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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近在读《金瓶梅》。关于此书的作者一直有很多争议，历来研究的公论说，此书主要是山东方言掺杂浙江等地方言，几百年来各种论点说作者是王世贞、李渔、徐渭等十来个人。然据我偶然所见，其他很多说法都有牵强附会处，不能令我信服，反而孙楷第的李开先说，让我觉得颇有道理。搜索之下，发现网上竟然找不到孙楷第致胡适此信的原文，而孙首论的观点，竟然被归于某些后人的名下。故截取其主要论点手动录入，未必是什么至理定论，留一资料也好）
（以下节选自《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P508—512，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前略）
《金瓶梅》作者，我可以大胆假设是李开先。因为，从理论上讲：（1）作者当为嘉靖人，丝毫无疑（2）作者必为山东人，亦丝毫无疑。据我看，进一步言之，作者又当为山东济南附近的人（因为他的话和《醒世姻缘》一样，如虚字多用“没的”，如歇后之“秋胡戏妻”，游戏之忧“擿瓜子”）（3）作者当是名公才子（沈德符《野获编》）（4）作者当是有闲阶级、有钱阶级，以书中所铺叙知之。
嘉靖时，济南一带名士：历城则李于鳞，临清则谢茂秦，章邱则李中麓。但李于鳞是复古派文学家，作不出这样的文章；罢官之后，十余年不见宾客，生活亦不同。谢榛本一寒士，传食四方，似亦无暇及此。惟中麓以嘉靖二十年罢官（为夏言所挤），隆庆二年才死，在家优游几三十年，置田产，蓄声伎，无日不待宾客，无日不饮酒填词；他是一个浪漫文学家，千篇立就，不烦思索，星相医卜下棋以至金元乐府，无一不好，无一不通，除了他，当时是没有人有作《金瓶梅》的资格的。而且就书中所记，和开先事情比起来也很对：（1）由上所说，和书中所记多是嘉靖二十年以后的事，正中麓罢官家居之时（2）西门庆前妻陈氏，继娶吴月娘，中麓亦丧前妻张氏，继娶某氏（忘了）。李瓶儿是西门庆之妾，生子夭，旋亦暴死；中麓则爱妾张二十岁死了，是一生痛心之事。他立子最晚（大概五十岁才有子），有二个孩子都夭折了，亦与西门情形同。又五十九回说：“官哥（瓶儿子）宣和四年戊申六月生”（
本博注：孙所依定是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官哥生日则做“政和丙申六月二十三”）宣和四年是壬寅，不是戊申。中麓第一个小孩生于嘉靖二十七年，正是戊申（有戊申得生诗，“入夏结榴今有验”云云，大概也是六月）。官哥因许愿而生，中麓亦有祈子之事（诗集与杨东江“即杨选”祈子咸有验云云）。不惟此也，西门庆生日是七月二十八，中麓便是八月二十八，只月份不同。我所以疑心是他作的，在未得其他反证之先，我一定这样大胆的主张；而且自谓这个假设是极有可能性的。小说三十回太师府办事官有李仲友，意殆谓李中麓之友也，中麓与赵文华同年。
如果有人说《金瓶梅》是骂人的书，如何把自己写在里边？则当反话一句。《红楼梦》也是秽史，如何是述自己家世呢？
凡作小说，无论如何，不能超出个人经验之外。如中麓丧子丧爱妾为隐后最伤心之事；《金瓶梅》中记官哥之死，记瓶儿之死，摹绘声色，亦为书中最警策之文。以此言之，则书为中麓所作，实无疑义。
影射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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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此部分孙楷第论证《金瓶梅》人物影射严嵩严世藩父子以及夏言，比如夏提刑影射夏言；严氏的狭客刘伯耀、白启常对应小说中十弟兄的应伯爵、白赉光；西门生第一子之妾为李氏，严世藩生第一子之妾亦为李氏；李瓶儿、金瓶梅死后投胎的人家分别与严嵩的两个女儿夫家姓氏相合等等。此外，严氏父子及夏言的身世与小说也有绝不相似者...）
中麓以不羁之才，壮年罢官，一蹶不起，家居三十年，功名之见未能释然，忧愤郁塞，往往形之歌咏。其作此书，大概是无聊时借此消遣，讽世寄慨，亦兼而有之。严氏为天下所痛恨，故或斥严氏；桂洲（
本博注：即夏言）为个人所痛恨，故或斥桂洲。但亦行文时偶然扭合。若谓纯为报复讪谤之作，则殊不然也。
关于《金瓶梅》批评，我觉得鲁迅之言最为公允，“作者于人情益诚极洞达”。倘细读原书，当知周氏之言不谬。
又，自小说史上言之，则《金瓶梅》之地位亦甚高，因中国长篇创作，以此为第一部。小说如《三国》、《列国》，一味堆积，固不足记；即《水浒》、《西游》，亦有所承袭，不曾为创作，且结构上都有毛病。独《金瓶梅》以个人意象，奋然有作，演成一百回人情小说，其精神魄力真可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后来名著如《红楼梦》，庶可相配。但《红楼》脱胎于此书，前人固已言之。我以为《红楼》人物事情太多，尚不如此书之紧凑严密。
无论如何，此书殆与《红楼》同为中国写人情之第一流小说不可否认也。（书中写夏（
本博注：此“夏”字或为“宋”字之误）惠莲之死，与《红楼》中尤二姐、尤三姐两节真可为双绝）至于世人诟病，不外两种理由：
一曰淫秽。余则谓男女事亦人生之一角，虽不必一定说此，亦何必一定不许说此。在昔父母训子，讳言下体，今则医学讲授，公然讨论，以此倒彼，岂不可为《金瓶梅》解嘲乎？不过他所演的，实在有过火之处；但其情其事，今之豪族权门亦未尝不天天扮演此一幕，则是揭出社会之丑恶为世人告，意固不必在于诲淫也。昔袁郎中谓伏枕读此书，胜读“枚乘《七发》”。彼时士大夫生活，无后日之拘谨，故能为此言。今则革命成功，思想愈为束缚，无论何人，亦不敢公然称道此书，使作者负屈沉冤可谓慨然！
第二理由，古今杂陈，制度不合。关于此条，我以为史学是一回事，文学又是一回事。一个非史学家的文学家作小说，必不先看几个月“史鉴”。此论虽较强劲，亦不足辩耳。
（余略）
图：杨思敏扮演的潘金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