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自
丁东博客）
丁东：李慎之书信价值初探最近，傅国涌发表了
《“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43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我在五年前也想写一篇研究李慎之书信价值的文章，没写完，以下是未完稿：
李慎之书信价值初探
李慎之先生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思想家。对他的思想的整体性研究只能说还处于起步阶段。
李慎之逝世后不久，海内外曾经就对他的评价的发生过争论，这与他的著作未能全部发表有关。争论双方如果出于不同的价值基础，对李慎之产生不同的评价是毫不奇怪的。但有的争论是在同样是认同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学者之间展开的，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争论的各方对李慎之了解的程度差距甚大。有人只能在报刊上或网络上零星地读过李慎之的文章，有人却与李慎之有直接的密切的交往，这就会导致不同的看法。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与李慎之交往越多的人，往往对他的评价越高。
李慎之先生已经去世，与他没有交往的人已经不可能再去交往。但如果真有了解他研究他的诚意，就应当更多地接触他留下的各类文字和声音。
一般来说，研究一个思想家，考察他的论文、专著固然重要，但日记、书信和谈话的价值也不可低估。就书信而言，可举陈独秀为例。他在1940年9月致西流的信，比较了民主制和权权制的区别，深刻地剖析了苏联的极权体制，代表了他晚年思想达到的高度。还可举顾准为例。在他留下的著作中，最有光彩的莫过于他给陈敏之等人的信，也就是在他生后编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那些文字。
李慎之先生晚期的著作，大约有９０篇文章。其中包括少量书信。这些书信是李慎之先生生前在中国大陆报刊公开发表过的。还有大量的通信，是李慎之先生无意在报刊公开发表的。
因此可以对李慎之的遗著作这样的分类，一，准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著作，二，不准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著作；三，准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书信，四，不准备在国公开发表的书信。
李慎之先生的著述活动虽然可以上溯到50年代，但真正说自己的话则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这样，他的许多著作，就打上了90年代的中国大陆的言论环境的印记。用通俗的话说，叫擦边球。李先生的许多擦边球也能引起巨大的反响，除了他的思想水准之外，也同他曾多年担任中共的意识形态专家有关。他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所以，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寻找公开表达的空间，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当然，也要说明，虽然他说过不接受报刊约稿的话，但有一些文章还是应约而写的。例如有几篇怀念已经去世的老朋友、老同事的文章，就是应家属约稿而写作的。这些怀念文集是要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所以在表达的分寸上就不能不有所考虑，免得让约稿者为难。这并不表明李先生思想的局限，而表明他为人的忠厚。
在他生前，社会反响最为强烈的是1999年撰写的不准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这篇文章是跨越国内意识形态限制的一次突围行动。这篇文章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他在国内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大受限制。
如果说，这篇不考虑意识形态限制文章，在李慎之的文章中是一个特例；那么不考虑意识形态限制的书信，则是李慎之书信的常态。所以，研究李慎之先生无意公开发表的书信，就成为了解他晚年精神世界真实面貌，了解其思想的深度和高度的基本途径。
就我读到的书信，有几下几方面内容：
一、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而谋划：
如他在2002年3月28日给李锐的信：
“意见完全是体制内的，对方是不能拒绝的。不过即使如此，看来要接受也很难。大概不会有什么回音，顶多在口头上打个招呼表示“知道”了而已。
如果可能的话，我以为还不妨加上一句话（可以放在第五点意见之后，结束语之前），表示政府应当立即宣布给“六四”平反，以昭决心于天下，昭大信于天下。增加这样一点刺戟性，一方面可以使对方知道民意不可侮，也可以使这篇文章不胫而走，传启蒙海内外，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对方最近刚刚在内部统一口径，决不改口，如此顶风而上，当然不会理睬。但是对未来的“接班人”，可能有不小的影响。”
这封信的背景是李锐起草了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曾征求李慎之、李普、朱厚泽等人的意见，成稿后想联络五个前中顾委委员和五个中科院院士，联名上书。在征求杜润生签名时，杜向张劲夫咨询。张认为联名上书可能收效适得其反。在这种情况下，李慎之于2002年7月21日致信李锐：“我以为以你的地位和名望，完全可以单干。否则“筑室道旁，三年不成。”
李锐同意李慎之的建议，定稿的最后一段专谈六四问题。并以个人名义将此信送交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份，并在列席中共十六大的分组会议上宣读。十六大结束时又送交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每人一份。后来，在《炎黄春秋》等内地报刊上发表了删节稿，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了全文。
李锐意见的定位是体制内的，既在承认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不论对于李慎之，还是对于李锐，这都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只是近期目标。这个意见的效果，也如同李慎之所料，不胫而走，成为2003年中国政治改革的强音。
二、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
如他在2001年3月29日给何家栋的信：
“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
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此还是五四的任务，五四的口号。
其实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它已越来越成为主流，苏联瓦解改制后尤其明显。
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政策屡有变化，有的甚至就叫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党和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跟着苏联共产党一贯称之为资本主义。其实并不错，因为他们不论变化多大，总是①承认私有财产存在；②承认市场竞争；③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民主原则。这些在根本上都是自由主义。
苏联和中国自称社会主义国家，而西方总称我们是共产主义（Communist在西文中与共产党是一个字）国家，其实也没有错，我们不但一直悬共产主义为无比美妙的最后目标，而且坚持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
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是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自由主义历来就以容许批判作为自己的定义或标志，因此新左派、后现代在西方流行（其实始终动摇不了属于主流的制度和思潮）并不足怪。怪的是，在专制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它们也居然能时髦起来。其原因恐怕就是你指出的，它们还没有能摆脱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还停留在红卫兵水平。
自由主义因为在西方流行了几百年，所以现在又有新自由主义的说法。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各种时髦形态而言，老派的自由主义者也有自称或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因此西方的“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本来就是从自由主义开始的嘛。不过中国人往往分不清楚这一点，还一位保守主义就是专制主义。他们连英国保守党党魁撒契尔和在美国也被认为保守的共和党总统里根在八十年代开展一阵最新的自由主义浪潮，现在仍是世界最新潮流都弄不明白。
中国在经济上是否可说自由主义已占上风，我不敢说，因为中国计划经济的思想实在太强大，只要看有开明之称的朱镕基的施政就可以明白，不过自由主义不出十年必然要占上风，是可以肯定的。
经济自由主义①必然能发展生产，②必然扩大贫富差距，这个趋势无法扭转，世界几百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请看我的《海阔天空扯乱说》对此有说明，新左派和后主们所以能在西方存在就已因为抓住了后一点大肆批判的缘故。
西欧因为执行社会主义政策人民的福利比较平等一点，美国在这方面就比较差，然而美国的经济活力又始终比西欧强，人们当然要求“两全其美”然而又实在做不到。这恐怕是永恒的矛盾。
自由主义的精髓其实还不在经济自由主义而在于政治自由主义。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新左派与后主们敢正面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权、法治的。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而中国今日迫切地需要的。
至于中国今天的贪污横行，则主要是专制主义结果，尤其是专制主义腐烂的结果。
因此，我们的“战斗的策略”，似乎也可以像经济自由主义一样。少同无理进攻者纠缠，而是“一步进一步地”正面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民主反专制，以法治反人治（=党治）并高高举起作为其根据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大旗。人权在今天已成为无人敢反抗的全球价值，但是人权必须落实在一个个人身上，集体人权是我们中国人的狡辩。
一百年以后看，自由主义必然成为全球主义。这点是可以有信心的。
三、对自由的学理思考：
他在给陈敏之的信中说：
你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分法，确实可以概括人类的全部思想史。不过事实上各种乌托邦竟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像欧文，还有美国人搞的一些“共产共妻，性交自由”的小乌托邦应该说有的搞了几年还颇有一点合乎理想的样子，至少没有搞成悲剧，只是搞不大（顶多只有几百人），也搞不长，只要几年就搞不下去了。说到底，这是因为人对人性的理解不足。从发生学上讲，人本来是群居动物，开头就有王，也因此而开头就有专制主义，就有集体主义。这是人类不论哪个社会都经历过的。这一点看一看猴群就知道。人类又不是牛羊狼虎，是杂食动物，因此人吃人的现象在上古也是普遍的，到现在在非洲和巴西丛林中也还有这种习惯。但是人又是有灵性的动物，能用自己的智慧改善自己的生活，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就不断要求扩大个人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来源。要讲人类社会发展有什么规律的话，只有渐渐要求扩大自由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不过这个趋势有几百万年被淹没，只有到这一千年才渐渐暴露而被承认），其他的一切都还没有可靠的验证。中国农民在二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劳动不可谓不强，受苦不可谓少，但生产的东西有限。普通人民吃的方面甚至比不上解放以前。我常说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摁血手印，对天盟誓，分田单干，是最有理论意义的“革命行动”。但是，现在领导天天讲“富而思源”，把源推到“党的好政策”上，而不把它归之于人要求自由的本能，说明中国人的理论水平实在不怎么样。其实这个理论早由英国人亚当斯密（1723－1790）在三百年前就发现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则也由另一位英国人约翰洛克（1632－1704）总结形成了。至今全世界都受其赐。我上一次信中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人类发展思潮中的一股支流或逆流，就是对他们两位说的。现在有人要推选第二个千年在社会人文科学最伟大的人物，我就要推举他们两位。
（２００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