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20, 2010

(转)周启博:北京镇反中的美国间谍

(转自新世纪

北京镇反中的美国间谍
作者 : 周启博

1. 镇反缘由

1950年10月,在中共开国一年以后,中国大陆已无国共战事的形势下,毛泽东以朝鲜战争为由发动镇反运动,指令按所在地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比例处决犯人,一举杀人70多万(注1 ),其中有大量已经臣服中共的国府军政人员,包括许多抗日功臣。这是国共内战在司法领域的继续,是有中国特色或中共特色的杀人立威事件。被杀,关,管的人有多少是罚不当罪的,究竟经过了怎样的法律程序,已有研究者在发掘探讨。史载1951年2月17日一夜之间北京公安局捕600余人,次日公开杀其中的58人,留给法律程序的时间大约只是18日凌晨的几个小时。3月7日又捕1000余人,25日分3个刑场杀199人。北京历史上这个大批人头落地而欢呼口号震天(中共说北京市民热烈拥护镇压)的年月,有几个外国人也以间谍罪被捕而躬逢其盛,成为这个大事件的一个小侧面,对此现在也开始有研究者关注。

美国留学生李克,李又安夫妇1948年10月到北京,在清华和燕京学习中国文史并教授英文,广泛接触北京各大学文科教师,包括我父亲周一良和母亲邓懿。李克夫妇在1951年7月以间谍罪被捕,分别关押到1955年2月(李又安)和9月(李克)释放。迄今中共官方出版物有关这些间谍的记述都有遗漏或不准确,要知案件全貌当然只能等待中共官方档案解密。这里我只提供一些我阅读所及的信息。

我的主要材料来源是:李克的老师卜德写的“北京日记” 1950年版 (注2),李克夫妇写的“解放的囚徒”1957年版和1981年版,李克被捕前与老师卜德的通信,李克对我提问的回答,以及美国有关出版物。

宾西法尼亚大学卜德教授于1910和1930年代在中国长期居住。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美国富布赖特基金资助他偕夫人儿子来北京一年,任务是英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二战期间美国陆军在哈佛等大学,海军在科罗拉多州举办外语训练班, 培养了一批通中文日文的青年军人派往太平洋战场做翻译, 战后这批军人中有些人成为美国新一代汉学和亚洲研究学者。卜德在宾大的研究生李克,李又安夫妇也是这一背景。两人相识于海军训练班,李克曾参加进攻硫磺岛和占领佐世保的军事行动。他们在宾大取得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留学中国,于1948年10月到清华,住北院18号丙。卜德著“北京日记”中的清华美国学生Dick (迪克)就是李克。





















图1 卜德教授1961年摄于宾大






















图2 李克,李又安在海军语言班






















图3 李克在颐和园






















图4 李又安在清华






















图5 右起李又安,英若诚,吴世良






















图6 李克教授1972年摄于宾大

















图7 作者与李克(左)

2.美苏博弈左右国共内战

1930年代以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和苏共擅长的欺骗宣传,左倾思潮在欧美知识界大行其道。二战中苏联与英美暂时结盟对付德日意法西斯,更迷惑了许多美国左倾知识分子。在对苏共和中共有好感的美国亚洲研究学者中,有些人如拉铁摩尔和费正清等还成为决策者的幕僚或政府官员,直接或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二战以后的冷战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欧亚争夺势力范围,实际是苏美博弈。以中国人的观点看来,二战期间美英当局“重欧轻亚”,资源优先用于对付欧洲的德意法西斯。二战以后美国决策者沿袭这一思路,在欧洲遏制共产主义表现强硬,在亚洲则相对软弱。当欧洲的希腊共产党试图以武力颠覆希腊合法政府时,美国支持英国断然动用英军击退希共武装“国家民主军”,而驻欧精锐苏军按兵不动,坐视希腊“兄弟党”失败,希腊因而逃脱了中国的厄运。

在亚洲的角逐结局与欧洲相反,中共在苏联支持下开始以内战取代合法国民政府时,唯一有实力制止苏联的美国似乎认为中国不如希腊重要,而且顾虑与苏联正面冲突而不肯坚决支持国府。美国主持的军事调处在合法国民政府和武装叛乱集团之间以中立面目出现,专在中共军事失利时叫停,并以切断经援和军援掣肘国府。苏联因此放手介入,武力协助中共抢在国府之前接收东北战略要地,苏军占据的哈尔滨和大连等东北大城市成为中共军火制造供应基地和高级干部疗养休闲场所。苏军甚至在中共围攻天津,太原时直接参战,终至国府败走台湾。

人类社会变革与战争的历史都由胜利一方来写,对赢家不利的真相常被暂时隐去。等到时过境迁,世界政治格局改变,真相才能浮现。苏联和英美是二战在欧洲的赢家,苏军大量强奸德国妇女和英军对德国平民的报复性轰炸战后几十年无人提起。两代人过去之后,德国和英国的历史学人终于开始正视史 实,战胜国的不光彩行为因此逐步曝光。在亚洲尚未充分曝光的史实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战争。苏联为向亚洲输出共产主义,派员携款来华组建中共,并以外交影响,经济和军械援助直至出兵等各种手段帮助这个代理人战胜国府。

中国抗日和内战期间,费正清,拉铁摩尔等美国亚洲研究学者误信毛服膺美式民主的谎言而积极褒中共贬国府,鼓吹中共只是想在中国实行土改,不会仿效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古拉格,也不会加盟苏共为首的国际共产集团。历史证明毛比斯大林造成更多的灾祸和死亡,而且不但加盟苏共与西方为敌,更要当国际共产集团盟主。费正清等美国学者完全看走了眼,直到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才开始重新认识中共。

杰出中国学者,国府中研院考古大师李济厌恶政治,却能清醒看到中共的危害。1937年他规劝左倾学生刘燿(尹达)勿受中共蛊惑。1948年中研院社会学所长陶孟和率本所滞留南京投共,还聚众阻拦博物院文物迁台以献国宝给中共,李济力排众议亲自押运文物去台。1960年李济又拒绝了中共伸出的“邀请访问,来去自由”的橄榄枝。李济目光如许,他称与自己有私交的费正清为“亲共分子”(注3),信非虚言。美国学者隔着太平洋研判中共的专制或民主属性,只是学理的探讨。费正清被中共蒙蔽40年,最后知道自己上了当,轻轻说几句“我弄错了” ,就可以在人身安全与学术自由都有保障的环境中继续作他的学问。中国知识人对中共的研判和在国共之间的选择则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学术事业和身家性命。少数认清中共危害的,要弃家逃难,颠沛流离;多数对中共抱有幻想或出逃不易的,则陷身水火,殃及子孙。他们的研判和选择远不像费正清的学理探讨那样轻松。

中共作为中国内战最大赢家,把这段历史写成自己独力打败了国府。苏联作为中共的后台,不便炫耀自己曾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作为输家,也不想张扬自己对华政策的败笔。只有身为美苏博弈牺牲品的国民政府发布了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列举史实说明国共内战实为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战争。但是国府作为输家人微言轻,加上费正清等学者长期左右美国史学界,以至“苏俄在中国”陈述的史实在学术领域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费正清等亲中共美国学者的言论如何影响美国朝野,他们与右倾反共学者的互动和争论,他们对中国大陆变色有几分责任都很值得研究,但不属本文范围。

3.自由主义不见容于中共和美国右翼

北韩金日成由于背靠苏共和中共,向南进犯才有恃无恐。如果鸭绿江北岸仍由国府军队驻守,北韩当不敢倾巢南进。中共甫上台即为苏共老大哥火中取栗,出兵支持北韩,举世震惊。因惧怕共产武装会迅速荡平南韩进而越洋登陆北美,美国西岸临太平洋地带居民甚至开始自组游击队准备对抗红色占领军。美国朝野理所当然地检讨自己过去对国府和中共的政策。麦卡锡等右翼人士在这种形势下提出追究“谁是共产党”和“谁丢掉了中国”事出有因,只是他们的手法偏离法制,类似共产制度下的政治迫害,造成诸多错案,因而受到当时美国国会,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公众不同程度的抵制。麦卡锡时期入狱人数上百,其他被追究人士的遭遇通常是失业,申请不到研究经费,夫妻离异和被迫宣誓作证,受伤害程度与同时期中国发生的镇反,反胡风和反右不在同一档次。美国社会对麦卡锡时期的反思至今不断,目的就是保证美国公众尤其是知识人说话的宽松环境。

卜德是麦卡锡时代宾大最具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之一。 他在1948年总统竞选中给左倾的进步党候选人华莱士(主张停止冷战和美苏亲善)助选, 被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怀疑亲苏亲共而传讯。如果麦卡锡势力再进一步,就可能诬他为苏共或中共间谍。与此同时,中共北京公安局则认定他是美国中情局间谍(注4),看来美国右派和中共都不喜欢自由主义者。卜德写的“北京日记”,是一个美国人文学者对中国和北京的观察实录,他的选材侧重国民政府和北京国民党军政当局的阴暗面: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路有饿殍……, 等等。维持经济民生当然是政府的职责,但当叛军威胁政府生存时,政府的资源只能优先用于抵御叛军然后才谈得上经济民生,因此叛军同样背负破坏经济民生的罪责。卜德摘录了中共12月份占领济南后纪律严明的报道,但仅两个月前中共围攻长春有意饿死数万平民的战争罪行却没进入他的视野。中共围攻太原期间国府将约2000名学生撤至北京,这批学生流亡的根本原因是故乡遭内战蹂躏,家长不愿孩子留下来受中共的教育。卜德先是认为国府应送他们去天津而非北京,当他们因住房困难开始强占北京民居扰乱治安时,卜德又指责北京军政当局管理无方。60年后,当年中共北京地下党人士披露自己的功劳之一是渗入和掌握了这批太原学生(注5)。因此这些学生是被利用来扰乱北京城内秩序,给国军守城制造困难,当然这是卜德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卜德在中共镇反前一年多回美,逃过了牢狱之灾。

4.几个被捕美国“间谍”的概况

李克和李又安在清华既当学生研习中国文化,又当老师教授英文。李克写给卜德信中提到给他俩授课或与他俩有来往的教授有:

浦江青,李广田,艾青,冯友兰,温德(Bob Winter),许维遹,罗常培,钱钟书,潘光旦,费孝通,陈梦家,吕叔湘,孙毓棠,金岳霖,齐思和,孙楷弟,聂崇歧,侯仁之等。

他们写的书“解放的囚徒”也用假名“吴先生夫妇”提到我父母周一良和邓懿。邓懿曾给李又安讲解诗词并帮助她翻译毛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译文以“文学与艺术”为题由美国国际图书公司于1950年10月在美出版。周一良多次与李克讨论过国内外时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他们与朱德熙,英若诚和美国华侨学生邓炎昌过从甚密。作为外国人,他们对当时中国知识人的观察和评论是中肯的,例如说周一良博学而寡言,钱钟书聪明绝顶而极为自负,符合周和钱的风格。他们书中描写1950年春末到他们家吃饭时“吴先生”(周一良)和“赵先生”(钱钟书)对中共厉行马克思主义学习会的态度也很传神:“吴”虽然完全不了解这个主义,但希望能从中学到些道理,“赵”则对这个主义嗤之以鼻,说它的逻辑完全不通,只会把坟墓里的亚力斯多德气得不能安睡。他们对冯友兰的学问极为敬服,但也不无调侃地说“冯老道”(冯的绰号)年过五旬仍坚持和青年学生一同进城游行喊口号,步行一天甚为狼狈,冯若不是曾与国府关系密切而着意讨好中共,就不必如此劳累自己。

李克来北京前受美海军情报处委托了解中国情况,他确实不断向美国驻北京领事馆人员报告自己的见闻。1950年3月领事馆撤走以后,李克改与英国驻北京代表处联系,英代表处人员多负有情报使命,李克造访时随意和每个遇到的人谈自己的见闻,就传递了情报。代表处秘书爱德华 尤德因公谊和私交和李克结为莫逆。尤德在1970年代任英国驻北京大使,1980年代任港督。中共当时礼遇尤德,没有提出尤德曾接受和转送美国间谍李克的情报。李克所搜集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动态,政治倾向,以及市场物价等等,在开放社会中属于对外国不保密的国情。由于美国曾寄希望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第三势力”,李克曾奉命在1949年7月代表美国新闻署驻北京负责人赴第三势力代表的约会。1950年末,中美已在朝鲜兵戎相见,居中共政府高位的自由主义人士紧急来到李克住处,要李克转告美国决策者中国自由主义者仍愿与美国友好。我请李克回忆他这两次见的是谁,他只记得不是张东荪教授。作家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出版后,我买了一本赠他,因为他是那个故事的一部分,同时也希望此书能帮他更确切地回想细节,但他收到书以后对两次会见没有新的记忆。

李克,李又安在北京的头两年思想与他们的导师卜德相似,鄙视国府而同情中共。对中国知识人好穿西装,论文只投英文杂志发表等亲西方表现颇有微词,对美国当局不肯承认中共也持批评态度,所以与积极向中共靠拢的中国师生们相处愉快。朝鲜战争爆发提出了“谁是侵略者”的尖锐问题,中共的宣传与他们从“美国之音”广播听到的真相相反。他们与盲从中共的中国朋友们开始争论,日子逐渐难过起来。被捕之后,中共“思想改造”成功,他们接受了“是南方侵略北方”的说法,也承认自己进行了间谍活动,伤害了中国人民。

关于战争期间如何对待在本国的敌国留学生,我没能查到有关条约。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阻止专业可能用于军事的学生回中国,未见以间谍罪处置中国留学生的案例。二次大战期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40年缔约成为同盟国,中国作为日本的敌国自动成为德国的敌国,国府驻柏林使馆由汪伪政权代表取代,使团被迫迁往瑞士。但中国留德学生陆士嘉,张维,赵锡霖和季羡林分别继续取得德国奖学金,继续读书和工作,赵锡霖还因肺病而享受病人牛奶补助。张维和季羡林因国府护照过期又不愿领汪伪政权护照,径自向德国当局宣布自己为“无国籍”人士也毫无问题,(注6)总之法西斯德国的警察没有为难他们。然而,李克认为二战期间如果德国,意大利在美国的留学生做他在中国做的事情,美国政府也会指控他们为间谍的。

与李克,李又安大致同时被捕和释放,同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监狱关押的还有其他3个美国间谍 米小洁(中文名发音)(女 Harriett Mills), 芮格尼神父 (Father Harold W. Rigney) 和孟义(中文名发音)(Malcom Berson)。

米小洁在北京大学研习中国现代文学,“北京日记”中提到她时用的假名是希尔小姐(Miss Hill)。米小洁在1948年撰写过有关北大反政府学生运动的论文,对组织学运的北大中共职业学生有所曝露。她曾将论文交给驻北京美国总领事,按照当时美国的中立态度,总领事很可能不把论文交给国府一方。可为佐证的著名事例是,中共间谍首脑周恩来曾将渗入国府方面间谍的绝密名册遗忘在美国军机上,下飞机后急令在册间谍潜逃。但次日美方派特使将名册严密包装面呈周恩来,而在册间谍无一受国府追究。北京国府治安部门是否因米小洁的论文抓捕中共职业学生不得而知,但论文成为米小洁的严重罪行。米小洁被捕后拒不认罪,被认为态度恶劣,除强制“思想改造”之外增加了手铐脚镣。释放回美以后,米小洁在1960年代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然后在密西根大学任中国语言与文化教授, 已退休。因老年痴呆严重,她不能回答的我的问题。

芮格尼神父1946年8月从驻非洲美军牧师职位上调任北京,主持天主教辅仁大学和圣言会,负责大学校务和华北地区数十个教区教堂,医院和孤儿院的管理。他在行政工作之外也介入科研,1963年美国“自然”杂志上有他关于1948年辅仁教授在中国云南研究摩根锥齿兽(早期哺乳动物)化石的回忆(注7)。按教会体制他的上级是美国芝加哥的主教和罗马教廷的教皇,他定期向这两处报告辅仁和华北地区经济,物价及内战情况,教会按他报告所述情况确定发放给大学和教区运作经费的金额。他的报告提到了:中共在教民密集的西湾子(崇礼)残杀七百平民和战俘(国府中央日报也有报道);共军攻克兖州;和有人看到驻热河共军有苏联技术人员等事实。这些被认为是军事情报。内战中北京高校中共地下党极为活跃,反政府的罢课,示威搞得北大,燕京,清华等校迄无宁日。芮格尼组织占辅仁学生多数的教友坚持上课,保持了校园相对平静,被认为是反对进步事业。

北京易手后民主人士教育部长马叙伦由中共干部陪同勒令芮交出辅仁大学管理权,但同时要芮继续承担大学运作费用。辅仁1925年创办以来一直由教会出资建校和管理,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和日据时期都保持私立,芮按此据理力争不果,教廷遂决定关闭辅仁大学,撤走教会人员。中共嫉恨芮的抵抗而不准他出境,对他进行跟踪和电话监听。芮并不就范,继续与中共周旋:他骑车在北京胡同里与便衣警察捉迷藏。故意把废纸撕成小片让“卧底”的辅仁清洁工拿去拼凑复原。当电话监听者操作错误把他的电话录音从他的听筒又播送出来时,他将真相告诉辅仁员工。中共因此对他愈加恼火,终于将他逮捕监禁。芮从中国获释之后继续在北非,爱尔兰和菲律宾圣言会工作,1973年退休,1980年去世。芮著有“红色地狱中的四年”,(注8) 留下了他对中共镇反的观察,此书和李克对中共看法不同,芮获释后在美国曾公开批评李克和李又安。李克和李又安没有直接回应芮的批评,但在全美国巡回演讲多次,赞扬中共,推崇中共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思想改造”。

1995年李克以74岁高龄接受美国左派组织“毛泽东主义国际运动”(现已停止活动)在马萨诸塞大学录音访谈,继续介绍自己的中国经历和观点。(注9)李克赞赏自己祖国的宽松环境,因为他能自由地表彰自己祖国的敌国。在朝鲜被美军俘虏的中国志愿军官兵,遣返回到自己祖国之后即入另册,未见有人发表对美国的正面评论。

孟义在中国学习医药,此外我未找到任何材料。






















图8 米小洁1960年代摄于纽约










图9 芮格尼神父获释之后照片

5.同为间谍处置各异

监禁期间,李克,芮格尼与中国男犯,李又安,米小洁与中国女犯的吃,住,卫生和劳动条件相同。李克出狱时患有肺病,芮格尼的体重在狱中从被捕时的180磅降到低于100磅。李又安回美后体检时牙医发现她牙齿极好,因为她在狱中未吃任何甜食。 草岚子为中共首都监狱,应该是全国最规范的。除了受审时的死刑威吓,剥夺睡眠,手铐脚镣和长时间蹲踞之外,美国犯人在这里得免土改和镇反时中国各地常见的多种肉刑。

中共自诩司法公正,宣称量刑根据犯人罪行轻重和认罪改造态度, 但关押期间李克始终不知道自己刑期多长,判刑和释放都在关押的最后一天。李克承认“间谍罪行”,接受“思想改造”,应属表现良好;米小洁不服指控,应属“态度恶劣”;而芮格尼按中共定罪集“美国战略服务局间谍”,“美国国务院特工”和“反动分子”于一身,被捕后坚持不认罪,因不堪虐待认罪之后又翻供,应属罪行最大而态度最坏。然而,这几个人刑期没有区别,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谈判人员交换之后,他们被“一刀切”全部释放。李又安作为间谍家属和孟义首先同在2月获释。李克,米小洁和芮格尼则在9月中都被释放遣返。芮格尼直到释放前还是当局认为罪行重态度坏的犯人,但释放时的宣判则说他“在监狱工厂中劳动努力”,“遵守监狱规则”,“认罪服罪”并且“在劳动中很好地改造了自己”。

镇反中先于这几个美国人被捕的还有几个非美国籍的“美国间谍”:“炮轰天安门”案中的意大利人李安东,日本人山口隆一和法国人亨利 魏智 (Henry Vetch)等。李和山口在镇反中被处决,按照当时北京登记外籍人口1679人计算(注10),杀这二人超出了毛下达的千分之零点五的比例。中共公布的罪证是迫击炮等武器和一张手绘天安门草图,画有抛物线从金水桥指向城楼中心。草图作者认为密布中共军警的金水桥上能随便架设迫击炮,好像有些弱智。法国人魏智在北京作图书生意多年,卜德和李克通信中频繁提到请他为美国各大学购买中共出版物。因为与李安东的往来,魏智成为从犯获判重刑,释放后去香港继续他的图书生意。1990年代北大学者张广达教授在巴黎图书馆东方部见到魏智的女儿魏普贤 (Helene Vetch),她对中共关于父亲的不实之词,和拒不发还父亲在北京的财物始终不能同意。

在1950年代美国不但是强国,而且曾是中国抗日的盟友。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良好印象并未因为毛痛骂司徒雷登而立即改变。例如1950年7月李克给卜德信中讲道,由于朝鲜战争清华要赶走他和李又安。他们去向清华有关部门负责人要求在清华再留一段时间以改进中文口语,负责人尴尬地说上级有新规定不准清华这种国立大学收外国人。事实上清华由周培源挂名主持,邓懿实际操作的中文专修班刚收了几十个东欧共产国家学生,为了对刁难李克表示歉意,负责人随即说他自己不同意这个规定。李克转而向燕京文学院长齐思和求助,齐很高兴他们来燕京选学有关“周礼”课程。李克还讲到他走在街上会有过路的北京市民对他说“美国人顶好”。此类现象中共都认为是应予扫除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而镇压一批美国间谍则是扫除措施之一。

对于美国间谍的处置,中共似乎是按犯人祖国的实力决定的。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是作为“美国间谍”处决的,以便向国人宣示中共不怕美帝。但李和山口背后的祖国是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战败国当时没有任何实力和手段保护自己的公民。对于五个的确是美国人的“美国间谍”,中共本可以罗织几条死罪,但却没有杀他们,因为这些人背后是实力强大的美国。当时北京知识人私下议论把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当美国间谍来杀是“柿子拣软的捏”。中共预见到迟早需要与美国打交道和讨价还价,养起这五个人可作未来的筹码。果然,四年以后中共需要美国放行中国留美学生,筹码派了用场,这几个罪行和态度不同的人实际刑期一律四年。对李安东,山口案中共是大张旗鼓公布和处决的,而逮捕这几个美国人中共则对社会大众始终不公开报道, 减少了以后使用筹码时的不便。可是,他们被捕的消息在熟识他们的清华,燕京,北大和辅仁的中国知识人群中不胫而走,自然达到了震慑“亲美”知识人的作用。以我父母周一良邓懿为例,中共在逮捕李克李又安以后15年中没有以此事为难他们,直到文革时才假手红卫兵给周一良戴了美国间谍帽子。但在文革之前中国社会环境下“在美国培训美军人员”和“认识美国间谍”的前科给他们留下心理上的阴影则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李又安获释在深圳过境时身着臃肿的中式棉衣棉裤,引起美国媒体议论。以后释放米小洁时中共就特意提供了西式女装和口红等化妆品。芮格尼被捕时年逾五旬,系狱四年使他健康恶化体重锐减,中共提前两个月让他住单间,饮食从原来的窝头白菜汤改为鸡蛋牛奶大米饭。美国红十字会,天主教会和他家属邮寄给他的食品包裹也忽然都到达了。两个月“催肥疗养”使等在罗湖的西方记者们看到一个外观健康的芮格尼。

同案的中国犯人对中共没有筹码价值,中共可任意处置而不担心国际影响。琉璃厂书店雇员王哲卿经常给北京各大学外籍师生送书上门,被拘押审讯一年,释放时人已脱了相,从此不敢再给外国人送书。李克书中称为“小杨”的郭女士是北大毕业生,思想作风比较美国化, 与李克,李又安和米小洁均有过从。“小杨”在1951年7月和这三个“美国间谍”同时被捕,4年后“美国间谍”们获释回美了,而她这个中国同案犯却多关了2年。1957年出狱适逢反右,又被戴帽。文革中被劳改,因修铁路的超重劳动受伤致残。以“小杨”的身份地位能搞到的情报极为有限,中共对她下狠手只是因为她“亲美”。1944-1945年间毛为获取美国军援而对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和外交官大事谄媚,许诺他们在共区可以见任何人,看任何地方,鼓励他们宣讲美式民主,甚至对外交官谢伟思说过欢迎美国商人来华做生意,为消除美商对“共产”的顾虑,曾考虑更改党名。(注11)毛为“亲美”不惜扔掉祖宗牌,“小杨”和三个美国学生的友善绝没到此程度。

李克,李又安回美以后,费正清鼓励他们写了“解放的囚徒”,于1957年出版,书中对中共颇多赞扬 。中共很高兴自己对西方人士的“思想改造”如此成功, 于1958年将中译本作为内部读物发行。英文版书名原意应该是说作者在解放后的中国蹲了监狱,并未强调自己的“间谍”罪名。中共将中文版书名改为更符合自己宣传意图的“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尼克松访华后,“解放的囚徒”于1973年在美国再版,这时中国已发生的反右,饥荒和文革动乱真相逐渐流入西方,在宾大讲授中国历史和语言的李克教授开始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真相。1981年“解放的囚徒”第三次在美国印刷发行,李克觉得自己1957年写的后记离中国现实已经太远,又补写了新版序言和一个“后后记”,在颂扬中共的主旋律之下,表示“反右”是“不幸”的, 也提到了文革,毛,刘内讧及四人帮。

6.幸免囹圄的美国“间谍”

邓懿在哈佛大学陆军语言班中文组辅导口语,她的学员中有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的牟复礼,周一良因此也与牟复礼相识。牟复礼受训后先在美国为中国实习飞行员做翻译,然后调入美国战略服务局,奉派经印度到中国云南对日作战。二战末期在华的百万日军主要驻扎在中国东部各城市和富庶地区,美军为顺利攻克日本本土,计划在中国拖住和解决这些敌军,不使其参加本土防卫。如果这一设想付诸实施,中美盟军需要在华南,华东,华北和东北逐一攻克日军过去已经营多年而现在又有百万守备兵力的各个战略要地,可以预见的代价除盟军和平民大量伤亡之外, 中国经济命脉所系的各个都市和省份都将夷为焦土。这一计划的第一步是定于1945年8月进行的“美洲豹行动”,由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的副官率领4名美国战略服务局军人和40名国军突击队员空降广东雷州半岛敌后,接应美军大部队登陆。牟复礼是4名美军之一,他与中国战友一同接受了跳伞,电讯,野外生存,破坏路桥设施和各种轻武器使用的训练。 预定空降日期之前5天,美国动用原子弹导致日本宣布投降,“美洲豹行动”因而取消。原子弹不仅挽救了中美军人的生命,也保护了中国的平民和经济命脉免遭更大灾祸。

牟复礼在云南目睹国军士兵和平民在极端贫困的物质条件下保持着胜利的信心和乐天的精神,为二战做出巨大的贡献。他回忆说,那时他还没见到后来接触到的中国大城市和中国知识分子, 但这些云南的底层中国军民使他感动不已,因此决心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此后他到平津沪宁等多个城市执行各类任务,包括搜集麦克阿瑟东京总部向战略服务局索取的中国情报,管理天津唐山一带等候遣返的已投降日军等等。当时在华美国人,包括留学生,多数居住于城市,旅行乘火车汽车,对中国农村和社会底层了解不多。牟复礼因工作需要多次“出差”中国农村,白天乘坐畜力车或步行,过夜则住简陋的“大车店”或借宿民宅,常与中国士兵农民同睡一炕。1945年11月,中共为对美宣传自己多次邀请美国驻天津战略服务局首脑访问“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部”所在地张家口。牟复礼代替上级前往,途中在鼠虱充斥的旅店中感染斑疹伤寒而连日高烧,由当地中医用草药煎汤救治得愈。

虽然他军阶不高,但任职情报工作让他接触到宋子文,戴笠和魏德迈等当时中国政治的重要角色。魏德迈是美国杜鲁门当局中能看透中共的少数几位高级官员之一,他不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当面狡辩所动,力主全力支持国府。他的挚友马歇尔衔命来华协调国共“和平”,他毫不客气地预言美国如不改姑息中共,掣肘国府的对华政策,则则马的“和平”使命必败。他不幸而言中,杜鲁门当局的错误使中国蒙受数十年共产灾祸,也使美国在韩战越战中吃了中共的大亏。1970年代中美建交以后,魏德迈几次谢绝了中共的访华邀请。他活到了1989年的六四,亲眼看到中共向全世界表明他40多年前有关中共的警告是正确的。

虽然军衔相差悬殊,陆军下士牟复礼与四星上将魏德迈有过几次深入的交谈,先是1940年代在中国,后来是1950年代在美国。牟复礼推崇魏德迈对中国形势,国共斗争和国际政治的深刻了解,应该算是“英雄所见略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牟复礼用眼,用脑并且用脚读了中国这本大书,比起许多其他在华美国人,他对中国的三教九流,城市农村和国共斗争都了解得更深更广,对中国“官话”和各地方言的把握也更精到。他日后在普林斯顿的美国学生对他的“京片子” 口语无不称赞。

中共宣称奉行“宗教自由”,牟复礼看到了与宣言不同的真相:任何对民众有号召力而中共不能驾驭的组织,中共必铲除之。1865年起法裔天主教士在河北献县传教,并开办学校,印刷厂和医院等设施,形成有规模的教区,在当地影响力很大。二战期间日本占领军对教会也不加干涉。二战前几位美国纽罕普什尔州的青年修女万里来华参加这个教区,二战断绝他们与美国亲人联系达八年之久。二战后美国亲人要求美国驻华使馆调查修女们的生死,牟复礼奉派出差献县。此时献县由中共“八路军”占据。牟复礼和他的中国同事在沧县下火车,由中共派员带领并监督,乘马车和步行经河间到献县。主持教区的法裔夏维特神父(Father Charvet)在穷于应付中共压迫之余接待了他们,牟复礼见到了美国修女,带回了修女们给美国亲人的家书。

在完成这项人道任务的同时,他也目睹了中共胁迫献县教民斗争神父,以便铲除教会的手法。成百上千的教民和农民被中共人员押解到会场,由中共调教过的“积极分子”发言向教会讨账。1900年义和团动乱中北京八国联军中的法军曾分兵到献县保护教区。有一个法国士兵抢了农家一只鸡。农家人发言说一只鸡一年下200个蛋,200个蛋孵成鸡,每只鸡每年又下200个蛋。到1945年这个法国兵欠农家的帐变成了公比为200的46项等比数列之和,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中共就此宣布1945年的法国神父必须为1900年的法国兵还账。此后中共无赖手法变本加厉,教区资产全被剥夺,外籍教士修女被逼走,夏维特神父以间谍罪被捕送北京关押。牟复礼另一次在共区出差借宿信教人家。看到房东慑于中共禁令不敢白天祈祷,也不敢自己祈祷,就让自己的小孩夜间偷着请出神像诵经礼拜。(注12)

中共吹嘘自己是抗日战场的主力,牟复礼根据自己在共区的所见所闻认为不是事实。

费正清等亲中共美国学者在中国经常接触到的是中国左倾知识分子,听到的是中共首脑周恩来等人的统战花言巧语,读到的是中共的蛊惑宣传材料,所以不会有牟复礼这样对中共的深入观察与思考。在1949到1989年的四十年中,褒中共贬国府是美国汉学界的“标准”观点,而这期间牟复礼开的中国历史课总要据实列举毛泽东的倒行逆施。1990年代以后美国汉学界开始修正对中共的认识,牟复礼的观点终于变成了“标准”观点(注13)。

牟复礼在中国渡过的1944到1950年是中国大动荡的年代,他在中国的经历也是亦文亦武,有声有色的,因此中共镇压机关注意到他并不奇怪。他1946年4月退役离开战略服务局之后在南京大学读了历史学位并去北京大学历史系听课。1950年他在南京时北京中共报纸刊布河北献县法国神父夏维特因间谍活动被捕。罪证之一是1945年牟复礼送给他无线电设备,要他向国府传递八路军作战情报。牟复礼在南京接到北京友人寄来的剪报,即向南京的中共外事警察投案自首。他指出自己1945年的献县之行由中共派员全程陪同,他的小行囊也装不下无线电器材,所以他愿意去北京出庭就对他的指控作证。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中共警察竟然说中共并不想对他做任何指控,中共提出“无线电设备”纯粹是为了加罪于天主教会,所以他完全不必理会此事。中共警察这番自白坦诚得令人吃惊,但的确对中共镇反中的各种“间谍”判决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1974年10月到11月间,中美按照双方“文化交流协定”互派社会科学代表团。牟复礼是美方语言学家代表团团员。中共拒绝接受牟,因为他在1945年曾向献县偷运无线电设备,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美国国务院按协定中“不得干预对方代表选派”条款提出交涉,中共才接受了他,但对他全程严密监控,不准他会见在大陆的任何老师,朋友和熟人。中共在1950年承认所谓间谍和“无线电设备”一事事自己的捏造,到了1974年却又把这捏造的罪证当成事实提出。为什麽中共司法定谳这样随意变来变去,具体原因应该保存在中共司法档案之中。牟复礼回美后写了长篇大陆观感,对照自己1940年代的在华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了中国历史,古迹,文物,社会科学和文化教育在自己离开中国之后的24年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实际境遇。

与牟复礼同时,有亲共美籍华人教授杨振宁,何炳棣等访问大陆,享受中共慷慨招待之后,回美或著文或讲演为毛和文革捧场。中共在“参考消息”等国内刊物连载他们的长篇阿谀文字,我记得当时我这种亲历文革的国内知识青年读后无不气愤。在中国只住过6年的美国人牟复礼写的观感翔实中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而在中国生长的杨,何等人对中共的歌功颂德则很快成了笑柄。

1955年9月中旬,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在荷兰莱登召开,牟复礼和夫人牟陈效兰与会。中共派当时受毛宠信的中共史学家翦伯赞出席,周一良随行作助手和翻译。 由于牟复礼与周一良的渊源,会议主持人委托牟夫妇在会议正式开始前的3天中全时陪同翦和周。由于美国海军语言班的李克夫妇4年前因间谍罪被捕,周一良正为是否牵连自己而心中忐忑。现在陆军语言班的牟复礼夫妇热情来见,周一良不由心中叫苦:“又是一个‘间谍’,怎麽办?”,于是假装不认识。看到周一良的尴尬,翦伯赞问“他是谁?你认识他吗?”周一良只好回答二战期间在哈佛见过面。牟复礼立即明白周害怕翦发现两人在陆军语言班的关系。此后会议全程中周再未主动与牟说过话。翦伯赞当时是毛在中国史学界红人,行前想必有高层打招呼要在学术会议中搞“统战”,所以完全不忌讳与“间谍”交朋友。牟复礼回忆说翦“为人快活,谈吐直爽”,因为周一良对美国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翦伯赞干脆抓住牟夫妇代替周作自己的翻译。翦伯赞与牟夫妇相谈全无戒心,说起与会的苏联汉学家时竟用了嘲弄的口吻,翦对“苏联老大哥”不敬很出牟的意外。

周一良后来回忆起自己在莱登临深履薄谨小慎微而翦伯赞却谈笑风生挥洒自如,说“翦老利用他在国统区进行活动的经验,灵活机智,争取对新中国友好和可能友好的人,取得很好成果”。我以为翦是因为有地位,加以高层打过招呼要搞“统战”,所以不怕,周因为地位低,奉命做翻译却无人打招呼,加上李克间谍案的前车之鉴,自然不敢越雷池一步。到了文革大疯狂的1968年,翦的毛宠不再,没有高层打招呼,不堪迫害遂绝望自杀,“国统区经验”和“灵活机智”都没能帮他挺过这一关。周一良在文革中再次因为没有高层打招呼而罹祸,轻易表态批评毛的红人聂元梓而大吃苦头,但他挺过去了没有自杀。1989年周一良访美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终于和牟复礼握手言欢,两人回顾1955年的莱登会议,可以无所顾忌地为翦感慨一番了。






















图10 哈佛陆军语言班合影,2排左2为牟复礼。





















图11 牟复礼(右)与共军向导在张家口




















图12 牟复礼的南京大学学生证























图13 莱登与会者合影。1排左4为翦伯赞,翦右后为周一良。3排右2为拉铁摩尔夫人,右3为拉铁摩尔。5排着深色衣服华裔女士为牟复礼夫人,她左后为牟复礼。











图15 牟复礼致函作者的手迹

7.中共宣传歪曲案情

“美国间谍”们50年后仍有使用价值。2001年中共出版了卜德的“北京日记”中译本(注14),看重的当然是卜德偏袒中共的观点和取材。但自由主义者卜德对中共的专制仍然有敏锐地揭露。对照阅读两种文本,就发现中文版缺了若干批评中共的段落和章节。 例如:

中共媒体对北约组织作歪曲报道

中共的政治灌输如同宗教,毛像无处不在

天津一小型日报在头版声明检讨自己解放以来六大错误,以避免被查封

佩枪中共警察充任学校校长以强化政治管制

等等。

2006年,中共又出版了“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其中当然包括这些“美国间谍”们的案件。该书以62页篇幅讲述李克,李又安案件。李克读过之后指出多处不实,以下择重要者列出。引号中是书中说法,引号之后是李克的更正。

“卜德是中央情报局间谍”卜德教授在二战中供职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 撰写了多篇宣传性文章介绍中国文化和国情,以提升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尊敬和友好。他的思想倾向是自由主义,在对华政策上和麦卡锡右翼政客及美国政府多有冲突。

“李克食用境外美国特务寄来的食品包裹后中毒,住院,李又安来探望并谴责美国特务卑鄙行为” 李克在狱中从未中毒,从未住院,从未见过李又安。

“李又安在狱中如厕时被中国男犯攻击”无此事。

“人民政府给外籍犯人提高伙食标准” 李克在狱中伙食始终与同监室中国犯人相同。

“李克妹妹从美国来北京探监,获李德全部长接待,极为满意中国监狱条件,表示自己如犯罪就到中国来服刑”
李克没有妹妹,李又安的妹妹从未到过中国。

“监狱给美国犯人开圣诞节晚会”无此事

“李克,李又安在1955年9月11日同时释放” 李又安于1955年2月22日,李克于同年9月11日释放。

“李克,李又安1980年访华时会见了当年的审判员”李克,李又安确实要求会见审判员,也获得了批准,但审判员因病重而取消了会见。

李克认为此书作者想象力过于丰富,如果他读过“解放的囚徒”中文版就不会出这麽多错误。但如果作者完全按史实写,此书就不会那样生动可读,中共需要的宣传效果也将打折扣。

中共司法向来缺乏透明度,镇反中对“美国间谍”的处置涉及中共的内政和外交,也反映中共司法程序有许多司法以外因素介入:毛个人情绪和心态,当时国际形势,中共在国内需要打击某个人群,需要杀人立威,等等。镇反究竟有多少冤假错案,其细节真相如何,至今仍然模糊不清。镇反中被错杀的冤魂,系狱的幸存者,蒙难者的后人,以及这一事件的研究者们都期待着中共档案解密的一天。

注1:中共官方网站 http://www.baijiajiangtan.com.cn/SHGC/2010/01/04/1098_3.html

注2: “Peking Diary 1948-1949 A YEAR OF REVOLUTION ” by Derk Bodde A FAWCETT PREMIER BOOK

注3:“从清华园到史语所” 李光谟著

注4:“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 朱振才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5:“北平解放 地下党组织终于从地下转为地上”
http://www.ce.cn/culture/history/200906/17/t20090617_19333963.shtml

注6:“留德十年” 季羡林著

注7:The letter by Rigney to “Nature” Magazine in 1963

注8:“Four Years in A Red Hell, The Story of Father Rigney” by Harold W. Rignet, S.V.D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Chicago

注9:http://www.prisoncensorship.info/archive/etext/ma/radio/rickett.html

注10: 同注4

注11:“Honorable Survivor: Mao's China, McCarthy's America and the Persecution of John S. Service” Lynne Joiner

注12:Chapter 1 of “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Frederick W. Mote

注13 Addendum 3 of “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Frederick W. Mote

注14:“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 ” 德克 卜德著 洪箐耘,陆天华译 东方出版中心

(本文删节版刊于“开放”杂志2010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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