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皖南事变祸根在毛

（转自新世纪）

皖南事变祸根在毛

张成觉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周恩来1941年1月17日晚写的一首诗，讲的是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茂林被国军围歼，军长叶挺遭蒋囚禁。次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三版开‘天窗’处见报时，曾经引起轰动。不明真相的读者误以蒋为祸首，中共更大力推波助澜，将事件渲染成蒋准备投降日寇的重大步骤。此一历史公案在66年后的今天还未能颠倒过来。日前网上一篇题为《饶漱石掀黄花塘风波 陈毅背上十大罪状》的文章，便有继续歪曲历史真相之嫌，应予澄清。

该文称：‘在新四军的历史上，客观上一直存在着军政主官不和的现实。先是叶挺和政治委员项英间的分歧与争议，尔后是代理华 中局书记饶漱石与代理军长陈毅不和。叶与项分歧的直接恶果是皖南事变，饶与陈则导致了黄花塘事件’。后一事兹不论，前面的论断是错误的。叶项有隙是事实， 但皖南事变祸根却在毛。准确地说，毛对项的排挤是此一悲剧的主因。

下面先引王明当时在延安写的律诗前四句，题为《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

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

很明显，诗中意指皖南事变项英被杀，乃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对此中共学者认为‘是王明的偏见臆断’，果真如此吗？且待我们从项英其人说起，对毛项二人关系细加剖析。

项英是湖北武昌人，1913年进布厂当工人，1920年起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4月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是中共三届至六届中委，六届中央常委，并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特别器重这位工人出身的领袖，单独接见，勉励有加之余，亲赠钢笔、手枪，手枪柄上刻着俄文，意为：项英同志存念 约.维.斯大林 1928年6月23日莫斯科。项回国后一度是毛的上级，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支持王明、博古。红军主力长征后，项留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至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的中共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任命中共提名的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由于叶挺于广州起义后脱离中共，故新四军实际由项英掌权。叶不甘心当挂名军长，曾四上辞呈两次离军，均经周恩来出面将其留住。

如上所述毛项早有过节，对项受斯大林青睐毛不无嫉妒。37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正式独揽大权，但项英不买他的帐，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与毛针锋相对：毛主向北，向敌后发展；项主向南，向国统区发展。这就埋下了皖南事变的伏线。

毛项斗争第一回合是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四、五两支队归中原局刘少奇指挥，项英所部削减了三分之二。

第二回合是同年5月5日，毛瞒着项英，命令八路军黄克诚等部队‘配合新四军各部在一年之内，在扬子江以北’的华中地区，建立统一的根据地，‘整个行动归刘少奇指挥’。项英获悉后怨愤难平，当即于五月份三次上书中共中央，请求公开撤职。但遭拒绝并获安抚，项更决心向南自行另辟新局面。

就在毛项斗法之际，10月19日重庆军委会何应钦总长白崇禧副总长电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及十八集团军各部，接电一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事缘共军不断挑起武装冲突，8月间徐向前攻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10月初新四军‘黄桥大捷’，陈毅所部歼灭国军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余人，为免冲突升级，何、白遂令共军北撤，以使两军尽量脱离接触，减少摩擦。

对此，毛以朱彭叶项名义复电拒绝，但答应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移至江北，实际乘机削去项的兵权。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江苏海安成立，按毛命令，总指挥为叶挺，政委刘少奇，副总指挥陈毅。项被通知于部队北撤后回延安‘参加七大’。这是毛项斗争第三回合，促成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新四军北渡长江，是毛与国军均无异议的。军部行军具体路线问题，叶挺与顾祝同本已商定可走习惯线：‘从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东行，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竹箦桥--水西，然后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至苏北’。顾祝同‘保证尽力掩护新四军北撤’。‘12月3日有后方人员千余人和物资一千三百担经此线到达苏北。’（辛子陵《毛泽东全传》卷三，台湾，书华出版，1993，145页）双方商定的‘另一条（路线）是从云岭出发北上，经戴家汇--孙村--荻港，然后渡江至无为。’12月8日有部分干部和眷属（包括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夫人）沿此线撤离，‘平安过江’。12月9日上官云相的有关电报中亦记述，‘新四军军部人员及重要文件，陆续由云岭经繁昌路线北移渡江’。（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278页）

但12月10日 蒋致密电给顾祝同称：‘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 定路线亦可。’于是‘由云岭经繁昌路线北移渡江’，成为唯一合法路线。繁昌位于云岭正北，显然东行或南进都是违反军令的。按规定路线则无事。12月26日 国军情报仍然记载：‘新四军军部人员及主要文件，由泾县云岭陆续向繁昌县北移’，还报告（繁昌以南的）南陵附近驻有傅秋涛部的一个团。‘在事变发生以后， 新四军军部和主力被歼灭，只有两千余人突围，这两千余人主要就是傅秋涛率领的一个团，这个团走的是规定路线，在江北无为集结。’（《中共壮大之谜》，279页）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直接电令叶挺，‘（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而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保护。（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表明不准走苏南渡江。

然而，40年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在书记项英主持下开会，却决定了新的行军路线：南下茂林再转东北（苏南方向），实质是‘坚持南进政策，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西计划。’（陈毅语）项英打算突入天目山区，‘割据一方，自己说了算，徐图发展’。（《毛泽东全传》卷三，146页）三天后（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毛朱报告行动计划，‘没有把南走茂林绕道往苏南这一最重要的情况明确备案’。

由于此前的12月30日，毛致电叶项表示同意周恩来意见，不顾蒋在皖南渡江的命令，决定以‘分批走苏南为好’，以为项英确定的‘南下路线’等于‘走苏南’，遂于1月3日 复电叶项称：‘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与前面引用蒋介石在这一天给叶挺的强硬指令完全相反。。。。而顾祝同指挥的七万多人的大军，已经把军部团团包围，只留下往北的一条路。’由于中共刚刚发动黄桥事变以及大规模的曹甸战役，‘在苏北已取得军事优势，国军岂容新四军从 苏南到苏北去加强力量，消灭危在旦夕的韩德勤部呢？’（《中共壮大之谜》，280页）于是两军的激烈冲突势在难免。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由上可见，事前国军并无蓄意歼灭叶项所部新四军的打算，否则傅秋涛部千余人不可能成建制地北撤。另外的二千余人也不可能于事变前‘平安过江’。事实俱在，不容抹杀。

项英及其警卫人员突围成功，跟他一起的还有其副官刘厚总，以及参谋长周子昆等干部战士六七十人。他仍存希望，认为‘比在赣南打游击的条件强多了’，不料因身带黄金而被刘厚总谋财害命。周子昆同时遇害。













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云岭新四军军部与叶挺、项英合影

延伸阅读：新四军的抗日与皖南事变的由来和真相、张成觉：项英与毛泽东有私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