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澧：爱国好记者，贪官新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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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一五一十部落）

爱国好记者，贪官新打手

吴澧


咱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很多记者思想浅薄，感情幼稚，文笔拙劣。不过，有时由于问题之重要，还是会被雷一下。本月１５日，北京某报登了一位杨记者写给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的“信”，《托德·斯特恩先生，我非常不喜欢您》。“信”是这样结尾的：

“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曾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中美气候变化论坛’。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场由戈尔前副总统发表的视频演讲。……在他发表演讲前，我身边的一位美国记者耳语告诉我，‘就是这个家伙，他位于田纳西州的豪宅，每月电费高达１２００美元，比当地一般家庭一年的电费花销还多。’ 随后，我没有听他的演讲，起身离开了会场。”

这是不是感情很幼稚？小学生啊，听人说晚上见到班主任张山老师和教音乐的李丝老师在树丛里亲嘴谈恋爱，对班主任正在讲解的“中小学生守则”就不要听了， “哼，自己是什么东西！”或者，武侠小说里的鲁莽少年，听说某某是“杀父仇人”，就要赶去杀人报仇。杨记者好歹也是个记者，至少该查证一下吧？再问一个人；或手提电脑无线上网，“谷歌”一回。查得此事为真，还要看内情如何。比如，民主党大佬都是革命夫妻，男的管不了女的家用，兴许老婆讲排场？据说毛择东同志艰苦朴素，但他管不了党的好女儿江青同志奢侈浪费。就算查下来阿尔·戈尔确实言行不一，私人行为和公众行为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小布什不签“京都议定书”，但他的农庄采用了最先进的环保技术，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用来浇花木，电费是同类庄园的四分之一。布什算言行不一吗？——或者，好的“言行不一”？再说，报社让你来美国写报道，你因为不喜欢某人就离开主要事件的现场？

现在有人说网络已成为“大规模杀伤性媒体”。为什么网络上常有非理性风潮？原因之一，就是杨记者这类感情幼稚的东东，中国人从小到大，在媒体和书本上读得太多了。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给自己制订过１１０条文明修养准则，第５０条说：Be not hasty to believe flying reports to the disparagement of any。与杨记者共勉。

杨记者提到戈尔，是要表明美国人虚伪。他那“信”里的主要抱怨是“托德·斯特恩先生，您在哥本哈根说，美国拒绝向中国提供气候资金援助，中国有足够的钱来应对气候变化”。杨记者这回是信了新花社记者的话。其实杨记者好歹也算是记者，对自己下笔要写的事件，为什么不能自己调查一下，了解其来龙去脉？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各国都知道中美间有默契——为保证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美国将在资金和技术两方面援助中国；中国将提出具体减排目标，为发展中国家带个头。这似乎已是 done deal。也是这位托德·斯特恩，今年曾多次明确表示：美国将提供援助。注意，这时斯特恩并没有将美国的援助与中国的减排目标挂钩——美国人还是很注意维护东国镇府面子的。

经过无数谈判折冲，东国镇府终于在１１月２６日宣布了量化减排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谈到中国的防暖化贡献时，陶金虎同志曾在国际会议上说：“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５年，中国以年均５．６％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年均１０．２％的经济增长速度。”让我们用丛书集给出的两个权威数据作一估计。

假设二氧化碳排放量大致和能源消费量成正比。如果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总排放量／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从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５年，每年的下降比例为

　　１．０５６／１．１０２＝０．９５８３

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５年的十五年内，累积下降比例为单年下降比例的十五次方

　　０．９５８３＾１５＝０．５２７５

换句话说，按上述估计，在２００５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１９９０年下降了４７．２５％。中国提出的最新减排目标，多年前就已经实现过了！

在２００６到２０２０的十五年内，如果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仍然保持类似的比例，４０－４５％的减排目标，自自然然就能达到。难怪我国代表团成员一再在哥本哈根说：东国镇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切实可行”的。这基本上是个维持现状的方案嘛。

亲手算一算，再看国内某些学者的话，就觉得很搞笑。

“知名气候变化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学者说：“中国提出清晰量化指标……显示了中国力促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功的认真态度，以及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重大承诺”，“发达国家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减排强度的。”

上海某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学者则说：“如果没有如此有力的相对减排，２０２０年的中国还将比２００５年增排大约１４９％；……４５％的相对减排，……这一切都意味着投资、压力以及希望。”

这些蛋头学者，他们似乎以为这个减排目标很难达到似的。

中国还在发展之中，不愿像发达国家那样承诺绝对减排，这一点别人也能理解。工科生的小聪明玩得漂亮，弄个早已做到的十五年相对减排４５％，人家或许还挺佩服的。但是，拿着个维持现状的方案，说是多么伟大多么艰巨，要美国给钱，这是不是有点过分？

美国政府已经答应给钱，而且明面上并没有和中国的减排目标挂钩，他也不能贸然赖帐，虽说众议院见到这样的中国减排目标，肯定不肯拨款。但美国可以附加条件，提出要监督援助的去向，钱最好用在能够减少绝对排放量的项目上。这就踩到红朝痛脚了。

监督本身应该不是问题；实在要面子，你提出和美国互相监督好了。１９７９年，美国和苏联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协议规定双方互相检查。那时苏联领导人还是勃列日涅夫，还在和美国全球争霸，但苏联的核导弹基地仍然可以让美国核查（反之亦然），难道中国的减排更机密？只是以红朝今日官场之腐败，能让美国人核查绿色经费的去向吗？千百个“宋思明”还等着大捞一笔呢。

你不让核查，然后就有斯特恩１２月９日答记者问的那段话：那我们这回就不给钱了。英文原文如下（方括号内是笔者加的解释），比起杨记者的道听途说，还是要婉转一些：

We think that that [money] would be aimed, fundamentally, at the poor countries, the poorest countries. Probably focused very much on adaptation [that means to deal with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some on forestry, as well. I don't envision public funds -- certainly no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 going to China. I mean I don't think -- there is inevitably a limited amount of money. The amount ought to be as high as it possibly can be, but it's necessarily going to be limited. That's just life, and the real world. So we would intend to direct our public dollars to the neediest countries, and China -- to its great credit -- has a dynamic economy, and sits on some two trillion dollars in reserves. So we don't think China would be the first candidate for public funding.

杨记者为美国不给钱而生气，但不给钱的关键是官方举起“爱国”招牌，声称“主权”什么的，把减排搞得比别人的核基地还神秘。

塞缪尔·约翰生博士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在专职国家，爱国主义就是贪官污吏的最佳避难所。

杨记者在“信”里说，他的祖母从家乡打来电话，她看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新闻报道，对斯特恩说的话很生气，让杨记者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斯特恩。老人家很关心天下大事，不过看的大概是央视“新闻联播”。问题是，你不能根据“新闻联播”指点国际江山。杨记者如要这么做，讲得好只是搞笑；讲得不好，就成贪官污吏的护院家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