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日”有感

中国政府第一次为因天灾而死亡的普通民众下半旗，并设立全国哀悼日，这是一个进步，希望政府不仅仅是从国际接轨或其他什么角度考虑，而是真正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仁慈为依归，并对国民满怀歉疚之心，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平生第一次经历这个悼念平民的“国家哀悼日”，首先让我感到的变化是，突然之间所有的电视台都变成CCTV1了（中央台所有频道也是，除新闻频道外，因为两者内容一样），确切地说，是地方电视台一些频道除了在整点有自备的悼念节目之外，其他所有时间全都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而所谓境外电视台，香港两间电视台的英文/中文共四个频道、星空卫视、华语卫视，要么也换成CCTV1，要么是显示文字公告，说因全国“哀悼日”有关部门要求停播境外娱乐节目云云，让人奇怪的是这个公告，里面既不说“有关部门”到底是哪个部门，公告连个落款都没有，让人觉得像中宣部打电话给传媒悄悄发布禁令一样那么不光明正大，匪夷所思。

这个倒没什么，那些所谓娱乐节目我几乎不看，这时候更不会看，但所谓哀悼也不能是众口一词、完全一致吧？当然即便不是哀悼日，各电视台的舆论导向也是一致的，但我觉得，至少几天以来，反而许多地方台的救灾新闻比中央台更吸引我。

另外，国务院规定的“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到底如何界定，如果公民进行所谓私下的娱乐，是不是允许呢？难怪有人提出疑问了。

说到“下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这些说法我并不陌生，因为从小就听过，印象最深的当然是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离世，尤其是后者，这一年也是唐山大地震发生的年份，那时只有为领导人致哀，没有廿四万死难者的份。那一年我才6岁，不过刚开始记事，还在上幼儿园，记得和幼儿园老师同学参加大礼堂毛主席道别仪式时，大人们都是发自内心（我认为）地掉眼泪，而我当然会觉得这是一件严重的国家大事，却并没什么特别的悲伤，而身边的同学在默哀时却假装恸哭抽泣，肩膀一抖一抖的，并没有一滴眼泪。我还不懂事地向别的同学到处说，揭穿他的“造假“，其实大家都是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幸好没有闹出什么“政治事件”，这也许是我事后估计地过于严重了。

这个三十多年前的印象，虽然发生更久远，但似乎比十一年前邓小平去世给我的印象更深，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去世那次，并没有停止播放境外电视节目，只是在香港电视台播出邓的生平事迹时，于敏感内容予以掐断覆盖，与平时的新闻管治相比并无更严。

我理解的全国的哀悼日，除了这次所做的仪式化步骤（下半旗、鸣笛、默哀）之外，国家元首还应该作一个简短的讲话，主旨并不是号召国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坏事变好事、办好奥运之类，而是唤起人们心底的爱，以及带领大家祈祷，还应该包括政府对自己责任的反省。

然而，“哀悼日”电视里的大部分内容让我反感，除了没完没了播放胡总讲话、视察、慰问的场面（有一些战士在总书记面前清理废墟的场面，作秀的成分也太明显了），升降旗的镜头也重复太多，之外就是说什么“不断创造出生命奇迹”、中华民族如何如何更加团结的话，完完全全是转移目标、失掉了对受灾个体的具象关注，这和以往每一次天灾人祸之后我党所叫嚣的“又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一类无耻之言，有什么区别？（我还记得第一次对此类言辞产生强烈反感，是在90年代初青岛黄岛油库大爆炸的报道中，听了李鹏的讲话之后）。一样让人厌烦、作呕。

也不止是今天，自从15号胡锦涛突然从电视上出现以后，原来让人觉得这次救灾报道有让人称道变化的CCTV，突然又变成新闻联播体了，特别是整点的新闻节目，越来越让人厌恶，不但用更大的篇幅、用近乎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谄媚、歌颂语调描述领导的言行，完全比前两天报道温总时的语言肉麻若干倍，而且既然胡总们一边声称要“争分夺秒”，而同时却没完没了到处讲些无任何新意的废话（温总也一样，但稍好一点）。

说到奴性和谄媚，有人竟把温总比作中国的父亲，不知他想过没有，他这么说实际把温总置于尴尬的地位，因为邓小平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按照这位作者的称呼，温总这个后辈岂不变成老邓的爷爷，大逆不道，这要搁在雍正年间，没准是灭族的大罪。

随着救灾的进展，尽管有李长春出来统一舆论导向，还是有让人觉得不快甚至气愤的消息传出来，听到的不止这些（比如家长们质疑豆腐渣工程，香港的[亚视]、[无线]都有报道），这些负面新闻我们当然没办法一一证实，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根据境外媒体的报道和过往经验判断，可靠性应该还是相当高的，至少人民有提出质疑的权利。如果大家捐的钱物，不能真正、及时、有效地落实到灾民手里，我觉得还不如暂时不要捐。

而且我越来越讨厌那些明星的所谓赈灾义演（也许错并不在他们），在这种时候的任何歌舞诗歌表演只会让我觉得矫情、煽情甚至是虚伪。如果你要捐钱就捐，如果你的所谓fans只有在你唱歌之后才会捐助的话，那就变成开演唱会，不是赈灾。关键的是我们为普通灾民的苦况所痛心，不需要由作秀人泪水的第二手煽动。

这些零碎的感受总括起来就是想说，“哀悼日”追念逝去的生命、抚慰幸存的心灵，从而更多地唤起人们的爱心和悲悯，让我们更加关注受苦的个体（希望中国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尽量公布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而不是被政府用来达到掩盖矛盾、逃避责任、稳固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