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包**遵**信
讣告及生平
（转自观察）
著名学者包**遵**信病逝
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北京报导，著名学者、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将之一包**遵**信先生，于2007年10月28日18时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包**遵**信生平简介
包**遵**信（曾用笔名：忍言、佚之），男，1937年9月生。
主要事迹
1947年曾读五年私塾。
1948－1953 小学（有几个小学）
1953.9－1959.9 安徽省芜湖第一中学读书（初，高中）
1959.9－1964.7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1964.9－1976.9 中华书局哲学编辑。
1976.10－1980 国家出版局研究室。
1981－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曾任《读书》副主编（1984－1986），《中国哲学》主编（1978－1987），《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顾问，《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1988－1989）。
从1963年起，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化报》、《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以及《中国论坛》、《明报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中国思想史方面论文约百万字。
出版过《跬步集》（中国思想史方面论文集，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民主与启蒙》（1989年台湾联经版）、《陆肆的内情》（1997年台湾版）。
参与八九运动，被指控为"黑手"，判刑五年。出狱后，除了从事研究、写作之外，也一直参与人权活动，先后参与多项维权签名活动，也参与了声援刘荻、杜导斌和天**安**门**母亲的活动。
附:
刘**晓**波发表的仆告
刘**晓**波哭告：包**遵**信先生病逝讣告
包**遵**信先生病逝讣告
知名学者包**遵**信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0月28日18时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包**遵**信先生的告别仪式等善后事宜，另行通告。
包**遵**信先生治丧小组
2007年10月28日18时30分
【文献】中国社科院机关纪委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和党籍
（转自观察）
人民日报
本报讯： 本报北京1989年８月９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机关纪委日前分别作出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和党籍。
严**家**其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包**遵**信为历史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决定指出，严**家**其、包**遵**信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参与煽动和组织策划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严、包二人的所作所为触犯了国家法律，完全丧失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条件。按照国家和院有关规定，经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
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纪委在给政治学研究所党总支、历史研究所党委关于开除严**家**其、包**遵**信党籍决定的报告批复中说，大量事实表明，严**家**其、包**遵**信进行了一系列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罪恶活动，已经完全背叛了党。根据党章和中纪委有关文件的规定，经院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一致通过，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党籍。(1989.08.10)
昝爱宗：争反对的自由——纪念包**遵**信先生
（转自新世纪）
（一）
包**遵**信先生的大名，是出现在18年前北京"陆肆"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档案上，那时的他凭着自由思想者的良心和一腔爱国热情，反专制，反独裁，为民主自由而竭力呐喊。
我们熟悉的一个镜头是：1989年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知名学者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包遵信、《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原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泽厚、北京广播学院讲师苏晓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温元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等12名知识分子发出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声援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并表示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5月17日，包**遵**信、严**家**其等学者公开发表了声明《５·１７宣言》，提出结束专制下的"老人政治"……
直到今天，这样的呐喊和呼吁都不过时，而且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
我们痛苦地看到，一党专制仍在继续，专制文化仍然盛行……只可惜，不少当年热血沸腾的当事人，已有人抱憾离开这个世界，还有人流亡海外，白发苍苍，至今不得归。
2007年10月28日在北京因病逝世的包**遵**信先生，正是这个争民主、反专制伟大队伍的杰出一员，当年却被称为所谓"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
（二）
想起约三年前的一个夜晚，北京的冬天感觉很冷，我们多位朋友在北四环外一家火锅店吃火锅，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安徽籍著名思想家包**遵**信先生，在场的还有令后辈尊敬的刘**晓**波先生、张**祖**桦先生，以及多年老朋友余杰和王光泽等。
那时的包先生言语不多，看上去有些年迈了。听余世存先生说，他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患上疾病后遇到了求治等方面的难题，所幸有北京许多朋友帮助，使他度过了那个难关。
可这次的难关就难以度过了，不久前他再次生病，是突发脑溢血，老先生没有挺过去，不幸离我们远去了。
（三）
包先生是今天三四十岁左右青年人敬重的思想家，是八十年代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他领衔主编和金观涛、唐若昕、严**家**其、丁学良、王岐山、秦晓鹰、萧功秦、梁晓燕、董秀玉、戴士和等学者组成的编委于1983-1988年期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当年发行量很大，二十多年后在今天的孔夫子旧书网(www.kongfz.com)上还可以买到其中的散本。这套丛书包括[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金观涛著《在历史的表象背后》、邓正来编著《昨天 今天 明天》、陈越光和陈小雅著《摇篮与墓地》、茅于轼著《择优分配原理》、杨君昌编著《凯恩斯革命》、王小强和白南风著《富饶的贫困》、萧功秦著《儒家文化的困境》、王逸舟著《波兰危机》、怀效锋著《四朝政治风云》、韦政通著《伦理思想的突破》、张五常著《卖桔者言》、何清涟著《人口，中国的悬剑》等等。这一套书被称为是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行动，他们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百科全书"为楷模，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走向未来丛书》和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被很多人认为是八十年代思想学术界的"三大丛书"。
（四）
1989年"陆肆"天安门事件之前，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继续绝**食，包先生作为中国知识界领军人士亲自赶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呐喊，呼吁，其勇气是何等的大啊，其德其行，后人只有望尘莫及的份儿。
1989年5月13日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活动，到了5月15日第三天，已有上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周围聚集着很多围观的人。广场上有百余人晕倒。15日，在形势和舆论压力下，李铁映、阎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大学生进行了不完全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有关负责人只是反复劝说学生不要搞绝食请愿活动，由于没有结果，对话未能奏效。这一天，学者和作家严**家**其、包**遵**信、柯云路、王鲁湘等走在游行队伍前面，携有"中国知识界"大字的横幅，当时包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0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也有博士、硕士和职工，总共约有数万人。他们举起的横幅上书写着："声援学生，促进改革"以及"公正评价"等等，他们行进中不断高喊"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等口号。如今，这些可贵的镜头被封杀在中共的秘密档案内，陆肆不平反，这些历史档案都不能见到天日。
（五）
包**遵**信先生曾说过，不对传统文化作一个清算，现代化是难以进行的。实际上，他通过自身行动对中国的专制文化作一个思想的清算，以期后人能够尽快进入真正的现代化。
可是，先生出身未捷身先逝，中国特色的专制文化还在苟延残喘，腐而不朽的"后清"还很威猛……或许全世界也只有在中国才是这样，争自由的人往往为自由而耗费尽最后的生命，为反专制文化而牺牲自己，到最后，自由和现代化之路仍很漫长……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中国青年，我认为我们一代人，应该继续高举反专制的大旗，继续为民主自由法治而呐喊，身体力行，为早日结束"后清"，早日走向共和而不懈努力，不惜牺牲生命……
胡楠：性情中人包**遵**信
（转自前中国之春91年5月号）
关于包**遵**信的传闻甚多，熟悉他的人不会惊诧。不要说他正身陷囹圄无法申辩，即使在八九民运之前，围绕他的各种争论也难以清理。“什么事情经包**遵**信一掺乎，十有八九要黄。”——说这话的同是一位著名异教人士，可见包**遵**信在自由派的圈子里也有对头。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的电稿说：“包**遵**信罪行严重，有悔改表现，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香港某报随后引述消息灵通人士说，包**遵**信在法庭上失声痛哭，后悔不已。
有人劝我不要写包**遵**信，理由便是各种传闻。我的回答是，我无法核实这些传闻，事实上有些传闻永远无法核实，因为善于制造传闻的人不仅仅只是共产党。但有几点我可以肯定，包**遵**信在十年传播自由理念运动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在八九民运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以及陆肆惨案后即身陷黑牢，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而这些已足够令我敬佩。
黑包公的传人
包**遵**信曾自吹是宋代黑包公的后裔，是真是假未可稽查。不过，他的皮肤黝黑是真的，而且他豪爽大度、直言不讳的脾性不逊包公。一九三八年，包**遵**信出生于安徽和县，那是长江之滨，系“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自刎之地。包公的遗传基因加上饮着掺和楚霸王血浆的大江之水长大，岂有不叱咤风云的道理?
包**遵**信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及编审工作，包括编辑《读书》杂志，创办《中国哲学》和《走向未来》丛书，及《太平洋论坛》等。在十年改革期间，他主持或参与了许多知识界的重要活动，但其影响力局限于大陆社会科学界的圈子，中国大陆的传媒极少报道他，海外的报刊亦甚少注意他，没有西方学者去中国访问他，他也从未出访欧美。什么原因?哈佛大学丁学良博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揣测：“老包‘太土’，形象土，心眼也土，大概从来就没有学会这年头时兴的‘出口内销’的技巧——在外国大吹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如何，然后回到中国再大吹外国人如何重视自己在中国的影响。”
我第一次见到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六年，他应邀参加深圳“思想沙龙”活动。他穿着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又黑又瘦又小，毫无风度而言，讲话也随随便便，活象一个刚刚“暴发”，然后到都市里“传经送宝”的“农民万元户”。第二次见面是八八年，我们一同参加在蛇口举行的“十年改革反思会”，与会者几乎都是北京最活跃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如陈**子**明、王**军**涛、曹**思**源、张宗厚、黎鸣、刘力群等，上海来的好象只有陈奎德。
在小会议里，包**遵**信时而双腿盘坐在椅子上，时而站起来，与刘力群和黎鸣等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拍案而起。争论结束后，又相互开玩笑，甚至动手动脚，外人很难想象这样一群指点江山的人物，居然象小青年一样打打闹闹。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无论是在会议室里、餐会上，还是在下榻的宾馆、旅行的小车上，他都是吞云吐雾，烟不离手。我开玩笑说：“老包，我原来以为你的脸黑是包公的遗传，看样子是烟熏的”。老包给我一拳：“你这家伙!”
事实上，我喜欢老包这种毫无做作的性情中人。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想办华夏出版社，便邀包**遵**信合作，并授全权。老包出的头一个点子是搞“华夏二十世纪文库”，计划先翻译一百本外国名著，其中包括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社会起源》等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不用说，老包如果自此紧靠龙根，仕途自然畅通。不知怎样回事，没“合作”两个月，包**遵**信就跟邓朴方闹翻了。据说老板给他丢下一句大度的话：“这笔帐先不跟你算了!”老包淡然一笑。
一九八六年，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正是“一颗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海外评语)，年轻气盛，想干点惊天震地的事。便邀请各路英豪到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由于胡**耀**邦尚在主政，参加者既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包括官方人物，包**遵**信亦被邀请。开幕那天，一位与会者说，共产党应该说话算数，兑现对知识分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大家闻之鼓掌。没想到包**遵**信却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节，九十年代的士，为什么要乞求别人不要打鞭子¨¨¨”全场掌声如雷。
有人记述了这个场面：主席台上的上海市长江泽民脸变了色，看看左边的市委书记芮杏文，芮含威不露;再看看右边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朱面含微笑，那位来头最大的胡德平则是起劲鼓掌。江市长只好把涌到嗓子里的话咽了下去。到了年底，朱厚泽跟着胡耀邦跌了下来，江泽民接替升到政治局的芮杏文当上了市委书记。而如今，芮杏文也被免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潘维明被审查，江泽民已是一代“核心”，包**遵**信坐几年黑牢也就不足为怪了!
黑瘦的老包提着一只黑包
老包正式的职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笔者是门外汉，不知道老包在他的“正道”上著述如何。但与其他著名的异议人士相比，老包有影响力的作品不算太多。他主编的《读书》上常常可见到他的文章，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却无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不过，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的每一
次有意义的活动，都少不了包**遵**信。他常常不是普通的与会者，而是幕后的组织者。正如丁学良所说，老包不算是顶尖的学者，但却是顶尖的社会科学界活动家。他那黑瘦的身体里，有那么多的精力。你经常可以看到黑瘦的老包，手里提着一只黑旧的皮包，马不停蹄地从这里跑到那里，一天主持好几个座谈会。每个座谈会上，都少不了要大着嗓门讲一通话，喝几杯浓茶，抽几支劲烟。他身体不好，有时累过了头就吐血。吐一滩血，抹抹嘴，喘一口气，又出去奔波。
《读书》是大陆文化人必读的月刊，在中国那些充斥着谎言和空话的报刊中，这份品味纯正的思想杂志能存在确实是个异数。即使在八九年民运失败以后，《读书》的底色也未消退。而这底色正是包**遵**信的功劳之一。老包在主责《读书》期间，广交了全国一大批有真知灼见的中青年理论家，经常召开各种讨论会。
《读书》不是一份正统的《学报》或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但理论家们似乎以能在《读书》上发表作品为荣。可惜的是，人们更多的是只在私下赞赏这份刊物，未曾对《读书》在十年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起的卓越作用予以公开评价。
就普及面和轰动效应而言，包**遵**信和金观涛发起组织和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一时似乎比《读书》更引人注目。该套丛书创刊于一九八三年，主要是用小册子的方式介绍各种新思潮，每册大约十多万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初上市时即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最喜爱的读物之一。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中国丛书热中的先行者，更重要的是她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思想的冲击和新观念的启蒙。大概是八六年，包**遵**信不再担任《走向未来》丛书主编(据说是与另外一位主编金观涛有意见分歧)，但我相信老包为这套丛书所付出的心血，即使是那些与他意见相左者也也会承认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兴起“文化反思热”;各派林立，论战异常激烈。有“儒学复兴派”、“全盘西化派”、“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折衷选择派”等等。老包属于“反传统派”，并与汤一介先生组建开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亲自担任教授。八九年五月一日至三日，“中国文化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
纪研究院、香港大学等单位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包**遵**信在会上发言极为激烈，呼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支持学生运动，推翻专制政权。包**遵**信的是次发言被人录音，成为其重要罪状之一。五月四日，不少是次讨论会的学者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大游行。
八九年年初，老包又筹备创办了《太平洋论坛》，中共新闻出版署不可能给他刊号，只好采取在“国内编辑，香港出版”方式。六四之后不久，我在澳门读到七月出版的《太平洋论坛》创刊号。包**遵**信在创刊词中说该刊“力求从深沉的历史文化视角，来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话、写文章，都是代圣贤立言，我们要求大家都讲自己想说的话，都写自己愿写的文章。自由讨论，文责自负，提倡自由活泼而又严肃认真的学风”。总括而言，中国近年来自由主义所基本强调的是言论自由，而没有几位提倡者不曾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太平洋论坛》的创刊号就不会成为终刊号。而身为主编，包**遵**信连刊物也未见上一面便被投入了黑牢。我希望有人能传个信给老包，《太平洋论坛》上市没几天便销售一空，在“文化沙漠”，这当是个“奇迹”。
八九民运急先锋
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老包到我下榻的北京饭店。当时天安门广场处于危急之中，他和严**家**其已联名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兼告李鹏书》，观点十分尖锐，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我和几位香港记者都为他的安全担忧，认为李鹏不会放过他。我说：“老包，你真是胆大包天!几派势力都在利用学生，李鹏也不想学生撤离广场，为的是有足够的理由打击赵派势力，事实上，李鹏已控制了中南海。”老包默然，抽了一支烟才说：“我也预计到了这场民运将以大悲剧结束。民运被镇压后，专制会出现。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点，连声援也不敢表示了。但学生们太单纯、太可爱，他们现在最需要支持，我不支持，谁支持?”我们走到阳台上，默默地望着天安门广场，与早几日那种声势浩大的场面相比，显得冷清多了，甚至连撕人心肺的救护车声也听不见了。我说：“你知道有人已经失踪了吗?”老包叹了一口气：“有几位我知道，不是被共产党抓走，而是自己跑了!”我问他：“你呢?万一...”他给我一支烟：“抽!你看，我的背包里有书、有烟、有牙刷洗脸巾，在什么地方睡觉都可以，当然包括牢房。”我沉默不语，他却叫香港某报的一位女记者：“来，给我们拍一张生死离别照。”
拍完照，他问我：“可以睡你这里么?”我回答得很干脆：“不行!”当时的理由很简单，我每天要为香港某报撰写局势分析文章，需要安全环境，而包**遵**信早就被人盯住了。老包走了，我再也没见到他。今天我倒不自责，但毕竟遗憾，至少失去了一个可以与老包长谈的机会，而我们未曾有过深谈。
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一开始，便全心地表示了支持。他说：“就是在这些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伟大精神的鼓舞之下，知识分子才勇敢地投到运动当中。就算我们站着也要死，躺着也要死，所以我们要站出来。”
当他被问及，五月十五日一批知识分子公然参加游行是否抱着背城借一的心态，希望这样可以迫使政府让步时，他说：“在五月以后，对政府已经很气愤，但是还没有失去希望，我们想用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出来表态。
军管不是很突然的，我们已想到当时可能会军管。”包**遵**信的希望是：“学生不肯让步，政府也不肯让步，矛盾就要激化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上街头，可能会使那些坚持学生是动乱的人改变念头。”但是，事后证明这是个幻想。
包**遵**信与严**家**其共同发起了“五·一六”和“五·一七”声明，“强烈谴责政府的麻木不仁，呼吁建立民主制度。”五月二十五日，戒严下的北京城布满肃杀之气，包**遵**信又与严**家**其联名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如果李鹏要采取暴力镇压，如果李鹏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那么亿万中国人民誓将以鲜血和生命为中国铸造民主。”
五月下旬，当学生之间为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争论不休，各界人士出于种种考虑纷纷劝告学生撤离时，包**遵**信却坚持主张学生不能撤离天安门广场。包**遵**信分析，撤离广场本是个好建议，“但到了五月底却不能撤离，因为政府已经把学生逼到了绝路。这个时候撤便是失败，而且撤了也没用。”他承认，之所以同意同学们较为激进的一些做法，因为他深深地被学生们所感动，也因为他只把自己当做学生之友，而非以学生之师自居，才有这样的态度。
坦率地说，我并不赞同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中很多主张。但他在其间表现出的铮铮风骨，却获得了同学们对他的理解和认同。
不愿去国，甘当囚徒
陆肆惨案之后，我一直打听老包的下落，获得信息倒不少，却只能将信将疑，因为各种传闻往往相互矛盾。现将几种未经证实的传闻辑录如下，读者诸君倘不能明察，就只能等老包出牢之后再行校正了。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包**遵**信曾给一位香港记者题字：“风雨如晦，鸡鸣不己，中华再生，指日可待。”事实上他已预感到大难将至，觉得当局的做法已经是难以理喻，自己的精神颇为紧张，说话也有点不清楚了。大惨案发生前几天，他就没有回家，经常在朋友家过夜，并希望朋友能代为照顾女儿。
关于老包被捕的情况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六四惨案后，老包跑回安徽老家，投奔他那种地的舅舅。那地方是个乞丐、农妇之乡，哪里藏得住这么个大名人!没两天，包**遵**信被五花大绑押回北京。一路上少不得顶撞，也没少挨打，到秦城监狱时，已经皮开肉绽了。
一是说六四之后，老包也曾隐藏起来，但他表示不愿离开中国，所以尽管有人替他安排暂时离去的门路，他拒绝了。后来形势实在紧急了，在朋友们的催促和推赶之下，他到了南方某地。藏了一段时间，他受不了，还是跑回北京，最后就在北京家中被捕。
也有传闻说，包**遵**信被捕后不断被提审，精神压力很大，已经有点支持不过来了，有时出现言语模糊的情况。当他知道同时有其他人被捕时，曾在接受审讯时替其他被当局审讯的人开脱，甚至说当局指责他们的罪状都是由他出主意的，因而自认为替不少人抵了罪。谁知后来当局竟然把他的供词作为鱼饵，试图用来顶证其他被捕人士。包**遵**信知道此事后，精神大受刺激，更曾经试图自杀。
包**遵**信是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释放的“良心囚徒”之一，该组织九零年十月就其健康问题发出呼吁，因传闻包**遵**信患高血压和心脏病，必须每日服药。据悉，国际特赦组织分配不同城市各负责设法营救一个良心犯，而负责专门营救包**遵**信的城市是意大利的BIELLA和德国的ALLEMAGHE。
我知道海外一些民**运组织在声明和游行中，也曾积极要求释放包**遵**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组织或组织的分支机构专责救援包**遵**信。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对自己的战友和先驱比西人对中国人还要薄情，难道包**遵**信这些人便理所当然是中国民主祭坛上的祭品吗?
包**遵**信：中共的“恐宪”病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
在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的进程中，中共作为执政党或许可以充当主导角色，但前提是它必须探究、清理其以往一贯恐惧、仇视宪政民主的历史，即“恐宪病”，不找到那个难于化解的“结”，谈不上真正的“转变”。
⊙ 追随共产国际，与宪政对立
中共的建立固然与“五四”有密切关系，但直接的助产婆却是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是列宁在与第二国际斗争中，反对第二国际议会斗争道路，策动世界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根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理论，第三国际在广大殖民地国家，尤其是俄国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组织，中共就是这个部署中的一环。还在中共成立前，第三国际就派人到中国进行“串联”，作了许多思想与组织的动员。从中共的一大到五大，都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并直接指挥，六大则更干脆搬到莫斯科去召开。当时一些重大决策，如国共合作，都是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决定的，甚至一些非常具体的事，譬如下令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也是第三国际直接指示的，后来却栽到刘少奇头上。按照第三国际的设想，中共一成立就应当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只是一大的那些代表还“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马林语），到中共二大才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从此中共政治上，组织上都要无条件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
和第二国际相比，第三国际最大的特点，是反对议会斗争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中共既然把自己绑到了第三国际的战车上，也就和民主宪政分道扬镳了。这也就不难理解，曾经高喊“德赛两先生”的陈独秀，成为中共创始人之后，也转而批评民主，否定宪政了：“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是大错而特错。”（《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50、67页）当时并非陈氏一人思想转向，而是全社会形成一股时下称之为“左倾”社会思潮，即“以俄为师”、反帝革命。
陈独秀的思想转向，典型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变革，是循着技艺（洋务）——政制（戊戌与辛亥）——思想的路径，政治始终充当了变革的有力杠杆，文化、观念则比实际历史进程总是落后一步，由于“五四”以前两度政治变革的失败，使启蒙思想落到现实层面，倒像不是为新制度作导引，而是给失败了的制度唱挽歌。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孙中山，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就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孙中山，他们并没有否定民主自由的价值内涵，而只是在制度层面将民主自由区分为多数人与少数人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因而在理论上导致否认民主与自由的普世价值，在实践中则强化了民主与自由的工具性与实用性，消解了它的价值伦理意义。
“反帝”的口号，对于饱受列强帝国侵略的中国人，也总给出一种大义凛然的感觉，谁也不能对它说“不”，但中共五十多年来灌输的“反帝”，实际就是反对英美，并且主要是反对以它们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原则，至于维护国家主权，好象没有一件与中共有关，租界的收回、诸多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是四九年以前的事，四九年以后的“壮举”，就是关闭外国在中国办的企业、医院、学校，没收了他们的资产，这样的“反帝”，跟反现代反文明的历史倒退并无区别。
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确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且点明英美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当时胡适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的中国》的文章，说中共二大宣言完全不懂国际交往的游戏规则，根本不符合事实，“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胡适“很诚恳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与其根据这种没有事实的分析去反帝，还不如我们自己“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胡适是以“陈独秀的朋友”的身份提出这一忠告的，然而言之谆谆，听之邈邈，中共朋友哪还听得进去？他们已经上了共产国际的战车，铁了心“以俄为师”，直到后来经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主论》和《论联合政府》的系统论述，就有了完整的“亲俄反西方”理论，不仅是政治信条，而且还法律化了，这样的“一边倒”，后来可笑到苏联已经变“修”，中共依然坚定不移，干脆宣布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
⊙ 农民武装革命道路对宪政的本能排斥
如果光凭某种决定、口号来判定它的性质，最多也只有思想史的意义，在中国“以俄为师”和“反帝革命”不只是口号，它曾指导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因而其影响就远不是思想史所能范围的，必须从它的“革命实践”中来具体考察。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经过列宁主义传入中国，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自然要经过“本地化”的发酵，以民族主义为包装的民粹主义，就成了鼓动农民起来造反，进行武装革命的有力武器。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第33页），李大钊就曾呼吁“在都市里飘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里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青年与农村》）这与后来毛泽东在三十年代的许多话非常相似，正是这种“劳工神圣”、“尊劳主义”的民粹精神，在大革命时期鼓动起农民的造反行动。
按照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大革命的主要阵地不是在北伐战场，而是在广大的农村，北伐军打到哪儿，农民运动就开展到那儿。以湖南为例，北伐军占领湖南以后，农民协会的会员顿时发展到二百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有一千多万人，有不少县几乎全体农民都被组织在农会中，他们抄家、抓人、打人、刑讯逼供、抢夺财产，没有任何程序、任何法律、任何纪律，“一切权力归农会”，一时所谓红色恐怖，弥漫楚湘大地。这一切毛泽东都认为“好得很”，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就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毛的这段语录，五十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都曾熟读过背诵过，却决不会设想它与宪政民主的价值原则及思维方式相距多么遥远！
果不其然，这种反理性反宪政化的运动模式和夺权方法，到了三十年代苏维埃运动中，就在“苏区”被普遍推广开来。所谓“苏区”就是“工农民权的革命独裁”（瞿秋白语），最近读到蔡咏梅女士《湖南农民运动揭开血腥序幕》中列举大量资料，揭露当时江西、福建各个“苏区”诸多非人道的事例，真让人不寒而栗。有一份当年红一军团政治部编的《筹款需知》，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户敲诈绑架，勒索钱财的，那行径与土匪有什么两样？
一般老百姓这样遭殃，那些参了军、入了党的“自己人”，也同样逃脱不了劫难。所谓整肃“AB团”，清查“社会党”，大抓“改组派”，那一串串事件都是惨不忍睹，死伤人数至今也没有个准确的计算，据李锐的估计，不下于八万人（？）。仅一湘鄂西地区，四次“肃反”就死了数万人。贺龙后来回忆说，经过“肃反”，红三军中党员仅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与贺龙四人，“根据地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 反智主义的极至
和这种反人道暴行相联系的，还有对知识的蔑视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不少读书人遭到迫害，著名学者叶德辉就是被农民杀害的。到了三十年代“苏区”，蔑视甚或仇视知识与知识分子，则成了公开的政策。当年边区特委开会，与会人员都要胸前佩戴一个红布条，写明自己的出身。陈正人因为读了两年师范，实际连初中还没毕业，也算知识分子，当选特委书记就炸了锅，“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最后让曾做过印刷工人的谭震林当上了书记。在整“AB团”运动中，“凡是字写得好的人，讲话有条理的人”，都被当作“AB团”给杀掉。半个多世纪以后，康克清曾这样对党史研究者说：“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就有遭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1期）
后来的延安抢救运动，矛头也是知识分子。当时很多知识青年对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了解，有的虽然了解一二却并无好感，单凭一腔爱国热枕，在抗战时期不远千里跋山涉水跑到延安，以为那儿才是报国献身的圣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陕北黄土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抢救运动”或曰“审干运动”，被当作“特务”的人，隔离、禁闭、吊打、刑讯……有的自杀，有的神经失常，有的妻离子散，甚而有的全家自焚……当然，“特务”不只是外来知识分子，本地的也难幸免，绥德师范是陕西东北一个乡村学校，竟然成了“特务窝”，教师、学生有好几串，十五六岁的女孩还成了专职的“特务女性”，最后扩展到小学，许多小学生是也成了“小特务”，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只有六岁（见韦君宜《思痛录》）。
一九四五年曾参加“青委”和“民委”抢救领导的蒋南翔，写过一份《关于抢求运动的意见书》，列举了“青委”抢救运动中的种种问题，“中央青委除非不‘抢’。要‘抢’就得‘石子里榨油’，非硬逼硬斗而犯‘逼供信’的错误不可。”“在边区的抢救运动中，大家几乎把一切正常的业务都停顿下来，在这种紧张的时代，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的保证下，受着片面审判了！”
蒋南翔的观察与分析并不到位。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绝不是什么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中共一贯的传统，四十年代的“抢救运动”，和三十年代的整“AB团”“社会党”，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传统经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以后，就系统化经典化了，所以后来才会有文化大革命。
⊙ 中共参与宪政的历史
在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参与了宪政民主，又该如何解释呢？
长期以来，中共进行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遵循的是一种反宪政民主的文化与行为模式，它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分裂，而又以放弃这种模式为重要条件，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还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报告，强调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是“三位一体”的任务，而争取民主则是“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毛还提出了争取民主的两项目标，一是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体，改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256～257、274～275）。
抗战时期中共参加民主运动，不是某些党员的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部署。在国民参政会的会内会外，在大后方的重庆、昆明、桂林，都有共产党员活跃在各种形式的民主活动中。如果说办刊物、写文章、作讲演，这些带有学术文化性质的活动，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主持其事的话，那么游行集会以及各种类别的宪政促进会，则只能是共产党员唱主角了。为了配合国统区的宪政运动，中共中央还向全党多次下发文件，明确告诉全党：“我们的根本主张，是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因而在宪政运动中，必须争取：①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权利，这是宪政的核心、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②实行真正的普选制度，反对圈定的国大代表；③国民大会应是全权的民意机关，它有权制定宪法，选举国民政府；④新宪法要成为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民权的根本大法，而不是一党专制的装饰。“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宪政，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决不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也还是要实现的。”文件还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宪政，要揭露各种反对宪政反对民主的言行，“并指出袁世凯、曹锟、吴佩孚、均曾因反对宪政而遭致灭亡的事实，指出没有宪政就会亡国的危险”（《六大以来》[上]第1072页）。
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根据国共“双十协定”，于一月十日召开，通过了五项协议，主要内容有：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实行委员会制，委员的一半要由国民党以外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它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宪法草案还规定：
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它由选民直选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它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同时又规定：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省为地方自治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献，今天去读，依然令人兴奋与钦羡！这是一份多么宝贵的遗产，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信口雌黄，用给它扣什么“资产阶级”或“西化”的帽子！
政协的成就是参加政协的所有党派所有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有一种说法认为，政协的成就主要反映了民盟的主张，中共与国民党都不过是被动地举手赞成而已。这样说是不公平的，至少对中共来说不公平。不错，政协通过的协议，与民盟一大颁布的纲领，精神完全吻合；五项协议中最重要的一项宪法草案，也是民盟提出的，它事先征求了中共意见。
中共自己也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这份纲领包括总则、人民权利、中央机构、国民大会、地方自治、军事改革、复员善后、财政经济改革、文化教育改革、国际和平及保侨，共十项内容。它的基本政治取向和价值原则，与宪政民主的精神是一致的。其中关于人民权利一项，包括享有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困、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一切新闻、出版、戏剧、电影及邮政等检查制度；政府机关与军政人员无论是谁，凡有侵犯人民自由的行为都应该给以惩处。公民权利列述这么多这么具体，是中国已有的宪法不能相比的。
1946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说，“这次政协已‘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次政协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2月3日该报又说：“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因此，坚持真理与言行一致，就是我们的基本态度与出发点。五项协议既有中共参加决定，既合于国家与人民的需要，我们就一定全心全意促使其实现。……这里没有任何条件，任何犹豫。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说到做到的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精神和态度，适用于所有的五项协议。”
抗战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实现宪政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可是谁曾料到政协的协议终被抛弃，宪政又成泡影。对此，执政的第一大党国民党自然负主要责任，不过毛泽东也认为，宪政已经过时，中国走不通，不能走也不许走；必须也是唯一可走的路，是人民民主专政，它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难怪当时有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很讲策略，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
中共的既定目标是用暴力推翻国民党统治，当时跟在民盟后面嚷嚷宪政，不过是幌子。三年以后又有一个政协，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得再清楚不过：“那次会议（指四六年政协）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原来在毛的心目中，要打倒的只是国民党，并非“一党专政”。
十年之后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当众教训彭德怀，提到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同蒋介石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与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1～192页）与人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对方，所谓国共合作将是怎样的结局，政协决议最终会流产，不是意料中的事吗？
⊙ 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
然而，如果因为毛泽东的权谋就把所有参加抗战时期宪政民主运动的共产党员的言行，一概说成是一种斗争策略，那也太简单化，与事实相去太远，当时确实有不少共产党人是没有什么权谋的，更不像今天的新贵那么自私。
我一直认为，中共不是铁板一块，思想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不相信它能彻底“无产阶级化”，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空隙可以留存。尽管中共鄙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中共，特别是抗战以后，不少知识分子出于爱国加入了中共。这些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思想上多少还保存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的观念价值，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自由主义者，有的人即便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也未磨灭原来接受的自由民主的观念，甚而有人就是为了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而投身革命的。老作家韦君宜就讲到，她原来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是“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即使在入党以后也“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
但共产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思痛录》第2、3页）这可是一位有着将近六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人的肺腑之言啊！我读后更坚定了一个判断：那些多少还保留着了自由民主信念的人，才是共产党内最可宝贵的健康力量。
但是这些人在党内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进入不了权力的核心层；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比起那些出身工农、党气逼人的“老革命”，“党性”没有那么坚定，可是人情味、“小资情调”却浓烈得多，跟普通人更易接近、更好相处；每当运动来临时，他们大都逃脱不了被整肃的厄运，很多人历经劫难，累累伤痕；从延安到北京，从反右到文革，经过无数次的折腾，他们已经花果飘零，硕彦仅存，但他们是推进中国民主改革的中坚，在中国宪政化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有着难于替代的作用。
一九九五年纪念抗战胜利十周年时，有位老共产党人谈了他反思历史的三点感想：抗战胜利以后，中共如果（一）经济上不选择计划经济，而是走市场经济的路；（二）政治上不走武装斗争的路，而是采用议会斗争的方式，走宪政民主的路；（三）国际关系上不搞“一边倒”，闭关锁国，而是对外开放，保持与世界主流文明的接触与交流，假如当时要是做了这样的选择，今天中国将会是现代民主的富强大国了（大意如此）。我听了以后很感动，因为这位老人对历史的这番反思，要冲破多少思想的藩篱啊！固然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但当下应走的道路却可以从历史的假设中去正确把握。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前的一九四二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的前途有过精辟的论述：
“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的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目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民主自由，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滥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再论世界大势》，转引自《陈独秀最后的十年》第350页）。
当时陈独秀避居四川江津，又重病卧床，既然是“再论”，当然还有“一论”。那篇以《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为题的“一论”，就发表在三月二十一日的《大公报》上，不料竟引起轩然大波，重庆与延安同时都有批判，连托派小团体也哓哓上阵，汉奸、托匪、反革命、老机会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各种罪名铺天盖地。然而陈独秀不为所动，又带病写了“再论”，结果连发表也找不到地方了。就是在这样的遗憾中，他与世长辞。
陈独秀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分析，始终坚守了自由民主的取向，认为中国战后的首要任务，是“努力于自己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发展”；对于国外侵略势力的斗争，不论它是来自轴心国还是非轴心国，“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即使对危及民族生存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尽力反抗”同时，也“不应该拒绝他的文化。”今天，我们不能不敬服这位老人的睿智和透彻！
⊙ 极权主义在中国已经式微
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过程的全球化，中国经过十五年努力终于加入了世贸组织，值得额首称庆。然而全球化并非单纯经济层面的问题，同样也有它政治方面的积极趋势，全球化可以说就是民主化的同义语，既然我们在经济上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就没有理由、实际上也不可能拒绝政治的民主化——宪政民主。
令人费解的是，中共当道诸公一面大讲经济全球化，一面却又坚持政治多极化，以所谓“特殊国情”、“文化传统”、“不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而拒绝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是以人权这一普世价值为核心，以权力制衡为制度架构的基本原则，它的要谛在于强调限权（对政府）和基本权利的保障（对公民），基础则应是法治，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政治模式，中共故意把宪政民主的价值原则消融在具体的制度形式中加以拒绝，是说不通的，若讲政治模式，英国与美国不一样，法国与德国也不一样，哪有什么放诸西方各国都适用的共同模式？它们之间也无法照抄照搬，若说全盘搬抄，中国过去的确曾经照抄照搬过别国的政治模式，那就是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和四十年代以后的无产阶级专政，连名词都照搬，什么“苏维埃”，说起来都诘屈聱牙，现在首创这一模式的苏联早已解体，中国有人却还在坚守它，还竟然用传统文化来包装它，好象它是我们的首创，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今天宪政民主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空中楼阁。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加入世贸，为宪政民主铺垫了社会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导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为限制政府干预私人领域提供了社会前提。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权即将落实，唤起了公民个人的自主自治意识、权利意识和参政意识，普通民众从老百姓到纳税人角色的转换，必然要导致真正的代议制和责任内阁制的政府出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入世贸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加速了利益与价值的多元化，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也正在逐步形成。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已经式微，反对宪政民主已经提不出像样的理论武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极权主义必须改弦更张，宪政民主尽管在中国走了很长的曲折道路，还是最好的选择，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信心和耐心，坚持不懈的努力。
——《民主中国》(2/1/2002 )
包***遵***信：步履艰难的中国民主运动——读《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
历史有时真像一个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特别是当权的执政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的时候。四十年代中国有一场历时数年、波澜迭起的民主运动，据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奇怪的是，一向以给自己评功摆好代替历史研究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对此却三缄其口，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这件事似的。例如，1991年7月出版，为纪念中共成立七十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一本最具“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未提及这件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有权了解这段历史，历史的真相理应公诸于众。这倒不是为了“揭老底”，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着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艰辛历程，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而有助于推进当前的中国民主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觉得1999年9月出版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先声》），值得每个关心中国命运与中国前途的人认真一读。
是庄严的承诺，还是历史的谎言？
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实际是与抗战同时起步的。还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讲了三个问题，即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关于民主和自由，毛提出了两项具体的奋斗目标：
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1]通读这个报告，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毛是把抗日的任务归结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共是扛著“民主和自由”的大旗，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的。毛的这一说法和战略部署，连中共内部都有人不赞成[2]，一般人更难理解。
毛泽东这么说这么做也有他的理由。他说：“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这是1944年6月他对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讲的。《历史的先声》开卷第一篇收录的就是这个讲话的摘录。当时已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在毛看来，中国的头等大事不是发展国民经济，不是稳定后方大局，甚而也不是军事战略部署，而是实现民主，惟有实现民主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前提。“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
毛从抗战前夕就强调为民主与自由而斗争，这时又把民主视为抗战胜利的前提，可见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高举着两面大旗，一面是抗日，一面是民主。四十年代前期，把民主的旗帜举得最高的，口号喊得最起劲，步骤设想得最具体的，就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了。这本《历史的先声》就是最好的说明。
它收录了1940年到1946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社评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讲话文章，总共九十余篇。内容都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诸如民主的目标与原则、公民的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与保障、实现民主的条件与方法等，各方面都有极其精彩的论述。对于健忘的中国人，如果有机会读一读这些文字，那是大有裨益的。
1941年5月，《解放日报》有篇题为“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的社论，摘引了边区施政纲领，以说明边区人民享受到“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并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话，都是兑现的。”[3]那时的边区人民是否享受到了这些权利，我没有考察也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只知道，在当今的中国大地，当年那些美好语言已被革命的风暴吹得无影无踪。《先声》的编者说：“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五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共决战，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是走民主的光明之路，还是走独裁的黑暗之路？”可是，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结束已半个世纪，中国并没有走上民主的光明之路。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中共揭露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种种弊端，差不多全都保留了下来，有的甚至还有了发展。难怪《先声》编者只能这样告诫我们：“让我们一起走过从前，为的是明天一起走向未来。”可是今天呢？我们如何面对今天？联系今天的现实，人们不能不怀疑，当年那些豪言壮语，究竟是“庄严的承诺”，还是历史的谎言？
抗日乎？民主乎？
当然，说它是“承诺”固然无法自圆其说，但要说它就是“谎言”，也未免流于情绪化，重要的是对它进行具体分析。既然毛泽东把实现民主与自由作为抗日的重要任务提出来，那我们就从抗日与民主的关系说起。
毛在抗战一开始时就提出民主与自由，把它们的实现作为抗日的前提与目标，从策略上讲这不能不算是一着险棋，而且还是一个极具机心的谋略。通常，当一个国家遇到外族入侵的非常时期，总要实行全国总动员，结束党争，民主问题则要低调处理，人民甚而还要牺牲某些既得的民主权利，以便政府集中权力，提高决策效率，适应抵抗侵略的战争需要。就在这样的时刻，毛却把民主与自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作抗日时期的主要任务，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觉得这样做太不合时宜。其实，他这么说这么做，是极其高明的，不愧为天才的谋略家。
毛这么提出问题是于典有据的，那就是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论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曾说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应将它变为国内战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后来由于苏联的出现，列宁的这一论断就被公认为无比正确。所谓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的经典公式。像我们这些人，上中学时对它就耳熟能详。毛在抗战初期断定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苏德交战后有改变），是顺理成章的。这时分析形势也只能搬用这个老公式。但他要是照本宣科，大讲什么变抗日战争为国内革命，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不难想象，他一定会成为全国声讨的头号敌人。
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这个公式中的“革命”转换成“民主与自由”，并把它与抗日连在一起，这样他就成了坚持抗日、高举民主大旗的英雄了。这时要讲“革命”，可能吓跑了许多人，也给蒋介石的镇压制造了口实；可是讲民主，讲自由呢？那就大不一样了。尽管有人觉得不合时宜，也无法正面去反对；即便蒋介石国民党也不敢公然说它们不好，因而在中共一波一波的民主攻势面前，会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至于一般民众，苦于被压迫被束缚的处境，民主自由对他们就意味一种得救、一种解放，尽管他们对民主自由并不一定有深切了解，却不妨碍他们对鼓吹民主自由的共产党感恩戴德；就连一些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共产党的盟军。这样，在中共周围就会聚拢一批又一批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群众，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
因此，毛在抗日时期扛起民主的大旗，与其说是为了抗日，还不如说是为了扩大中共的影响、壮大中共的力量，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最有利地位。本来，争取群众，壮大自己，这是政党斗争中的常见现象，别人没有理由对它说三道四。问题是，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已是同一战壕的友军，蒋介石又是中共承认的统帅，在那样一个大敌当前的时刻，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现在却用这种办法对付盟友，岂不是在挖自家人的墙角？所以，称之为包藏机心的谋略不是没有根据的。
问题还不止这些。如果中共真的是为了实现民主与自由，那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虽然不无遗憾，但终究还会为自己能够领受到民主与自由而感到庆幸。岂料事实却让人感到被欺骗被愚弄了。我们也用不着一味抱怨，因为真相虽然是以后才暴露的，问题却早在当初就已潜伏在倡导者的宣传中了。
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对民主的热诚，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一位“民主发烧友”，逮着机会就要说一遍。他把民主问题从党内讲到党外，特别是对那些在延安不多见的中外记者，讲得更起劲。“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4]既然对民主的需要这么广泛，那么抗日呢？该如何处理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呢？这可同样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啊！
对此，毛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只是不象对外讲的那么堂皇、那么稳重、那么严密，而是简单利索。让我们看一看毛与彭德怀之间的一场争论。1943年4月，彭德怀作了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毛在读了彭的谈话记录以后，大为恼火，给彭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5]这是一篇难得的文献。它能让我们较为准确地了解，毛的“民主”理念和他推行的“民主”是否真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民主的价值何在？按照毛的说法，是因为民主可以帮助抗日，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满足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当时抗日是个大题目，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不要脱离抗日来谈民主确有充份的理由，但这只能是就民主实施的范围与次序指出哪些可以实施、哪些应当暂时缓行，绝不能够把民主的作用与价值归结为仅仅是能适应抗日的政治需要，甚而连民主的基本精神也要排斥，将之说成与抗日不兼容，这样的“民主”岂不堕落成为权谋家手中的工具、党派斗争的一种玩物？试想，连反封建都不准提，还会有民主吗？为了抗日的需要，就可以将民主的根本精神都不要，这样的抗日又能成为民族解放的斗争吗？
说到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未能身临其境的当代中国人，不能不感到惭愧，因为对它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太少，至今也找不到一部较为客观、公正的读物来弥补这方面知识的不足。长期以来官方的教科书总是说，那时国民党只是“消极抗战”，甚而是“假抗战”。什么“台儿庄会战”、“昆仑关大捷”、“衡阳保卫战”统统消失了，国民党军队200多位抗日将领都白白牺牲了。我们民族抵抗日寇入侵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竟被一帮御用史家涂毁得面目全非。这是对我们民族公然的贬损、对那些抗日英烈的肆意亵渎。读到这样的历史书，能不感到无限的愤慨！当然，我们同样不能说中共是“假抗日”，不能相信当年国民党指责中共“游而不击”。由于抗战形成的特殊格局，中共既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和蒋介石为全国统帅、将边区政府改为特区政府、把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同时又坚持对边区的绝对控制和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并坚持独立自主的阶级路线，这就无法做到“与中央保持一致”，难免产生许多摩擦，使自己处在不顾大局的地位。这样的摩擦与内斗，用民主的旗帜也是掩盖不了的。
不过，中共喊得最响的还是抗日，民族主义的旗帜举得更高。实际上究竟做得怎么样呢？可以看这样一件事实。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其中竟然有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条约内容就等于表明，苏联公开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暴露了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这当然会遭到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可是一向以发动群众、支持群众为标榜的中共对此却缄口不言，反倒指责那些对苏联抗议的中国人“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冲动表现”。[6]这时，其手中的民族主义大旗没了旗帜，只剩下一根旗杆，用来横扫自己的同胞了。由此可以想见，民族利益与党派利益绝不像中共讲的那样总是完全一致的，以致于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往往要把自己党派的发展壮大置于抗战的使命之上。所谓中共在抗战时期暗中实行的是“一分抗战、两分敷衍、七分扩张”的策略，这至今还未被完全证实，不过，抗战期间中共的党员人数从2万多人发展到120多万，军队也由3万扩大到120多万，此外还有200多万民兵，这都是官史承认的。
笔者无意沈陷于这笔一时无法扯清的烂帐，更不想评判国共两党之间的是非，而只想在此说明，即使在抗战期间民族情绪高涨的时侯把民主纳入民族主义的轨道，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甚至连民主理念的正确阐述也会被民族利益所遮掩。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群体本位，民主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个人本位，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虽然在实际运行中它们并不总是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适当的历史机缘也可以使它们相互促进，民族主义也可能成为推进民主的先导。例如，美国历史上的独立战争即是公认的事实，中国的辛亥革命也多少有这样的作用，但这样的机缘并不常见。在更多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与民主是不容易拉扯到一起的，尤其是在笃信“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那里；指望他们用民族主义来推进民主，岂非缘木求鱼？实实在在的则是，民族主义是他们通向集权的一种手段、一种护符，五十年前的事实与五十年后的教训，说明的就正是这么回事。
“联合政府”真能取代“一党专制”？
五十年后的教训是什么？是中国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却并没有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一党专制”的集权统治，依然是中国人难于摆脱的枷锁。
国民党从它1927年执政以后，推行所谓的“训政”，实际就是“以党治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到了抗战时期，这种“一党专制”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专制。所以，中共在四十年代领导的民主运动中一个最响亮、最动人、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就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它吸引了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早在三十年代初，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明确提出，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但只是到了抗战时期，由于中共的领导与号召，才使这个反对“一党专制”的斗争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和当时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还在抗战一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用“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去代替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这个“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后来逐渐被系统化为体现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一直贯穿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中，是中共奋斗的目标。比起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联合政府”的主张确实相当迷人，它在当时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构成一种挑战，被不少人用作批判独裁统治的思想武器，甚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的行列，“民盟”就是典型。毛泽东说：“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7]那么，这个“联合政府”的主张，或者准确地说毛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否真的就是一种与“一党专政”相对立的“民主政体”呢？
“联合政府”既然是各党派各阶级的联合，那它们各占比例是多少？这个比例是按什么标准确定的？它们彼此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大家平起平坐，都是执政党、执政阶级，还是有主有从、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分？如果不深究这些问题，只是从字面上讲，那么当时作为战时体制的国民参政会就与它非常相似。它由国民党主导，又包括了共产党在内的非执政党，它对政府不但有建议权、询问权、调查权，还有决议权：“政府对内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可见这个国民参政会比时下的政协还要强一些，那时的民主党派还不完全是只花瓶，难怪有的史家肯定它是抗战时期政治民主化的一项重要措施。长期以来我们有种误解，总是以“多数”还是“少数”来区分是否民主，以为多数就一定民主，反之则不能算；既然国民党搞的是“一党专政”，而毛现在要搞一个多党参加的“联合政府”，那自然就算是“民主政体”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个政体是否属于民主政体，其关键不在于是多党执政还是一党执政，而在于执政党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如果是经过议会竞选、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投票支持才最终取得执政地位，这就是现代通行的政党政治。可是，毛所设想的“联合政府”并不是根据这样的民主原则建立的，而是按照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原则有两条动摇不得的规定：其一，必须要由中共领导；其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一个号称“民主政体”的政府，究竟由哪个政党来领导，不是由选民的选票来决定，却由一个参选党的领袖事先规定“必须”由自己来领导，这倒很有中国特色。当然，毛泽东也讲过要有选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选举也未必是“走过场”；但从毛的一贯思想来推断，中共“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其实无须通过选民的历史选择来决定，而是要由武力来夺取，即所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可是毛思想的精髓啊！
当然，经过选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只能说它产生的程序符合民主，并不保证它在实际施政的运作中也符合民主。如果这个政府没有制约、没有监督，同样会滑向专制、走向独裁。所以，当年孙中山把施政步骤设计为“军政”、“训政”与“宪政”，是有相当道理的，只有宪政才可以消解专制独裁的顽症。三十年代初期胡适等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也主张推行“宪政”。可是毛却只对他自己的“联合政府”情有独钟。1939年9月，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形成了抗日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延安也成立了宪政促进会。毛在延安的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讲了话，把“宪政”与“联合政府”捆到了一起，他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8]说宪政就是民主政治，虽然不精确但还没有太离谱；但称宪政是几个阶级联合对反动派专政，那就背离民主政治的本义，而成为共产党人的“专政”说了。幸亏毛在这个宪政前加了限定词，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宪政”；不过，新民主主义与宪政也沾不上边，倒不如叫“新民主主义专政”非常贴题。
毛指斥别人讲宪政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宪政”，但何谓真宪政呢？毛讲的一套也不是呀。宪政的最基本内容是：一、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二、规定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和行施权利的范围；三、用法律而不是用暴力解决公民与公民、政府与政府之间纠纷，因而它是法制不是人治。六、七年前，胡适等人在“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就讲过宪政的这一基本精神。但毛根本就不理睬这一套，他硬把宪政装到“联合政府”的模子里，天马行空地说了一通，要点还在于强调其“新民主主义”性质，因为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确立共产党的领导──“联合政府”中不论有多少个党派参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谁也不许代替它。难怪当时中国有个国民参政会，毛也是中共代表之一，却总是觉得不过瘾，因为那虽名为“参政”，实际上只是屈居末座，离他设想的在“联合政府”中“必须”由他领导的地位还差得远呢。
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占居了领导地位就心满意足了吗？不，单有这一点还不够，这只是组织上保证了党的领导。如果哪个“兄弟党”小夥计不懂事、不知趣，闹起独立性来怎么办？所以还要保证实际执政运作中党的领导，这就必须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本来是共产党自身的党内组织原则，毛却把它搬到政府中来，用心可谓良苦。有了这个“民主集中制”，就不怕“联合政府”中的那些小夥计们闹脾气了，他们再怎么折腾，也跳不出共产党的掌握之中。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联合政府”中的各党派若有政见上的歧异，需经过讨论而最后表决，这当然要少数服从多数；但它同时还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就保证了共产党的最后决定权。共产党的党内制度从来就没有保护少数的权利这一条，更不允许党内存在反对派。“民主”的形式经过运作中这么一“集中”，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集权，因此最终“联合政府”和它所反对的“一党专政”就殊途同归了。
如果说“联合政府”因为有各党派各阶级的参加，形式上还有一层“民主”的油彩；那么，一旦把这层油彩抹去，就显出同是赤裸裸的“一党专制”的本质。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9]话是说得相当动听，可现实究竟如何呢？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在所谓的“联合政府”中，“联合”只是其形式，集权专制才是它实在的内容。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样喜欢专制独裁，这就是毛的政治权术棋高一着的地方。
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
我对“联合政府”的分析是依据相关文献和日后的经验事实，当时的人没有这个条件，不一定能认清“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之间的这一瓜葛。不过，对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会不会和国民党一样搞“一党专政”，当时的人们并非没有担心与疑问。在毛作上述一说明之前，刘少奇就曾针对人们的这一疑虑明白无误地昭告世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10]上引的毛泽东讲话也说明人们普遍有这样的担心，不然毛就用不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政治报告中，郑重其事地作这样的说明。不过毛他只说是暂时（即在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搞“一党专政”，潜台词是将来还是要搞的。所以毛的这个说明，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人们担心的一种确认。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发现那时人们的担心绝非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事实比政治家的宣言更有说服力。当然，我并不是怀疑刘少奇那时讲的不是其真实看法，刘似乎没有毛那么老谋深算。我甚而相信，许多老一辈的共产党人确实不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也不赞成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但历史的诡谲恰恰在于，你以为自己迈步跨进的是民主的门槛，结果却偏偏迈入了专制的黑暗；原来，起步时的方位就错了，这就是至今还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1940年提出的。按照毛的说法，中国抗日时期的民主运动是属于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完成，所以还只能是民主革命；这个民主既不是过了时的英美式的旧民主，也不是苏式社会主义民主（那是中国未来一定要建立的），它只能“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11]
中国的事就是怪。从来未曾实行过民主，甚而不知民主为何物，现在却突然被告知，那已是过了时的旧式民主，绝对要不得；民主运动唯一正确的方向是争取新民主。这个“新民主”与旧民主有什么区别呢？第一，旧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因而是“假民主”，这是它的虚伪性；第二，在旧民主制度下，广大民众享受不到民主，这是它的狭隘性；第三，最重要的还是新民主与旧民主不同的阶级性质，一个是无产阶级民主，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既然如此，那么当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实现之时，就自然是普遍推行真正的民主了。在这个“新民主”的光轮之下，不但无产阶级能够领受到它的光明，就是它领导下的其他阶层也同样可以享受到它的洪福。可惜，我的这番演绎纯是书生之见。实际情况则是，新民主主义并未包容旧民主主义而有所扩展与深化；相反，它完全摈弃了旧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一旦新民主主义确立了，那现代社会的议会制度、司法独立、政党政治、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民主的基本制度，统统被当成资产阶级破烂而扫除一净；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现代人普遍的价值原则，更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从而完全失去了它们的存在空间。
根据毛的论述，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它还要迈向苏式社会主义民主，那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这不就等于明白地告诉人们，新民主主义是通向苏式无产阶级专政之路吗？苏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的模式，这已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事实，用不着再为之饶舌，毛对此也直言不讳；新民主主义实现之日，就是“一党专政”实行之时。所以，指望从新民主主义跨入民主制度的大门，岂不是南辕北辙？我们不赞成毛的结论，但不能不叹服他作为政治领袖的雄辩天才。他能从历史与理论的高度，从世界宏观形势的发展潮流，把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讲得头头是道。不但让许多共产党人心悦诚服，就连那些学贯中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曾有什么异议，是没想到还是有意沉默？只有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脱党成了托派的叶青，写了一篇商榷批评的文章“与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载《抗战与文化》）。我为当时知识界的这种冷漠与麻木感到悲哀。
那时还有一位身居穷乡僻壤的老人，恰恰也是从认识苏联的现实入手，就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讲了一通和毛的观点完全相反的意见，他就是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就在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1940年，陈独秀和托派围绕着如何认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和二次大战展开了一场争论。托派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提出了“保卫苏联”、反对英美“腐朽的民主制度”。陈独秀则认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更为广泛的民主，可是从苏联的实际看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斯大林认为，“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陈独秀指出，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在实施的范围上有广狭不同，并非在实质内容上另有一套什么无产阶级民主。他认为，“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徵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就是从十三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广大民众以鲜血斗争了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标志；可是，“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前语而已”。这就是苏联把民主强行分为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并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实践后果。陈独秀还批驳了托派“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指出“史大林的暴行不是个人心术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独裁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所以，民主制度不确立，即便史大林没有了，换了谁也逃脱不了变成‘专制魔王’”！“[12]陈独秀曾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大师，”五四“高扬的民主大旗就是由他擎起的。可是，不久他又背叛了民主，认为它已过时，只有社会主义有真正的民主，这是1920年的事。经过二十年的曲折历程，特别是苏联肃反的惨痛事实的教训，到了1940年，也就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年，陈独秀却扯去了蒙在民主旗帜上的社会主义花布，让民主之帜以自身的鲜艳色彩飘扬在中国上空。难怪胡适读到了这些文字后感到非常欣喜，说陈独秀又回到了启蒙的位置了。
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言论自由陈独秀在“五四”时期讲过一句话：“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这是对什么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最通俗也是最精到的解释。根据这样的解释，就可以明白：凡是搞以言治罪、进行思想统治的，一定是最黑暗最残暴的专制政权。反对专制集权总是要从争取言论自由开始，保障言论自由则是实现民主所应当最先跨出的一步。
争取言论自由是反对专制统治的重要内容，贯穿在整个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当然也不会例外。《先声》一书收录了不少谈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文章，它们批判了国民党统治的愚民政策，申论言论自由的重要与可行，并且指出，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以，觉悟了的公民应以坚毅不舍的精神去争取言论自由，这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重要的还在于行动；特别是那些新闻从业人员，其职业道德要求他们要发扬威武不屈、秉笔直书的精神，不做懦夫，不做奴才，自觉为自由民主事业献身。书中的许多妙语警言今天读来都会令人怦然心动，真难想象，在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烽火压境的重庆，思想文化界还有这样富于生机、能不时闪现出思想异彩的文字，怎能不让我们这些后辈心仪神往？
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把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作为重要内容是有道理的，它在实际运作上是最可行也是最必要的。首先，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与前提，从此入手最容易扩展民主运动并把它推向深入。其次，现代民主运动的主力是知识精英，以文议政、以言报国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言论自由推进民主运动，有利于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或者毋宁说，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当时争取言论自由的主体。再次，当时国民党虽然在政治上独裁专制，但在思想文化上却保留了有限度的自由空间，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言论自由既有议论空间，也完全是合法斗争，容易取得实际效果。
那时民主运动的主要阵地是报纸，主要发生地则在战时陪都重庆。我们这一代人读过的教科书和“革命文艺”作品往往把那时的重庆描绘成一座特务横行、宪警遍地的黑暗魔窟，白公馆、渣滓洞等政治犯监狱所在地的地名几乎成了刻印在我们脑海中的重庆的象征。我读了《先声》后感到非常惊讶，抗战时期那里竟然有这么多民主自由的呼声，这固然说明重庆的不民主、不自由，但不也同样说明它还有相对的自由、不像我们身处其境统得那么严密专横。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的重庆有不少民办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包括左派办的报刊，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就是中共的机关报（先属南方局领导，后归四川省委领导），一直办到1947年2月国共军队全面开打后才撤离。特别是象《大公报》这份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的报纸，它的出版伴随着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期，前后二十多年里它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报方针，反对思想统制、崇信言论自由，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充份体现了“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特色。所以，与其说言论自由是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的一部份，还不如说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很久以来坚守的使命。
现代媒体为信息传递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条件，可是，如果没有法律上对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保障，那么媒体的作用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变成谎言与诡辩的制造机与扩散器。现代的独裁者是深知媒体的这一特点的，希特勒当年就曾说过：“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解放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引述了这句话，目的是揭露国民党的新闻统治政策，指出国民党“统治舆论，垄断舆论，使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13]这一批评的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也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一切独裁统治者。令人遗憾的是，当年思想那么清醒，如今却这么害怕、仇视言论自由；为了控制舆论、统治思想，出台了一套又一套政策，想出了一种又一种方法，这些政策与方法个个都是违宪的，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什么“坚持主旋律”、“正确的舆论导向”、“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这些意思正是中共当年在重庆义正词严地批评国民党时斥为让人笑掉大牙的，可是，如今这些陈腐观念、笨拙方法竟仍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广播中和报纸、书刊上，不免令人心寒。
当然，也可以说，今天中共采取的这些方针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它在野时早就确定了的，我们如果记性好的话，本不应有意外的。还在1928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就提出，任何报纸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14]虽然向忠发后来成了中共的叛徒，但他提出的这一“工具论”却并未被中共批判，相反却一直是中共新闻事业恪守不渝的信条。中共在当年在重庆这么起劲地谈言论和新闻自由，并不是背弃了自己既定的信条，而是因为身为在野党，用争取言论和新闻自由为武器，可以打击国民党，扩大自己的势力；即使在延安谈这些话题，也是为了面向重庆“打隔山炮”，至于在根据地内部对言论和报纸则另有一套控制办法。如此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本《先声》收录了91篇文献，其中从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找到的只有14篇，其余的主要都是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所刊登的。其实，延安的根据地里并没有充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那里只有党报，并不允许民办报纸存在，而党报上是不让言论自由驰骋的；所以，在那里言论和新闻自由只存在于口号宣示当中，是不可付诸实施的，谁如果不明事理、欲冲破禁忌，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些从北京、上海到延安去的知识人不知深浅，办墙报、写杂文，一时红红火火。不曾想很快延安“整风”运动就降临了，许多人竟因此获罪而遭批判、受审查，王实味最后把性命都搭进去了。难怪储安平当年就这样说过：“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可谓洞若观火、一针见血。
内战既起，民主泡汤1945年日本投降后，结束内战、和平建国成了举国上下的一致呼声，国共两党难以公开违拗，国际上苏美英等盟国也都要求中国能和平统一、不再内战，当时，中国的民主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时机。但最终内战还是打起来了，内战既起，民主自然也就“泡汤”。究竟是谁挑起内战的？国共两方各有说词，其真相对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并不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那场民主运动中，虽然参加者众，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成了实际上的主力，但中共却一直处于运动的领导地位，它的策略方针影响着整个运动的走向与成败；更重要的是，内战后中共独领政权，因此对中国民主化的迟滞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何况今后中国民主化的迟早、成败更是与中共的方针政策直接相关。
回顾抗战后的历史，如果那时中共放弃了武装革命，把与国民党的斗争从战场转移到会场、走议会斗争的道路，那今天将会怎样？别的不敢说，至少后来的中国就不会有“反右”，不会有文革浩劫，更不会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处在中共当年严厉批评过的一党独裁的集权专制，而民主对中国人来说也不至于始终还是理想中的美景。何况，当时中共若放弃武装斗争、选择走议会斗争的道路，不但有机会，而且也有社会基础。
抗战胜利后，无论是沦陷区还是大后方的普通民众，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毛泽东自己就在党内会议上讲过：“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之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了八年，再打，怎么得了。”[15]可见，毛当时完全了解民声舆情，至于他为何不愿采纳顺应，则待下文分析。那时自由知识分子中不少人也曾直接向毛提出了善意的忠告。当时还在美国的胡适考虑再三后给毛发了一封电报，希望“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另一位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在他主编的《客观》杂志上更是就这一问题反复陈述：“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究竟是走的宪政的的路线或是革命的路线？易言之，经由军事的途径抑或经由政治的途径？……共产党应当努力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主张军队国家化，由种种合法的秩序来限制军队为国民党所利用，提高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才是根本的做法。”[16]那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摇动了和平统一的风幡。1945年8月14日和20日，蒋介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报，邀请他到重庆共商国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希望毛能）惠然一行，共定大计。”此即史上有名的重庆谈判的契端。然而，毛收到这两封电报后根本就不打算去重庆。他一面与国民政府敷衍，一面抓紧时间调兵遣将，以便扩大地盘、壮大实力。8月10日和11日，毛以朱总司令的名义先后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了7道命令，要他们向其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牒，限这些日、伪军投降缴械，宣布日、伪军占领的城镇要塞由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军事管制。此时在中国战区的盟国还未及商定受降办法，毛下达这些急如星火的内部命令时也不向当时中共承认的合法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请示，完全不考虑政治和法律程序上的合法性，只是为了抢地盘、独家接收受降军队的武器，其军事上的意图和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1945年8月20日这一天中发生了好几件非常重要的事。该日毛收到了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的第三封电报，蒋再次盛情相约，并告之已备好飞机拟飞延安迎接。同日毛则决定从华北各根据地抽调9个团，连同原在热河的几个团，限期开赴东北，同时一日数电华中局，要他们火速发动宁、沪、津、唐等城市的起义，以配合八路军占领这些城市。[17]就在毛正忙于下达武装抢占东北地区以及华北、华东大城市的部署时，斯大林给毛发来一封电报，明确提出要毛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到重庆去进行和平谈判，说中国如果发生内战将是民族的灾难，中共应放弃武装斗争，走议会斗争的路。毛接到这份电报后，尽管非常反感，十二万分不情愿，但那时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斯大林的话就是“圣旨”，中共是不敢不听的。
于是，经过国民政府的三请四邀后，毛终于在8月28日到了重庆。国共双方经过40多天的谈判后签定了《双十协议》。《协议》明确宣布：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到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但在”解放区民主政权“和”中共军队“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并未达成协议，有待继续谈判。[18]《双十协议》的签字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各界代表、许多团体都纷纷发表声明，欢呼《协议》，期盼和平统一的局面早日来临。
当时，中共内部也存在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这被时下的党史忽略或掩盖了），所谓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就是个典型事例。1945年11月，毛因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这一时期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经谈判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日中共中央以毛的名义发表了向全国全军的通告，要求“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2月1日在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郑重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即将参加政府，……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命令”。可是，毛后来恢复主持工作后反对这个关于走向“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方针，于是此政策就无疾而终了。
《双十协议》规划出的宏伟壮丽的民主画图最终还是被撕碎了，留给历史的只是一段扯不清的公案。今天看来，《协议》未能兑现，国共双方都有责任，而国民党的责任是主要的。因为，国民党处在执政地位却没有容纳异己的雅量，更没有善待异己的正确策略，总是依靠挤压异己的生存空间、武力镇压、特务暗算、舆论统治等法西斯手段。结果民主运动固然被打杀了，国民党自己也被从大陆上赶跑了。这倒真正应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凡是镇压人民的绝没有好下场！而毛泽东则太迷恋暴力，太钟情于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所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了他无法超脱的宿命。时下的中共党史往往把重庆谈判说成是蒋介石的“骗局”，而毛泽东则被描绘成“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去真诚地谋求和平”。他在重庆谈判前后紧罗密鼓地秘密布置从南到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这是为了谋求和平吗？如此官史岂有可信度。当然，今天若后悔中共当年没有走上议会斗争的路已无实际意义。不过，对毛崇尚暴力、倾心斗争的“革命”癖性，毛后的中共领导人、乃至我们整个民族是否应有切实的反省？我以为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民主化的厄运：拒斥主流文明
中国的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滞阻不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共对世界的主流文明实际上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针。所谓的世界主流文明，就是指以英美政治观念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如此说法并非“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这正是半个世纪多以前的在野党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先声》一书中发表的论述英美自由与民主的文字就有13篇之多，读一读它们倒是很令人神往的。《新华日报》的一篇题为“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的社论说：“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正义人类地位来说，我们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19]这篇社论不是已经明白无误地宣布，英美的自由民主精神是世界潮流，中国一定要汇入这一潮流吗？
和以后的仇美辱美倾向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和《新华日报》对美国以及美国的民主赞颂备至。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罗斯福都被戴上了“民主战士”的桂冠，哈密尔顿、霍布金、潘恩……被称为杰出的思想家，认为他们贡献给人类的是“真实的民主精神”，他们也都是“真正的民主战士”。[20]一点不错，这些人确是“民主战士”，他们为人类也确实贡献了民主精神，只是对他们的这些夸赞出现在中共的文献中，总让人感到是个异数。这可不是《新华日报》的自作聪明，报社是党的喉舌，秉承的是毛泽东的旨意。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和英美的参战，毛对英美“帝国主义”的论断开始有了变化，甚而断言“资本主义时代过去了”。这种变化到了1944年飙升到了顶点，这年7月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毛曾发表文章说，这“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称罗斯福总统是“英明的领导者”，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最亲密的朋友”。[21]他还对这些美国“战友们”说，中国人“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希望“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22]那时，中共甚至认为，美国民主不单是对美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普遍意义。《新华日报》在一篇庆祝美国国庆的社论中指出：“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独立战争和黑奴解放的战争中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也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以罗斯福、华莱士（时任美国副总统））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如果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的主要事业是确立民主的美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今天的美国虽然是在国内仍然需要进行极严重的斗争，这些斗争却是和国际的斗争不可须臾分离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23]这不啻是说，美国有义务也有责任领导世界潮流，奔向民主的目标。
最耐人寻味的还是毛对《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的一席话。毛说：“中共‘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中共在政治上‘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奇怪，既不打算实现共产主义，也不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还是共产党吗？难怪福尔曼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毛的回答则是，共产党这个名字只是沿袭过去，“充份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24]读者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毛泽东背弃了共产主义信念、投入了民主主义的怀抱。有人把毛在这段时间里与美国的“热乎”称之为“政治蜜月”，既是“蜜月”，就有结束的时候。果不其然，不到一年毛的态度就有了180度的转变。1945年5月底，在中共的“七大”上，毛又强调，苏联才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世界上的“领袖”，美国已出现了危机，“美国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25]，并且断言美国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半殖民地”。这时的毛批判美国时还半遮半掩、留有余地，再过一年则完全与美国决绝了，那就是他提出了有名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称美国已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不可救药的反动派了。此时的中共又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壁垒森严、划然两分了。
抗战胜利后毛与美国交恶的具体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的，苏联在其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二战以后由于美国政府做了错误的选择，才把毛与中共推到了反美的立场。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的隔绝，责任统统在美国。这样的论断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了，毛曾明确地向世界宣布过，中共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并且武断地说什么“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从毛的信念与中共的历史来看，选择倒向苏联也是非常自然的。问题在于，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倒向苏联后，由此就依照自己党派的原则断然阻塞了中国人奔向自由民主的通道，使中国与世界的主流文明对立起来。目前中国的当权集团在经济和技术都强调要与国际接轨，加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可是政治上却疏离、对抗主流文明，甚而挑战主流文明，这种不协调源于毛当年为中共做的选择。现在的中国在经济与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与“五四”时期相比，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政治上呢，民主呢？毛泽东50多年前的那个论断依然有效：“中国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更糟糕的是，现在甚至从这样的认知大踏步倒退了，居然宣布要让现行的僵化政治制度“永葆青春”。这不是从“五四”倒退到了洋务运动时代吗？“人惟求新，器惟求旧”，这恰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保守哲学、倒退哲学不破除，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又如何能矗立于世界文明之列？
近年来国内有一种说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我一直不清楚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自信？自大？还是自狂？不论它属于哪一种，都让我感到不寒而栗。这使我想起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调查中的提问是，二十一世纪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回答是：国际恐怖主义（占32%），国际犯罪和贩毒组织（占26%），种族仇恨（占15%），第四位就是中国，位居民族国家之首（占13%），其次是俄罗斯（4%）和朝鲜（1%）。[26]我希望这反映的是美国人的偏见或无知，不过希望终究代替不了历史的趋势。如果中国要坚守现在的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那确是未来世界上可怕的事啊！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6、257页。
[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72页。
[3]《历史的先声》，第252页。
[4]出处同上，第3、5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6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33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06页。
[8]《历史的先声》，第275页。
[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
[10]《历史的先声》，第292页。
[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参见《历史的先声》，第284至286页。
[12]《陈独秀书信集》，第489至507页。
[13]《历史的先声》，第173页。
[14]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下册）》。
[15]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
[16]《储安平文集（下册）》，第23页。
[17]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18]参见《重庆谈判纪实》一书。
[19]《历史的先声》，第123页。
[20]出处同上，第109至110页。
[21]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22]《历史的先声》，第101至107页。
[23]《历史的先声》，第130页。
[24]《历史的先声》，第285至286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83页。
[26]《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
——《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
（转自观察）
著名学者包**遵**信病逝
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北京报导，著名学者、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将之一包**遵**信先生，于2007年10月28日18时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包**遵**信生平简介
包**遵**信（曾用笔名：忍言、佚之），男，1937年9月生。
主要事迹
1947年曾读五年私塾。
1948－1953 小学（有几个小学）
1953.9－1959.9 安徽省芜湖第一中学读书（初，高中）
1959.9－1964.7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1964.9－1976.9 中华书局哲学编辑。
1976.10－1980 国家出版局研究室。
1981－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曾任《读书》副主编（1984－1986），《中国哲学》主编（1978－1987），《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顾问，《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1988－1989）。
从1963年起，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化报》、《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以及《中国论坛》、《明报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中国思想史方面论文约百万字。
出版过《跬步集》（中国思想史方面论文集，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民主与启蒙》（1989年台湾联经版）、《陆肆的内情》（1997年台湾版）。
参与八九运动，被指控为"黑手"，判刑五年。出狱后，除了从事研究、写作之外，也一直参与人权活动，先后参与多项维权签名活动，也参与了声援刘荻、杜导斌和天**安**门**母亲的活动。
附:
刘**晓**波发表的仆告
刘**晓**波哭告：包**遵**信先生病逝讣告
包**遵**信先生病逝讣告
知名学者包**遵**信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0月28日18时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包**遵**信先生的告别仪式等善后事宜，另行通告。
包**遵**信先生治丧小组
2007年10月28日18时30分
【文献】中国社科院机关纪委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和党籍
（转自观察）
人民日报
本报讯： 本报北京1989年８月９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机关纪委日前分别作出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和党籍。
严**家**其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包**遵**信为历史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决定指出，严**家**其、包**遵**信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参与煽动和组织策划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严、包二人的所作所为触犯了国家法律，完全丧失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条件。按照国家和院有关规定，经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
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纪委在给政治学研究所党总支、历史研究所党委关于开除严**家**其、包**遵**信党籍决定的报告批复中说，大量事实表明，严**家**其、包**遵**信进行了一系列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罪恶活动，已经完全背叛了党。根据党章和中纪委有关文件的规定，经院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一致通过，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党籍。(1989.08.10)
昝爱宗：争反对的自由——纪念包**遵**信先生
（转自新世纪）
（一）
包**遵**信先生的大名，是出现在18年前北京"陆肆"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档案上，那时的他凭着自由思想者的良心和一腔爱国热情，反专制，反独裁，为民主自由而竭力呐喊。
我们熟悉的一个镜头是：1989年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知名学者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包遵信、《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原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泽厚、北京广播学院讲师苏晓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温元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等12名知识分子发出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声援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并表示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5月17日，包**遵**信、严**家**其等学者公开发表了声明《５·１７宣言》，提出结束专制下的"老人政治"……
直到今天，这样的呐喊和呼吁都不过时，而且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
我们痛苦地看到，一党专制仍在继续，专制文化仍然盛行……只可惜，不少当年热血沸腾的当事人，已有人抱憾离开这个世界，还有人流亡海外，白发苍苍，至今不得归。
2007年10月28日在北京因病逝世的包**遵**信先生，正是这个争民主、反专制伟大队伍的杰出一员，当年却被称为所谓"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
（二）
想起约三年前的一个夜晚，北京的冬天感觉很冷，我们多位朋友在北四环外一家火锅店吃火锅，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安徽籍著名思想家包**遵**信先生，在场的还有令后辈尊敬的刘**晓**波先生、张**祖**桦先生，以及多年老朋友余杰和王光泽等。
那时的包先生言语不多，看上去有些年迈了。听余世存先生说，他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患上疾病后遇到了求治等方面的难题，所幸有北京许多朋友帮助，使他度过了那个难关。
可这次的难关就难以度过了，不久前他再次生病，是突发脑溢血，老先生没有挺过去，不幸离我们远去了。
（三）
包先生是今天三四十岁左右青年人敬重的思想家，是八十年代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他领衔主编和金观涛、唐若昕、严**家**其、丁学良、王岐山、秦晓鹰、萧功秦、梁晓燕、董秀玉、戴士和等学者组成的编委于1983-1988年期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当年发行量很大，二十多年后在今天的孔夫子旧书网(www.kongfz.com)上还可以买到其中的散本。这套丛书包括[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金观涛著《在历史的表象背后》、邓正来编著《昨天 今天 明天》、陈越光和陈小雅著《摇篮与墓地》、茅于轼著《择优分配原理》、杨君昌编著《凯恩斯革命》、王小强和白南风著《富饶的贫困》、萧功秦著《儒家文化的困境》、王逸舟著《波兰危机》、怀效锋著《四朝政治风云》、韦政通著《伦理思想的突破》、张五常著《卖桔者言》、何清涟著《人口，中国的悬剑》等等。这一套书被称为是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行动，他们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百科全书"为楷模，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走向未来丛书》和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被很多人认为是八十年代思想学术界的"三大丛书"。
（四）
1989年"陆肆"天安门事件之前，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继续绝**食，包先生作为中国知识界领军人士亲自赶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呐喊，呼吁，其勇气是何等的大啊，其德其行，后人只有望尘莫及的份儿。
1989年5月13日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活动，到了5月15日第三天，已有上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周围聚集着很多围观的人。广场上有百余人晕倒。15日，在形势和舆论压力下，李铁映、阎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大学生进行了不完全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有关负责人只是反复劝说学生不要搞绝食请愿活动，由于没有结果，对话未能奏效。这一天，学者和作家严**家**其、包**遵**信、柯云路、王鲁湘等走在游行队伍前面，携有"中国知识界"大字的横幅，当时包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0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也有博士、硕士和职工，总共约有数万人。他们举起的横幅上书写着："声援学生，促进改革"以及"公正评价"等等，他们行进中不断高喊"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等口号。如今，这些可贵的镜头被封杀在中共的秘密档案内，陆肆不平反，这些历史档案都不能见到天日。
（五）
包**遵**信先生曾说过，不对传统文化作一个清算，现代化是难以进行的。实际上，他通过自身行动对中国的专制文化作一个思想的清算，以期后人能够尽快进入真正的现代化。
可是，先生出身未捷身先逝，中国特色的专制文化还在苟延残喘，腐而不朽的"后清"还很威猛……或许全世界也只有在中国才是这样，争自由的人往往为自由而耗费尽最后的生命，为反专制文化而牺牲自己，到最后，自由和现代化之路仍很漫长……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中国青年，我认为我们一代人，应该继续高举反专制的大旗，继续为民主自由法治而呐喊，身体力行，为早日结束"后清"，早日走向共和而不懈努力，不惜牺牲生命……
胡楠：性情中人包**遵**信
（转自前中国之春91年5月号）
关于包**遵**信的传闻甚多，熟悉他的人不会惊诧。不要说他正身陷囹圄无法申辩，即使在八九民运之前，围绕他的各种争论也难以清理。“什么事情经包**遵**信一掺乎，十有八九要黄。”——说这话的同是一位著名异教人士，可见包**遵**信在自由派的圈子里也有对头。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的电稿说：“包**遵**信罪行严重，有悔改表现，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香港某报随后引述消息灵通人士说，包**遵**信在法庭上失声痛哭，后悔不已。
有人劝我不要写包**遵**信，理由便是各种传闻。我的回答是，我无法核实这些传闻，事实上有些传闻永远无法核实，因为善于制造传闻的人不仅仅只是共产党。但有几点我可以肯定，包**遵**信在十年传播自由理念运动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在八九民运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以及陆肆惨案后即身陷黑牢，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而这些已足够令我敬佩。
黑包公的传人
包**遵**信曾自吹是宋代黑包公的后裔，是真是假未可稽查。不过，他的皮肤黝黑是真的，而且他豪爽大度、直言不讳的脾性不逊包公。一九三八年，包**遵**信出生于安徽和县，那是长江之滨，系“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自刎之地。包公的遗传基因加上饮着掺和楚霸王血浆的大江之水长大，岂有不叱咤风云的道理?
包**遵**信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及编审工作，包括编辑《读书》杂志，创办《中国哲学》和《走向未来》丛书，及《太平洋论坛》等。在十年改革期间，他主持或参与了许多知识界的重要活动，但其影响力局限于大陆社会科学界的圈子，中国大陆的传媒极少报道他，海外的报刊亦甚少注意他，没有西方学者去中国访问他，他也从未出访欧美。什么原因?哈佛大学丁学良博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揣测：“老包‘太土’，形象土，心眼也土，大概从来就没有学会这年头时兴的‘出口内销’的技巧——在外国大吹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如何，然后回到中国再大吹外国人如何重视自己在中国的影响。”
我第一次见到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六年，他应邀参加深圳“思想沙龙”活动。他穿着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又黑又瘦又小，毫无风度而言，讲话也随随便便，活象一个刚刚“暴发”，然后到都市里“传经送宝”的“农民万元户”。第二次见面是八八年，我们一同参加在蛇口举行的“十年改革反思会”，与会者几乎都是北京最活跃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如陈**子**明、王**军**涛、曹**思**源、张宗厚、黎鸣、刘力群等，上海来的好象只有陈奎德。
在小会议里，包**遵**信时而双腿盘坐在椅子上，时而站起来，与刘力群和黎鸣等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拍案而起。争论结束后，又相互开玩笑，甚至动手动脚，外人很难想象这样一群指点江山的人物，居然象小青年一样打打闹闹。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无论是在会议室里、餐会上，还是在下榻的宾馆、旅行的小车上，他都是吞云吐雾，烟不离手。我开玩笑说：“老包，我原来以为你的脸黑是包公的遗传，看样子是烟熏的”。老包给我一拳：“你这家伙!”
事实上，我喜欢老包这种毫无做作的性情中人。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想办华夏出版社，便邀包**遵**信合作，并授全权。老包出的头一个点子是搞“华夏二十世纪文库”，计划先翻译一百本外国名著，其中包括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社会起源》等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不用说，老包如果自此紧靠龙根，仕途自然畅通。不知怎样回事，没“合作”两个月，包**遵**信就跟邓朴方闹翻了。据说老板给他丢下一句大度的话：“这笔帐先不跟你算了!”老包淡然一笑。
一九八六年，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正是“一颗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海外评语)，年轻气盛，想干点惊天震地的事。便邀请各路英豪到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由于胡**耀**邦尚在主政，参加者既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包括官方人物，包**遵**信亦被邀请。开幕那天，一位与会者说，共产党应该说话算数，兑现对知识分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大家闻之鼓掌。没想到包**遵**信却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节，九十年代的士，为什么要乞求别人不要打鞭子¨¨¨”全场掌声如雷。
有人记述了这个场面：主席台上的上海市长江泽民脸变了色，看看左边的市委书记芮杏文，芮含威不露;再看看右边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朱面含微笑，那位来头最大的胡德平则是起劲鼓掌。江市长只好把涌到嗓子里的话咽了下去。到了年底，朱厚泽跟着胡耀邦跌了下来，江泽民接替升到政治局的芮杏文当上了市委书记。而如今，芮杏文也被免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潘维明被审查，江泽民已是一代“核心”，包**遵**信坐几年黑牢也就不足为怪了!
黑瘦的老包提着一只黑包
老包正式的职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笔者是门外汉，不知道老包在他的“正道”上著述如何。但与其他著名的异议人士相比，老包有影响力的作品不算太多。他主编的《读书》上常常可见到他的文章，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却无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不过，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的每一
次有意义的活动，都少不了包**遵**信。他常常不是普通的与会者，而是幕后的组织者。正如丁学良所说，老包不算是顶尖的学者，但却是顶尖的社会科学界活动家。他那黑瘦的身体里，有那么多的精力。你经常可以看到黑瘦的老包，手里提着一只黑旧的皮包，马不停蹄地从这里跑到那里，一天主持好几个座谈会。每个座谈会上，都少不了要大着嗓门讲一通话，喝几杯浓茶，抽几支劲烟。他身体不好，有时累过了头就吐血。吐一滩血，抹抹嘴，喘一口气，又出去奔波。
《读书》是大陆文化人必读的月刊，在中国那些充斥着谎言和空话的报刊中，这份品味纯正的思想杂志能存在确实是个异数。即使在八九年民运失败以后，《读书》的底色也未消退。而这底色正是包**遵**信的功劳之一。老包在主责《读书》期间，广交了全国一大批有真知灼见的中青年理论家，经常召开各种讨论会。
《读书》不是一份正统的《学报》或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但理论家们似乎以能在《读书》上发表作品为荣。可惜的是，人们更多的是只在私下赞赏这份刊物，未曾对《读书》在十年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起的卓越作用予以公开评价。
就普及面和轰动效应而言，包**遵**信和金观涛发起组织和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一时似乎比《读书》更引人注目。该套丛书创刊于一九八三年，主要是用小册子的方式介绍各种新思潮，每册大约十多万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初上市时即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最喜爱的读物之一。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中国丛书热中的先行者，更重要的是她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思想的冲击和新观念的启蒙。大概是八六年，包**遵**信不再担任《走向未来》丛书主编(据说是与另外一位主编金观涛有意见分歧)，但我相信老包为这套丛书所付出的心血，即使是那些与他意见相左者也也会承认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兴起“文化反思热”;各派林立，论战异常激烈。有“儒学复兴派”、“全盘西化派”、“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折衷选择派”等等。老包属于“反传统派”，并与汤一介先生组建开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亲自担任教授。八九年五月一日至三日，“中国文化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
纪研究院、香港大学等单位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包**遵**信在会上发言极为激烈，呼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支持学生运动，推翻专制政权。包**遵**信的是次发言被人录音，成为其重要罪状之一。五月四日，不少是次讨论会的学者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大游行。
八九年年初，老包又筹备创办了《太平洋论坛》，中共新闻出版署不可能给他刊号，只好采取在“国内编辑，香港出版”方式。六四之后不久，我在澳门读到七月出版的《太平洋论坛》创刊号。包**遵**信在创刊词中说该刊“力求从深沉的历史文化视角，来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话、写文章，都是代圣贤立言，我们要求大家都讲自己想说的话，都写自己愿写的文章。自由讨论，文责自负，提倡自由活泼而又严肃认真的学风”。总括而言，中国近年来自由主义所基本强调的是言论自由，而没有几位提倡者不曾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太平洋论坛》的创刊号就不会成为终刊号。而身为主编，包**遵**信连刊物也未见上一面便被投入了黑牢。我希望有人能传个信给老包，《太平洋论坛》上市没几天便销售一空，在“文化沙漠”，这当是个“奇迹”。
八九民运急先锋
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老包到我下榻的北京饭店。当时天安门广场处于危急之中，他和严**家**其已联名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兼告李鹏书》，观点十分尖锐，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我和几位香港记者都为他的安全担忧，认为李鹏不会放过他。我说：“老包，你真是胆大包天!几派势力都在利用学生，李鹏也不想学生撤离广场，为的是有足够的理由打击赵派势力，事实上，李鹏已控制了中南海。”老包默然，抽了一支烟才说：“我也预计到了这场民运将以大悲剧结束。民运被镇压后，专制会出现。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点，连声援也不敢表示了。但学生们太单纯、太可爱，他们现在最需要支持，我不支持，谁支持?”我们走到阳台上，默默地望着天安门广场，与早几日那种声势浩大的场面相比，显得冷清多了，甚至连撕人心肺的救护车声也听不见了。我说：“你知道有人已经失踪了吗?”老包叹了一口气：“有几位我知道，不是被共产党抓走，而是自己跑了!”我问他：“你呢?万一...”他给我一支烟：“抽!你看，我的背包里有书、有烟、有牙刷洗脸巾，在什么地方睡觉都可以，当然包括牢房。”我沉默不语，他却叫香港某报的一位女记者：“来，给我们拍一张生死离别照。”
拍完照，他问我：“可以睡你这里么?”我回答得很干脆：“不行!”当时的理由很简单，我每天要为香港某报撰写局势分析文章，需要安全环境，而包**遵**信早就被人盯住了。老包走了，我再也没见到他。今天我倒不自责，但毕竟遗憾，至少失去了一个可以与老包长谈的机会，而我们未曾有过深谈。
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一开始，便全心地表示了支持。他说：“就是在这些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伟大精神的鼓舞之下，知识分子才勇敢地投到运动当中。就算我们站着也要死，躺着也要死，所以我们要站出来。”
当他被问及，五月十五日一批知识分子公然参加游行是否抱着背城借一的心态，希望这样可以迫使政府让步时，他说：“在五月以后，对政府已经很气愤，但是还没有失去希望，我们想用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出来表态。
军管不是很突然的，我们已想到当时可能会军管。”包**遵**信的希望是：“学生不肯让步，政府也不肯让步，矛盾就要激化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上街头，可能会使那些坚持学生是动乱的人改变念头。”但是，事后证明这是个幻想。
包**遵**信与严**家**其共同发起了“五·一六”和“五·一七”声明，“强烈谴责政府的麻木不仁，呼吁建立民主制度。”五月二十五日，戒严下的北京城布满肃杀之气，包**遵**信又与严**家**其联名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如果李鹏要采取暴力镇压，如果李鹏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那么亿万中国人民誓将以鲜血和生命为中国铸造民主。”
五月下旬，当学生之间为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争论不休，各界人士出于种种考虑纷纷劝告学生撤离时，包**遵**信却坚持主张学生不能撤离天安门广场。包**遵**信分析，撤离广场本是个好建议，“但到了五月底却不能撤离，因为政府已经把学生逼到了绝路。这个时候撤便是失败，而且撤了也没用。”他承认，之所以同意同学们较为激进的一些做法，因为他深深地被学生们所感动，也因为他只把自己当做学生之友，而非以学生之师自居，才有这样的态度。
坦率地说，我并不赞同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中很多主张。但他在其间表现出的铮铮风骨，却获得了同学们对他的理解和认同。
不愿去国，甘当囚徒
陆肆惨案之后，我一直打听老包的下落，获得信息倒不少，却只能将信将疑，因为各种传闻往往相互矛盾。现将几种未经证实的传闻辑录如下，读者诸君倘不能明察，就只能等老包出牢之后再行校正了。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包**遵**信曾给一位香港记者题字：“风雨如晦，鸡鸣不己，中华再生，指日可待。”事实上他已预感到大难将至，觉得当局的做法已经是难以理喻，自己的精神颇为紧张，说话也有点不清楚了。大惨案发生前几天，他就没有回家，经常在朋友家过夜，并希望朋友能代为照顾女儿。
关于老包被捕的情况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六四惨案后，老包跑回安徽老家，投奔他那种地的舅舅。那地方是个乞丐、农妇之乡，哪里藏得住这么个大名人!没两天，包**遵**信被五花大绑押回北京。一路上少不得顶撞，也没少挨打，到秦城监狱时，已经皮开肉绽了。
一是说六四之后，老包也曾隐藏起来，但他表示不愿离开中国，所以尽管有人替他安排暂时离去的门路，他拒绝了。后来形势实在紧急了，在朋友们的催促和推赶之下，他到了南方某地。藏了一段时间，他受不了，还是跑回北京，最后就在北京家中被捕。
也有传闻说，包**遵**信被捕后不断被提审，精神压力很大，已经有点支持不过来了，有时出现言语模糊的情况。当他知道同时有其他人被捕时，曾在接受审讯时替其他被当局审讯的人开脱，甚至说当局指责他们的罪状都是由他出主意的，因而自认为替不少人抵了罪。谁知后来当局竟然把他的供词作为鱼饵，试图用来顶证其他被捕人士。包**遵**信知道此事后，精神大受刺激，更曾经试图自杀。
包**遵**信是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释放的“良心囚徒”之一，该组织九零年十月就其健康问题发出呼吁，因传闻包**遵**信患高血压和心脏病，必须每日服药。据悉，国际特赦组织分配不同城市各负责设法营救一个良心犯，而负责专门营救包**遵**信的城市是意大利的BIELLA和德国的ALLEMAGHE。
我知道海外一些民**运组织在声明和游行中，也曾积极要求释放包**遵**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组织或组织的分支机构专责救援包**遵**信。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对自己的战友和先驱比西人对中国人还要薄情，难道包**遵**信这些人便理所当然是中国民主祭坛上的祭品吗?
包**遵**信：中共的“恐宪”病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
在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的进程中，中共作为执政党或许可以充当主导角色，但前提是它必须探究、清理其以往一贯恐惧、仇视宪政民主的历史，即“恐宪病”，不找到那个难于化解的“结”，谈不上真正的“转变”。
⊙ 追随共产国际，与宪政对立
中共的建立固然与“五四”有密切关系，但直接的助产婆却是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是列宁在与第二国际斗争中，反对第二国际议会斗争道路，策动世界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根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理论，第三国际在广大殖民地国家，尤其是俄国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组织，中共就是这个部署中的一环。还在中共成立前，第三国际就派人到中国进行“串联”，作了许多思想与组织的动员。从中共的一大到五大，都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并直接指挥，六大则更干脆搬到莫斯科去召开。当时一些重大决策，如国共合作，都是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决定的，甚至一些非常具体的事，譬如下令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也是第三国际直接指示的，后来却栽到刘少奇头上。按照第三国际的设想，中共一成立就应当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只是一大的那些代表还“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马林语），到中共二大才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从此中共政治上，组织上都要无条件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
和第二国际相比，第三国际最大的特点，是反对议会斗争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中共既然把自己绑到了第三国际的战车上，也就和民主宪政分道扬镳了。这也就不难理解，曾经高喊“德赛两先生”的陈独秀，成为中共创始人之后，也转而批评民主，否定宪政了：“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是大错而特错。”（《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50、67页）当时并非陈氏一人思想转向，而是全社会形成一股时下称之为“左倾”社会思潮，即“以俄为师”、反帝革命。
陈独秀的思想转向，典型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变革，是循着技艺（洋务）——政制（戊戌与辛亥）——思想的路径，政治始终充当了变革的有力杠杆，文化、观念则比实际历史进程总是落后一步，由于“五四”以前两度政治变革的失败，使启蒙思想落到现实层面，倒像不是为新制度作导引，而是给失败了的制度唱挽歌。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孙中山，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就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孙中山，他们并没有否定民主自由的价值内涵，而只是在制度层面将民主自由区分为多数人与少数人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因而在理论上导致否认民主与自由的普世价值，在实践中则强化了民主与自由的工具性与实用性，消解了它的价值伦理意义。
“反帝”的口号，对于饱受列强帝国侵略的中国人，也总给出一种大义凛然的感觉，谁也不能对它说“不”，但中共五十多年来灌输的“反帝”，实际就是反对英美，并且主要是反对以它们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原则，至于维护国家主权，好象没有一件与中共有关，租界的收回、诸多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是四九年以前的事，四九年以后的“壮举”，就是关闭外国在中国办的企业、医院、学校，没收了他们的资产，这样的“反帝”，跟反现代反文明的历史倒退并无区别。
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确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且点明英美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当时胡适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的中国》的文章，说中共二大宣言完全不懂国际交往的游戏规则，根本不符合事实，“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胡适“很诚恳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与其根据这种没有事实的分析去反帝，还不如我们自己“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胡适是以“陈独秀的朋友”的身份提出这一忠告的，然而言之谆谆，听之邈邈，中共朋友哪还听得进去？他们已经上了共产国际的战车，铁了心“以俄为师”，直到后来经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主论》和《论联合政府》的系统论述，就有了完整的“亲俄反西方”理论，不仅是政治信条，而且还法律化了，这样的“一边倒”，后来可笑到苏联已经变“修”，中共依然坚定不移，干脆宣布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
⊙ 农民武装革命道路对宪政的本能排斥
如果光凭某种决定、口号来判定它的性质，最多也只有思想史的意义，在中国“以俄为师”和“反帝革命”不只是口号，它曾指导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因而其影响就远不是思想史所能范围的，必须从它的“革命实践”中来具体考察。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经过列宁主义传入中国，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自然要经过“本地化”的发酵，以民族主义为包装的民粹主义，就成了鼓动农民起来造反，进行武装革命的有力武器。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第33页），李大钊就曾呼吁“在都市里飘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里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青年与农村》）这与后来毛泽东在三十年代的许多话非常相似，正是这种“劳工神圣”、“尊劳主义”的民粹精神，在大革命时期鼓动起农民的造反行动。
按照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大革命的主要阵地不是在北伐战场，而是在广大的农村，北伐军打到哪儿，农民运动就开展到那儿。以湖南为例，北伐军占领湖南以后，农民协会的会员顿时发展到二百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有一千多万人，有不少县几乎全体农民都被组织在农会中，他们抄家、抓人、打人、刑讯逼供、抢夺财产，没有任何程序、任何法律、任何纪律，“一切权力归农会”，一时所谓红色恐怖，弥漫楚湘大地。这一切毛泽东都认为“好得很”，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就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毛的这段语录，五十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都曾熟读过背诵过，却决不会设想它与宪政民主的价值原则及思维方式相距多么遥远！
果不其然，这种反理性反宪政化的运动模式和夺权方法，到了三十年代苏维埃运动中，就在“苏区”被普遍推广开来。所谓“苏区”就是“工农民权的革命独裁”（瞿秋白语），最近读到蔡咏梅女士《湖南农民运动揭开血腥序幕》中列举大量资料，揭露当时江西、福建各个“苏区”诸多非人道的事例，真让人不寒而栗。有一份当年红一军团政治部编的《筹款需知》，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户敲诈绑架，勒索钱财的，那行径与土匪有什么两样？
一般老百姓这样遭殃，那些参了军、入了党的“自己人”，也同样逃脱不了劫难。所谓整肃“AB团”，清查“社会党”，大抓“改组派”，那一串串事件都是惨不忍睹，死伤人数至今也没有个准确的计算，据李锐的估计，不下于八万人（？）。仅一湘鄂西地区，四次“肃反”就死了数万人。贺龙后来回忆说，经过“肃反”，红三军中党员仅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与贺龙四人，“根据地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 反智主义的极至
和这种反人道暴行相联系的，还有对知识的蔑视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不少读书人遭到迫害，著名学者叶德辉就是被农民杀害的。到了三十年代“苏区”，蔑视甚或仇视知识与知识分子，则成了公开的政策。当年边区特委开会，与会人员都要胸前佩戴一个红布条，写明自己的出身。陈正人因为读了两年师范，实际连初中还没毕业，也算知识分子，当选特委书记就炸了锅，“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最后让曾做过印刷工人的谭震林当上了书记。在整“AB团”运动中，“凡是字写得好的人，讲话有条理的人”，都被当作“AB团”给杀掉。半个多世纪以后，康克清曾这样对党史研究者说：“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就有遭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1期）
后来的延安抢救运动，矛头也是知识分子。当时很多知识青年对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了解，有的虽然了解一二却并无好感，单凭一腔爱国热枕，在抗战时期不远千里跋山涉水跑到延安，以为那儿才是报国献身的圣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陕北黄土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抢救运动”或曰“审干运动”，被当作“特务”的人，隔离、禁闭、吊打、刑讯……有的自杀，有的神经失常，有的妻离子散，甚而有的全家自焚……当然，“特务”不只是外来知识分子，本地的也难幸免，绥德师范是陕西东北一个乡村学校，竟然成了“特务窝”，教师、学生有好几串，十五六岁的女孩还成了专职的“特务女性”，最后扩展到小学，许多小学生是也成了“小特务”，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只有六岁（见韦君宜《思痛录》）。
一九四五年曾参加“青委”和“民委”抢救领导的蒋南翔，写过一份《关于抢求运动的意见书》，列举了“青委”抢救运动中的种种问题，“中央青委除非不‘抢’。要‘抢’就得‘石子里榨油’，非硬逼硬斗而犯‘逼供信’的错误不可。”“在边区的抢救运动中，大家几乎把一切正常的业务都停顿下来，在这种紧张的时代，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的保证下，受着片面审判了！”
蒋南翔的观察与分析并不到位。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绝不是什么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中共一贯的传统，四十年代的“抢救运动”，和三十年代的整“AB团”“社会党”，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传统经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以后，就系统化经典化了，所以后来才会有文化大革命。
⊙ 中共参与宪政的历史
在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参与了宪政民主，又该如何解释呢？
长期以来，中共进行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遵循的是一种反宪政民主的文化与行为模式，它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分裂，而又以放弃这种模式为重要条件，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还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报告，强调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是“三位一体”的任务，而争取民主则是“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毛还提出了争取民主的两项目标，一是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体，改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256～257、274～275）。
抗战时期中共参加民主运动，不是某些党员的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部署。在国民参政会的会内会外，在大后方的重庆、昆明、桂林，都有共产党员活跃在各种形式的民主活动中。如果说办刊物、写文章、作讲演，这些带有学术文化性质的活动，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主持其事的话，那么游行集会以及各种类别的宪政促进会，则只能是共产党员唱主角了。为了配合国统区的宪政运动，中共中央还向全党多次下发文件，明确告诉全党：“我们的根本主张，是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因而在宪政运动中，必须争取：①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权利，这是宪政的核心、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②实行真正的普选制度，反对圈定的国大代表；③国民大会应是全权的民意机关，它有权制定宪法，选举国民政府；④新宪法要成为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民权的根本大法，而不是一党专制的装饰。“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宪政，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决不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也还是要实现的。”文件还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宪政，要揭露各种反对宪政反对民主的言行，“并指出袁世凯、曹锟、吴佩孚、均曾因反对宪政而遭致灭亡的事实，指出没有宪政就会亡国的危险”（《六大以来》[上]第1072页）。
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根据国共“双十协定”，于一月十日召开，通过了五项协议，主要内容有：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实行委员会制，委员的一半要由国民党以外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它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宪法草案还规定：
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它由选民直选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它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同时又规定：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省为地方自治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献，今天去读，依然令人兴奋与钦羡！这是一份多么宝贵的遗产，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信口雌黄，用给它扣什么“资产阶级”或“西化”的帽子！
政协的成就是参加政协的所有党派所有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有一种说法认为，政协的成就主要反映了民盟的主张，中共与国民党都不过是被动地举手赞成而已。这样说是不公平的，至少对中共来说不公平。不错，政协通过的协议，与民盟一大颁布的纲领，精神完全吻合；五项协议中最重要的一项宪法草案，也是民盟提出的，它事先征求了中共意见。
中共自己也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这份纲领包括总则、人民权利、中央机构、国民大会、地方自治、军事改革、复员善后、财政经济改革、文化教育改革、国际和平及保侨，共十项内容。它的基本政治取向和价值原则，与宪政民主的精神是一致的。其中关于人民权利一项，包括享有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困、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一切新闻、出版、戏剧、电影及邮政等检查制度；政府机关与军政人员无论是谁，凡有侵犯人民自由的行为都应该给以惩处。公民权利列述这么多这么具体，是中国已有的宪法不能相比的。
1946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说，“这次政协已‘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次政协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2月3日该报又说：“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因此，坚持真理与言行一致，就是我们的基本态度与出发点。五项协议既有中共参加决定，既合于国家与人民的需要，我们就一定全心全意促使其实现。……这里没有任何条件，任何犹豫。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说到做到的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精神和态度，适用于所有的五项协议。”
抗战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实现宪政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可是谁曾料到政协的协议终被抛弃，宪政又成泡影。对此，执政的第一大党国民党自然负主要责任，不过毛泽东也认为，宪政已经过时，中国走不通，不能走也不许走；必须也是唯一可走的路，是人民民主专政，它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难怪当时有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很讲策略，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
中共的既定目标是用暴力推翻国民党统治，当时跟在民盟后面嚷嚷宪政，不过是幌子。三年以后又有一个政协，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得再清楚不过：“那次会议（指四六年政协）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原来在毛的心目中，要打倒的只是国民党，并非“一党专政”。
十年之后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当众教训彭德怀，提到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同蒋介石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与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1～192页）与人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对方，所谓国共合作将是怎样的结局，政协决议最终会流产，不是意料中的事吗？
⊙ 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
然而，如果因为毛泽东的权谋就把所有参加抗战时期宪政民主运动的共产党员的言行，一概说成是一种斗争策略，那也太简单化，与事实相去太远，当时确实有不少共产党人是没有什么权谋的，更不像今天的新贵那么自私。
我一直认为，中共不是铁板一块，思想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不相信它能彻底“无产阶级化”，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空隙可以留存。尽管中共鄙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中共，特别是抗战以后，不少知识分子出于爱国加入了中共。这些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思想上多少还保存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的观念价值，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自由主义者，有的人即便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也未磨灭原来接受的自由民主的观念，甚而有人就是为了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而投身革命的。老作家韦君宜就讲到，她原来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是“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即使在入党以后也“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
但共产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思痛录》第2、3页）这可是一位有着将近六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人的肺腑之言啊！我读后更坚定了一个判断：那些多少还保留着了自由民主信念的人，才是共产党内最可宝贵的健康力量。
但是这些人在党内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进入不了权力的核心层；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比起那些出身工农、党气逼人的“老革命”，“党性”没有那么坚定，可是人情味、“小资情调”却浓烈得多，跟普通人更易接近、更好相处；每当运动来临时，他们大都逃脱不了被整肃的厄运，很多人历经劫难，累累伤痕；从延安到北京，从反右到文革，经过无数次的折腾，他们已经花果飘零，硕彦仅存，但他们是推进中国民主改革的中坚，在中国宪政化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有着难于替代的作用。
一九九五年纪念抗战胜利十周年时，有位老共产党人谈了他反思历史的三点感想：抗战胜利以后，中共如果（一）经济上不选择计划经济，而是走市场经济的路；（二）政治上不走武装斗争的路，而是采用议会斗争的方式，走宪政民主的路；（三）国际关系上不搞“一边倒”，闭关锁国，而是对外开放，保持与世界主流文明的接触与交流，假如当时要是做了这样的选择，今天中国将会是现代民主的富强大国了（大意如此）。我听了以后很感动，因为这位老人对历史的这番反思，要冲破多少思想的藩篱啊！固然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但当下应走的道路却可以从历史的假设中去正确把握。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前的一九四二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的前途有过精辟的论述：
“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的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目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民主自由，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滥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再论世界大势》，转引自《陈独秀最后的十年》第350页）。
当时陈独秀避居四川江津，又重病卧床，既然是“再论”，当然还有“一论”。那篇以《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为题的“一论”，就发表在三月二十一日的《大公报》上，不料竟引起轩然大波，重庆与延安同时都有批判，连托派小团体也哓哓上阵，汉奸、托匪、反革命、老机会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各种罪名铺天盖地。然而陈独秀不为所动，又带病写了“再论”，结果连发表也找不到地方了。就是在这样的遗憾中，他与世长辞。
陈独秀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分析，始终坚守了自由民主的取向，认为中国战后的首要任务，是“努力于自己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发展”；对于国外侵略势力的斗争，不论它是来自轴心国还是非轴心国，“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即使对危及民族生存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尽力反抗”同时，也“不应该拒绝他的文化。”今天，我们不能不敬服这位老人的睿智和透彻！
⊙ 极权主义在中国已经式微
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过程的全球化，中国经过十五年努力终于加入了世贸组织，值得额首称庆。然而全球化并非单纯经济层面的问题，同样也有它政治方面的积极趋势，全球化可以说就是民主化的同义语，既然我们在经济上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就没有理由、实际上也不可能拒绝政治的民主化——宪政民主。
令人费解的是，中共当道诸公一面大讲经济全球化，一面却又坚持政治多极化，以所谓“特殊国情”、“文化传统”、“不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而拒绝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是以人权这一普世价值为核心，以权力制衡为制度架构的基本原则，它的要谛在于强调限权（对政府）和基本权利的保障（对公民），基础则应是法治，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政治模式，中共故意把宪政民主的价值原则消融在具体的制度形式中加以拒绝，是说不通的，若讲政治模式，英国与美国不一样，法国与德国也不一样，哪有什么放诸西方各国都适用的共同模式？它们之间也无法照抄照搬，若说全盘搬抄，中国过去的确曾经照抄照搬过别国的政治模式，那就是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和四十年代以后的无产阶级专政，连名词都照搬，什么“苏维埃”，说起来都诘屈聱牙，现在首创这一模式的苏联早已解体，中国有人却还在坚守它，还竟然用传统文化来包装它，好象它是我们的首创，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今天宪政民主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空中楼阁。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加入世贸，为宪政民主铺垫了社会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导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为限制政府干预私人领域提供了社会前提。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权即将落实，唤起了公民个人的自主自治意识、权利意识和参政意识，普通民众从老百姓到纳税人角色的转换，必然要导致真正的代议制和责任内阁制的政府出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入世贸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加速了利益与价值的多元化，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也正在逐步形成。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已经式微，反对宪政民主已经提不出像样的理论武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极权主义必须改弦更张，宪政民主尽管在中国走了很长的曲折道路，还是最好的选择，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信心和耐心，坚持不懈的努力。
——《民主中国》(2/1/2002 )
包***遵***信：步履艰难的中国民主运动——读《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
历史有时真像一个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特别是当权的执政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的时候。四十年代中国有一场历时数年、波澜迭起的民主运动，据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奇怪的是，一向以给自己评功摆好代替历史研究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对此却三缄其口，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这件事似的。例如，1991年7月出版，为纪念中共成立七十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一本最具“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未提及这件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有权了解这段历史，历史的真相理应公诸于众。这倒不是为了“揭老底”，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着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艰辛历程，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而有助于推进当前的中国民主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觉得1999年9月出版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先声》），值得每个关心中国命运与中国前途的人认真一读。
是庄严的承诺，还是历史的谎言？
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实际是与抗战同时起步的。还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讲了三个问题，即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关于民主和自由，毛提出了两项具体的奋斗目标：
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1]通读这个报告，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毛是把抗日的任务归结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共是扛著“民主和自由”的大旗，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的。毛的这一说法和战略部署，连中共内部都有人不赞成[2]，一般人更难理解。
毛泽东这么说这么做也有他的理由。他说：“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这是1944年6月他对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讲的。《历史的先声》开卷第一篇收录的就是这个讲话的摘录。当时已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在毛看来，中国的头等大事不是发展国民经济，不是稳定后方大局，甚而也不是军事战略部署，而是实现民主，惟有实现民主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前提。“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
毛从抗战前夕就强调为民主与自由而斗争，这时又把民主视为抗战胜利的前提，可见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高举着两面大旗，一面是抗日，一面是民主。四十年代前期，把民主的旗帜举得最高的，口号喊得最起劲，步骤设想得最具体的，就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了。这本《历史的先声》就是最好的说明。
它收录了1940年到1946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社评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讲话文章，总共九十余篇。内容都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诸如民主的目标与原则、公民的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与保障、实现民主的条件与方法等，各方面都有极其精彩的论述。对于健忘的中国人，如果有机会读一读这些文字，那是大有裨益的。
1941年5月，《解放日报》有篇题为“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的社论，摘引了边区施政纲领，以说明边区人民享受到“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并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话，都是兑现的。”[3]那时的边区人民是否享受到了这些权利，我没有考察也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只知道，在当今的中国大地，当年那些美好语言已被革命的风暴吹得无影无踪。《先声》的编者说：“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五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共决战，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是走民主的光明之路，还是走独裁的黑暗之路？”可是，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结束已半个世纪，中国并没有走上民主的光明之路。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中共揭露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种种弊端，差不多全都保留了下来，有的甚至还有了发展。难怪《先声》编者只能这样告诫我们：“让我们一起走过从前，为的是明天一起走向未来。”可是今天呢？我们如何面对今天？联系今天的现实，人们不能不怀疑，当年那些豪言壮语，究竟是“庄严的承诺”，还是历史的谎言？
抗日乎？民主乎？
当然，说它是“承诺”固然无法自圆其说，但要说它就是“谎言”，也未免流于情绪化，重要的是对它进行具体分析。既然毛泽东把实现民主与自由作为抗日的重要任务提出来，那我们就从抗日与民主的关系说起。
毛在抗战一开始时就提出民主与自由，把它们的实现作为抗日的前提与目标，从策略上讲这不能不算是一着险棋，而且还是一个极具机心的谋略。通常，当一个国家遇到外族入侵的非常时期，总要实行全国总动员，结束党争，民主问题则要低调处理，人民甚而还要牺牲某些既得的民主权利，以便政府集中权力，提高决策效率，适应抵抗侵略的战争需要。就在这样的时刻，毛却把民主与自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作抗日时期的主要任务，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觉得这样做太不合时宜。其实，他这么说这么做，是极其高明的，不愧为天才的谋略家。
毛这么提出问题是于典有据的，那就是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论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曾说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应将它变为国内战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后来由于苏联的出现，列宁的这一论断就被公认为无比正确。所谓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的经典公式。像我们这些人，上中学时对它就耳熟能详。毛在抗战初期断定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苏德交战后有改变），是顺理成章的。这时分析形势也只能搬用这个老公式。但他要是照本宣科，大讲什么变抗日战争为国内革命，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不难想象，他一定会成为全国声讨的头号敌人。
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这个公式中的“革命”转换成“民主与自由”，并把它与抗日连在一起，这样他就成了坚持抗日、高举民主大旗的英雄了。这时要讲“革命”，可能吓跑了许多人，也给蒋介石的镇压制造了口实；可是讲民主，讲自由呢？那就大不一样了。尽管有人觉得不合时宜，也无法正面去反对；即便蒋介石国民党也不敢公然说它们不好，因而在中共一波一波的民主攻势面前，会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至于一般民众，苦于被压迫被束缚的处境，民主自由对他们就意味一种得救、一种解放，尽管他们对民主自由并不一定有深切了解，却不妨碍他们对鼓吹民主自由的共产党感恩戴德；就连一些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共产党的盟军。这样，在中共周围就会聚拢一批又一批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群众，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
因此，毛在抗日时期扛起民主的大旗，与其说是为了抗日，还不如说是为了扩大中共的影响、壮大中共的力量，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最有利地位。本来，争取群众，壮大自己，这是政党斗争中的常见现象，别人没有理由对它说三道四。问题是，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已是同一战壕的友军，蒋介石又是中共承认的统帅，在那样一个大敌当前的时刻，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现在却用这种办法对付盟友，岂不是在挖自家人的墙角？所以，称之为包藏机心的谋略不是没有根据的。
问题还不止这些。如果中共真的是为了实现民主与自由，那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虽然不无遗憾，但终究还会为自己能够领受到民主与自由而感到庆幸。岂料事实却让人感到被欺骗被愚弄了。我们也用不着一味抱怨，因为真相虽然是以后才暴露的，问题却早在当初就已潜伏在倡导者的宣传中了。
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对民主的热诚，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一位“民主发烧友”，逮着机会就要说一遍。他把民主问题从党内讲到党外，特别是对那些在延安不多见的中外记者，讲得更起劲。“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4]既然对民主的需要这么广泛，那么抗日呢？该如何处理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呢？这可同样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啊！
对此，毛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只是不象对外讲的那么堂皇、那么稳重、那么严密，而是简单利索。让我们看一看毛与彭德怀之间的一场争论。1943年4月，彭德怀作了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毛在读了彭的谈话记录以后，大为恼火，给彭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5]这是一篇难得的文献。它能让我们较为准确地了解，毛的“民主”理念和他推行的“民主”是否真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民主的价值何在？按照毛的说法，是因为民主可以帮助抗日，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满足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当时抗日是个大题目，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不要脱离抗日来谈民主确有充份的理由，但这只能是就民主实施的范围与次序指出哪些可以实施、哪些应当暂时缓行，绝不能够把民主的作用与价值归结为仅仅是能适应抗日的政治需要，甚而连民主的基本精神也要排斥，将之说成与抗日不兼容，这样的“民主”岂不堕落成为权谋家手中的工具、党派斗争的一种玩物？试想，连反封建都不准提，还会有民主吗？为了抗日的需要，就可以将民主的根本精神都不要，这样的抗日又能成为民族解放的斗争吗？
说到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未能身临其境的当代中国人，不能不感到惭愧，因为对它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太少，至今也找不到一部较为客观、公正的读物来弥补这方面知识的不足。长期以来官方的教科书总是说，那时国民党只是“消极抗战”，甚而是“假抗战”。什么“台儿庄会战”、“昆仑关大捷”、“衡阳保卫战”统统消失了，国民党军队200多位抗日将领都白白牺牲了。我们民族抵抗日寇入侵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竟被一帮御用史家涂毁得面目全非。这是对我们民族公然的贬损、对那些抗日英烈的肆意亵渎。读到这样的历史书，能不感到无限的愤慨！当然，我们同样不能说中共是“假抗日”，不能相信当年国民党指责中共“游而不击”。由于抗战形成的特殊格局，中共既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和蒋介石为全国统帅、将边区政府改为特区政府、把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同时又坚持对边区的绝对控制和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并坚持独立自主的阶级路线，这就无法做到“与中央保持一致”，难免产生许多摩擦，使自己处在不顾大局的地位。这样的摩擦与内斗，用民主的旗帜也是掩盖不了的。
不过，中共喊得最响的还是抗日，民族主义的旗帜举得更高。实际上究竟做得怎么样呢？可以看这样一件事实。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其中竟然有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条约内容就等于表明，苏联公开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暴露了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这当然会遭到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可是一向以发动群众、支持群众为标榜的中共对此却缄口不言，反倒指责那些对苏联抗议的中国人“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冲动表现”。[6]这时，其手中的民族主义大旗没了旗帜，只剩下一根旗杆，用来横扫自己的同胞了。由此可以想见，民族利益与党派利益绝不像中共讲的那样总是完全一致的，以致于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往往要把自己党派的发展壮大置于抗战的使命之上。所谓中共在抗战时期暗中实行的是“一分抗战、两分敷衍、七分扩张”的策略，这至今还未被完全证实，不过，抗战期间中共的党员人数从2万多人发展到120多万，军队也由3万扩大到120多万，此外还有200多万民兵，这都是官史承认的。
笔者无意沈陷于这笔一时无法扯清的烂帐，更不想评判国共两党之间的是非，而只想在此说明，即使在抗战期间民族情绪高涨的时侯把民主纳入民族主义的轨道，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甚至连民主理念的正确阐述也会被民族利益所遮掩。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群体本位，民主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个人本位，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虽然在实际运行中它们并不总是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适当的历史机缘也可以使它们相互促进，民族主义也可能成为推进民主的先导。例如，美国历史上的独立战争即是公认的事实，中国的辛亥革命也多少有这样的作用，但这样的机缘并不常见。在更多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与民主是不容易拉扯到一起的，尤其是在笃信“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那里；指望他们用民族主义来推进民主，岂非缘木求鱼？实实在在的则是，民族主义是他们通向集权的一种手段、一种护符，五十年前的事实与五十年后的教训，说明的就正是这么回事。
“联合政府”真能取代“一党专制”？
五十年后的教训是什么？是中国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却并没有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一党专制”的集权统治，依然是中国人难于摆脱的枷锁。
国民党从它1927年执政以后，推行所谓的“训政”，实际就是“以党治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到了抗战时期，这种“一党专制”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专制。所以，中共在四十年代领导的民主运动中一个最响亮、最动人、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就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它吸引了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早在三十年代初，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明确提出，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但只是到了抗战时期，由于中共的领导与号召，才使这个反对“一党专制”的斗争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和当时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还在抗战一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用“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去代替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这个“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后来逐渐被系统化为体现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一直贯穿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中，是中共奋斗的目标。比起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联合政府”的主张确实相当迷人，它在当时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构成一种挑战，被不少人用作批判独裁统治的思想武器，甚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的行列，“民盟”就是典型。毛泽东说：“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7]那么，这个“联合政府”的主张，或者准确地说毛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否真的就是一种与“一党专政”相对立的“民主政体”呢？
“联合政府”既然是各党派各阶级的联合，那它们各占比例是多少？这个比例是按什么标准确定的？它们彼此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大家平起平坐，都是执政党、执政阶级，还是有主有从、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分？如果不深究这些问题，只是从字面上讲，那么当时作为战时体制的国民参政会就与它非常相似。它由国民党主导，又包括了共产党在内的非执政党，它对政府不但有建议权、询问权、调查权，还有决议权：“政府对内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可见这个国民参政会比时下的政协还要强一些，那时的民主党派还不完全是只花瓶，难怪有的史家肯定它是抗战时期政治民主化的一项重要措施。长期以来我们有种误解，总是以“多数”还是“少数”来区分是否民主，以为多数就一定民主，反之则不能算；既然国民党搞的是“一党专政”，而毛现在要搞一个多党参加的“联合政府”，那自然就算是“民主政体”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个政体是否属于民主政体，其关键不在于是多党执政还是一党执政，而在于执政党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如果是经过议会竞选、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投票支持才最终取得执政地位，这就是现代通行的政党政治。可是，毛所设想的“联合政府”并不是根据这样的民主原则建立的，而是按照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原则有两条动摇不得的规定：其一，必须要由中共领导；其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一个号称“民主政体”的政府，究竟由哪个政党来领导，不是由选民的选票来决定，却由一个参选党的领袖事先规定“必须”由自己来领导，这倒很有中国特色。当然，毛泽东也讲过要有选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选举也未必是“走过场”；但从毛的一贯思想来推断，中共“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其实无须通过选民的历史选择来决定，而是要由武力来夺取，即所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可是毛思想的精髓啊！
当然，经过选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只能说它产生的程序符合民主，并不保证它在实际施政的运作中也符合民主。如果这个政府没有制约、没有监督，同样会滑向专制、走向独裁。所以，当年孙中山把施政步骤设计为“军政”、“训政”与“宪政”，是有相当道理的，只有宪政才可以消解专制独裁的顽症。三十年代初期胡适等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也主张推行“宪政”。可是毛却只对他自己的“联合政府”情有独钟。1939年9月，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形成了抗日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延安也成立了宪政促进会。毛在延安的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讲了话，把“宪政”与“联合政府”捆到了一起，他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8]说宪政就是民主政治，虽然不精确但还没有太离谱；但称宪政是几个阶级联合对反动派专政，那就背离民主政治的本义，而成为共产党人的“专政”说了。幸亏毛在这个宪政前加了限定词，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宪政”；不过，新民主主义与宪政也沾不上边，倒不如叫“新民主主义专政”非常贴题。
毛指斥别人讲宪政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宪政”，但何谓真宪政呢？毛讲的一套也不是呀。宪政的最基本内容是：一、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二、规定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和行施权利的范围；三、用法律而不是用暴力解决公民与公民、政府与政府之间纠纷，因而它是法制不是人治。六、七年前，胡适等人在“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就讲过宪政的这一基本精神。但毛根本就不理睬这一套，他硬把宪政装到“联合政府”的模子里，天马行空地说了一通，要点还在于强调其“新民主主义”性质，因为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确立共产党的领导──“联合政府”中不论有多少个党派参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谁也不许代替它。难怪当时中国有个国民参政会，毛也是中共代表之一，却总是觉得不过瘾，因为那虽名为“参政”，实际上只是屈居末座，离他设想的在“联合政府”中“必须”由他领导的地位还差得远呢。
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占居了领导地位就心满意足了吗？不，单有这一点还不够，这只是组织上保证了党的领导。如果哪个“兄弟党”小夥计不懂事、不知趣，闹起独立性来怎么办？所以还要保证实际执政运作中党的领导，这就必须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本来是共产党自身的党内组织原则，毛却把它搬到政府中来，用心可谓良苦。有了这个“民主集中制”，就不怕“联合政府”中的那些小夥计们闹脾气了，他们再怎么折腾，也跳不出共产党的掌握之中。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联合政府”中的各党派若有政见上的歧异，需经过讨论而最后表决，这当然要少数服从多数；但它同时还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就保证了共产党的最后决定权。共产党的党内制度从来就没有保护少数的权利这一条，更不允许党内存在反对派。“民主”的形式经过运作中这么一“集中”，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集权，因此最终“联合政府”和它所反对的“一党专政”就殊途同归了。
如果说“联合政府”因为有各党派各阶级的参加，形式上还有一层“民主”的油彩；那么，一旦把这层油彩抹去，就显出同是赤裸裸的“一党专制”的本质。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9]话是说得相当动听，可现实究竟如何呢？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在所谓的“联合政府”中，“联合”只是其形式，集权专制才是它实在的内容。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样喜欢专制独裁，这就是毛的政治权术棋高一着的地方。
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
我对“联合政府”的分析是依据相关文献和日后的经验事实，当时的人没有这个条件，不一定能认清“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之间的这一瓜葛。不过，对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会不会和国民党一样搞“一党专政”，当时的人们并非没有担心与疑问。在毛作上述一说明之前，刘少奇就曾针对人们的这一疑虑明白无误地昭告世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10]上引的毛泽东讲话也说明人们普遍有这样的担心，不然毛就用不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政治报告中，郑重其事地作这样的说明。不过毛他只说是暂时（即在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搞“一党专政”，潜台词是将来还是要搞的。所以毛的这个说明，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人们担心的一种确认。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发现那时人们的担心绝非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事实比政治家的宣言更有说服力。当然，我并不是怀疑刘少奇那时讲的不是其真实看法，刘似乎没有毛那么老谋深算。我甚而相信，许多老一辈的共产党人确实不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也不赞成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但历史的诡谲恰恰在于，你以为自己迈步跨进的是民主的门槛，结果却偏偏迈入了专制的黑暗；原来，起步时的方位就错了，这就是至今还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1940年提出的。按照毛的说法，中国抗日时期的民主运动是属于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完成，所以还只能是民主革命；这个民主既不是过了时的英美式的旧民主，也不是苏式社会主义民主（那是中国未来一定要建立的），它只能“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11]
中国的事就是怪。从来未曾实行过民主，甚而不知民主为何物，现在却突然被告知，那已是过了时的旧式民主，绝对要不得；民主运动唯一正确的方向是争取新民主。这个“新民主”与旧民主有什么区别呢？第一，旧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因而是“假民主”，这是它的虚伪性；第二，在旧民主制度下，广大民众享受不到民主，这是它的狭隘性；第三，最重要的还是新民主与旧民主不同的阶级性质，一个是无产阶级民主，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既然如此，那么当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实现之时，就自然是普遍推行真正的民主了。在这个“新民主”的光轮之下，不但无产阶级能够领受到它的光明，就是它领导下的其他阶层也同样可以享受到它的洪福。可惜，我的这番演绎纯是书生之见。实际情况则是，新民主主义并未包容旧民主主义而有所扩展与深化；相反，它完全摈弃了旧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一旦新民主主义确立了，那现代社会的议会制度、司法独立、政党政治、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民主的基本制度，统统被当成资产阶级破烂而扫除一净；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现代人普遍的价值原则，更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从而完全失去了它们的存在空间。
根据毛的论述，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它还要迈向苏式社会主义民主，那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这不就等于明白地告诉人们，新民主主义是通向苏式无产阶级专政之路吗？苏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的模式，这已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事实，用不着再为之饶舌，毛对此也直言不讳；新民主主义实现之日，就是“一党专政”实行之时。所以，指望从新民主主义跨入民主制度的大门，岂不是南辕北辙？我们不赞成毛的结论，但不能不叹服他作为政治领袖的雄辩天才。他能从历史与理论的高度，从世界宏观形势的发展潮流，把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讲得头头是道。不但让许多共产党人心悦诚服，就连那些学贯中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曾有什么异议，是没想到还是有意沉默？只有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脱党成了托派的叶青，写了一篇商榷批评的文章“与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载《抗战与文化》）。我为当时知识界的这种冷漠与麻木感到悲哀。
那时还有一位身居穷乡僻壤的老人，恰恰也是从认识苏联的现实入手，就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讲了一通和毛的观点完全相反的意见，他就是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就在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1940年，陈独秀和托派围绕着如何认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和二次大战展开了一场争论。托派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提出了“保卫苏联”、反对英美“腐朽的民主制度”。陈独秀则认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更为广泛的民主，可是从苏联的实际看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斯大林认为，“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陈独秀指出，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在实施的范围上有广狭不同，并非在实质内容上另有一套什么无产阶级民主。他认为，“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徵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就是从十三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广大民众以鲜血斗争了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标志；可是，“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前语而已”。这就是苏联把民主强行分为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并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实践后果。陈独秀还批驳了托派“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指出“史大林的暴行不是个人心术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独裁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所以，民主制度不确立，即便史大林没有了，换了谁也逃脱不了变成‘专制魔王’”！“[12]陈独秀曾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大师，”五四“高扬的民主大旗就是由他擎起的。可是，不久他又背叛了民主，认为它已过时，只有社会主义有真正的民主，这是1920年的事。经过二十年的曲折历程，特别是苏联肃反的惨痛事实的教训，到了1940年，也就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年，陈独秀却扯去了蒙在民主旗帜上的社会主义花布，让民主之帜以自身的鲜艳色彩飘扬在中国上空。难怪胡适读到了这些文字后感到非常欣喜，说陈独秀又回到了启蒙的位置了。
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言论自由陈独秀在“五四”时期讲过一句话：“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这是对什么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最通俗也是最精到的解释。根据这样的解释，就可以明白：凡是搞以言治罪、进行思想统治的，一定是最黑暗最残暴的专制政权。反对专制集权总是要从争取言论自由开始，保障言论自由则是实现民主所应当最先跨出的一步。
争取言论自由是反对专制统治的重要内容，贯穿在整个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当然也不会例外。《先声》一书收录了不少谈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文章，它们批判了国民党统治的愚民政策，申论言论自由的重要与可行，并且指出，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以，觉悟了的公民应以坚毅不舍的精神去争取言论自由，这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重要的还在于行动；特别是那些新闻从业人员，其职业道德要求他们要发扬威武不屈、秉笔直书的精神，不做懦夫，不做奴才，自觉为自由民主事业献身。书中的许多妙语警言今天读来都会令人怦然心动，真难想象，在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烽火压境的重庆，思想文化界还有这样富于生机、能不时闪现出思想异彩的文字，怎能不让我们这些后辈心仪神往？
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把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作为重要内容是有道理的，它在实际运作上是最可行也是最必要的。首先，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与前提，从此入手最容易扩展民主运动并把它推向深入。其次，现代民主运动的主力是知识精英，以文议政、以言报国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言论自由推进民主运动，有利于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或者毋宁说，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当时争取言论自由的主体。再次，当时国民党虽然在政治上独裁专制，但在思想文化上却保留了有限度的自由空间，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言论自由既有议论空间，也完全是合法斗争，容易取得实际效果。
那时民主运动的主要阵地是报纸，主要发生地则在战时陪都重庆。我们这一代人读过的教科书和“革命文艺”作品往往把那时的重庆描绘成一座特务横行、宪警遍地的黑暗魔窟，白公馆、渣滓洞等政治犯监狱所在地的地名几乎成了刻印在我们脑海中的重庆的象征。我读了《先声》后感到非常惊讶，抗战时期那里竟然有这么多民主自由的呼声，这固然说明重庆的不民主、不自由，但不也同样说明它还有相对的自由、不像我们身处其境统得那么严密专横。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的重庆有不少民办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包括左派办的报刊，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就是中共的机关报（先属南方局领导，后归四川省委领导），一直办到1947年2月国共军队全面开打后才撤离。特别是象《大公报》这份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的报纸，它的出版伴随着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期，前后二十多年里它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报方针，反对思想统制、崇信言论自由，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充份体现了“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特色。所以，与其说言论自由是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的一部份，还不如说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很久以来坚守的使命。
现代媒体为信息传递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条件，可是，如果没有法律上对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保障，那么媒体的作用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变成谎言与诡辩的制造机与扩散器。现代的独裁者是深知媒体的这一特点的，希特勒当年就曾说过：“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解放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引述了这句话，目的是揭露国民党的新闻统治政策，指出国民党“统治舆论，垄断舆论，使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13]这一批评的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也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一切独裁统治者。令人遗憾的是，当年思想那么清醒，如今却这么害怕、仇视言论自由；为了控制舆论、统治思想，出台了一套又一套政策，想出了一种又一种方法，这些政策与方法个个都是违宪的，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什么“坚持主旋律”、“正确的舆论导向”、“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这些意思正是中共当年在重庆义正词严地批评国民党时斥为让人笑掉大牙的，可是，如今这些陈腐观念、笨拙方法竟仍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广播中和报纸、书刊上，不免令人心寒。
当然，也可以说，今天中共采取的这些方针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它在野时早就确定了的，我们如果记性好的话，本不应有意外的。还在1928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就提出，任何报纸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14]虽然向忠发后来成了中共的叛徒，但他提出的这一“工具论”却并未被中共批判，相反却一直是中共新闻事业恪守不渝的信条。中共在当年在重庆这么起劲地谈言论和新闻自由，并不是背弃了自己既定的信条，而是因为身为在野党，用争取言论和新闻自由为武器，可以打击国民党，扩大自己的势力；即使在延安谈这些话题，也是为了面向重庆“打隔山炮”，至于在根据地内部对言论和报纸则另有一套控制办法。如此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本《先声》收录了91篇文献，其中从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找到的只有14篇，其余的主要都是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所刊登的。其实，延安的根据地里并没有充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那里只有党报，并不允许民办报纸存在，而党报上是不让言论自由驰骋的；所以，在那里言论和新闻自由只存在于口号宣示当中，是不可付诸实施的，谁如果不明事理、欲冲破禁忌，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些从北京、上海到延安去的知识人不知深浅，办墙报、写杂文，一时红红火火。不曾想很快延安“整风”运动就降临了，许多人竟因此获罪而遭批判、受审查，王实味最后把性命都搭进去了。难怪储安平当年就这样说过：“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可谓洞若观火、一针见血。
内战既起，民主泡汤1945年日本投降后，结束内战、和平建国成了举国上下的一致呼声，国共两党难以公开违拗，国际上苏美英等盟国也都要求中国能和平统一、不再内战，当时，中国的民主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时机。但最终内战还是打起来了，内战既起，民主自然也就“泡汤”。究竟是谁挑起内战的？国共两方各有说词，其真相对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并不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那场民主运动中，虽然参加者众，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成了实际上的主力，但中共却一直处于运动的领导地位，它的策略方针影响着整个运动的走向与成败；更重要的是，内战后中共独领政权，因此对中国民主化的迟滞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何况今后中国民主化的迟早、成败更是与中共的方针政策直接相关。
回顾抗战后的历史，如果那时中共放弃了武装革命，把与国民党的斗争从战场转移到会场、走议会斗争的道路，那今天将会怎样？别的不敢说，至少后来的中国就不会有“反右”，不会有文革浩劫，更不会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处在中共当年严厉批评过的一党独裁的集权专制，而民主对中国人来说也不至于始终还是理想中的美景。何况，当时中共若放弃武装斗争、选择走议会斗争的道路，不但有机会，而且也有社会基础。
抗战胜利后，无论是沦陷区还是大后方的普通民众，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毛泽东自己就在党内会议上讲过：“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之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了八年，再打，怎么得了。”[15]可见，毛当时完全了解民声舆情，至于他为何不愿采纳顺应，则待下文分析。那时自由知识分子中不少人也曾直接向毛提出了善意的忠告。当时还在美国的胡适考虑再三后给毛发了一封电报，希望“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另一位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在他主编的《客观》杂志上更是就这一问题反复陈述：“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究竟是走的宪政的的路线或是革命的路线？易言之，经由军事的途径抑或经由政治的途径？……共产党应当努力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主张军队国家化，由种种合法的秩序来限制军队为国民党所利用，提高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才是根本的做法。”[16]那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摇动了和平统一的风幡。1945年8月14日和20日，蒋介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报，邀请他到重庆共商国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希望毛能）惠然一行，共定大计。”此即史上有名的重庆谈判的契端。然而，毛收到这两封电报后根本就不打算去重庆。他一面与国民政府敷衍，一面抓紧时间调兵遣将，以便扩大地盘、壮大实力。8月10日和11日，毛以朱总司令的名义先后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了7道命令，要他们向其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牒，限这些日、伪军投降缴械，宣布日、伪军占领的城镇要塞由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军事管制。此时在中国战区的盟国还未及商定受降办法，毛下达这些急如星火的内部命令时也不向当时中共承认的合法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请示，完全不考虑政治和法律程序上的合法性，只是为了抢地盘、独家接收受降军队的武器，其军事上的意图和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1945年8月20日这一天中发生了好几件非常重要的事。该日毛收到了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的第三封电报，蒋再次盛情相约，并告之已备好飞机拟飞延安迎接。同日毛则决定从华北各根据地抽调9个团，连同原在热河的几个团，限期开赴东北，同时一日数电华中局，要他们火速发动宁、沪、津、唐等城市的起义，以配合八路军占领这些城市。[17]就在毛正忙于下达武装抢占东北地区以及华北、华东大城市的部署时，斯大林给毛发来一封电报，明确提出要毛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到重庆去进行和平谈判，说中国如果发生内战将是民族的灾难，中共应放弃武装斗争，走议会斗争的路。毛接到这份电报后，尽管非常反感，十二万分不情愿，但那时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斯大林的话就是“圣旨”，中共是不敢不听的。
于是，经过国民政府的三请四邀后，毛终于在8月28日到了重庆。国共双方经过40多天的谈判后签定了《双十协议》。《协议》明确宣布：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到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但在”解放区民主政权“和”中共军队“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并未达成协议，有待继续谈判。[18]《双十协议》的签字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各界代表、许多团体都纷纷发表声明，欢呼《协议》，期盼和平统一的局面早日来临。
当时，中共内部也存在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这被时下的党史忽略或掩盖了），所谓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就是个典型事例。1945年11月，毛因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这一时期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经谈判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日中共中央以毛的名义发表了向全国全军的通告，要求“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2月1日在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郑重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即将参加政府，……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命令”。可是，毛后来恢复主持工作后反对这个关于走向“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方针，于是此政策就无疾而终了。
《双十协议》规划出的宏伟壮丽的民主画图最终还是被撕碎了，留给历史的只是一段扯不清的公案。今天看来，《协议》未能兑现，国共双方都有责任，而国民党的责任是主要的。因为，国民党处在执政地位却没有容纳异己的雅量，更没有善待异己的正确策略，总是依靠挤压异己的生存空间、武力镇压、特务暗算、舆论统治等法西斯手段。结果民主运动固然被打杀了，国民党自己也被从大陆上赶跑了。这倒真正应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凡是镇压人民的绝没有好下场！而毛泽东则太迷恋暴力，太钟情于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所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了他无法超脱的宿命。时下的中共党史往往把重庆谈判说成是蒋介石的“骗局”，而毛泽东则被描绘成“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去真诚地谋求和平”。他在重庆谈判前后紧罗密鼓地秘密布置从南到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这是为了谋求和平吗？如此官史岂有可信度。当然，今天若后悔中共当年没有走上议会斗争的路已无实际意义。不过，对毛崇尚暴力、倾心斗争的“革命”癖性，毛后的中共领导人、乃至我们整个民族是否应有切实的反省？我以为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民主化的厄运：拒斥主流文明
中国的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滞阻不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共对世界的主流文明实际上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针。所谓的世界主流文明，就是指以英美政治观念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如此说法并非“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这正是半个世纪多以前的在野党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先声》一书中发表的论述英美自由与民主的文字就有13篇之多，读一读它们倒是很令人神往的。《新华日报》的一篇题为“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的社论说：“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正义人类地位来说，我们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19]这篇社论不是已经明白无误地宣布，英美的自由民主精神是世界潮流，中国一定要汇入这一潮流吗？
和以后的仇美辱美倾向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和《新华日报》对美国以及美国的民主赞颂备至。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罗斯福都被戴上了“民主战士”的桂冠，哈密尔顿、霍布金、潘恩……被称为杰出的思想家，认为他们贡献给人类的是“真实的民主精神”，他们也都是“真正的民主战士”。[20]一点不错，这些人确是“民主战士”，他们为人类也确实贡献了民主精神，只是对他们的这些夸赞出现在中共的文献中，总让人感到是个异数。这可不是《新华日报》的自作聪明，报社是党的喉舌，秉承的是毛泽东的旨意。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和英美的参战，毛对英美“帝国主义”的论断开始有了变化，甚而断言“资本主义时代过去了”。这种变化到了1944年飙升到了顶点，这年7月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毛曾发表文章说，这“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称罗斯福总统是“英明的领导者”，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最亲密的朋友”。[21]他还对这些美国“战友们”说，中国人“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希望“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22]那时，中共甚至认为，美国民主不单是对美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普遍意义。《新华日报》在一篇庆祝美国国庆的社论中指出：“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独立战争和黑奴解放的战争中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也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以罗斯福、华莱士（时任美国副总统））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如果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的主要事业是确立民主的美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今天的美国虽然是在国内仍然需要进行极严重的斗争，这些斗争却是和国际的斗争不可须臾分离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23]这不啻是说，美国有义务也有责任领导世界潮流，奔向民主的目标。
最耐人寻味的还是毛对《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的一席话。毛说：“中共‘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中共在政治上‘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奇怪，既不打算实现共产主义，也不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还是共产党吗？难怪福尔曼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毛的回答则是，共产党这个名字只是沿袭过去，“充份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24]读者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毛泽东背弃了共产主义信念、投入了民主主义的怀抱。有人把毛在这段时间里与美国的“热乎”称之为“政治蜜月”，既是“蜜月”，就有结束的时候。果不其然，不到一年毛的态度就有了180度的转变。1945年5月底，在中共的“七大”上，毛又强调，苏联才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世界上的“领袖”，美国已出现了危机，“美国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25]，并且断言美国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半殖民地”。这时的毛批判美国时还半遮半掩、留有余地，再过一年则完全与美国决绝了，那就是他提出了有名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称美国已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不可救药的反动派了。此时的中共又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壁垒森严、划然两分了。
抗战胜利后毛与美国交恶的具体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的，苏联在其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二战以后由于美国政府做了错误的选择，才把毛与中共推到了反美的立场。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的隔绝，责任统统在美国。这样的论断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了，毛曾明确地向世界宣布过，中共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并且武断地说什么“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从毛的信念与中共的历史来看，选择倒向苏联也是非常自然的。问题在于，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倒向苏联后，由此就依照自己党派的原则断然阻塞了中国人奔向自由民主的通道，使中国与世界的主流文明对立起来。目前中国的当权集团在经济和技术都强调要与国际接轨，加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可是政治上却疏离、对抗主流文明，甚而挑战主流文明，这种不协调源于毛当年为中共做的选择。现在的中国在经济与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与“五四”时期相比，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政治上呢，民主呢？毛泽东50多年前的那个论断依然有效：“中国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更糟糕的是，现在甚至从这样的认知大踏步倒退了，居然宣布要让现行的僵化政治制度“永葆青春”。这不是从“五四”倒退到了洋务运动时代吗？“人惟求新，器惟求旧”，这恰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保守哲学、倒退哲学不破除，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又如何能矗立于世界文明之列？
近年来国内有一种说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我一直不清楚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自信？自大？还是自狂？不论它属于哪一种，都让我感到不寒而栗。这使我想起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调查中的提问是，二十一世纪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回答是：国际恐怖主义（占32%），国际犯罪和贩毒组织（占26%），种族仇恨（占15%），第四位就是中国，位居民族国家之首（占13%），其次是俄罗斯（4%）和朝鲜（1%）。[26]我希望这反映的是美国人的偏见或无知，不过希望终究代替不了历史的趋势。如果中国要坚守现在的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那确是未来世界上可怕的事啊！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6、257页。
[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72页。
[3]《历史的先声》，第252页。
[4]出处同上，第3、5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6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33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06页。
[8]《历史的先声》，第275页。
[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
[10]《历史的先声》，第292页。
[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参见《历史的先声》，第284至286页。
[12]《陈独秀书信集》，第489至507页。
[13]《历史的先声》，第173页。
[14]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下册）》。
[15]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
[16]《储安平文集（下册）》，第23页。
[17]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18]参见《重庆谈判纪实》一书。
[19]《历史的先声》，第123页。
[20]出处同上，第109至110页。
[21]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22]《历史的先声》，第101至107页。
[23]《历史的先声》，第130页。
[24]《历史的先声》，第285至286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83页。
[26]《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
——《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
posted by 王宁 at 3:08: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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