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19, 2009

(转载)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下)

(转自翟明磊博客

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下) / 翟明磊


上篇


生存策略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南方周末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为什么能生存?我觉得第一个是广东的大背景。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导应该说都是思想比较开明,加上他面临港澳,接受新的思想比内地的领导要早一些、快一些。他能容忍我,大概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我们的办报策略。因为我们始终注意不触及政府的底线。所以我很明确的提出南方周末要“四个维护”。第一个是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是维护现行的政治体制,第三个是维护党的现行政策,第四个是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不是我的一种伪装,是我真实的办报方针。因为一碰就死了,你就办不下去了。

那么,既然“四个维护”,你还怎么还能搞活呢?怎么突破真理报模式呢?黄文俞临终前,我和他说,如果说真话有两种,一种是可说的,一种是不可说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根据政府认为可以说的说,我认为阿猫阿狗都会办报。把不可说的有一部分变成可说的才是办报人的本领。所以,我对黄文俞这个话是有所发展,我把不可说的真话划成两个东西,一个是硬雷区、一个是软雷区。

硬雷区我绝对不碰,你说我公开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煽动群众反对改革开放这样的文章我不给你登,我守住这“四个维护”。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话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让你讲呢?因为他怕副作用过大。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软雷区。第一你要把握好舆论导向,你不要反对政府,你是在政府允许甚至在他提倡的范围内作为主导思想去写这个报道。另外你掌握一定的度,你不是挖得越深越好,有时候你要掌握一定的度。中国产生很多负面的东西你不要说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改革开放是好的,这样来讲导向就对了。所以,我借这四个维护,保证了我们的办报安全。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策略,比如说我异地监督,我监督外省的我不监督本省的,因为本省的直接捅到省里面,省里面的领导直接管我。但我监督外省的你不能直接管我。当时的形势上只能这样做,这是一种策略。敏感的题材用平庸的标题。不敏感的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在标题安排上,不要是这个题材悲伤的时候,你再加上一个很骟情的标题,很容易出事。敏感的问题放在不敏感的版面。读者来信放在中缝里面,但篇篇读者来信都在说南方周末做的对,我的目标就是冲中宣部唱对台戏。反面材料正面导向。导向上不能不做妥协,要相信读者,导向上讲维心的的话。揭发的度上还有技巧,敏感的人谈不敏感的事,敏感的事让不敏感的人谈。胡绩伟的名字六四后不能出现,我就约胡绩伟的游记——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登胡绩伟的家事,他老婆为什么嫁给胡绩伟——<<我讨了个富婆>>。王蒙不做文化部部长了,我就谈王蒙研究《红楼梦》。

我还“鸡讲鸡话”鸭讲鸭语”,中央往往一些口号下来,它有它的解说,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说法。我更多的采用知识分子的说法,这就是“鸡讲鸡话,鸭讲鸭语”。

办报的人还要学会政治分析 ,邓小平南巡的消息。我晚上下了班分析,邓小平的消息,谢非敢泄露吗,只能是邓小平本人。邓小平为什么把捅出去,是为了吸引香港传媒的注意。肯定他要讲话,为什么要出口转内销,他需要消化的过程,肯定是对当前的左不满。可能中国大的转折点到了。

我就试着发一篇《论奴性》,这是放一个政治汽球。放出来,没有反应,我就说以前的一些题材你们都可以写,不要担心。但是当大家都因南巡纷纷反左时,一旦都反左,我就要求编辑部原地踏步——不做被枪打的出头鸟。我都是从文革学来的。大家反左我就收兵了。你再清理也不能整到我。反正诸如此类的一些办法、策略,确保了南方周末的生存。

第三条,我们是个百万读者的大报,这也是我们生存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毕竟它要镇压我们的时候,要考虑老百姓的反应,因为我们是拥有百万发行量。一份报纸大概有6个读者读。我有六百万读者,这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不然我们早死掉了。

另外,我们给南方日报上交了相当多的利润,为了这个利润,南方日报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我跟日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可以领取利润的10%作为南方日报的奖金。这个合同基本上是每年跟南方日报定一次,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了。主要还是定利润额。因为每年利润额每年都会升高。95年,交了900多万,96年要交1700万。最高的时候好象是3900多万,接近4000万的利润。这样基本上快占集团利润的百分之百了。人家问我南方周末为什么不死?能做到全国独树一帜,人家不敢干的事你们都干了。按我的看法主要是这四条。

死里逃生记

93年之前,我们没有受过政府任何批评,都是表扬的。相反是省里面的先进集体,省委两次赠给我们“精神文明单位”。广东的气氛跟我们很融洽。

93年我们发行量达到一百万,正要办十周年庆典。

93年10月份,我们第一次受到政府的处分。这个处分很严厉,就是停刊整顿。起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袭警案》。就是老百姓把一个警察给杀了。后来查明这个警察做了很多坏事,老百姓才杀他的。文章是江西铁路局的一个作家写的。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公安部通过公安厅问我们,你们讲的这个案究竟出在哪一个具体的派出所。后来,我们才去问这个作者。结果承认是虚构的。

公安部长本来就有意见,因为我们总是批评公检法,这次算抓到把柄了——因为我们自己承认是假的了。他就告到中央,中央政法委书记批了,叫中宣部对我们进行严肃处理。这样,当时中宣部管新闻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请示了部长丁关根,决定要我们停刊。

事后才知道,徐惟诚下杀手还因为我们报道了王蒙。王蒙从文化部长下来以后,新的文化部就连篇地批判他,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坚硬的稀粥》。讲的是一家人一向老爷子当家,每天早上喝稀粥,大家吃厌了,这时让大儿子出来改革早餐,换换花样,但是下面几个小家,有的有了孩子,有的刚结婚,有的没结婚,大家都交一样的钱,起了矛盾。最后还是老爷子当回家,还是吃稀粥。这时候文化部办的文化报定它“改革不成功,影射邓小平”, 整版整版地批王蒙。我当时很生气,说你不是要搞文革了吗?我就写了一篇叫做《王蒙的日常生活》,就说王蒙当时在研究《红楼梦》。

我还专门要了王蒙一张照片登在那里,文章登在一版左上角。我们在北京发行20多万,所有报刊叠着卖,露出的左上角都有王蒙的照片。结果北京市的报摊铺天盖地都是王蒙的照片。当时文化部那些人思想很左,气得不得了,说我们公开地跟他们打对台戏。他们就告到徐惟诚那儿了。

徐惟诚就跟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王强华讲,听说有一家报纸叫南方周末,这个报纸很坏,是不是把它停了算了?王强华告诉他,这是一个百万的报纸,读者影响很大,而且他们是有正式期刊号的。你没有一个很有力的理由,是没法停它的。所以,徐惟诚就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

刚好,有两份告状信,一封是公安部的,就是袭警案失实的事;还有一封是安全部的。安全部的告状信说我们泄密,原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有一个外商服务中心,专门管给外国雇佣中国人。他在那里抽钱。这样很多人就绕开它私下跟外商接触。大概有产生了很多矛盾,我们这篇文章就是报道这个事情。但是,文章中写了“外商服务公司是安全部办的”。 当时定位这个是国家机密。我们把这个事情公开了,安全部就认为我们泄密了,也要求中宣部处理我们。

因为这两个事,所以徐惟诚认为这是个铁钉子,就让我们宣布停报。这个停报的事——他不发文字,他打电话。打给省委宣传部,是一个分管新闻的副部长邹启宇接的电话。他就说“你要停南方周末这样一个重要的报纸?你们打电话不行,是不是发个公函来?”他说“不用公函了,这是会议的决定。他说有会议纪要,但不便发给你们。”后来邹启宇副部长说,停报这么大个事,只是一个电话,我们没法执行。结果就顶回去了。
后来他们第二天又打电话来了,说中宣部对你们广东省宣传部没有正式公函就不执行我们的指示,我们非常生气,说你们必须执行,只允许南方周末再出一期,就告读者开始停刊。这样省委宣传部觉得没有再谈的余地了,就马上发出通知。

南方报业集团提出不停刊行不行?那个副部长就讲说我们已经跟中宣部申请过,他们说不行。

这样,我们当时最头疼的问题是,我们停刊了,我们邮局有很多订货,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个很头疼的事。另外一个是告读者书怎么写?有人就主张,干脆把中宣部停刊这个事说出来,有人说绝对不行,这样宣传部会很有意见。

后来,我想了一个晚上,这个事,究竟省委书记谢非知不知道?因为如果仅是中宣部的意见,省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可以说情。所以,我早上起来就去报社,今天是南方日报的社庆,老社长都来了。

我就找社长刘陶,我问他谢非知不知道这个事?如果不知道,我觉得报社应该争取。刘陶告诉我,谢非出国了。他说昨天晚上已经跟主管工作的委省副书记黄华华通过电话,黄华华说他不知道。

因为是社庆,把历代的南方日报的领导和老同志都请回来了。黄文俞也是老领导,他就用手招我上主席台。黄文俞就很亲切地跟我说“你胆子很大,这次你踩着地雷了”。但是黄文俞这么一讲,当时主张办南方周末,现在退下来的老社长丁希凌叫起来了,说南方周末没有错,不管谁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误的。他还说“你不要紧张,以后你们再出刊的时候,你们不是一百万,是二百万的发行量”。

他说每期南方周末他都看,但是他说没看出有任何的问题。在主席台里面就议论开了。 由老丁先发炮,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但我当时采取的是低姿态,我就说我们有错误,因为毕竟是失实了。我说我们会总结教训,之后就没说别的话。不管他们很激昂地在支持我们,但是我始终采取很低调的态度。

保卫科通知我,说国家安全厅要找我谈话。我知道又是那个事。

安全厅有一个老同志,恐怕也是个比较高级的干部来调查泄密事件。我蛮紧张,双手都发抖,但他主动向我递了一支烟,我马上镇定下来。我就解释,这个稿子是公安部长审过的,而且特意让作者北京日报记者交给南方周末发表。原来安全部办了这个外商服务中心,但是出了麻烦总是公安部劳动部去解决,于是公安部与安全部产生了矛盾。我一看公安部长都审了,我就发了。

这老同志跟我讲他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他不管出差到哪里,礼拜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街头买南方周末。”你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我看过,完全符合事实。但是唯一的错误就是这句话,这是一篇好文章。但我现在不是吓唬你,你是可以拘留15天的。他说只要安全部说要把你拘留,我们也没办法保你,你自己要有个思想准备。”

那时候我晚上睡觉,突然间听到警车响,我不知道是不是来抓我,我一下子就醒来了,根本没法睡觉。

第二天,社长刘陶找我,说我们的报纸不用停了,说谢非同志有批示。谢非同志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要处理一张报纸,首先要分清它是好报还是坏报。如果是一张好报,哪怕是一篇、两篇、三篇、四篇、五篇、六篇,”——他讲到了六篇文章——”如果有问题,都是具体文章的问题,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是报纸不能停。”

谢非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大会散后,这些老同志又在一起开会了,照例要给南方日报提些建议。这天大家都在那里谈南方周末这个报纸不该停。这时候广东前任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林若,他也是南方日报的老领导。他就讲什么文章错误那么严重?一篇文章就要停报,拿文章给我看一看。后来就赶紧把文章给他看了,他看完以后说“你们公检法的问题少吗?就算批了你一个小警察,批错了又怎么样?”我们改革开放,经济搞好了,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了一张好报纸又要停,广东省就是不敢顶,不停它又能怎么样?”大概林若讲了这样的话。

黄文俞听了以后,讲“你是当过省委书记,是大官,你讲话口硬,你是秀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有做检讨的事。但是南方周末要停刊,告读者书必须由谢非签名,以对历史负责。谢非不签名,你们不要登。”他说话也是很硬的。

这些情况都是南方日报一个退休的副社长黄每透露给我的,他还说:“我今天要来给你传达这个事,不是我们几个老人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是中国广东几代新闻界老共产党人对你的支持,你有了这几句话,你的撤职应该心安理得”。我说如果撤职,我心里很安,能得到这么多老前辈的支持。

林若打电话给黄华华,把这次会上所有人的话转给黄华华,黄华华就转给谢非,谢非接了电话后,就把他带出国的那些智囊都找来,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了。大家就说这些人把我们广东人都逼得没路走了。又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好一张报纸又要停刊。这次我们不能再退让,不停。

谢非就说不停,那得有个理由啊?他这几句话是他的智囊给他讲出来的。

后来就把谢非的意见报了中宣部,中宣部就说谢非,你就这么一句话不行。你们如果不停,需要广东省委的正式文件、正式报告。他停我们报,只是个电话,没有正式文件;但是我们不停,他就一定要省委的正式公文。省委还专门开了常委会讨论。给中宣部的报告是省委宣传部起草的。我后来听参加会的人告诉我,当时大家也很激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以上意见是否得当,请批示”。后来这些常委们说报纸是我们的,请谁批示?删去。

可见这时候南方周末能生存,里边有中央和全国的两种力量,就是“左”的跟“改革”的力量在抗衡。

中国的事情就跟钟摆一样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反左”的声音强起来了。但93年又反过来了,93年夏天的时候就治理整顿,这一年又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左”的力量非常强,卷土重来。所以说,中国事情是钟摆效应,大家都是命运共同的。

谢非有一个意见就是叫南方周末在头条写出一篇检讨文章,但是报纸不停,要争取主动。要省宣传部长于幼军跟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和南方周末的主编上北京直接向中宣部汇报,给个面子。所以,我就写了《沉痛的教训》。文章登出来,我差不多收到有一千多个读者来信。有90%赞扬南方周末这种大报气度,说失实的报纸多了去,只有南方周末为一篇文章的失实,在头条里面做这么深刻的检讨。读者说以后会更爱南方周末。但是只有百分之七八的人说,我们从这篇文章里面听到你们痛苦的呻吟。即使南方周末今后再办下去,也不会再是我们的南方周末了。他知道我们是受到严重打击写下来的,以后南方周末方针一定要变。

正因为这样,我就跟编辑部讲我们的方针一点也不能变,该讲的话还是要讲。有人问我“你在整顿期间,这样行吗?”我说你们知道台风中心是最安全的。中宣部杀我们,谢非保了,没杀掉。他能又杀一次吗?但我们这时候调整我们的方针,我们将大量地失去我们的读者。我觉得我当时挺有胆量的,其实也是在文革中学的政治智慧。接着就整顿了。

这次事件对我们是个教训——必须有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我们以前是采编合一的,现在成立专门的记者团队,要把南方周末往新闻这方面去转了。于是我们做了一次真的整顿,而不是应付中宣部。而且我也做了三次检查。
广东宣传部部长于幼军找报社社长,说左方应该要撤职了,但是,刘陶社长说一个报纸出现新闻失实,如果不是有意的,是经常会出现的。他说左方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已经检讨了三次了,已经超规格了。他说如果为这个事撤他的职,以后谁再敢当总编辑?刘陶说我的水平就这么高,小于,你没经历过,处理一个人容易,平反难啊!但是以后你要给老左平反的时候就难了。把这个事情就顶过去了。

接着我们主动进攻,请中宣部领导吃饭,跟他们讲,说因为这个事,我们推迟了我们的十周年庆祝,现在准备办了。请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派领导来参加我们这个会。那时徐光春副部长就笑了,说好大胆的南方周末,我们杀你们不死,你们居然要我们来给你们祝寿! 后来,我到中宣部的副部长徐心华的房间,开心见诚地把我的思想都跟他吐露了。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说中国的新闻一定要转型的。我说我们转型,让中国的新闻更平稳地过渡。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次能死里逃生。

第一,大多数官员是这样的:当你触犯这种规则的时候,他因为有这种职务行为要批评你、通报你。但是他们作为读者身份的时候,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喜欢我们报纸的。实际上处理我们报纸的那个邹启宇副部长,他处理完,专门在春节给我们拜年。他跟我讲,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在阅览室看报,所有的报纸都是没有人碰过的、干干净净的。只有南方周末翻的很惨。他说所有的人见面都讲你们广东出了一张南方周末,他感到自豪。所以,不要看成我们跟政府对立、跟官员对立,没这回事。中宣部副部长徐心华和徐光春。他们说报纸办得不错,每期他们都带回去,家里人很喜欢看。

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顽固的坚守真理报模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突破了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更多的是利益上的东西。你触犯了某个集团、某个部门的利益,他们要向中宣部告你们的状,中宣部又不能不处理,它是个执行机构。而且又有政法委书记的批示,他们是不能不去执行的。所以南方周末很多是触犯了这种既得利益。

但是南方周末从来没有后台。你问到谁在支持南方周末?我说南方周末没有后台。谢非保过我们,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谢非,谢非从来没给我们任何指示;包括刘陶也没向他汇报我们南方周末的事情。

而且省委宣传部从来就是中宣部不下指示,它从来不批评我们,中宣部一下指示,他就照章办事,要压我们。但是没有中宣部的指示,完全是出于广东省自己的,我还没碰到过。中宣部有一个审读委员会。你问到审读小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一些老新闻工作者,退休的人。因为思想开放的人不可能愿意做这种“文化警察”。他挑选那些最“左”的,也是真理报模式的捍卫者,他请这些人来做审读。

<<南方周末>>出事是破坏既得利益者与意识形态的真理报模式,南方周末能死里逃生是因为改革派官员保护我们。

94年我就退休了,但江艺平接手时提出:要左方陪我跨世纪。所以我反聘回来协助江艺平工作。直到1998 年才完全退出。在江艺平手上,<<南方周末>>才真正地开花结果。

新闻改革四个阶段

回过头来看中国新闻改革的路:

第一个阶段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 《 南方周末》的任务,第一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当时学苏联很痛快。意料不到搞掉这么难。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是通过报屁股造反达到的。在这种体制下只能走这条路。 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打破这个潜规则。首先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但第一阶段真正市场功臣是黎元江。他是真正大规模地使报纸市场化,第二个是《华西都市报》,接着就是南方都市报。关健是第一任南方都市报老总,他来问我要办南都报,要不要去。我说要去,这是个伟大的事业。他说为什么?我说南方周末了不得就是在真理报模式打开一个洞,只有都市报才是真理报模式的融解剂,才能彻底融解,办南方都市报就是按黄文俞提法,“只要无害,就是赚钱”。都市报纸可能带来不少新闻垃圾,不要怕,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才能把真理报融解。他一上来就搞了变性人的新闻。上了一版头条,还连载。不少人说关健怎么堕落到这个程度,我为他辩护“关健是玩浪者,我们是海边散步的人,玩浪的人是生死问题,我们可以说三道四,但心情是很不一样的。他登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报社不给他资金,他只有向市场讨生路。”

第一个阶段是南方周末与都市报完成的,这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九八之后。如果第一阶段是“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不说假话。”第二阶段南方都市报的“满足读者的知情权”已把新闻自由做为办报诉求,也就意味着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要有三个条件,一是真理报潜规则打破,第二条件是报纸进入市场。第三个条件互联网出现,第四新一代新闻人进入主导地位,高举新闻自由的旗帜。这个阶段是风险大大增加。我只是写检讨而已,他们不是写检讨的问题,而是要坐牢,新闻与体制正面冲撞,领军人物是程益中,李大同,焦国标。

这个阶段要重新建立新闻与民众的脐带。真理报时代传媒是很软弱的。“南都案”,“冰点”事件,老百姓都没有介入。而香港报媒出了事,老百姓是介入的。因为中国内地老百姓不知道传媒是代表他们的。新闻工作者使命不是异地监督,不是搞大案要案。而是民生问题,关心民众,维护权益,关怀他们,脐带才能重建。我讲的是“凉亭效应”,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传媒救不了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凉亭,你老百姓来这来歇一下,抚伤口,替你呼唤不平,对民众做的是这样的事情。民众会慢慢感受传媒与他们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并没否定广州禁摩政策,而是替摩托仔的苦衷讲话。广州政府敢于处理南方都市报,摩托车仔会造反的。南方周末写深圳的女儿国。揭发黑工厂,有个女工 出卖肉体才有工作岗位。我要抢救他们吗?不是,要给他们一点抚慰,还有爱他们的人在。只有这样新闻才能扎下根。我们才是有力量,如果老百姓意识到这个,他们才不敢这么放肆镇压传媒。脐带接起来,新闻才有力量,这力量不是我们的文章,而是我们文章后面的民众。七八年到九八盼了二十年时间,完成第一阶段,现在第二阶段也有十多年,但第二阶段的任务还未完成。

第二阶段新闻改革其实是与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联系的。因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权贵跟经济的结合可能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所以我记得钱钢问我,南方周末有一天刀往谁头上砍去?我说大刀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开始露头了,官倒之后接下来就是圈地运动。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中国发展最大的阻力。十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但没有遏制,反而会更疯狂,变成一个社会大问题了,这是必然的。南方周末先磨剑,如果真的有一天剑磨出来的话,南方周末的刀有一天举起来的话,就是要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中国最危险的就是权贵资产阶级。

第三个阶段:淡化传媒行政色彩,逐步走上主编独立。这是十多年以后的事,南方报业 总经理说他还是搞不清自己是企业,机关,还是事业。这个问题要搞清。必须淡化行政走上采编 独立。要渐渐淡化党的领导。
解放报禁。第四阶段。台湾陈映真和我谈过一次,他说:“台湾开放报禁前四个月我们都很兴奋,准备资金,人才,开放报禁,果然出现了很多报纸,人家都赞好,但卖不出去。我才知道开放市场不是给你办报的机会——没法和原来已占有大量资源的报纸较量。”真正到了第四阶段,报纸应当及早从体制内脱胎。
(全文完)



附左方简历:

左方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周报南方周末的创始人。他1950年参军,在军队服役7年;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分配到南方日报,长期任文艺编辑;1983年受命筹备办南方周末;1984年2月南方周末创刊后,历任副主编、主编,直至1994年退休。1994年至1998年返聘为南方周末工作。本文根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卓丽凤博士和中心访问学者翟明磊先生访问左方先生的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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