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談劉曉波得諾獎的爭議

（转自曹长青网站）

談劉曉波得諾獎的爭議

曹長青

劉曉波成為第一個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之後，在海內外一片歡呼之中，也有相當一股對劉獲獎不滿的聲音。歡呼的理由當然明擺著：中國終於有了第一個諾貝爾獎得主（所有獎項全包括在內，劉曉波是得獎的第一個中國公民），這是中國人的光榮，是給中國民主運動的一支強心劑，是對所有為中國民主化而努力的人們的鼓勵，並且可能會給中國邁向憲政民主提供契機。

反對者的理由是：在政治理念上，劉曉波代表要跟共產黨合作的妥協派、溫和派；同時他也曾排斥某些更激烈抗爭的異議人士。所以他得獎，並不能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在道德人格上，劉曉波有瑕疵：他曾在中共中央電視台作證說，他沒有在天安門廣場看到殺人，起到了幫助中共抹殺天安門屠殺的宣傳作用；他在監獄曾對自己參與八九民運而寫了痛心疾首的懺悔書；他這次被捕後，又撰文美化中共監獄和中國人權狀況。所以，劉曉波不能成為反抗中共暴政的榜樣，也不應是中國異議分子的代表人物。

反對劉曉波獲獎的人，列出其他幾個過去幾年曾獲諾貝爾獎提名的人物，認為他們更有資格獲獎。這裡有一個問題是，那些被提名者在過去幾年都沒有得獎，那麼這次即使不給劉曉波，也不能保證就會給其他幾位。很可能就誰都不給。那麼在“劉曉波獲獎”和“沒有中國異議人士獲獎”之間選擇，從大局著眼，有些對劉曉波的觀點和人格也頗有異議的人認為，還是劉曉波獲獎比沒有中國異議人士獲獎要好。

因為，劉曉波獲獎後幾天內，西方媒體上近年來罕見地一片批評中國人權狀況之聲。而且，把一個異議作家重判11年這件事定格在西方人頭腦中，就會增加他們對獨裁中國的惡感。就會給那些以為中國早已不是共產國家的人澆一桶涼水：在中國經濟繁榮的背後，邪惡仍在繼續。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次能在中共不可一世的現狀下，往中國聚焦一次，密集而全球範圍地彰顯一次它人權的惡劣程度，這個大局比誰得獎更重要。挪威根本不瞭解中國人內部那些事情。獎給中國異議分子，帶來這樣一個全球媒體關注中國人權的效果，總比給西方左派強。劉曉波的問題，是以後我們中國人自己慢慢討論的事情（我本人也會有長文另論）。

有一種觀點認為，和平獎之所以給劉曉波，是因為他對中共持更合作、更溫和的態度，而且他對激烈正面反對中共的異議人士持批評態度。因此獎給劉曉波，其激怒中共的程度，比獎給“激進派”要低。但這種說法有一個邏輯問題：

如果你跟西方人說：胡佳、高智晟等人比劉曉波更反共、更不跟政府合作，而劉曉波是妥協、合作的；那你怎麼能讓外國人理解——中共為什麼判劉曉波最重11年呢？這在正常邏輯上明顯不通。但中共重判劉曉波卻是有邏輯的。因為他總“惹事兒”。劉曉波曾多次召集各種簽名活動，而且簽名者多是知識份子、文化人。歷來看重知識份子對民眾影響力的中共，自然感覺劉曉波那些行為很“鬧心”。劉曉波寫過多篇觀點遠比《零八憲章》激烈的抨擊中共的文章，都沒有被捕（他96年被捕也是因為簽名連署）；余杰也一直在寫比《零八憲章》更激烈的批評中共的文章，但他不僅沒被抓，而且還可以自由地進出國門、甚至去台灣。所以中共明顯是對“簽名連署”之類更不能容忍，於是重判，殺一儆百。

另有一種觀點，說中共和劉曉波唱雙簧，故意阻止了胡佳、高智晟得獎，而給了溫和的劉曉波。這恐怕更是無稽之談了，好像中共操縱諾獎委員會可以像操縱中國人那麼輕而易舉。雖然我也對劉曉波有相當的異議（見“劉曉波的諫言路能走通嗎？”“劉曉波最後陳述的爭議”），但卻完全不能接受他和中共唱雙簧的說法。劉曉波的觀點和道德人格都可以、也非常值得討論；但將其簡單化到和中共唱雙簧，實在無助於真正問題的探討。當然，中共在客觀上推動了劉曉波獲獎，是一個誰都承認的事實。

網路版一個搞笑的段子，說共產黨一手製造了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高智晟判三年不行，胡佳判三年半不行，陳光誠判四年半不行，譚作人判五年也不行……終於，劉曉波判11年——成了。”這豈止是笑話。連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都對香港媒體說：“如果當局不拘捕劉曉波，劉曉波就不會獲提名，就不會獲獎，媒體也不會這麼關注。”

明顯地，諾獎委員會是把劉曉波作為中國異議群體的代表來發獎的，這個異議群體，既包括所謂溫和派，也包括所謂激進派。而且，劉曉波的確有著二十多年來都在為實現中國民主化而努力的資歷。同時他是作家、文學博士，又曾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這些在一般俗人眼裏都是“資格”，諾獎評委們也不列外，別以為他們會把被提名人都仔細研究一遍。另外，哈威爾、達賴喇嘛、圖圖等人給劉曉波的背書，明顯是相當有力的頒獎理由。其他那二百多個候選者，恐怕沒有任何人拿到如此“重量級”的背書。所以這次劉曉波得獎，是在中共一手推動下的順理成章。

反對劉曉波獲獎的人士，綜合起來有兩個方面的擔心（說反對劉曉波獲獎的人是與劉有什麼個人恩怨，也同樣是無稽之談）：

第一，在政治層面，劉曉波所代表的，對中共溫和、妥協、合作的態度，會成為被更多人接受的、認為是更正確、可行的中國民主化轉型的道路。而激烈否定中共，完全不妥協、不合作的姿態，會受到更多的否定。其結果就是共產黨更長期的統治。

第二，在個人道德品格層面，劉曉波缺乏操守，使他不能成為中國異議分子的榜樣；他不具備足夠的人格力量成為一面中國人反抗暴政的旗幟。在眾多政治犯仍處境惡劣之際、在無數人因政治觀點、宗教信仰等被殘酷鎮壓的現狀下，劉曉波美言中共監獄和中國人權狀況，不配做中國人權運動的代表；推崇這樣的人物，有損於諾貝爾的榮譽。

事實上，這兩個擔心可能都是多餘的。諾貝爾獎的光環其實早已不那麼明亮，諾貝爾獎的影響和作用也相當有限。我們看在美國，戈爾、卡特、奧巴馬等，都沒有因為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而贏得更多人的尊敬，或更促進了他們的“社會主義事業”。今天的美國，是與他們理念相反的“茶黨”在風起雲湧，領導風潮。

對被壓迫者來說，達賴喇嘛得獎21年了，並沒有對西藏人權狀況的改變起到什麼實質作用。昂山素姬得獎也快20年了，緬甸仍是軍人政府統治。如果這種速度是高調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們推動本國民主化的一個指標的話，那麼中國人在20年內就別指望了。所以，無論是認為劉曉波的獲獎能加速中國憲政民主化的進程，或延緩共產黨倒台的速度，都是誇大和過高看重這個只有幾個人決定、只因獎金豐厚就被過分抬高的榮譽。

且不說諾貝爾和平獎從未給世界帶來什麼和平，文學獎發了一個世紀，可二十世紀的文學成就，和根本就沒有文學獎的十九世紀的輝煌，完全無法比擬。寫中文的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已10年了，他和他的作品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對提高中國文學的水準和地位起到任何一絲一毫的作用了嗎？今天還有幾個人再去看他的作品呢？

至於劉曉波個人是不是道德榜樣或反暴政的旗幟，都不會因他是否得獎而決定。這個獎只是把他放在了聚光燈下，給世人更清晰地觀賞他和挑剔他，提供同等的可能。

和本文開篇例舉的那些為劉曉波獲獎而歡呼的理由不同，我認為劉曉波得獎只有三個實際的意義：

第一，諾貝爾獎的閃光燈，照亮了一下中國的黑暗，哪怕只是幾秒鐘。我們實在太難得有一個機會能“喊”世界媒體都來看看，中國的人權狀況糟到何種地步！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因為“吃喝穿戴”全是來自中國了，而以為中國快成天堂了。

第二，能夠促使劉曉波本人早日獲得自由。無論和劉曉波有多大的觀點分歧，無論他有多少道德瑕疵，11年的牢獄之災都是絕不可容忍的。這個諾貝爾獎，踢給中共一個最頭疼的球：既不可能無罪釋放劉曉波，也不可能重審這個案子；但如果一直關押一個諾貝爾獎得主，那麼隔三差五，國際人權組織就會抗議，等於一次再次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人權的惡劣。但無論中共是否會很快放人，劉曉波大概都不會坐滿11年監獄了。自由遠比百萬美元獎金價更高。

第三個是，中國人每年關於要爭諾貝爾獎的嚷嚷也該休止了吧。省得大家成天為這個那個、誰該得獎而鬧哄哄的，把推動中國民主的事業，變得像是為推動誰得獎似的。而這場推動“誰得獎”的競爭，又把本來完全是理念上爭執的東西，轉向人際、人事之爭。那實在是毫無任何建設意義的浪費精力。

一個諾貝爾獎，改變不了任何中國的現狀，鎂光燈的閃亮過後，中國人邁向民主的道路依舊艱辛。

2010年10月18日於美國

——原載《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