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19, 2009

(转载)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上)

:读后短感——篇幅随长,但是精彩!过瘾!敬佩!所以不避侵权嫌疑,全文转载。

(转自翟明磊博客

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上) / 翟明磊

壹报主人按:2008与2009年的冬春之交,中国最优秀的报纸<<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牵动着每一个关心南方集团的人们的心。优秀报人江艺平再次被撤离南都领导岗位,检查组入驻集团。在此际,我既感到悲凉,也感到无力,只能发表此文以示支持。这篇文章献给那些新闻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又将去哪里!文章显示了改革者的命运,广东省委对中宣部的抗命行动。也第一次披露当年南方周末差点被停刊的内幕。

现任的那些宣传官员从中可以读到什么叫历史的耻辱,也可以看到什么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读者首先读到的是由壹报主人撰写的左方简短侧记。此后,便是左方先生的口述实录,由壹报主人根据学者卓丽凤和翟明磊数次深入访谈纪录与的整理而成。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深深体会,这份从未公布的口述将成为中国新闻人的精神财富,更增加了我将之公开的决心。

这些都是壹报得到港大授权在国内第一次发布。另外我向大家推荐《中国传媒风云录》一书(香港天地书局出版)。这本由港大新闻与媒体中心中国媒体研究中心出的书,纪录了十三位中国传媒先锋人物的曲折命运与不懈努力。左方只是其中的一章。壹报主人有幸参与写就了十二位人物的侧记。

永远的“造反派”—— 左方侧影
文:翟明磊

“可是,我又没见过左老师,怎么找到他?”我问,报人江艺平微笑:“不要紧,那个智慧的老人,你一下子就可认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老头,额头宽大,两边的白发高耸,如同两支白翅膀。

他叫左方,但这不是他的真名。六岁时,他的父亲因为组织抗日游击队,被日本鬼子抓住枪杀了。抗美援朝时,这个十五岁的家中独子抛弃学业离家出走要参军——“为了让我们下一代不再做孤儿。我要保家卫国。”母亲发来三份病危电报,骗他回家后偷走了他的钱,并说如果上战场就断绝母子关系。这个小子马上断绝母子关系,跑进农村。在村里,他为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有个伯父是老革命,加入过左联,自名“左文”。于是他也改姓左,村干部指指桌上一份南方日报的“方”字说你就叫“左方”吧。

于是这个名字预示了命运,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满脑子革命思想;同时与南方日报结下不解之缘。在文革时成为名震一方的造反派领袖,夺了南方日报的权,可鼓动十万人上街。

于是一生中,两度被监禁,七年冷板凳。三次磨难,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人。那是三次淬火,让一支宝剑更加锋利。

深深的七年反思,使曾经极左的他创办了一份反左的改革报纸南方周末,利用自己人生最后的时光创造了一份启蒙民智的刊物。而偏偏,曾被他夺了权的南方日报老总黄文俞成了最赏识他的伯乐。而他没想到曾经自己冒死揭发的走资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竟是打破真理报模式的先驱。世界便是这么诡异。

他说:“我是有三分文气,七分匪气。打江山都是有匪气的。”“我的朋友一当上官,我就不睬他们,我就是这样的人。”“办南方周末,我没有见过谢非,没有一个官员是我的靠山。”只能说保护南方周末是广东改革派官员与左方心心相印。

我问他领导一份报纸的道理。他说:“盗亦有道。庄子曰盗亦有道,先入,后出,均分,知否。”什么意思,他说:“偷东西先进去,偷完东西最后出来。偷了钱财,要平均分配,还要知道哪里有东西偷。”在南方周末早期,清洁工与总编的收入是一样的。在后来,记者的收入高于总编。他不许记者们叫他左总,而是直呼左方。在报社中,记者们怕他,连饭桌上他谈的永远是报纸。市场人员可以和他吵架踢翻电扇;美编骂他的娘,他追着让美编道歉,道完歉,他就完全不计仇。这种胸怀为南方周末迎来各路江湖中的新闻好汉。“总编,要有钱,手中没把米,叫鸡鸡不应。要有权。更要有人格魅力。”

老汉经常有奇想,南方周末找不到新路了,他一拍脑袋,搞个小字辈会议,三十岁以下的跟我开会去,三十岁以上的留下来,在苗圃他与年轻人喝酒论剑,找到了转型之路。

“南方周末这把剑如果磨好了,向谁的头上砍去?”老头大声说:“向权贵资本家头上砍去!”

“我们要重新建立报纸与民众的脐带。为他们鸣不平,呐喊,抚慰他们的心灵。”

这实在是一个永远的造反派,永远的破局者。对现实不满让他夺走资派的权,又让他突破了真理报模式。他的一生永不停息的是对权威的挑战。一个理想主义者,抛弃了乌托邦,回归人性。“我曾是革命者,但我知道革命救不了中国”。炯炯双眼,洞穿了一切。集儒释道于一身,我知道他仍在寻求真理,也总在飞翔。

最后,他说:“我要在家里挂两个大字,没人敢写,哪两个字:‘真魔’。我这一辈子都是真心实意投入的,真着魔了。妄心的佛就是魔,真心的魔就是佛。我是真魔。”

这样一个元气淋漓的老头。一个老魔头。


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

我曾是造反派

1966年文革中,我是个造反派,第一个在广东夺权的造反派,我夺过南方日报的权。我可以发动十万人上街。

文革后,尽管我是反江青的,但受到审查。因为我不是“三种人”,没查出什么问题,就让我在南方日报资料室工作,坐了七年的冷板凳。一年审查期间,我看遍了鲁迅全集。在资料室的工作是剪报纸,给编委会写一周报纸动态。这时报社没有人敢跟我见面点头的.——当时批判我,挂的特大标语写的是:“左方是大乱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谁敢理我。但资料室是和我一派的,他们同情我。省委党校与我互通资料。

在资料室七年,对文革与中国前途有比较彻底的清理。

我得出三个结论:

一,中国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战。而巴黎公社是第一战。上百年的共产运动结束了,这个阵营很快就要崩塌。共产主义要改造人性是不可能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初我已得出了这个结论。

二,为什么那么多人追随文革,包括我自己为什么卷得这么深?为的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我们又不敢怀疑这个理想,结果长期压抑,造成严重的落差,毛泽东聪明地利用了这个能量。他为造反派创造了走资派这个斗争对象,于是这种压抑的能力释放出来——地下水喷出地面。右派,造反派,改革派这三种人都是社会不安定因素,都是不同时期社会裂缝冒出来的力量。

三,为什么文革这样的血腥?因为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利用了人性的恶,把恶神性化。幸亏我读了大量文学书籍接受十九世纪人性论,阶级斗争意识占据了我的前半生,但人性论拯救我。南方日报社前社长黄文俞是我负责的干校里牛棚的牛鬼蛇神,当时天气很冷,我看到老黄与另一走资派在露天抱着取暖。怎么办?我让他们进房间,阶级立场就出了问题。不叫,他们就会冻死。于是我叫他们建工具房让他们躲进去。黄文俞老了,我的人性提醒不能把他扔下悬崖,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思想拯救了我的灵魂。

整整七年的反思,形成了南方周末的思想基础。我说过:《雷雨》有两个怪圈。一个是侍萍的下一代四凤又成了公子哥玩弄的对象,重复了她母亲的命运。另外一个怪圈,就是周萍、周冲、周朴园,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国外去,他接受了一些民主的思想,所以他就是周冲,周朴园(老爷)当年就是很激进的周冲(二少爷),一个留德的公子哥居然跟侍萍有过真挚的爱情,而且跟周冲讲我的社会思想比你激进的多。但是周萍(大少爷),当年是有一个周冲的时期,他也是周冲。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命运老在那里重复?中国知识分子一进入中国国内的文化土壤要么被毁灭,要么被扭曲,被扭曲的周冲就是周萍。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是周冲,出了国就是周萍,如果他回来当领导他就是周朴园,我不相信通过暴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只有改变这个循环圈,只有改变这个土壤,中国才有希望 ,办南方周末就基于这样的想法。

“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跟民主,这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开端。但是,由于苏联的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跟民主的启蒙中断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要重新走上现代社会,必须要做两个事,一个就是要延续“五四”运 动这个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第二个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就是我在资料室冷藏的七年,读了大概有几千本书,思考的结果。

创办南方周末

也正是我在资料室时,报社要我筹办南方周末,当时成立了三人小组,我是组长。

我问过社长丁希凌,为什么要我来筹办南方周末,他提出三条,“第一条你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你的思维非常的活跃,你很敢想问题。所以,与其用一个不动脑子的人,听话的人,还不如用你。第二条理由,你一直是个实干派。 第三条,你尽管很大胆,但你在原则问题上是守纪律的。”

我又问,不少人反对,为什么你坚持要创办南方周末,丁希凌说:改革后,我有机会出国,看见国外的报纸都是好几叠,而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表现。南方日报没有广告市场,不可能扩版。因此用四个版承担经济,政治报道,对文化方面没有办法照顾读者,所以是要办一张南方周末来作为补充。还有南方周末要为南方日报未来扩版培养专栏专刊的人才与经验。

1984年创办南方周末时,我五十岁。我主持南方周末一直到94年,60岁退休。

为了确定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我们请了广东新闻界跟文化界的名人来开座谈会。广东著名作家秦牧提出“南方特色,周末色彩”。南方特色意思就是岭南文化。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马上就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赞同,确定是我们的办报方针。但是,我们编辑部觉得办南方周末的优势不是岭南文化,而是为中国改革最前沿阵地广东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介绍广东开放新情况、新经验,这才是全国最关注的。第二个就是启蒙。

<<南方周末>>创刊号上,黄宗英下海当经理做头条,邓小平到珠海视察做二条。在新闻界影响很大的有公关小姐等报道。当时广东兴起港台音乐茶座,群众非常热衷影视歌星。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认为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的。两年后,歌星潮减退了,老办报方针到了 86年行不通了——这些题材读者厌倦了。我们当时就把周末定义为“人们在周末所从事、所关心所谈论的一切都纳进我们周末的视野”。也就是说把报纸从纯粹的娱乐变成向社会性转移了。当时创办了阿拉看广州,周末即景等栏目,开始报道研究生被拐的始末等等。第二,我们要搞综合性周刊,大家说这样才有搞头。

真理报当时一统天下

南方周末向社会性追求转移后,面临着办报追求的第二次创造。

49年以后中国的新闻,可以把它叫做真理报模式。真理报等于中国人民日报,苏共的中央报,中国派人去真理报学,把它整套的资料搬到中国来,然后发到各个省,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办的。它的理论叫做新闻的党性原则。党性越高,它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就越大。所以,一切都要服从于党性。

第一条它是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二个它是不从实践出发办报的。它不是要研究社会,社会出现什么,党没有说话之前你根本不能管。它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

第三条,它的办报形式就是一种僵化的文体,和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所以,我们行话说“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体裁,人民日报的语言,格式都是一样的。

第四个,它是用国家的钱去办报,然后用国家的钱去订报给读者看。所以它彻底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它认为传媒不是商品,是工具、是喉舌。

南方周末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也有5、6年了。这5、6年新闻界都提新闻改革,但是根本没有突破真理报模式。那时讨论什么呢,一个讨论是“短新闻”,怎么把新闻写的短一些。第二个是讨论会议新闻怎么处理,因为会议太多了。怎么写?哪些该写?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最尖端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到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社会新闻——这时候丝毫没有触及到真理报模式。

83年当时出现了很多小报。这些小报它都不是机关报办的,是文化团体办的。象戏剧家协会办了《舞台与银幕》。这些小报,是为了赚钱,都是趣味性跟猎奇性的,后来还有一种低级趣味、黄色的东西。像什么《江青的艳闻秘史》。报贩头他就把好多的小报都买来。而且他不仅是给本地报贩,外省又有一些报贩头,他们寄到各个省去,慢慢初步的形成了一个民间的发行网络。

黄文俞影响了我

创办南方周末,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

黄文俞,四人帮垮台之后他是广东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教育出版局的局长,担任过南方日报总编辑,他创办了《花城》杂志、羊城晚报,花城出版社还有《随笔》,也就是在他纵容下广东有那么多的小报,我认为他是广东最有思想的一个报人。

我曾问他二个问题。
第一个我问他,我说现在中国新闻界提出新闻改革也快10年了,但是改革的对象究竟是谁?第二个为什么大家都回避这个问题?

黄文俞就告诉我了,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他跟我讲了1957年创办羊城晚报。他只有办党报的经验,怎么办?于是他找了一个叫邬维梓的特级右派,这个人曾办过解放前的报纸,人称“编辑王”。结果这个被打倒的邬维梓深夜带着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一些报纸,就抱了一包,到了家里面密谈。给他看解放前的报纸是什么样的。邬讲到解放前报纸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特色。这样才创办了羊城晚报,他还告诉我支持他打破真理报模式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

我又问他突破真理报模式核心是什么?他认为以讲真话为核心。你报纸办的再活,只有可读性,只有讲真话你的报纸才有可信性。但是我问他,都讲真话行吗?黄文俞讲了,可以有还没讲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就是说有些真话你不能讲的暂时不讲,但是你绝对不能再讲假话,这是个新闻人的办报底线啊。

他还说:“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来的新闻传统上面去,我办羊城晚报就是一次跟中国原有的新闻传统的一次秘密接轨嘛。但是你现在可以公开接轨了嘛。”我问他,中国优秀的新闻传统是什么?他说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这就是我们最优秀的传统。他说现在我们的报纸对老百姓是冷漠的,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的。我说具体怎么操作?他说真理报模式就是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你要打破真理报模式,就要抓住它这个软弱点入手,恢复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报社需要利润,你就告诉报社我必须要报纸卖的出去才有利润交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把真理报模式逐步的颠覆过来了。这天我们长谈了四个小时。我整个新闻思想明确了好多。这样南方周末从启蒙和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追求,转为逐步突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把进行新闻改革作为重点了。这是我们办报的追求,从88年开始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时黄文俞老人已经80高龄了。

我后来跟黄文俞讲,南方周末办报方针第一条就是你讲的“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第二条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我说第三条是我讲的,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我说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我说这四条,有三条是从你那里学过来。黄文俞三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他听了很高兴。这是南方周末的几个精神奠基。也是它的第二次办报追求。

报屁股造反记

南方周末最想要影响的人是谁呢?启蒙要影响的是普通老百姓。我写道:南方周末的读者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初中文化就是能够粗粗看懂我报纸的人,但是只要关心社会热爱知识,就是我们民族的栋梁,今后中国的希望在这些人,而不是少数的精英身上。我编报纸时对劳动者读者层非常关注,我保存的一封读者信印象最深:一位民工告诉我,我进城后走投无路,剩下一块多钱,买了南方周末喜欢上了,改变了他,有一年春节,他给我们寄来贺年卡,亲手做的。告诉我,他读了十多年的南方周末,现在下岗,再也买不起南方周末了,寄一张贺卡来给南方周末做告别。我很重视拥有这样的读者,我心目中的南方周末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启蒙老师。

当时突破真理报模式,我想了一条策略:报屁股造反,南方周末要有发展,必须报屁股造反,能动的就是专栏,专刊。为什么要报屁股造反。因为一触及新闻主流,必定要讲假话,不讲假话就要牺牲这个东西,我们不讲新闻主流。我们拿的保护伞:说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既然说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所以什么政策,会议什么的南方日报登了,我们不登,因为我们是他的补充嘛。放弃把追求新闻自由作为诉求,来突破真理报模式,这是大战略。

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模式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先打破这个潜规则——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我自己当过报贩,自己叫卖“最新南方周末了!”。人们一看一个戴眼镜的卖报纸,就围过来。我卖过五次报纸,大学区,西关小市民区都去过。我说南方周末的定位是对的。因为我卖报纸时发现,来买南方周末第一种人是穿汗衫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是读夜大学的回城知青,买了报就往自行车屁股上一夹,二是和我差不多,中下层干部。第三个就是中年低层文化人。但不买我报的人一是港派青年,瞅瞅我就走。二,老大娘老大爷不买。于是我跟南方周末同事讲,原来的定位,现在看来是适合的。但是我们周末报是要进家庭的,要让不买的人不排斥,能不能让时尚青年老大娘也买我的报。我们就想办法,设了三专栏,一个是每周一发型。白天鹅酒店理发师介绍的发型。读者就冲着发型买报纸。设了“父母心”专栏,讲教育。每周一歌,时尚青年最爱歌曲,读者来信写叔叔阿姨你们能不能登个什么歌曲。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打进市场。

宣传部问我们:“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花里胡哨,不象个党办的报纸,为什么不改,不象样子嘛!” 我说:“你要我交多少利润,我没有公费订报,我是报摊报,不适应市场完不成指标,没法办。我说我就是杨子荣,我在报摊上,江湖上,所以我要扮成土匪才能打进去。”

谁把南方周末扮成杨子荣的呢,一个功臣是张向春 。我对上面说,我对社长说,你不要给我一揽子配编辑记者,给我一点点人事权,要求不高,你给我的人,我有权不要,我要的人,你也有权不给。我要来的人首先是张向春。

张向春是资料室夹报纸的工人,他画的画自己夹在玻璃台板下,我看不错。我提名张向春,是因为我要跟小报在一起竞争的,所以我这个版面必须吸引人,当时报摊在地上,人家是站着看标题版面,看中就拿起,拿起来成交可能性百分之七八十。靠的是标题要有悬念,要大,版面装饰要出彩。张向春能画出真正符合老百姓口味花里胡梢的版面。

张向春是工人,所以不能进报社——当时编辑部都要是干部。我和人事部说,我要一名茶水员,要来后与资料室主任交换张向春,因为夹报纸的活茶水员就能干。那没有人倒茶水,扫地怎么办?我们自己干。张向春把报纸打扮成“杨子荣”,有利于报纸打进市场。南方周末能卖出去,张向春占一半功劳。
市场是我操作的一个杠杆。所以从办报开始,我们每期发行量都向编辑部公布,用个黑板写上。每期一升多少,大家都欢欣鼓舞,在那里鼓掌。一跌下来,大家都紧张。就用这个来调动大家的兴致,因为这个发行量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因为过去中国都是邮局发的,但是我们开始办的时候,全国邮局是不肯接的,因为它不能赚钱。所以我们完全靠报摊。每个礼拜天都去和报贩头去喝早茶。88年就是这样的。跟他们喝早茶,鼓动他们多买,发到全国去。因为这个渠道很好,因为全国各个报头有联系的,广州大概有四个大报贩头,他们都成为我经常交往的朋友。所以,尽管我们订报基本全部是邮局,但南方周末的订户占40%,邮局的发行大概占20%。40%就靠报贩。

突破真理报潜规则

如果要评价南方周末的话,我觉得它的意义是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中国的新闻挤出了自由空间。 我评介自己,三分文人七份匪气,儒释道都有一点,七分是匪气,打江山的都是有匪气。谁升了官,我就不跟他接触,我就是这样的人。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也是我叛逆性格决定的。大概从92年之后,我就要追求这样的目标:打破真理报潜规则了。比如说县职的领导是不能批的,我们就专门要批县的领导。一个县委书记他的前任的媳妇去求他给他丈夫介绍工作,他借口说胃疼,那个女的扶他进房间,他就把他的前任也是他恩师媳妇给强奸了。但是如果我标题写某县委书记强奸他恩师的媳妇,中宣部肯定是要追的。当时批一个县的领导我们也有点怕,我们就想用一个很婉转的标题叫《生生的脖子》,标题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中宣部就不会注意,但读者会传。我就采用这样一种手法。

真理报模式下,公检法是不让碰的,我就从碰派出所开始,后来碰公安局,后来更碰到法院。当时有人就跟我说:你南方周末好大胆,公检法你们都批了,你敢批解放军吗?我心里想——是啊,是不是能碰一碰解放军?后来我就找了谭军波商量,写了一篇《红绿灯下谁是老大》,批军车,解放军就没话说。我说红绿灯下是你解放军大还是交警大啊?交警非常赞同,全力支持,给了大量的资料、照片。后来把文章写出来了。分管副总编辑审稿时说不行,我说没问题,经过深入调查,资料都是确凿的。当时的副总编辑说,你不怕军区?我说我不怕。他说你不怕,省委书记谢非怕,他说你怕不怕谢非?我说怕。他说那就完了,你登出来你不怕军区,但是谢非怕,你又怕谢非,怎么办?后来我说好办,我先给军区审查。送过去,军区司令员说这个稿绝对不让登,我说我可以不登,你们能不能到编辑部这儿来听听意见,他们来了以后听取意见。后来军区就来了一次整顿。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策划的,目的不是对军队有什么意见,而是是想打破一个潜规则,其他的报纸说既然南方周末都可以干,我们也可以干,潜规则就打破了。这种潜规则不仅是舆论监督。比如过去中国就是向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没有吸毒者,报纸是绝对不让登的。我们后来登《疯狂的海洛因》,中国不但有吸毒,而且有贩毒、种毒。没想引起江泽民的注意,江泽民批示要公安部、教育部、卫生部都要学习南方周末的《疯狂的海洛因》。后来公安部派人来要报纸,说江泽民要他们学习,说吸毒问题要从儿童教育开始。这样也就把一个禁区给打破了。过去的报纸绝对不能谈性的,认为是资产阶级下流的东西。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性与你”,不是我们对性有兴趣,而是我们要打破这个潜规则——报纸不能谈性。所以,实际上南方周末是通过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别的报纸说南方周末登了,也就跟着来了,实际上是为中国扩大新闻自由了。尽管我讲先做瓶、后酿酒,酒是新闻自由、瓶是新闻形式,但实际上我还是不断的在酿酒。但是,我不把新闻自由作为正式的办报诉求,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跟政府冲突。所以我给编辑部提出来先做瓶先搞新闻形式的改革,不要提出要向政府要新闻自由,但是不公开地做,打破它的潜规则本身就是新闻自由了。

(未完待续,请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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