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29, 2010

天云变化图

(8月末手机拍摄。点击图片可看大图)








Thursday, October 28, 2010

蓝天白云

前几个月陆续用手机拍的(blogspot上传图真费劲)。






Saturday, October 23, 2010

10月购书单

《花甲回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美]丁韪良 著。广西师范2004年5月1版,2005年8月2刷)

《陈垣和家人:新会陈氏三代史家》(曾庆瑛 著。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7月)

《山外山:晚明绘画》([美]高居翰 James Cahill 著,王嘉骥 译。三联书店2009年8月1版2010年6月3刷)

《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美]高居翰 James Cahill 著,李佩桦、王嘉骥 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8月1版2010年6月3刷)

《游仙窟校注》([唐]张文成 著,李时人、詹绪左 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5月)

George Bernard Shaw:An Unauthorised Biography based on firsthand information by Frank Harris (First published in 2008 by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Detection by Gaslight:14 victorian detective stories (edited by Douglas G.Greene,Dover Thrift Editions,first published in 1997)

To Kill a Mockingbird by Harper Lee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Arrow Books 2010)
























































































































Tuesday, October 19, 2010

曹长青:談劉曉波得諾獎的爭議

(转自曹长青网站

談劉曉波得諾獎的爭議

曹長青

劉曉波成為第一個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之後,在海內外一片歡呼之中,也有相當一股對劉獲獎不滿的聲音。歡呼的理由當然明擺著:中國終於有了第一個諾貝爾獎得主(所有獎項全包括在內,劉曉波是得獎的第一個中國公民),這是中國人的光榮,是給中國民主運動的一支強心劑,是對所有為中國民主化而努力的人們的鼓勵,並且可能會給中國邁向憲政民主提供契機。

反對者的理由是:在政治理念上,劉曉波代表要跟共產黨合作的妥協派、溫和派;同時他也曾排斥某些更激烈抗爭的異議人士。所以他得獎,並不能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在道德人格上,劉曉波有瑕疵:他曾在中共中央電視台作證說,他沒有在天安門廣場看到殺人,起到了幫助中共抹殺天安門屠殺的宣傳作用;他在監獄曾對自己參與八九民運而寫了痛心疾首的懺悔書;他這次被捕後,又撰文美化中共監獄和中國人權狀況。所以,劉曉波不能成為反抗中共暴政的榜樣,也不應是中國異議分子的代表人物。

反對劉曉波獲獎的人,列出其他幾個過去幾年曾獲諾貝爾獎提名的人物,認為他們更有資格獲獎。這裡有一個問題是,那些被提名者在過去幾年都沒有得獎,那麼這次即使不給劉曉波,也不能保證就會給其他幾位。很可能就誰都不給。那麼在“劉曉波獲獎”和“沒有中國異議人士獲獎”之間選擇,從大局著眼,有些對劉曉波的觀點和人格也頗有異議的人認為,還是劉曉波獲獎比沒有中國異議人士獲獎要好。

因為,劉曉波獲獎後幾天內,西方媒體上近年來罕見地一片批評中國人權狀況之聲。而且,把一個異議作家重判11年這件事定格在西方人頭腦中,就會增加他們對獨裁中國的惡感。就會給那些以為中國早已不是共產國家的人澆一桶涼水:在中國經濟繁榮的背後,邪惡仍在繼續。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次能在中共不可一世的現狀下,往中國聚焦一次,密集而全球範圍地彰顯一次它人權的惡劣程度,這個大局比誰得獎更重要。挪威根本不瞭解中國人內部那些事情。獎給中國異議分子,帶來這樣一個全球媒體關注中國人權的效果,總比給西方左派強。劉曉波的問題,是以後我們中國人自己慢慢討論的事情(我本人也會有長文另論)。

有一種觀點認為,和平獎之所以給劉曉波,是因為他對中共持更合作、更溫和的態度,而且他對激烈正面反對中共的異議人士持批評態度。因此獎給劉曉波,其激怒中共的程度,比獎給“激進派”要低。但這種說法有一個邏輯問題:

如果你跟西方人說:胡佳、高智晟等人比劉曉波更反共、更不跟政府合作,而劉曉波是妥協、合作的;那你怎麼能讓外國人理解——中共為什麼判劉曉波最重11年呢?這在正常邏輯上明顯不通。但中共重判劉曉波卻是有邏輯的。因為他總“惹事兒”。劉曉波曾多次召集各種簽名活動,而且簽名者多是知識份子、文化人。歷來看重知識份子對民眾影響力的中共,自然感覺劉曉波那些行為很“鬧心”。劉曉波寫過多篇觀點遠比《零八憲章》激烈的抨擊中共的文章,都沒有被捕(他96年被捕也是因為簽名連署);余杰也一直在寫比《零八憲章》更激烈的批評中共的文章,但他不僅沒被抓,而且還可以自由地進出國門、甚至去台灣。所以中共明顯是對“簽名連署”之類更不能容忍,於是重判,殺一儆百。

另有一種觀點,說中共和劉曉波唱雙簧,故意阻止了胡佳、高智晟得獎,而給了溫和的劉曉波。這恐怕更是無稽之談了,好像中共操縱諾獎委員會可以像操縱中國人那麼輕而易舉。雖然我也對劉曉波有相當的異議(見“劉曉波的諫言路能走通嗎?”“劉曉波最後陳述的爭議”),但卻完全不能接受他和中共唱雙簧的說法。劉曉波的觀點和道德人格都可以、也非常值得討論;但將其簡單化到和中共唱雙簧,實在無助於真正問題的探討。當然,中共在客觀上推動了劉曉波獲獎,是一個誰都承認的事實。

網路版一個搞笑的段子,說共產黨一手製造了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高智晟判三年不行,胡佳判三年半不行,陳光誠判四年半不行,譚作人判五年也不行……終於,劉曉波判11年——成了。”這豈止是笑話。連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都對香港媒體說:“如果當局不拘捕劉曉波,劉曉波就不會獲提名,就不會獲獎,媒體也不會這麼關注。”

明顯地,諾獎委員會是把劉曉波作為中國異議群體的代表來發獎的,這個異議群體,既包括所謂溫和派,也包括所謂激進派。而且,劉曉波的確有著二十多年來都在為實現中國民主化而努力的資歷。同時他是作家、文學博士,又曾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這些在一般俗人眼裏都是“資格”,諾獎評委們也不列外,別以為他們會把被提名人都仔細研究一遍。另外,哈威爾、達賴喇嘛、圖圖等人給劉曉波的背書,明顯是相當有力的頒獎理由。其他那二百多個候選者,恐怕沒有任何人拿到如此“重量級”的背書。所以這次劉曉波得獎,是在中共一手推動下的順理成章。

反對劉曉波獲獎的人士,綜合起來有兩個方面的擔心(說反對劉曉波獲獎的人是與劉有什麼個人恩怨,也同樣是無稽之談):

第一,在政治層面,劉曉波所代表的,對中共溫和、妥協、合作的態度,會成為被更多人接受的、認為是更正確、可行的中國民主化轉型的道路。而激烈否定中共,完全不妥協、不合作的姿態,會受到更多的否定。其結果就是共產黨更長期的統治。

第二,在個人道德品格層面,劉曉波缺乏操守,使他不能成為中國異議分子的榜樣;他不具備足夠的人格力量成為一面中國人反抗暴政的旗幟。在眾多政治犯仍處境惡劣之際、在無數人因政治觀點、宗教信仰等被殘酷鎮壓的現狀下,劉曉波美言中共監獄和中國人權狀況,不配做中國人權運動的代表;推崇這樣的人物,有損於諾貝爾的榮譽。

事實上,這兩個擔心可能都是多餘的。諾貝爾獎的光環其實早已不那麼明亮,諾貝爾獎的影響和作用也相當有限。我們看在美國,戈爾、卡特、奧巴馬等,都沒有因為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而贏得更多人的尊敬,或更促進了他們的“社會主義事業”。今天的美國,是與他們理念相反的“茶黨”在風起雲湧,領導風潮。

對被壓迫者來說,達賴喇嘛得獎21年了,並沒有對西藏人權狀況的改變起到什麼實質作用。昂山素姬得獎也快20年了,緬甸仍是軍人政府統治。如果這種速度是高調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們推動本國民主化的一個指標的話,那麼中國人在20年內就別指望了。所以,無論是認為劉曉波的獲獎能加速中國憲政民主化的進程,或延緩共產黨倒台的速度,都是誇大和過高看重這個只有幾個人決定、只因獎金豐厚就被過分抬高的榮譽。

且不說諾貝爾和平獎從未給世界帶來什麼和平,文學獎發了一個世紀,可二十世紀的文學成就,和根本就沒有文學獎的十九世紀的輝煌,完全無法比擬。寫中文的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已10年了,他和他的作品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對提高中國文學的水準和地位起到任何一絲一毫的作用了嗎?今天還有幾個人再去看他的作品呢?

至於劉曉波個人是不是道德榜樣或反暴政的旗幟,都不會因他是否得獎而決定。這個獎只是把他放在了聚光燈下,給世人更清晰地觀賞他和挑剔他,提供同等的可能。

和本文開篇例舉的那些為劉曉波獲獎而歡呼的理由不同,我認為劉曉波得獎只有三個實際的意義:

第一,諾貝爾獎的閃光燈,照亮了一下中國的黑暗,哪怕只是幾秒鐘。我們實在太難得有一個機會能“喊”世界媒體都來看看,中國的人權狀況糟到何種地步!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因為“吃喝穿戴”全是來自中國了,而以為中國快成天堂了。

第二,能夠促使劉曉波本人早日獲得自由。無論和劉曉波有多大的觀點分歧,無論他有多少道德瑕疵,11年的牢獄之災都是絕不可容忍的。這個諾貝爾獎,踢給中共一個最頭疼的球:既不可能無罪釋放劉曉波,也不可能重審這個案子;但如果一直關押一個諾貝爾獎得主,那麼隔三差五,國際人權組織就會抗議,等於一次再次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人權的惡劣。但無論中共是否會很快放人,劉曉波大概都不會坐滿11年監獄了。自由遠比百萬美元獎金價更高。

第三個是,中國人每年關於要爭諾貝爾獎的嚷嚷也該休止了吧。省得大家成天為這個那個、誰該得獎而鬧哄哄的,把推動中國民主的事業,變得像是為推動誰得獎似的。而這場推動“誰得獎”的競爭,又把本來完全是理念上爭執的東西,轉向人際、人事之爭。那實在是毫無任何建設意義的浪費精力。

一個諾貝爾獎,改變不了任何中國的現狀,鎂光燈的閃亮過後,中國人邁向民主的道路依舊艱辛。

2010年10月18日於美國

——原載《觀察》

(转)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转自南方周末

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作者: 张求会


一封电报

2009年7月4日,凤凰卫视《皇牌大放送》节目组围绕着1949年陈寅恪的去留问题采访了我。主持人秦晴介绍,在台湾“中研院”采访时,曾见过一张陈寅恪赴台的入境证。10月初,她在电邮里又说,那张入境证“其实是一张‘中研院’写给台湾警署的申请信”。后来,秦晴如约寄来了那封“申请信”的定格图片,可惜根本看不清。12月12日,节目总算播出了,屏幕上终于出现了那张让我牵挂多日的“申请信”。不久,我收到秦晴从香港寄来的DVD,花了一个下午,把这份材料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了下来。直到今年3月,经朋友牵线搭桥,我才从“中研院”史语所拿到了这份材料的扫描件(如图)。

事实上,这份新材料既不是陈寅恪赴台的入境证,也不是中研院写给台湾警署的申请信,而是一份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发给“台湾省警务处”的电报底稿。所用稿纸仍是从大陆带到台湾的史语所旧信笺,右上方书有“底稿”二字,边框右侧标有编号:“〈38〉台历字第五三一二号”,所填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卅一日”。正文由史语所所长兼任台大校长傅斯年以毛笔书就,内容如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电:台湾省警务处公鉴:

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兹附上申请书四纸,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辰世 印
本所通讯处:台北市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室转

电稿中的“辰”指代五月,“世”则是“三十一日”的韵目代字,两相结合,正与稿纸右侧所标日期吻合,可见发出电报也在1949年5月31日。

陈寅恪的去与留

为了凸显这份新材料的特殊价值,不得不把话说远一点。

陈寅恪1949年的去留问题,最早形成文字证据的是他本人在“文革”期间的《第七次交代底稿》:

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陈寅恪的这番话自然不能全部采信。陈氏所言“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是真是假,也一直未能找到实证。

1982年,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中,以陈氏此段自述为据,又引其师钱穆关于陈与夫人因去留问题发生争执的回忆为证,认为陈所言不肯离开大陆“确非虚语”,得出了“陈先生当日留粤之意甚坚决”的结论。(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5页)两年后,余氏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结论作了部分修订:“陈先生决定留在广州不走,是因为他觉得已无地可逃。……但是避地海外的念头有时也会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从上海到广州的船上,他有诗句说:‘避地难希五月花。’……这至少表示在他的观念中,到海外避难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同上,第97~98页)

到了1987年,随着新材料的出现,余英时再次修正了自己的推论:“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前,陈先生极可能为陈夫人的决心所动,转而有意迁往台北,只是时间上已来不及了。陈先生在一九三八年既肯主动地电告剑桥大学愿为候选人,那么他在一九四九至五○年这一段‘疑虑不安’的时期岂能完全没有动过‘浮海’之念?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因为‘避地难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师’等诗句已彻底地否定了这种推测了。”(同上,第268页)

至此,余英时顺利完成了“以陈释陈”的示范性动作,既为研究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后来者指示了不二法门,也在无意间开启了无数纷争。

同时代人的种种传闻

2008年6月,胡文辉出版了《陈寅恪诗笺释》。文辉在考证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时大展拳脚,几乎囊括了全部有价值的材料,也认为“陈氏最终决定留下,绝不等于他原来未考虑过出走”(《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进一步支持了余英时的结论。文辉在书中汇集了台湾相关人士对于陈寅恪有意赴台的种种听闻:

毛子水回忆:

大陆“沦陷”后,寅恪先生在岭南大学教书,颇想来台,但以不知道台湾生活情形,所以不敢动身。我当时听到他有意来台的消息,即想写信劝他来……由于素向的懒性,想而不做。若使当时我马上写信,寅恪来台的可能性或较大。(转引自《陈寅恪诗笺释》,第344页。下同)

萧公权回忆:

犹忆陈君于民国三十七年曾一度考虑移讲台湾。然以体弱多病双目失明,夫人与女公子辈之健康亦多可虞。既闻岛上生活不甚妥便,故决定应聘岭南大学。

梁嘉彬回忆:

寅师何以不来台湾,外间多有揣测之词。据弟所知,当大陆将全部沦陷时,寅师在广州有函,托友调查台湾房屋地价租钱,为准备来台之计,后以广州已“沦陷”未果。

苏景泉回忆:

(1949)夏间,台湾大学傅校长斯年曾经函请陈来台任教,并为之请了几位助教,预备助陈耳听读书,口述写文。傅校长可谓为学校请大师,为国家求第一流人才,敬老尊贤之至了。惜乎陈师双目失明,行动不便,而岭南大学文学院殷留不放,迄广州“沦陷”,无法他去,诚可痛啊。

这些同时代人的回忆材料,确实可以佐证陈寅恪当时有过前往台湾任教的想法。但此类文字终究难以完全取信于人,因为仍然缺乏关键性的直接证据。

陈寅恪躲避傅斯年?

其实,就在文辉埋首于陈诗笺释这一大工程时,与陈寅恪去留问题大有关联的一份重要文献已经浮现。这条材料是王晴佳在《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载 《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一文中率先刊布的。王文根据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近史所“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查阅到的有关信件展开探讨,主要内容是探究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微妙关系。王晴佳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陈、傅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十分紧张,这既与傅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此后,陈寅恪对傅斯年“采取了躲避政策”,最终没有随史语所迁至台湾,也与此有关。

王文虽然不以陈寅恪去留问题为中心,但于此也有涉及。作者特别引用了“朱家骅档案”中傅斯年1949年5月28日给朱的一封回信,内云:

关于陈寅恪先生入境手续,因其属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自当照办。

王文推测:“从信的口吻来看,似乎有人询问朱家骅,如果陈寅恪想到台湾,是否可办入境手续,而朱向傅斯年咨询。而且,似乎询问的人并不是陈寅恪本人,因为如果是他本人,傅斯年的口气就不会如此‘公事公办’。而且,傅的口吻,似乎还有不甚相信此事是真的迹象。自然,这种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傅斯年在这以前,曾多次催促陈一家到台湾而未成。如此看来,这个询问如何办理赴台手续的人,很可能是陈夫人。”

这一推断自然颇有见地,但王文没有提及的以下三点仍不应忽略:一是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姻亲关系——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正是陈寅恪的亲表妹,也就是说,傅既是陈的上司、老友,也是陈的表妹夫;二是朱家骅、傅斯年通信的时间背景——《台湾戒严令》自1949年5月20日零时起在台湾全境实施;三是傅斯年在函复朱家骅的第四天就为陈寅恪来台事专门致电台湾省警务处。

傅斯年电稿的发现

显而易见,这份新发现的傅斯年电稿是迄今为止破解陈寅恪去留问题最关键、最直接的证据。将它与王文所引朱、傅往来信函相结合,大致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

陈寅恪夫妇1949年确曾有意携带女儿离粤赴台,而且有所行动——通过朱家骅向傅斯年咨询,继而由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向台湾省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证。

据秦晴介绍,“陈寅恪的入境证是王汎森先生在整理傅斯年夫人捐给史语所的文物资料里发现的”。傅夫人“捐给史语所的文物资料”,亦即入藏史语所的“傅斯年先生档案”。其中有没有台湾省警务处的批复以及办给陈寅恪一家人的入境证,现在仍然难得其详。但无论如何,王汎森的发现和凤凰卫视的公布,的确功不可没。

陈寅恪同时谋划赴港

说到赴台,就不能不提赴港。胡文辉在《陈寅恪诗笺释》中援引《陈君葆日记全集》中的材料作为新证据,认为“陈氏当曾有过去香港大学之念”。(《陈寅恪诗笺释》,第344~345页)后来,他又根据《陈君葆书信集》(谢荣滚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披露的新史料,撰成《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的新证据及其他》一文(载《东方早报》2009年5月24日),得出如下结论:“陈氏夫妇为了预防万一,的确早有避地香港的准备。——等到解放军进据广州后,陈夫人仍想迁港;而陈应以为局面未至‘万不得已’,故不愿‘轻动’。”夫妇间小有勃蹊,唐筼独自一人赴港,借住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马鉴家中,以此作为胁迫。但最终夫唱妇随,这才有了陈寅恪寄居岭南的“最后二十年”。

文辉在文中引用的主要证据,是陈寅恪写给马鉴和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的一封信。此函“似由旁人抄录”,但口吻、情词则非陈氏莫属,内容同样与申请办理入境证有关,只不过这一次是赴港。信中略云:
近来时局日紧,将来广州情形如何尚不得知。弟于万不得已时,或有赴港一避之举,然决不轻动也。惟闻香港当局颁布一规则,将来入港境者须预先请求许可登记,并有于本月十五日以前截止之说。此项传闻不知确否,但为预防万一起见,兹将像片四张附上,敬请代办。将来入港境之手续,若非有家庭及亲戚在港不可者,则弟无家庭在港,只有曾昭伦夫人俞大絪女士,系弟之亲表妹,现在香港师范学院任教,亦两公所熟识者也,或可引为亲戚之一例证。倘若有其他方法,亦请代图之。

据文辉考证,这封信写于1949年5月10日。如前所述,傅斯年答复朱家骅,表明愿意为陈寅恪申请办理入境证的那封信,作于同月28日;傅斯年为此以史语所名义致电台湾省警务处,则在同月31日。据此,笔者试作如下推断:陈寅恪夫妇在“时局日紧”之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通过马鉴、陈君葆谋划赴港,一面通过朱家骅、傅斯年准备赴台。

结 局

后来的结局也有必要重新提一提:

陈家的赴台计划最终并未实现,这一计划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放弃的,现在仍不得而知。近期披露的一条材料显示:最迟1949年6月18日,台湾大学总务处在一份发给文学院的通知里已经明确告知:台大历史系原拟聘为教授的陈寅恪、韩儒林等学者无法来台。(据李东华:《台湾专业史学的传承与转折:从帝大到台大 (1928-1960)》,载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赴港的努力则延续了一段时间——1949年8月23日,陈君葆在日记里记载,陈寅恪托人将“几十件行李”寄存在冯平山图书馆,显然仍存出走之想。同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直至1951年9月14日,陈寅恪次女小彭才受父母之托,来冯平山图书馆取走寄存的行李。至此,赴港之梦也彻底放弃。另据何广棪回忆,俞大维生前曾托他打听撤离大陆时寄存在马鉴家中的行李是否可以取回,其时陈寅恪等也曾将行李寄存在马家。马鉴夫人后来转告何氏:1959年马鉴辞世,家属搬离旧寓,“即通知各家取回寄存之物,而俞家之物似由陈寅恪夫人代为取去”。(何广棪:《昊天不惠·丧斯耆旧——敬悼俞大维资政》,《硕堂文存三编》,台北里仁书局1995年版,第104~105页)所述与陈君葆日记虽有不同,但仍可视为陈寅恪有意避居香港的一条间接证据。


(本文得到秦晴、王汎森、张秀芬、简凡雯、胡文辉、高山杉、马忠文等师友的帮助,谨致谢忱!凤凰卫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惠允使用相关资料,一并鸣谢!)

Monday, October 18, 2010

【南方人物周刊】石原慎太郎:日本早就没有右翼了

:久不在此帖点东西,会有小小的焦虑感,只好硬找点什么来帖帖。这就好像如果连续几晚不读书,也会有浪费时间的负罪感一样。至于有没有效用或目标,当然是另一回事。总之,此种怪癖的无聊和可笑,不足为外人道。


(以下转自铂程斋,南方网的原文已经被删了)

【南方人物周刊】石原慎太郎:日本早就没有右翼了

本刊记者 杨潇 黄广明 发自东京


即使是在高楼林立的西新宿,东京都厅(市政府)所在的“双子之塔”也显得鹤立鸡群。243米的高度令它本身也成了景点,45层的南北两个展望室免费向公众开放,人们在这里可以花300日元打印一份自己生日当天的《读卖新闻》头版,再端上一杯咖啡,俯瞰关东平原,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西南方向的富士山。

在展望室下面,大约17万职员支撑起了这个GDP相当于澳大利亚的巨型都市的政府运作,78岁的石原慎太郎自1999年起就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并两次连任至今。而在中国,这位东京都知事(市长)更出名的标签是“头号反华分子”、“右翼政客”以及“军国主义分子”。

9月16日下午,“双子之塔”7层的一间会客室,传说中的石原慎太郎走了进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你可以说他没有表情,也可以说他挂着礼节性的浅笑,脸颊上的老年斑清晰可见。“你有些问题比较尖锐,我的回答可能也就比较尖锐。”这是他的开场白。

采访开始还不到10分钟,他就一把扯掉了领带,扔在右边的桌上,“我讨厌系领带!”半个小时后,他又脱去了西装上衣,翘起了二郎腿。他主动提起了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批评美国和批评中国一样毫不留情,然而他对日本的用词却是最狠的,如果单看他的某几句话,恐怕有人会以为他不但“反华”“反美”,还“反日”。

他也一再声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采访中曾起身进屋拿来一本书送给记者,是台湾出版的中文版《我不结婚》--这是他70岁时写的小说,主人公是24岁的青年。他对照记者的名片看了半天,请翻译为他写出繁体字,然后才肯落笔签名,“简化字不好!”

他又不时翻看我们带来的杂志,那期封面是“山西王阎锡山”,他看着那个微笑的老头儿,找了个机会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重填句子:“东京王石原慎太郎”!也笑。

采访结束时,他“警告”我:你要是把我写坏了,我可是要扔炸弹的!记者又提起《中国可以说不》以及《中国还是能说不》里对他的攻击,他手臂一挥:“你应该把他们带来!”

人物周刊:你一直被相当多的人看作反华人士,甚至有中国媒体称你是“头号反华分子”,是这样吗?

石原慎太郎:我当然是站在共产主义对立面上的。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但是不喜欢中国的共产主义。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成熟度越来越高,可能有更多的人会对共产主义有不同的看法。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反共不反华。

石原慎太郎:对。我不反对这个国家,但是只要共产党支配这个国家,那么他对日本就是一个威胁。

人物周刊:你至少在1995年和2002年两次预言中国将会崩溃,现在看来,是不是有点把中国问题简单化了?

石原慎太郎:这个预言是有点偏差了,没有预测对。我当时这个预测主要是从经济上,我和英国一个经济学家对此进行过探讨,为什么预测中国经济会崩溃?是看到中国的金融市场很不稳定,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不乐观,大量资金无法回流。可是后来一看,很多政府官员都成了国企的董事长,而且很快完成了转制和民有化,从结果看我们的预测确实有偏差。

人物周刊:这种预言的失误是否也和对中国的偏见有关?

石原慎太郎:不是偏见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按照一般的经济常识来预测中国的,因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党制的国家,很多政策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成功,对于这种成功我们很惊讶,但也稍微有些戒备。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对日本意味着什么?

石原慎太郎:中国确实经济发展很快,而且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一定程度上,人口就是力量。当然人口多有时候会带来一定困难,可是达到某个水准后,对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当然推动经济进步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新的技术,从这方面说中国对技术的评价有一些问题,比如版权问题,盗版比较多,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些行为对被盗版的国家来说是危险的。

人物周刊:2008年,你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印象如何?之前你到过中国吗?那次北京之行是否改变了一些你对中国的印象?

石原慎太郎:大约15年前去过上海,那时候的印象就是人很多,而且当时上海比较乱,路比较窄,也有很多垃圾,不像日本人会把自己家门口都弄干净了。而且人也不排队。可是这些人到了日本来,也会排队,所以社会成熟富裕后,人的教养也会提高。这也是我2008年在北京的体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提高。前几天看了日本的电视节目,拍的是中国北京 798的一些艺术家,看了很有共鸣--这些艺术家也是对这个社会有自己的看法,这就让我想起了年轻的时候,也是对传统的道德等等很有逆反的心理,对社会也是批判的姿态,所以年轻人总是进步性的力量,可以带动社会和文化前进,我对此很感兴趣。

人物周刊:你也看到了中国社会内部是多元的,那么日本的一些右翼是不是应该改变“中国社会是铁板一块”的看法?

石原慎太郎:确实是。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个性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喜欢一个独裁的国家,也不喜欢战争时的日本。

人物周刊:我读了你20年前写的《一个可以说不的日本》,你对美国批判得也很厉害,外界评论说你反美又反华,这两者区别何在?民族主义是不是转嫁国内矛盾的有效手段呢?

石原慎太郎:不是反美,是厌美,也不是反中,是厌中。美国和中国相同之处在用强压的手段对付别人,总之强权是我不喜欢的。日本现在还是处在美国的统治之下,美国声称用核保护伞保护日本,可是对日本来说,周围的中国、朝鲜、俄罗斯这3个国家都有核武器,唯独日本没有,美国如何保护日本?日本最终得不到美国保护,在世界上也没有发言权。可能我说得比较过激,日本也许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核抑制力,来在世界上发言。

尖阁列岛(日本国内对“钩鱼岛”的称呼)问题,可能会成为中美日三方的敏感问题,中国5次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这对日本是一种侮辱。日本也有过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的时期,那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俄战争胜利之后,结果后来一步步走向了战争。当然中国和那时的日本情况不一样,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年轻人民族情绪高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很困难,又要调动这方面的情绪,又要施以控制,以免造成危险。我是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的,中国政府现在可能比较头疼。

人物周刊: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也出版过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其中一个作者后来还到日本和你辩论?

石原慎太郎:好像是有过。(不愿再谈)

人物周刊:你曾自称为存在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对个人人性的扼杀,但同时你又撰写电影剧本,称颂为国牺牲的“神风精神”,这难道不矛盾吗?

石原慎太郎:我既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对于那些和我同龄的、为了国家献出生命的年轻人,我当然要表示我的敬意。我赞同他们的选择,我的自我里有国家,而国家里有自我,这并不矛盾。

人物周刊:你在自传《国家的幻影》里说,“到了今天,所谓的爱国或者忧国的思想表达,及为此而自我牺牲,必将更被认为是滑稽而受到排斥的。”你觉得今日日本在这方面是在退步吗?你是否为此感到失望?

石原慎太郎:我认为自我牺牲是一个男人最大的美德,如果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就没有男人的魅力。自存主义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黑格尔主张的自我存在主义,我对他的理念和哲学是比较赞同的。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就会出现这样主张的人,刚刚说的中国的艺术家,他们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人物。

人物周刊:你是作家出身,1966年受《读卖新闻》之邀访问了处在战争中的南越,这成为你后来从政的转折点,现在回看,你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吗?你觉得以一己之力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改变?

石原慎太郎:如果不正确,我还有什么活的价值呢?(笑)我虽然在自民党时期没有太多政绩,但是在东京都时期还是很有干劲的。东京都的职员都非常优秀,我认为东京都知事可能比日本首相更有干头,因为有的首相一年都干不满就要辞职。东京都的预算和加拿大一个国家的预算是差不多的,中央政府的动作太迟缓,而我希望在东京都更快地振兴中小企业,要以东京都和中国建立交流项目。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要从东京都出发去改造整个日本。

石原慎太郎:正在改造。最起码辐射到了东京都周边的3个县:琦玉县(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千叶县、神奈川县,他们正在参与东京都的改革。不过日本的官僚都很自负,东京都的成功经验他们也不效仿。

人物周刊:很多中国人认为你在东京都人气非常高,是因为你对中国强硬,他们误解你了吗?

石原慎太郎:可能是吧。我是不喜欢中国的共产主义,但是喜欢中国的文化。我尤其喜欢中国的两个人物,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笑)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日本“失去的20年”?假如你是日本首相,要着手做哪3件事?

石原慎太郎:我首先可能效仿中国政府,要让国会3年不动,还要在经济上搞军队式的强硬改革。最重要的是税制,消费税不改不行,对富裕阶层要大量征消费税,但对于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不应该加税,比如大米就不该征消费税,但便利店里的饭团就可以加上消费税。近些年日本人对金钱的欲望越来越强,对交税纳税都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可是如果不把消费税问题解决了,日本经济好不了。

人物周刊:你在日本一直是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的。难怪有人从学术上分析说,很多改革者都推崇强力,带着点法西斯色彩。

石原慎太郎:学术上很多东西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和政治都是需要强力的,改革和一些具体的政策当然有很多界限,但是也必须要追求合理的效率。像邓小平,他虽然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对效率的追求,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我对邓小平这个人物还是很尊崇的,比如他在一些关键时刻的决断。

人物周刊:有媒体报道说你认同“日本民族优秀”之说,请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日本民族优秀在何处?

石原慎太郎:优秀是相对于谁来说呢?

人物周刊: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石原慎太郎:日本有优秀的地方,也有落后的地方。比如优秀之处,当然不止是日本,也包括中国韩国,好像使用汉字的国家,文化都很发达。日本用从中国引入的汉字,创造了简短的和歌,也写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国也有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不过现在是不是写的人很少了?我自己也写诗。日本另一个优点是细致,所以日本的电子技术比较发达。

我对海洋非常感兴趣,也是日本帆船协会的会长,经常出海,常常感到日本是一个岛国,自古就大量吸收外国的文化,比如向中国派遣唐使--中日两国的交流也有过很大的牺牲,鉴真和尚6次东渡日本,在奈良建成唐招提寺;而日本的留学僧阿倍仲麻吕,和李白杜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死在中国,杜甫还作诗追悼他。虽然日本比较注重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可缺点是面对外部压力时表现懦弱,没有自己的主张,声音发不出来。

人物周刊:我知道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戒惧的心理,但是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对日本也有一种担心:军国主义的复活。现在的日本,全体国民被动员起来去做一件事情,就像二战一样,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吗?

石原慎太郎:可能性是没有的。日本已经堕落为个人主义之国,(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连带感已经消失了。这当然是由于美国的统治和奴化,像这样情形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只有日本这样一个。

人物周刊:你从《太阳的季节》时候就试图表现一种男性的气概,你也曾表示过战后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是最女性化的时代,可是你不觉得,一个和平、礼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日本,才是人们喜欢日本的原因吗?

石原慎太郎:日本现在就像一只被阉割掉的狗,对谁都无害。

人物周刊:可是外界对日本还有个判断,日本社会这些年是在往右转,这是不是在往男性化转变了?

石原慎太郎:你看奥运会的结果,这样的国家不会出优秀的选手。如果一个运动员对国家没有概念,对国家没有感情,他跑得也不会很快。

人物周刊:你给人的印象是说话口无遮拦,有人说这是你作为文人缺乏理性、感性充盈的结果?你不怕误会和误解吗?

石原慎太郎: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误解误会我都不在乎,所以我才是存在主义者啊。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伟大政治家和普通的政客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石原慎太郎:(起初不解,听完对“政治家”和“政客”在中国语境里的解释后说)那日本都是政客。

人物周刊:包括你吗?

石原慎太郎:我当然有我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所以对自民党失望后,我就出来了。不过像我这样的政客,在中国大概就被肃清了吧。(笑)

人物周刊:我的感觉,日本爱国主义在战后体制下被挤压变形。

石原慎太郎:日本没有爱国主义,也没有民族主义,二战前被天皇和军方鼓动起来的爱国主义,在战败后就结束了。现在日本缺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人物周刊:难道日本的右翼不存在吗?

石原慎太郎:日本根本不存在右翼了。

人物周刊:你也不是右翼?

石原慎太郎:在街头跑着宣传的都是暴力集团。二战前当然是有右翼的。我喜欢三岛由纪夫的一句话:没有健全的恐怖主义的国家,也不会有健全的民族主义。

人物周刊:你认为日本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石原慎太郎:日本首先应该对国际社会有一种表示,比如刚才说的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真要做,可能用不了3年,就会造出来,包括宇宙飞船,日本有这个技术。现在,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没有发言权,也不想发言,如果这样下去,会被历史吞没的。现在的历史正在进入一种报复的循环,白人世界已经激怒了伊斯兰世界,这样下去会形成一种新的混乱。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美国的摩擦也会增加,日本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日本的政治家都不考虑这些问题,当然我在考虑,可是我上了年纪了,没有用了。






















2001年4月,石原出席陆上自卫队第一师建师纪念典礼(东京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