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勾起的读书记忆

Jerome David "J. D." Salinger塞林格（1919-2010） （其实发音应作“赛林杰尔”）去世。

我只读过他的成名作《Catcher in Rye麦田守望者》（海外大概译作《麦田捕手》），读过两遍。那还是二十年前上大学，一次是施咸荣的汉译本，大概是从图书馆借的，后来从外文书店买到原文“官方盗印本”又读了一遍，原文浅白流畅、口语地道、充满所谓“脏话”（其实现在看也脏不到哪里去），连当时英文更劣的我也能读懂个大概（唔，从中我学会了虚伪的英文字：phony），何况还有中文版打过底。这之后从没读过也没买过，曾在原文书店见过此书原版，有过重买的冲动，看看价格太贵装帧简陋，觉得不值，又扔下了。

记得当时读完之后“感觉”很激动，还写了篇读后感（如今这些陈年旧账早随一批藏书不知散失到哪儿去，包括那本英文盗版，此刻连余痛也渐渐殆尽了）。最喜爱书中被称作“老菲比”的主人公的小妹妹。虽然这个小妹妹直到现在想起来仍是觉得可爱，孩童总是可爱的嘛，但那之后没多久面对自我的时候，很怀疑我是否真的有那么感动，也许那是理智受了自我心理暗示认为应该感动而产生的错觉。

这在年轻时阅读特别是读名著名家时经常发生，所谓“矫情”。这样的感动误会还发生在诸如读张承志的《金牧场》等书的时候，读的时候以为自己很感动，睡一觉起来又觉得全部不是真的，昨夜的感情那么苍白遥远，更像是虚伪，作者的浮躁虚骄激起我内心的虚骄，而我内心的虚骄更为单薄渺茫，所以很快就穿了就破了。

这个毛病年纪大了会轻一点，一是心理素质增强拒绝意识里的虚伪做作太甚，二是已经无奈承认自己实际没那么好的文学鉴赏天赋以及热烈敏感而持久的感情，死了心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反而，若干年后岁数渐长，会被一些不起眼的小文章小电影（不是那种小电影噢）所感动，莫名其妙流起泪来，当然这种感情是真的却不一定是对的，比如看到一大堆人上街抗争喊口号或者孤独的人受了冤屈之后无数普通人出来支持等等场面，也常有想流泪的冲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很容易受到大众的影响，不太健康，是劣根性，但没有办法，这是真的感情，一时半会去不掉，也只能这么着先。

我想有类似体验的应该还包括80年代那些比我年长或相当的文学青年，那时候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学作品已经超越了苏俄文学成了新一代的精神食粮，大家都希望反叛或者叫思想解放，至于反叛什么、解放什么，大家都不甚了了，至少我是个糊涂蛋。所以《麦田守望者》在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里大概成了一种象征，一种矫情的象征，虚荣的象征，类似今天偶像之类的东西。当然那时所谓的偶像还欠缺被人利用来发财的环境和头脑。但今天那些过了青春期早已成熟作了社会主流的昔日文学青年们，在苛责所谓“80后90后”们的虚荣和反叛时，大概忘了年轻时自己也曾一样的虚骄迷惘和躁动，只是那时的自己稍微傻（或者叫纯真也可以叫土包子）了一点点。

其实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发生共鸣都是有些时间错位的，比如说迈克尔杰克逊。《麦田》也不例外，作家二战结束就已经发表作品了，50年代初此书甫一出版就引起轰动，被青少年崇拜，因为反叛也是那时美国青少年20后30后们的主题之一。而八十年代的我们则是经历过共产劫难高峰之后，刚透了一个通风口，广大正太和萝莉以及装嫩的被耽误了青春的大龄正太和萝莉们，正渐渐地从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的迷梦里醒过来，能不共鸣吗？从这点来说，虽时间差了几十年，大洋两岸的青年们也有情感相通之处。当然环境很重要，据说这本书早在文革前就被翻译过来了，属于黄皮书会皮书之类，只有党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才有机会被毒害，他们当中反叛最出格的就是“X社”那帮人了，他们的结局很悲惨：蹲监狱、劳改、被跳楼自杀。

塞林格在美国也错位，他由作家变为传奇作家最后变为传奇，除了引起轰动的这部《麦田守望者》，还因为他早早就封闭隐居的生活，人们都好奇这个潮流偶像是怎么玩的，“番死”们甚至天天拿望远镜窥探他的生活，这哪是作家完全是明星的作派，值得中国的小四小五们好好学学。他作品不多，而且其他作品完全被掩盖在这部神话般《麦田》的光辉之下，只是每次介绍他的时候都提一下，非常例牌。就像我们跑去川菜馆慕名去吃水煮鱼，点菜时老板照例会说一句我们也有粤菜哦，完全不受重视，几乎没有人想去尝尝。

但大家都估计错了，塞林格真的是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时间飞逝，虽然《麦田》仍然是美国中学指定的经典课外读物，但下一代已经渐渐对塞哥的形象模糊起来，真的成了传说。那些闲得蛋疼跑去“装”（借用粤字）老塞取牛奶取报纸甚至人家冲凉（这是我想象的，庄园那么大，应该望不到浴室吧）的“番死”们也渐渐散了。如今彻底了结、随风而去，只剩下我们这些矫情的无聊人拿老头最后意淫消费一次。我好奇的是，他在书里曾经提到过对东方的赞赏，不知他的隐居生活方式是不是也受到庄子想法的影响呢？要知道，我可是庄子（注意，不是装孙子）的“番死”噢。

其实，塞林格之死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我真没什么特别的感触，《麦田守望者》是部好小说，对它我也有过美好的回忆，但真的没有特别感动过。我只是有所联想而已。看那么多人在谈论这个人这本书，我差点将这篇文章给夭折了，还好现在脸皮够厚。

（转）周筱赟：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

（转自侯兄余以为的日志）

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


文/周筱赟

核心提示：
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相比较，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比广州至少要落后一百年！思想舆论上，上海的严厉管控，让上海已经失去活力。
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开始，上海进入世博会时间，好像现在上海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世博会的举行而存在似的。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稳定不和谐，不顾大局，乃至反动、颠覆。
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完全不同。广州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的几乎所有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抨击亚运工程对广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甚至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比如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就痛批部分亚运工程扰民。媒体还频繁使用一个词“被亚运”。
而在上海，怎么可能有人敢公开说世博会工程是“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即使有人敢这么说，也不可能有上海任何媒体报道，而敢到公开场合散发这类传单的人，当然至少是治安拘留，搞不好就是判刑，要去吃牢饭的。


昨天（1月21日），是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CCTV的新闻频道，从《新闻联播》到《焦点访谈》，再到《共同关注》，连篇累牍的宣扬上海世博会的重大意义，以及领导如何重视，上海的普通市民又是如何支持世博会，等等。乃至说到世博会工程的拆迁，一个老太太出来说如何支持拆迁，对于祸害中国的拆迁恶政还做如此表态，一看不是花钱雇来的五毛，就是被洗脑了。

这年头，发自内心拥护政府一切作为的人一点不少见。这样的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震区，就碰到过。当时我们记者揭露了一系列震区的负面情况，我那天刚走进一处板房区，就被一老头厉声喝住，要查我的证件。说现在有些记者过来是别有用心，只说政府的坏话，政府对我们是相当好的，给灾民发的物资都发了。而我当时就拿到确凿的证词，多个偏僻地区的群众，至少是我遇到的多人，根本没拿到国家规定的物资和补助。这个老头，最多说自己拿到就行了，凭什么其他灾民就由他来“被代表”？还有一些年纪轻轻的小孩子，也成了脑残愤青，我的一位记者朋友，说他在地震后去汶川漩口中学，一位老师和他聊了很多情况，谈及学校师生的死伤情况，谈到救灾过程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等等。然后，让我的这位记者朋友非常惊讶的是，这位老师班上的一个学生，大概15岁左右（初二），事后对记者说：“刚才我们老师和你说的，你不能写到报道里去。”我的记者朋友问他为什么，他严肃地说：“你把这些负面写出来，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攻击我们政府的。” 当时余秋雨大尸的著名博文《含泪劝告上访灾民》还没发表，没想到这位中学生和“余含泪”心灵这么相通，真是有前途。我也去过漩口中学，所幸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学生。

这些人，都是“被代表”太久了，做惯了奴隶，如果突然不让做奴隶了，反而不适应了，争着抢着向上面表白还想继续做奴隶。这个在社会学上叫做“斯德哥尔摩情结”。他们完全不明白，政府作为由广大纳税人所供养的机构，本来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完善，本来就是应该由公众来监督、批评。可能这些脑残会说，这套说法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那套。这些人，看来平常真是不爱学习。早在200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胡总就提出要完善对行政权的监督机制。17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开始，上海进入世博会时间，好像现在上海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世博会的举行而存在似的。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稳定不和谐，不顾大局，乃至反动、颠覆。上海最近有人搞了首搞笑的摇滚乐《上海不欢迎你》，其中说：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可是我们身上都没有人民币。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来相聚。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我们没有文化也没有人民币。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都来勃起。”

我觉得只是戏谑了一下而已，根本没啥大不了的，但是据凤凰卫视报道，作者竟然就被公安部门请去喝咖啡了。

上海世博会是今年5月到10月，接下来的11月，就是广州亚运会。其实此前的2009年9月，类似于《上海不欢迎你》，广州也有人用《北京欢迎你》的曲子，恶搞了一首《广州欢迎你》：

我家路面常打开，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五十米就停
内环路和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我至今也没听说作者被有关部门叫去喝咖啡。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广州的各大媒体，肯定要连篇累牍的报道了。本来嘛，让老百姓发发牢骚而已，如果这也不行，非得等到酿成恶性群体事件啊？

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完全不同，《上海不欢迎你》我没有见到任何上海媒体报道，连作者被公安机关请去，也是凤凰卫视报道的，上海媒体就当这事不存在，而《广州欢迎你》，广州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了。广州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的几乎所有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抨击亚运工程对广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媒体还频繁使用一个词“被亚运”。这在上海，怎么可能想象上海的媒体胆敢批评世博会呢？

我觉得最能反映上海市政府的愚蠢可笑和不自信到极点的是，去年11月，上海嘉定的世博论坛请韩寒去做演讲，结果韩寒一上台就说，他“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正好和世博会宣扬的恶心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反，还说：“期望世博早日的开幕，如果是城市让生活更痛苦的话，我就希望它早日的闭幕。”结果全场哗然，据说本来正在直播的电视信号也被立即切断。

其实韩寒的讲演，只是讲了油价上涨、房价高企、卖地财政、拆迁等等，我有一天和韩寒在电话里说，这在广州根本尺度上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不明白，上海的官员怎么胆小到这种程度？既然想请一个名人来为世博会讲好话，为啥要请韩寒呢？韩寒怎么可能按照你们的规定来吹捧世博呢？我估计就是主事的官员，只知道韩寒是个名人，却不知道他是写什么的名人，从来没看过他的任何文章。上海的官员就是这么愚蠢。

我在上海待了七年，对于上海这一套太知道了。我早就说过，上海从来没有媒体，只有宣传。我举一个例子，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个朋友在告诉我，2006年，中央派人调查陈两鱼，市委宣传部把上海所有媒体老总都叫去，说：党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现在看你们是否站在两鱼书记这边了！在场的媒体老总当然立即表态坚决支持两鱼书记。结果，没过一个月，陈两鱼就被双规了，市委宣传部又把上海所有媒体老总都叫去，说：党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现在看你们是否拥护中央的决定了！在场的媒体老总当然立即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这个样子，还能指望上海的媒体说什么真话呢？上海的媒体，说假话、空话、套话是常态，说真话反而是异数了。上海也就只有《东方早报》的报道和评论还不错。但我知道，上海普通市民是不喜欢看《东方早报》的，他们最喜欢看时尚、消费、娱乐、吃喝等话题。

广州的媒体，成天就在揭露亚运工程是扰民工程。甚至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比如1月20日，广州各媒体都报道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痛批部分亚运工程扰民，苏泽群说：“我可以用三个‘一塌糊涂’来总结（部分亚运整治工程），一是管理漏洞，工地不文明不节俭；二是监管漏洞很多，比如不负责任、不到位、不得力；三是道路整治工程漏洞很多：挖出的泥随意堆在路边的，这些报纸都有批评。”

苏泽群还暗示这些亚运整治工程背后有官商勾结：“我现在拿着昨天的建筑企业诚信综合排名表，发现前100名的企业没几家是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多数是500或600名排名的企业在做人居整治工程。香港要有良好记录的企业才能承接政府工程，现在承接亚运整治工程的都是几百名后的企业。”

苏泽群还说：随着去年整治工程开始后，媒体开始报道一些工程存在扰民的现象，“这让我就没有什么好心情，天天打开报纸就是批评。”这就说明了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的完全不同之处。广州是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逼着市长不得不出来表态，而上海，媒体自然是一致拥护一片赞歌，连世博会的拆迁，也是要被赞美的。

1月22日，广州各媒体大篇幅报道，在1月21日于广州人民广场举行的亚运整治工程咨询会上，一位市民在广州人民广场上戴墨镜口罩、背后挂着投诉标语“救救广州吧”，逢人就散发自印的传单，口中不停高声喊道：“亚运改造也不能这么浪费，有钱不如用来控制房价上涨。”他说：“广州为迎亚运会开展的穿衣戴帽工程，有很多都富有建设性，但也有很多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在广场上接访的广州市建委主任简文豪对他的当面监督表示感谢，并当众将手机号码留给他，承诺有投诉一定认真处理。第二天的消息，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广州现在各大道的原来好好的花基石和路沿石不再强行更换，光这一项，就可以节省材料费用5000万元。

而在上海，怎么可能有人敢公开说世博会工程是“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即使有人敢这么说，也不可能有上海任何媒体报道，而敢到公开场合散发这类传单的人，当然至少是治安拘留，搞不好就是判刑，要去吃牢饭的。

在亚运整治工程咨询会上，还有市民投诉亚运整治工程搭好脚手架后疏于管理，让窃贼轻易破门得手，失窃了近4万元，向警方报案后又向施工方索赔无果。闻听此言，广州市建委主任简文豪当场向两位老人作揖，一边派工作人员开车送他们回家并向派出所了解案情进展。最终通过市建委的协调，施工队已经答应赔付失窃金额的6成。

这即使是作秀，也比上海光要面子工程，不顾市民死活好多了。否则，上海也不会出杨＋事件了。

前段时间，有个民间组织根据《信息公开条例》，向多个地方政府要求公开当地政府财政预算，结果广州市就在网上公布了预算，此后经过很多网友的研究，发现了很多问题。虽然政府部门的解释多有点牵强，但这种公开的姿态还是值得赞赏的。而上海市政府，则断然拒绝公布，拒绝的理由竟然是称“涉及国家机密”。

我又想起，当年上海开建磁悬浮，导致沿线市民到市政府门口散步反对，后来就没下文了，我估计以上海市官方的强势，想建就建。那个潘蓉用燃烧瓶和上海的拆迁队对抗，还不是照样被拆迁了嘛。而广州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起大批当地居民反对，广州各媒体均一致反对，并挖出猛料，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广日集团的副总吕志平，就是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的弟弟。媒体还采访了吕志毅，把吕志毅语无伦次的窘态都报道出来。对于现任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如此揭露，在上海，媒体怎么可能揭露在任的高官呢？此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被叫停。

我觉得，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相比较，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比广州至少要落后一百年！思想舆论上，上海的严厉管控，让上海已经失去活力。

雷颐先生写过一篇《百年前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他说梁启超在1902年创作了专谈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中竟然预言了“上海世博会”。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南京，庆祝中国维新50周年，一时“好不匆忙，好不热闹”：“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

也就是说，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不仅展示各种产品、各种商务活动，而是“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是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交流的公共空间。而现在看来，还有 100天就要开幕的世博会与此相距甚远。北京奥云会时，还设立了一个示威区，尽管后来宣布申请的几例全部没被批准，而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干脆是宣布根本没考虑过设立示威区。

身体不适，1月21日晚、1月23日晚至24日凌晨陆续写成

1月购书单

少但不便宜。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6）（注：这本也属于失书重购，不过二十来年前买的那本是官方盗印版）

We by Yevgeny Zamyatin (translated by Clarence Brown,Penguin Books 1993）（注：此书的发现应属惊喜）

A Most Wanted Man by John le Carré （published by Hodder & Stooughton in 2009）

（转）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转自不锈钢老鼠）

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监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 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这些宏观方面的进步，也能从我被捕以来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 ”。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着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转）韩寒：我只是在猜想

按：本来没想转，但在googlereader读后才知道原帖已经被新浪删除，这时我来兴趣了。感谢web2.0，可以在原帖被删之后还可以读到，只是不知道离韩寒所预言的变成web0.3还要多久。

（以下正文）

韩寒：我只是在猜想

2010年 中国开展互联网整治活动，活动口号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2010年 相关部门扩大屏蔽词词库，汉字“档”和英文字母“D”在大陆消失。当当网和豆瓣网被迫改名为肮肮网和藕瓣网。

2010年6月 政府启动“保护儿童”项目，儿童节被提到和国庆节相同的位置，并且宣布，严格限制一切不利于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资讯。同时，上海世博会提出“世博会，世博会，捉奸在床一万对”的口号，线上线下同时启动扫黄项目，政府明确表示，一切和黄色有关的东西，都将被屏蔽，黄色代表色情和封建。小学生们都被发动了起来，纷纷走上街头，表示不放过一切黄色的东西。

2010年7月 小学生爱国委员会发现，因为五星红旗上的5个五角星为黄色，不符合时代的进步思想。该提议经过研究，相关部门决定将五个五角星改为红色。

2010年8月 政府发现，将五角星改为红色以后，和国旗原背景色一样，导致分辨困难，经过小学生代表的提议，国旗上五角星被改为绿色，代表着绿领巾和绿霸。

2010年 根据小学生爱护委员会和小学生代表的提议，政府收紧图片审查标准，并提出“激凸等于露点”的战略指导思想。

2010年 所有论坛的版主被收编为公务员。

2010年 政府推出全新网络长城，该长城系统汇聚了无数中国各行各业专家的智慧，他们在一个军事基地中集中工作，他们工作的卫星照片一度被海内外误读为中国在制造航母。

2011年1月 政府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拨款1000亿用于网络评论员，网络评论员的薪水由每条五毛涨为每条一元，2011年的目标是有1000亿条正面评论，坚守在评论征地的五毛党们黯然落泪，苦撑多年，被骂无数，终于等来了大部队。从此，在各大互联网评论中，网评员和正常人类的比例达到5比5。

2011年 GOOGLE，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网站宣布重返中国并开放注册。

同时 所有上述网站在美国宣布并未在中国开展任何业务。

马上 这条消息被全新长城系统屏蔽，在国内无人知晓。

2011年 在上述网站注册的用户被长城系统追踪，他们的电脑被锁定，综合类网站只能打开人民网，新华网，论坛类网站只能打开强国论坛和铁血论坛，视频类网站只能打开央视一套。经过系统重装，都不能破解锁定。

2011年 电脑涨价一倍，出现卖电脑的黄牛。但用户买回新电脑以后发现还是只能打开上述规定网站。

2011年 房地产涨价一倍，在房地产交易网上，房源必须标明是上网房和限网房。

2011年 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被改名为男方都市报和男方周末，被重新转型为婚姻介绍类报纸。同时，网评员和正常人类的比例达到9比1。

2011年 某市领导被人肉搜索。

2011年 互联网第二轮整治，所有搜索网站被关闭，各大门户网站和报纸发表“搜索，让我们变成懒人”、“网络搜索严重影响小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等文章，领导们表示，我们从来不用网络搜索，也到了今天的地位，说明网络搜索百害而无一利。

2011年 百度被百事收购，成为饮料官方网站。

2012年 新浪网曝光某村领导收受贿赂500元，该新闻被评为2012中国年度新闻，该新闻点击量达到5000亿，很多人反复点击，经过删除后留言量高达一百万条，很多人认为，这是舆论监督重新开始的一个新起点。但是网络投票中，九成网友认为该新闻不应该发表，因为破坏了社会的稳定，甚至可能导致民族的分裂。

2012年 新浪网被小学生举报搜索到有人激凸。新浪网被停业整治。

2013年 所有论坛停止注册和发帖功能，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联接收互联网，成为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互联网从WEB 3.0退回到WEB 0.3，网络模式改为只能浏览资讯，不能发帖。

2013年 小学生健康成长委员会举报新浪网又出现激凸。

2014年 新浪被激浪收购，成为饮料官方网站。

2014年 小学生健康成长委员会举报，有人在QQ上向他们发送露点照片，导致该学生看到以后上街强奸了数十人。

2014年 QQ，MSN等聊天工具被禁止，个人博克和微博被禁止，但是屡屡有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上传一些私人的想法和信息。政府非常头疼。

2015年 政府部门将网络全部切断，并统一推出上网专用电脑，只有用该电脑才能上网，没有键盘的接口，只给你一个鼠标。改专项整治活动的口号为“只给你丫一鼠标，看你还能怎么着”。

2016年 　中国网民下降到100万，所有网站合并为一个网站，输入任何网址都将链接入该网站。该网址更新内容以当天人民日报为准。同年，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消失，直接导致近500万互联网相关产业从业人员失业，除了因电子邮件被取消后重新兴起的邮政行业接纳了十万人以外，490万人面临再就业困难。同时，近100万五毛党失业。五毛党感叹道，做牛做马做狗了半辈子，连退休金都没有。

2016年 人民日报发文：牺牲了一个产业，换来了国家的稳定，值。

2016年 新闻联播评论，互联网产业发展下去，国家将面临分裂的危险，国外反华势力和国内分裂势力借助着互联网煽动群众，幸亏有关部门采取强硬手段，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2016年 周久耕平反。周出狱后任命信息产业部部长。余秋雨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2016年 100万失业的五毛党因为根本没有其他技能，一直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保障，数万五毛党开始向北京聚集，该年儿童节，十万五毛党在政府门前静坐绝食，要求政府安排工作或者买断工龄，并追加公务员称号。人民日报发文表示，政府从来没有过网络评论员这个职业，所有的网络评论均为五毛党自发评论。五毛党们拿不出任何劳动合同来证明其和政府之间的劳动关系。

五毛党的发言人表示，他们当年是地下工作者，为国家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政府表示，限五毛党三日内离京，否则将予以逮捕。人民日报发文表示，赞美政府就不应该向政府施加压力。赞美政府不能作为换取钱财的条件。赞美都应该是无偿的。

2016年 五毛党继续绝食，市民们表示，支持五毛党绝食，绝不向五毛党提供食物，并且监督五毛党绝食，切断一切五毛党可以获得食物的途径。

第二天，文化部部长余秋雨在绝食现场发表“含泪劝五毛书”。五毛党们纷纷表示，讲的太深奥，听不懂啥意思。

2016年 五毛党的罪名包括非法集党，非法游行，非法示威，攻击政府，暴力抗法，诽谤政府，危害公共安全，扰乱社会秩序，随地吐痰等。组织者被逮捕，但政府表示，宽容对待不明真相的盲从者，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给绝食者每人发五毛用于充饥。新闻联播评论这一场景：五毛见五毛，两眼泪汪汪。

2016年 五毛危机平安解决，再现党和政府稳定局面的能力。为首的五毛党面对央视记者的采访，说了三个字，悔当初。

2017年 失业人数剧增，互联网产业的崩溃导致经济严重衰退，政府表示，制造业将再一次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中国应当利用一切自然的资源，以低价的优势向海外出口。

2017年 海外反华势力勾结起来，狼狈为奸，蛊惑联合国以及各国，通过了关于各国家禁止向中国进口任何商品的法案，以反对中国对互联网进行封锁。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表示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其他国家表示不向中国进口商品是该国的内政，中国政府无权干涉。

2019年 国庆70周年大阅兵，在阅兵当天，政府表示，闭关锁国，苦练内功，让一切反动势力在我们面前颤抖吧。当天，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电文，电文内容共八个字：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很多国家表示难以翻译。

2020年 ……

2020年 地球毁灭，玛雅人的后代表示，前后十年内的误差是正常的。

GoogleCN将要退出中国？

这当然是中国互联网的大事，虽然我既对google有好感，又经常应用它的服务（唔，包括这个博客），尽管事情还没最终尘埃落定，但我是支持甚至赞赏谷歌老板的撤出决定，这样的品格不但世界知名商家尚无此先例，连敢于表达如此鲜明态度的个人亦十分少见。

事源谷歌官方博客的这篇文章：A new approach to China

据说，文中提到的对谷歌服务进行的攻击来自于谷歌上海公司内部，这才是让google总部下决心重提几年前的动议。

从早上以来关于此事的信息和议论在推特上发生了井喷。

还有北京上海的网友到谷歌公司办公大楼献花。

本人在推特上也胡言乱语了几句，一时冲动、不成章法，但至此时尚未失悔：

百度黑了，谷歌撤了，中国以后只用人肉搜索 #GoogleCN

互联网这些科技产物只是工具，永远只是锦上添花的玩意而不是依赖，反正现在上网一多半都在墙外，反正早几年已经认识到迟早会进监狱，再怎么折腾还没超出我对贵国恶的想象，判了刘晓波不会使中国巨变，谷歌撤出也不会 #googlecn

谷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骂人家作恶，等谷歌“胳膊扭不过大腿”、“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要撤出，你们又嫌走得不负责任，连美国政府都惹不起的黑社会，一个公司何能为？ #googlecn

与其痛惜谷歌撤走，不如人肉参与GFW的衰人出来摆在网上“轮奸” #googlecn

谷歌威胁撤出绝吓不到贵党贵政府，连绝大多数网民也没感觉，他们热爱的是百度。就是整个互联网都封了，中国人也会很快习惯的 #googlecn

谷歌的老板够爷们 #GoogleCN

谷歌威胁将撤出正是谷歌在和中共抗争的一个表现，也是他最后的武器，谷歌继续留下，如果坚持原则还将是这个结果，你叫谷歌如何再与网民在国内并肩作战？#GoogleCN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下午有人发现谷歌、百度、搜搜等国内搜索引擎突然开放了敏感词，一时之间，六四、天安门、九评、退党等以往绝见不得光的反动词句直视无碍、大肆泛滥，让人恍惚间以为今天是GFW的末日、网上柏林墙倒塌开启日（至少到现在近18点，仍是如此，不知可维持多久）。有人分析这是因为国内搜索引擎都暗地使用谷歌，一旦谷歌放羊，它们也跟着泄底。我不懂技术，聊备一说。

UPDATE:補充了兩幅圖片。

（转）吴澧：爱国好记者，贪官新打手

感谢fdcn推荐，并祝元旦快乐！

（转自一五一十部落）

爱国好记者，贪官新打手

吴澧


咱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很多记者思想浅薄，感情幼稚，文笔拙劣。不过，有时由于问题之重要，还是会被雷一下。本月１５日，北京某报登了一位杨记者写给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的“信”，《托德·斯特恩先生，我非常不喜欢您》。“信”是这样结尾的：

“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曾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中美气候变化论坛’。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场由戈尔前副总统发表的视频演讲。……在他发表演讲前，我身边的一位美国记者耳语告诉我，‘就是这个家伙，他位于田纳西州的豪宅，每月电费高达１２００美元，比当地一般家庭一年的电费花销还多。’ 随后，我没有听他的演讲，起身离开了会场。”

这是不是感情很幼稚？小学生啊，听人说晚上见到班主任张山老师和教音乐的李丝老师在树丛里亲嘴谈恋爱，对班主任正在讲解的“中小学生守则”就不要听了， “哼，自己是什么东西！”或者，武侠小说里的鲁莽少年，听说某某是“杀父仇人”，就要赶去杀人报仇。杨记者好歹也是个记者，至少该查证一下吧？再问一个人；或手提电脑无线上网，“谷歌”一回。查得此事为真，还要看内情如何。比如，民主党大佬都是革命夫妻，男的管不了女的家用，兴许老婆讲排场？据说毛择东同志艰苦朴素，但他管不了党的好女儿江青同志奢侈浪费。就算查下来阿尔·戈尔确实言行不一，私人行为和公众行为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小布什不签“京都议定书”，但他的农庄采用了最先进的环保技术，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用来浇花木，电费是同类庄园的四分之一。布什算言行不一吗？——或者，好的“言行不一”？再说，报社让你来美国写报道，你因为不喜欢某人就离开主要事件的现场？

现在有人说网络已成为“大规模杀伤性媒体”。为什么网络上常有非理性风潮？原因之一，就是杨记者这类感情幼稚的东东，中国人从小到大，在媒体和书本上读得太多了。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给自己制订过１１０条文明修养准则，第５０条说：Be not hasty to believe flying reports to the disparagement of any。与杨记者共勉。

杨记者提到戈尔，是要表明美国人虚伪。他那“信”里的主要抱怨是“托德·斯特恩先生，您在哥本哈根说，美国拒绝向中国提供气候资金援助，中国有足够的钱来应对气候变化”。杨记者这回是信了新花社记者的话。其实杨记者好歹也算是记者，对自己下笔要写的事件，为什么不能自己调查一下，了解其来龙去脉？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各国都知道中美间有默契——为保证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美国将在资金和技术两方面援助中国；中国将提出具体减排目标，为发展中国家带个头。这似乎已是 done deal。也是这位托德·斯特恩，今年曾多次明确表示：美国将提供援助。注意，这时斯特恩并没有将美国的援助与中国的减排目标挂钩——美国人还是很注意维护东国镇府面子的。

经过无数谈判折冲，东国镇府终于在１１月２６日宣布了量化减排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谈到中国的防暖化贡献时，陶金虎同志曾在国际会议上说：“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５年，中国以年均５．６％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年均１０．２％的经济增长速度。”让我们用丛书集给出的两个权威数据作一估计。

假设二氧化碳排放量大致和能源消费量成正比。如果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总排放量／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从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５年，每年的下降比例为

　　１．０５６／１．１０２＝０．９５８３

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５年的十五年内，累积下降比例为单年下降比例的十五次方

　　０．９５８３＾１５＝０．５２７５

换句话说，按上述估计，在２００５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１９９０年下降了４７．２５％。中国提出的最新减排目标，多年前就已经实现过了！

在２００６到２０２０的十五年内，如果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仍然保持类似的比例，４０－４５％的减排目标，自自然然就能达到。难怪我国代表团成员一再在哥本哈根说：东国镇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切实可行”的。这基本上是个维持现状的方案嘛。

亲手算一算，再看国内某些学者的话，就觉得很搞笑。

“知名气候变化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学者说：“中国提出清晰量化指标……显示了中国力促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功的认真态度，以及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重大承诺”，“发达国家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减排强度的。”

上海某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学者则说：“如果没有如此有力的相对减排，２０２０年的中国还将比２００５年增排大约１４９％；……４５％的相对减排，……这一切都意味着投资、压力以及希望。”

这些蛋头学者，他们似乎以为这个减排目标很难达到似的。

中国还在发展之中，不愿像发达国家那样承诺绝对减排，这一点别人也能理解。工科生的小聪明玩得漂亮，弄个早已做到的十五年相对减排４５％，人家或许还挺佩服的。但是，拿着个维持现状的方案，说是多么伟大多么艰巨，要美国给钱，这是不是有点过分？

美国政府已经答应给钱，而且明面上并没有和中国的减排目标挂钩，他也不能贸然赖帐，虽说众议院见到这样的中国减排目标，肯定不肯拨款。但美国可以附加条件，提出要监督援助的去向，钱最好用在能够减少绝对排放量的项目上。这就踩到红朝痛脚了。

监督本身应该不是问题；实在要面子，你提出和美国互相监督好了。１９７９年，美国和苏联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协议规定双方互相检查。那时苏联领导人还是勃列日涅夫，还在和美国全球争霸，但苏联的核导弹基地仍然可以让美国核查（反之亦然），难道中国的减排更机密？只是以红朝今日官场之腐败，能让美国人核查绿色经费的去向吗？千百个“宋思明”还等着大捞一笔呢。

你不让核查，然后就有斯特恩１２月９日答记者问的那段话：那我们这回就不给钱了。英文原文如下（方括号内是笔者加的解释），比起杨记者的道听途说，还是要婉转一些：

We think that that [money] would be aimed, fundamentally, at the poor countries, the poorest countries. Probably focused very much on adaptation [that means to deal with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some on forestry, as well. I don't envision public funds -- certainly no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 going to China. I mean I don't think -- there is inevitably a limited amount of money. The amount ought to be as high as it possibly can be, but it's necessarily going to be limited. That's just life, and the real world. So we would intend to direct our public dollars to the neediest countries, and China -- to its great credit -- has a dynamic economy, and sits on some two trillion dollars in reserves. So we don't think China would be the first candidate for public funding.

杨记者为美国不给钱而生气，但不给钱的关键是官方举起“爱国”招牌，声称“主权”什么的，把减排搞得比别人的核基地还神秘。

塞缪尔·约翰生博士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在专职国家，爱国主义就是贪官污吏的最佳避难所。

杨记者在“信”里说，他的祖母从家乡打来电话，她看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新闻报道，对斯特恩说的话很生气，让杨记者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斯特恩。老人家很关心天下大事，不过看的大概是央视“新闻联播”。问题是，你不能根据“新闻联播”指点国际江山。杨记者如要这么做，讲得好只是搞笑；讲得不好，就成贪官污吏的护院家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