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November 22, 2009

读《赤地之恋》

虽然数年来读书一直不曾停过,但一向效率低拖沓落伍且缺乏心得。才读过《赤地之恋》,忽然发现难得在阅读过程中有些念头冒出来,当然十分粗鄙琐碎可笑,但自从上班和经常推特以来,很久没有这种随读随有的读书感受可以凝结成稍长的文字贴上博客了,所以无论如何要记下来,尽管只是些互相缺乏关联的散碎想法。这大概也是头一次对张爱玲的书有点想法,以往读她的书除了有时感觉心头怅怅之外,却很难有什么聚拢明确的感受,也不知是她的作品太幽深暧昧了,还是我的低水平完全理解不到。

这本书和《秧歌》应该算张的作品中比较另类的,或者不少人已将其定了性归之为“反共小说”,言下之意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之类,更将之与美国的有关政府部门拉上关系,换句话说,应该不少人(特别是大陆读者)认为这两部书的描写不是真的,为反共而反共,根本不是张成功的作品,至少不受大部分读者重视。

我的看法不同,相信这两本书背景的现实性是不可怀疑的,这当然有部分原因是张爱玲自己特别说明所写内容来自于真实,还有胡适的肯定。而我主要的判断依据,来自于多年来本人对中共党史和建政以来种种史实的了解和评判。文学作品的真实当然不能完全用评判史料和历史著作的标准来判断,但决定小说真实与否的现实基础也不容虚夸想像,张的这两部作品不能说每一个细节或者其中所有中共特有的名词语汇与我们深处其中的人的了解百分百一致,但已经相当准确合理,这是大量西方的影视甚至新闻报道里关于中共政权的描述不能做到的,其实西方世界这样细微乃至较大的误读误解直到现在还不时看得见。

说这两部书有点特殊,除了题材罕有的直接牵涉现实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还因为写法上与作者之前的绝大部分作品不同,用非常平易的语言作白描式的叙述,与以往婉转蕴含不时夹杂叙述者评点的语言风格比较不同,尤其在《秧歌》里,作者不动任何声色地只是尽量叙述“事实”,评论性语言仅仅是从小说人物的眼界和角度去说的,这或者就是所谓自然主义写作风格。此点到《赤地之恋》里虽然仍大体沿用,可到后面还是有不少定性的评论已经脱离了小说人物的角度观点。但这也不能过于苛责作者不坚持风格的一贯,因为这部书已比前书有着更为广阔的事件背景,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都大了很多,作者也说是想对当时中国做一个全景式的概括,虽然她本人也承认还有些方面并不够全面。

说到真实,倒不一定小说里的所有故事都是作者亲历,比方《秧歌》里描写的农村土改和农村饥荒的情节,我一度以为(或者在什么文章看到)张亲身参加过土改,但看过她的自述倒好像主要来自于报纸的报道和他人的传闻。《赤地之恋》更是如此,它与前者的不同,正因为前边说过的事件人物背景的扩大,因而不能仅靠个人的听闻了解而组织材料,需要许多背景资料、新闻素材的准备,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章,很多的内容不太像是故事,而像从新闻报道里撷取的概况。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赞许佩服作者搜集素材、分析感知事物本质以及组织剪裁的能力,她在中共治下所居并不久,却能观察并比较熟练地掌握到中共各种花样繁多的名词、各种运动的性质特点以至各色人等在其中的表现,是很了不起的。单凭这点,我绝对不敢说这两本书如何了不起,但绝不是作者的败笔,甚至在其所有作品里面亦位列中上。

然而,说了这么多,我还是对这部小说的结尾包括整个最后一章不满意。作者花了很大精力仔细描摹朝鲜战场上战斗的细节和各种环境,但还是让人觉得此章缺乏前边所有篇幅中带有作者“亲历”意味的真实和自然,描写简单不费力却更真实。这一点也可以理解,战争的景象和战俘营内的种种只能来自于资料记载、新闻报道至多不过是纪录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连最有可能记者亲历的邱少云黄继光新闻报道也可能是夸大甚至造假,魏巍、巴金、路翎等人关于朝鲜战争的文学描述就更加未必比张爱玲写的真实。

我最不满意的是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最后关头不但突然改变了主意,愿意被遣送回中国,让人难以想象,而且原因竟然是想在中共治下的中国自发地做鼓动反抗的潜伏工作(作者虽未明说,但也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以一个既无任何团体背景政治势力支持,又无同志伙伴的个人来说,这样的英勇大计简直是匪夷所思。无论如何,作者的构思有点过于胆大,却未必与前面整部书的基调吻合,有了这个“光明激励”的尾巴,我反而怀疑作者的艺术创作逻辑受到她本人或他人政治观念的“干涉”,想要给自由世界的人们以道义上的鼓励,也就不顾情理,特意给小说增添更加“伟大悲壮”的结尾。

除了小说的真实性和败笔之外,还有其他零星的感受。

虽然篇幅不多,此书在描写男女情爱心思、上海小市民(特别是女性)的心态上,张爱玲一如既往显现出她在此方面的强项。而在这篇小说里的男女情爱描写,觉得与她本人成名作里里的那些描摹不同,倒与钱钟书《围城》里的男女关系有点像,尽管两书从时代背景到人物的身份情态大不相同。(反而杨绛《洗澡》虽从时代背景与张书差不多,但其中不多的男女知识分子的暧昧之情,却不很相同)这样对比只是胡乱联想,并无什么特别的道理。

读这本书(除了最后一章)不时让我恍惚间有读《1984》的感觉,两者的主人公都有处在肃杀紧张下的孤独和不信任乃至恐惧感之中,都想透过情欲得到解脱和安慰,也都有情感上不能承受之轻之痛,最后都不能逃脱老大哥/组织的控制和玩弄。这种相似更多是在气氛上,及背景内在的同质上。

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都是用平静甚至冷酷的笔调描述中共建政初期土改及“三反”等运动中,普通农民和底层知识分子干部思想和肉体上所受到的迫害甚至虐辱。但是比起前一阵读过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饿死人、人吃人的惨况,以及其他关于中共暴政和饥荒的纪实报道,其残虐程度应该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但不知为何小说却让人凄惨幽怨的悲戚久久不散,更让人信服,并且难以释怀。我想,这里面除了文学作品的渲染铺垫等等功能之外,两者不同的叙述立场亦是原因之一。那些历史作品虽然揭示了惨痛的历史悲剧,但其作者多是中共这个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培养、生长出来,无论写得如何怵目惊心,他们的身心与他们所批评揭露的这套意识形态立场仍未能完全切割,总是以自己人的立场,用着体制内类似的话语名词在谈论,让人感觉仍只是错误、失误、缺点毛病,而不是罪恶。这一点与立场思想完全脱离的自由者旁观者所用的角度和话语,那种干净、远离、人道的悲悯态度,性质完全不同,后者即便在细节血淋淋的程度比不上写实作品,却更加纯洁、真诚、客观而有力。

我读张爱玲的这两部描写中共建政初酷虐统治的书,初初总会有一种幻觉,以为在读一个体制内的人写的书,总觉得作者曾是和我们一样受过中共统治和洗脑教育的人,站在内部人的角度在观察、在痛苦、在忍受,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素材选取真确无误、观察精准入微、以及小说叙述角度合理、人物性格和视界模拟恰当,另外一方面,也因为中共治下的悲剧与中国乃至世界自古至今专制制度下的各种惨况是一致的,人性是相通的。作者尽管看似抽离、冷酷,但我们可以准确感觉得到,其悲天悯人的天性在灰色冰冷天空下依然发着暗淡而执着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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