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朱学渊：以“梼杌”一字，为中华民族寻根

（转自新世纪）

学渊评：读我的历史语言文章的朋友最近愈来愈多，今后必然还有更多的人会认同我的见解。民族是人类学的群体分类，而民族本身则又有“血族”和“语族”两个层面，不过血缘上纯之又纯的人类群体已经很少了，大的民族如汉族、藏族、蒙族大都表现为语族的形态。下文我以“梼杌”一字来求证上古黄河流域流行的语言是今日之蒙古语、突厥语和通古斯语，我以为北方汉语是在这些底蕴语言上融合而成的一种相对年轻的语言，而鲜卑、蒙古、回纥、突厥、女真等“夷狄”则是从中原出走的。共产党说“中华民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固然是一类政治笑话，然而蒙古人种有共同的“血根”和“语根”则未必完全没有科学的意义。

朱学渊：以“梼杌”一字，为中华民族寻根

上古时代，人类部落里就有专人背诵祖宗的谱系，这就是人类之初的口传历史。当然，后人不免会在其中添油加醋，但更多的则是遗忘疏漏，因此在这些传说中还是有许多真人真事。而等到有了文字后，人们把史事刻在龟甲、竹简上，铸在青铜器上，这就是所谓“甲骨”、“竹书”、“金文”，书面历史也就开始形成了。

·梼杌是历史

中国最早把史书叫“春秋”，得以传世的是《鲁国春秋》。但《墨子》说东周王朝和燕、宋、齐各国也都有自己的《春秋》，因此东周一代就被称为“春秋”了。然而，“历史”还有其它的名字，《孟子》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即是说《乘》、《梼杌》、《春秋》都是历史。古今以书证书的学者们，都认了春秋是“春去秋来”如流逝岁月的理，却没有人说得清：为何“乘”（chin）和“梼杌”（tao-wu）也是“历史”？

司马迁的见识很广，他在《史记·陈杞世家》中说：

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周封其后于宋，齐愍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后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

原来，成大业的殷、周、秦三代有“本纪言”，没有气候的陈、杞、宋等国也有“世家言”；“本纪”和“世家”都是一回事，不过是以成败论英雄。

《史记》中的《本纪》和《世家》，大都是从各代各国的《乘》、《梼杌》、《春秋》中取材集成的，因此内容相当准确。然而，司马迁独独不提夏代有“本纪言”，那是因为夏代没有文字，当然就不会有书面的历史，这也难怪〈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有强烈的传说色彩了。

·梼杌是弱智儿吗？

梼杌也是古代的人名。〈五帝本纪〉说：

昔帝鸿氏（即黄帝）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

这是说伟人也有不肖的儿子，民间把凶恶的叫“浑沌”，无信的叫“穷奇”，不会说话的叫做“梼杌”。换言之，“梼杌”是不会说话的弱智儿。其实，司马迁也没有搞清楚这些人名的由来，“浑沌”、“穷奇”、“梼杌”未必有凶恶或残疾的意思，譬如《国语·周语》说“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这个“梼杌”也只是一般的人名而已。

然而，宋代大文士苏洵又为“弱智儿”之为“历史”做了一个发展性的圆通，他在《嘉佑集·史论》中说：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

他认为历史是为忧世而作，以“梼杌”命名历史，是以恶人的名字来惩诫后人。这种将弱智儿说成恶人，并用来惩戒后人的说法，是荒诞而且不近情理的。

·梼杌是蒙古语的“历史”

为什么“梼杌”是历史？翻阅一本《英蒙词典》，却不经意地解决了这个疑惑。原来，蒙古语的“历史”是“屠兀何”（tuuh），楚国历史“梼杌”显然是用蒙古语的这个字来命名的。楚国语言有蒙古语成分还不止一例，《汉书》作者班固在说到自己的姓氏时，说：“楚人谓虎‘班’。”而现代蒙古语的“老虎”恰恰是 bar。

史学家岑仲勉也曾经注意到《离骚〉中的突厥语成分，楚国语言的戎狄语言特征，可能有两种形成的原因。其一，楚国中心所在的地方（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的远古居民是使用北方民族语言的；其二，楚国统治部落是使用北方民族语言的。前一原因无法排除，后一原因却有显然的依据，〈楚世家》说：

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这是说楚王室的先人是周文王的部下，因为他早死，后人就被周成王打发到偏僻的蛮夷之地去了，而且还不予封位，楚国的王位是他们自封的。

楚部落的先祖曾经追随文武，而〈周本纪〉记有伐纣大军“荷罕旗”、“虎贲三千”的雄姿，前面说过“罕”是“可汗”，“虎”是蒙古语“强壮”一字“虎思”（hus），“贲”是蒙古语的“人”字“浑”（hun）,“虎贲三千”即是“壮士三千”。武王麾下像是一枝说蒙古话的游牧民，他们的后裔将“历史”称“梼杌”，将“老虎”称“班”，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中原汉语有蒙古语源并不是希罕的事情。如“新”、“旧”二字，蒙古语里分别是“新呢”（shine）和“忽陈”（huuchin），而“忽陈”又可略做“陈”，内蒙“陈巴尔虎旗”就是“老巴尔虎旗”。汉语里“新生事物”的“新”和“陈年的酒”的“陈”，都与蒙古语有关。可是一说到蒙古的事情，有人就会说“那是成吉思汗带进中国来的”。其实夏历中的“申”、“亥”两字的“猴”、“猪”之意，在蒙古语里恰为 sam 和 hai，因此四千年前的“夏部落”，可能就是说蒙古话的。

司马迁的〈楚世家〉，无疑就是重撰了的《楚梼杌》，它开卷就背诵历代祖宗的名字：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夏之时……殷之时……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

而《蒙古秘史》和〈楚史家〉读上去的味道差不多，也是背诵家谱起头：

成吉思合汗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一同渡过了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巴塔赤罕。巴塔赤罕子塔马察，塔马察子豁里察儿篾儿干，豁里察儿篾儿干子阿兀站孛罗温勒，阿兀站孛罗温勒子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子也客你敦，也客你敦子挦锁赤，挦锁赤子合出儿。

说来《楚梼杌》和《蒙古秘史》都是循了一种中原古族的历史体例。

·人名“梼杌”出自族名“屠何”

要体认“梼杌”作人名的一面，须先了解古代中原人名特征，现在看来它们很多是北方民族的族名或部落名。如“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墨翟”是“勿吉”等等。楚人亦循此矩，如〈楚世家〉人名“卷章”和“吴回”，当是“女真”和“回纥”。这种现象说明，中原古族与北方民族是同源的。

人名“梼杌”可能是古代族名“屠何”或现代族名“达斡尔”。把它记为“梼杌”，只是巧合，“达斡尔”与“历史”可能没有关系；“梼杌”是“弱智人”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而“梼杌”之为历史，是以恶人之名警世的说法，就更荒谬了。

事实上，“浑沌”、“穷奇”也是族名演变成的正常姓氏或人名。“浑沌”就是戎狄族名“乌潭”（或成地名于阗、和田、Khotan）；“穷奇”则与匈牙利姓氏Gyöngyösi（读如“穷觉希”）一致，大家都知道匈牙利人是从东方迁徙到欧洲去的。而常和“浑沌”纠缠在一起的“盘古开天地”的“盘古”，就是族名“仆骨”。

·“贤为屠耆”的解释

关于匈奴语言，中国历史只有若干词汇的纪录，其中一个很令人费解的是“屠耆”。《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谓‘贤’为‘屠耆’，故以太子为左屠耆王。”从字面上看“贤”有聪明能干或乐于助人的意思，但我以为“屠耆”是蒙古语“历史学家”tuuch，，“左贤王”、“右贤王”则与中原“左史”、“右史”相当，即单于随时咨询的“贤人”、“史官”，匈奴民族进入权力社会，就任人唯亲，单于两侧都换上了亲生儿子。

·结束语

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人文、语言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南蛮”语言的影响下，具有汉藏语言特征的“雅言”开始形成，这就是“汉语”的前身；而原本中原古族使用的土著语言，则被出走北方的部落保留了下来，而成为了“戎狄”的语言。

至于，为什么象司马迁这样的伟人也会出错呢？那是因为在他的时代，雅言形成已久，司马迁对这些上古人名的由来，已无语言线索。然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已经在伟人的延长线上，又走过了两千多个年头，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去重新检视人类的既往，自然应该有高于古人的见解。而仅以“梼杌”一字，也可以为中华民族寻根。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稿

二○○六年二月十七日修改

原载《文史知识》二○○五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