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anuary 01, 2011

孙楷第论《金瓶梅》

:最近在读《金瓶梅》。关于此书的作者一直有很多争议,历来研究的公论说,此书主要是山东方言掺杂浙江等地方言,几百年来各种论点说作者是王世贞、李渔、徐渭等十来个人。然据我偶然所见,其他很多说法都有牵强附会处,不能令我信服,反而孙楷第的李开先说,让我觉得颇有道理。搜索之下,发现网上竟然找不到孙楷第致胡适此信的原文,而孙首论的观点,竟然被归于某些后人的名下。故截取其主要论点手动录入,未必是什么至理定论,留一资料也好)

(以下节选自《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P508—512,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前略)

《金瓶梅》作者,我可以大胆假设是李开先。因为,从理论上讲:(1)作者当为嘉靖人,丝毫无疑(2)作者必为山东人,亦丝毫无疑。据我看,进一步言之,作者又当为山东济南附近的人(因为他的话和《醒世姻缘》一样,如虚字多用“没的”,如歇后之“秋胡戏妻”,游戏之忧“擿瓜子”)(3)作者当是名公才子(沈德符《野获编》)(4)作者当是有闲阶级、有钱阶级,以书中所铺叙知之。

嘉靖时,济南一带名士:历城则李于鳞,临清则谢茂秦,章邱则李中麓。但李于鳞是复古派文学家,作不出这样的文章;罢官之后,十余年不见宾客,生活亦不同。谢榛本一寒士,传食四方,似亦无暇及此。惟中麓以嘉靖二十年罢官(为夏言所挤),隆庆二年才死,在家优游几三十年,置田产,蓄声伎,无日不待宾客,无日不饮酒填词;他是一个浪漫文学家,千篇立就,不烦思索,星相医卜下棋以至金元乐府,无一不好,无一不通,除了他,当时是没有人有作《金瓶梅》的资格的。而且就书中所记,和开先事情比起来也很对:(1)由上所说,和书中所记多是嘉靖二十年以后的事,正中麓罢官家居之时(2)西门庆前妻陈氏,继娶吴月娘,中麓亦丧前妻张氏,继娶某氏(忘了)。李瓶儿是西门庆之妾,生子夭,旋亦暴死;中麓则爱妾张二十岁死了,是一生痛心之事。他立子最晚(大概五十岁才有子),有二个孩子都夭折了,亦与西门情形同。又五十九回说:“官哥(瓶儿子)宣和四年戊申六月生”(本博注:孙所依定是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官哥生日则做“政和丙申六月二十三”)宣和四年是壬寅,不是戊申。中麓第一个小孩生于嘉靖二十七年,正是戊申(有戊申得生诗,“入夏结榴今有验”云云,大概也是六月)。官哥因许愿而生,中麓亦有祈子之事(诗集与杨东江“即杨选”祈子咸有验云云)。不惟此也,西门庆生日是七月二十八,中麓便是八月二十八,只月份不同。我所以疑心是他作的,在未得其他反证之先,我一定这样大胆的主张;而且自谓这个假设是极有可能性的。小说三十回太师府办事官有李仲友,意殆谓李中麓之友也,中麓与赵文华同年。

如果有人说《金瓶梅》是骂人的书,如何把自己写在里边?则当反话一句。《红楼梦》也是秽史,如何是述自己家世呢?

凡作小说,无论如何,不能超出个人经验之外。如中麓丧子丧爱妾为隐后最伤心之事;《金瓶梅》中记官哥之死,记瓶儿之死,摹绘声色,亦为书中最警策之文。以此言之,则书为中麓所作,实无疑义。

影射之人:
,此部分孙楷第论证《金瓶梅》人物影射严嵩严世藩父子以及夏言,比如夏提刑影射夏言;严氏的狭客刘伯耀、白启常对应小说中十弟兄的应伯爵、白赉光;西门生第一子之妾为李氏,严世藩生第一子之妾亦为李氏;李瓶儿、金瓶梅死后投胎的人家分别与严嵩的两个女儿夫家姓氏相合等等。此外,严氏父子及夏言的身世与小说也有绝不相似者...)

中麓以不羁之才,壮年罢官,一蹶不起,家居三十年,功名之见未能释然,忧愤郁塞,往往形之歌咏。其作此书,大概是无聊时借此消遣,讽世寄慨,亦兼而有之。严氏为天下所痛恨,故或斥严氏;桂洲(本博注:即夏言)为个人所痛恨,故或斥桂洲。但亦行文时偶然扭合。若谓纯为报复讪谤之作,则殊不然也。


关于《金瓶梅》批评,我觉得鲁迅之言最为公允,“作者于人情益诚极洞达”。倘细读原书,当知周氏之言不谬。

又,自小说史上言之,则《金瓶梅》之地位亦甚高,因中国长篇创作,以此为第一部。小说如《三国》、《列国》,一味堆积,固不足记;即《水浒》、《西游》,亦有所承袭,不曾为创作,且结构上都有毛病。独《金瓶梅》以个人意象,奋然有作,演成一百回人情小说,其精神魄力真可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后来名著如《红楼梦》,庶可相配。但《红楼》脱胎于此书,前人固已言之。我以为《红楼》人物事情太多,尚不如此书之紧凑严密。

无论如何,此书殆与《红楼》同为中国写人情之第一流小说不可否认也。(书中写夏(本博注:此“夏”字或为“宋”字之误)惠莲之死,与《红楼》中尤二姐、尤三姐两节真可为双绝)至于世人诟病,不外两种理由:

一曰淫秽。余则谓男女事亦人生之一角,虽不必一定说此,亦何必一定不许说此。在昔父母训子,讳言下体,今则医学讲授,公然讨论,以此倒彼,岂不可为《金瓶梅》解嘲乎?不过他所演的,实在有过火之处;但其情其事,今之豪族权门亦未尝不天天扮演此一幕,则是揭出社会之丑恶为世人告,意固不必在于诲淫也。昔袁郎中谓伏枕读此书,胜读“枚乘《七发》”。彼时士大夫生活,无后日之拘谨,故能为此言。今则革命成功,思想愈为束缚,无论何人,亦不敢公然称道此书,使作者负屈沉冤可谓慨然!

第二理由,古今杂陈,制度不合。关于此条,我以为史学是一回事,文学又是一回事。一个非史学家的文学家作小说,必不先看几个月“史鉴”。此论虽较强劲,亦不足辩耳。

(余略)


:杨思敏扮演的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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