在河南做调研工作,抑或只是单纯地为艾滋病逝者朱进中送葬,还是为躲避“陆肆”前后的再次非法拘禁而蛰居郑州,抑或只是陪同我回福建探亲,以及在北京的敏感日子和平常日子,身后无不明目张胆地跟着几车(一般是两辆车,有时也有摩托车等)的便衣国保,“必要的时候”立即把胡佳强制带走,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作为妻子,我也被牵连,常常和胡佳一样失去自由。一些故友和密友,也莫名其妙地受牵连,间或失去自由。
据不完全统计,胡佳没有自由的日子,2005年有126天,2006年有214天,2007年有226天,2008年至今没有自由。
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连蚂蚁也不忍踩死的佛教徒,一个爱护环境、爱惜生命的素食者,一个为百姓请命的“好管闲事者”,对这个社会,不但没有坏处,而且称得上小有贡献。现在他因为写了几篇文章,接受了外国记者采访,就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心揪得紧紧的,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已过世的姥爷,因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及信仰藏传佛教等,被劳教,从1958年到80年代初,扣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姥爷的子女在臭老九被踩脚下的年代,也受牢狱之灾,现在他们不愿多谈;他八十多岁的伯父从1955年“肃反”开始,被判刑、强制劳动长达25年,根本原因,也不过是其要公道敢说话;他七十多岁的父母1957年还是大学生,都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强制劳动长达22年;如今胡佳还在看守所里,妻儿也不得真正的自由。
我们都是普通人,也常常恐惧,我们盼望的,无非是家庭团圆幸福,推动并受益于社会进步。胡佳的健康,在41天失踪时已经被严重伤害不能康复,目前最多只是维持现状。如果他被判刑,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于他的健康,是雪上加霜;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也是悲剧。如果还用旧的方式对待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对待又直又憨的青年,损失牺牲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家庭,更是这个社会,那么中国的将来,谁还愿意、还敢、还能承担?
1 Comments:
六四20周年之际,大陆人中,有的仍然恐惧,选择沉默;有的明哲保身,显得冷漠;有的很拼经济,早已淡忘;有的奋起抗争,值得称道!
——摘自《何健语录》,欢迎转载,谢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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