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文化有感

看了这篇关于央视记者是否告密者的报道（通过ESWN看到原文），很以徐友渔先生的看法为然。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告密行为早已成为一种深入肌理、源远流长的文化，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四九年以后，这种传统随着专制制度的新纪元而登峰造极，每个人都深处其浸淫或波及之中，乃至于成为大多数人行为习惯的一部分而无法分辨。即便是在专制管治相对放松、思想控制有所减弱的今天，我相信只要是在中国的学校或者国营单位待过，任何人对此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经验体会。徐先生经历过文**革，甚至参加过红卫兵，因而他对于在文**革中到处泛滥、贻害深重的告密文化有很深的认识，就更值得尊重。

既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那就不是简单几句话甚至一两篇文章能够说清楚的，至少应该由写过“宣传文化”、“检讨文化”、“表态文化”、“腐败文化”系列文章的沙叶新先生来写。至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告密史，据我所知，冉云飞先生数年来一直在研究，相信这是一件浩大细密的工作，以致于今天尚未见到其著作完成，这有他一篇“文**革告密个案研究：以吴大昌为例”的文章可供参考。

我很幸运，文**革中期才刚刚出生，懂事时文**革正在结束，没亲历过文**革中的种种罪恶和苦难，但耳濡目染自然了解那时的一些告密现象，也一定受过告密文化的影响和波及，只是并非十分严重罢了，这里就记忆所及，略略谈谈。

先是些听来的。记得母亲讲过一些文**革中的经历，顺便说一句，小时候母亲爱跟我们讲他们那一辈的往事，父亲则从来不主动说他以往任何经历，即便是问到，也大多得不到回答。这或许是性格使然，或许是多年社会经历养成的习惯，而父亲是党员。言归正传，文革中母亲是中学的班主任，应该算比较幸运，既没有在学生打老师的风潮中受到严重迫害，也没有被迫参与对校长等人的打斗，但因为一些事（比如其个人出身、我父亲的出身及历史等等问题），还是受过审查和隔离。

当时，许多学生在造反风潮中为了“进步”、出风头，或者为了逃避自己因家庭出身等问题被迫害，千方百计向组织汇报各种情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告密”），从老师同学平时的一些言行，到重大情况的揭发，大多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甚至深文周纳、编造诬陷，比如有老师在宿舍里读《红楼梦》，有人随口问在读什么书，他开玩笑说：“红宝书”，后来被人揭发并受到批判，“红宝书”是那时对毛主席著作的专用称谓，其神圣不容亵渎可想而知。又比如有个老师曾经在运动时气喘吁吁之余，说“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之后也被学生揭发说“人人心中都有个红太阳，而他心里却有个兔子”而受到批判。如今听起来这些都是些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沉重的笑话，而在当时恐怕任何一个当事人不但不可能笑，而且非常紧张恐惧。

此外，经常有学生报告在厕所墙上或教室某个角落发现“反标”（“反动标语”的简称，比如一些对毛主席不敬、反对文革或者国民党反攻大陆之类的口号等等，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写这些标语的人一定被打成“反革命”），每一次都搞得气氛紧张，立案调查，但到最后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屈打成招，造成一些人（通常是以往表现不好或家庭成分不好）受到迫害甚至被公安局逮捕。实际上大部分人都猜得到，这类所谓“反标”都是那些积极的报告者为了立功，自己写上的，但没人敢说出真相。

那时学生的课桌都印上了毛主席头像，有一次，母亲所负责的班上有同学报告，发现某个课桌面的毛主席像被人划了大大的叉子。很快就立案调查，专案组的人开始还很客气地请母亲协助调查，但几天过去毫无进展，他们为了立功、为了破案已经不顾事实，有一天突然严厉地对母亲说：“老实交代你破坏毛主席像的罪行！”，母亲非常愕然，又急又气，可不得不接受停课审查，虽然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但对母亲身心带来了很大的磨难，以致于多年后跟我讲起时还是非常气愤。这件案子极可能仍然是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而制造的假案。

最后，还有一件自己经历的事，也可稍见告密之风的波及，虽然完全没上面那些那么严重。记得八十年代初，我上初中一、二年级，班主任是个数学老师。她有一项规定：每个同学必须每周五上交一篇周记，而每周六的班会就讨论这些周记。内容说是可以任意写，但主要还是以班级同学学习生活为主。现在回头看，这是班主任为了控制、管理学生而有意采取的一个方法，其核心其实就是鼓励告密。当时自己不知道这些，只觉得每个礼拜五特别难熬，因为每到临交周记之前不知写什么，大部分同学都会将其他同学的言行汇报，而我虽不是什么先知先觉，但就是不愿意打同学的小报告，总是写些鸡毛蒜皮、不涉是非的事来写，也因此受过老师的批评。

每到周六班会，往往变成老师根据各种汇报进行秋后算帐、批判教育的大会，一度也人心惶惶。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有个同学因为曾经说过：“如果他们（老师或家长）再骂我，将来一定跑到香港，进夜总会”被揭发。那时至少在我的心目中，香港是充满腐朽资产阶级生活的花花世界，夜总会更是黑暗丑恶，听到这句话，我心里甚至对这个同学的思想之肮脏感到惊讶。这个同学被叫到讲台上示众，除了被老师批判之外，大概也免不了通知家长之类的处分。

有一次我也因被人在周记里揭发，而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训话。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有两同学在打闹，我突然恶作心突起，跑去对其中一人假意同情，趁机占了他的辈份便宜（称他“我的儿”之类），在孩子中，被人占辈份便宜是挺大件事，一场争吵在所难免。本来我们当事人都已经没事了，但却被心明眼亮的“群众”揭发。因为母亲也在同一学校，老师为了顾及面子，将我叫到办公室单独训话，另一老师奇怪我这个平时的老实孩子怎么也会调皮，听了事情经过后说“如果那个同学反问，‘你是我爹，那我妈是谁？’你将如何回答？！”，颇为她自己的机智得意。我因为已经在担心会被告知母亲，哪里敢回嘴，但在心里不屑地说：“我可以是他干爹呀！”由此也可看出自小我就属于表面老实，内里“蔫儿坏”一类的孩子。

以上拉杂、罗嗦之种种，皆是因对告密有感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