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陆肆的最新拼圖
陆肆不僅是歷史，也影響當下與未來。尋找陆肆歷史拼圖，也是尋找中國政治變革的最新拼圖。
陆肆還是一個謎。儘管過了二十年，但決策者對當年的真實情境還是諱莫如深。在那個瀰漫硝煙和血腥的晚上，到底是誰作出幕後的決定，而悲劇的軌跡，又是如何展開？陆肆也許是被議論得最多、也被猜測得最多、但核心真相卻被了解得最少的歷史事件。一些黑白二分、簡化一切的說法充斥，但也模糊了真相。也許歷史事件就是這樣隱藏在迷霧中，要等待一些關鍵的人物，在關鍵的時刻，說出了本來說不出的真相。
趙紫陽口述的秘密回憶錄，就是這樣的一本重要的作品。它打破了當事人被戴上了口罩的歷史牢籠，真真切切的說出了他想說的。但要還原全部的真相，還需要更多的當事人來說話。
因而李鵬所寫的陆肆日記《關鍵時刻》，就應該被中南海准許出版，而不是塵封在高層的檔案中（見亞洲週刊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獨家報道）。而十年前李鵬接受鳳凰衛視主持人曾樶漪的專訪影片，也不應該被束諸高閣，見不到公開的陽光。當然，陆肆最關鍵的人物鄧小平已經去世，但他死前肯定對這影響他一世英名的事件，有一種說法和交代。這也應該全部曝光，而不是鎖在歷史的黑盒子中，成為被猜測的題材。
陆肆不僅是歷史，它還在影響當下與未來。而近年來，新一屆的中國領導人因為陆肆而成為西方諺語中所說的「被鞭打的孩子」（Whipping Child），要為當年的悲劇而不斷被責罵。這也成為了一種奇特的監督力量，讓中國決策層了解當年決策機制的缺陷。如果今天發生類似的情況，是否可以有新的智慧來迴避悲劇？
這也牽涉到制度創新的問題。怎樣讓權力制衡，避免絕對權力的絕對失誤。胡耀邦、趙紫陽被拉下馬，關鍵就是沒有按照程序，而是搞突擊，先後把黨內權力最大的人搞下來，種下了禍根。
陆肆之後，其實中共在制度上就已開始作出變革，將被視為老人政治溫床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裁撤掉，不會再有「公公婆婆」在決策者的背後指指點點，也落實政策的問責制，避免了「有權無責」與「有責無權」之弊。
今日的中國經濟，是否就是一個「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而當年批趙的手段，是否就是「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作風」？尋找陆肆的歷史拼圖，也是尋找中國政治變革的最新拼圖。發現真相的秘密，也是發現改革的密碼。悲劇可以帶來莫名的力量，推動中華民族向前突破，追尋制度的創新。
天安門終究不是恥辱的代名詞，而是呼喚改革再出發的起點。全民關注陆肆，研究陆肆，不要讓悲劇重演，更不要變成了無能面對的鬧劇。陆肆的幽靈，徘徊在神州大地的天空二十年後，終會化為改革的春雷，響徹全球華人社會的雲霄。■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趙紫陽回憶錄幕後推手是中共老人 ．江迅
趙紫陽三十小時錄音出版回憶錄，幕後推手是四位中共老人：前國家新聞出版署長杜導正、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前中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而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提供錄音機和磁帶。杜導正草擬了提綱，寫序言。錄音帶複製多套分置幾處，最後由趙的舊屬鮑彤之子鮑樸在香港出版。鮑樸指稱出版前在香港曾被十幾人輪番跟蹤，但出版消息曝光後，跟蹤者即消失。
人生真是一部不斷書寫的歷史。在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去世四年多之際，他生前秘密錄下的三十小時錄音講話，在零九年五月整理成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國家的囚徒》）、中文版《改革歷程》先後出版，引爆全球「陆肆」熱門話題。趙紫陽遠走了，留下的錄音卻繼續書寫歷史，對中國改革歷程的反思，對「陆肆事件」真相的披露，無疑颳起一股「趙旋風」。
亞洲週刊獲悉，趙紫陽這三十小時錄音的幕後關鍵推手，是中共四位退休老幹部，他們是：杜導正、杜星垣、蕭洪達、姚錫華。他們從二零零零年起，即在不同的地點，開始這項秘密黨史記錄的工程。
今年八十六歲的杜導正，曾任北京《光明日報》總編輯、國家新聞出版署長，現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今年九十五歲的杜星垣，曾任國務院秘書長、四川省委書記、水電部副部長；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去世的蕭洪達，曾任中紀委副書記、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廣東省委常委兼辦公廳主任；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去世的姚錫華，曾任北京《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廣東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國防科委政治部秘書長。他們都曾經與趙紫陽共過事，是他的老部下，是與趙紫陽來往最密切的朋友。
不能不提的，是另一位遠離北京、住在廣州的前省委書記林若。他在趙紫陽開始向四位老人口述回憶之後，聽杜導正訪穗時提及此事，即提供了錄音機和錄音帶，要用聲音將被壓制的秘密記住。
最主要的幕後推手杜導正，五月十八日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參與趙紫陽錄音的，包括趙紫陽在內一共是五個人，現在已經走了三個。全部錄音就是我們四個趙紫陽的老部下一手操作的。」
據知，這一錄音是杜導正最初發起的，最後也是他完成的。他說：「這部書的序言三千字左右，是我寫的。我開始不願寫序，趙紫陽家人多次提出。拖到今年三月，我住在協和醫院，他們又來催我。後來，我想，參與的幾個人，紫陽和蕭洪達、姚錫華三個走在我們前面，如今剩下我和杜星垣，年紀都大了。這麼一想，我就對紫陽家人說，我寫序義不容辭。我寫得很平和，很公正，很穩妥。」杜導正說：「我曾經建議，根據錄音整理出版的中英文版書，避過『陆肆』，在零九年『陆肆』以後出版，但這一建議最後沒有被接受。」
他說：「趙紫陽作為『陆肆』事件最重要的當事人的一方，是被告的一方，前幾年那種形勢下，被告是不能說話的，都是另一方面的聲音，可以說是鋪天蓋地。因此，他作為當事人的重要一方，有責任、有權利，講一講自己的意見、自己的看法、自己知道的情況。他在這些錄音中，主要講的是『陆肆』，而後講的是『陆肆』前因後果，講他自己的看法，又進一步談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功和過，談了中國共產黨革命前後，建國和治國中的成和敗，談了共產主義的興和衰。我一再鼓勵他談，可以說，趙紫陽與胡耀邦相比，趙讀書沒有胡讀得那麼多。耀邦讀書特別多，紫陽讀書顯得少些，他退下來以後才讀了很多書。退下來，他有時間了，看了很多材料，結合他的實踐經驗，作了很多思考，海闊天空地想了很多問題。他的錄音談話，是一層一層展開的，很有條理。」
杜導正說，八九年「陆肆」事件後，政治氣氛很緊張，他們這些趙紫陽的老下級與趙的關係都斷了，他們去不成趙的家，趙也無法與他們打招呼。直到一九九二年氣氛才開始鬆動。他們才與趙紫陽恢復了聯繫。杜導正第一個向趙紫陽提出：「你要留下東西，你是當事的一方，把你了解的情況，把你的看法寫下來。古今中外，大人物都有回憶錄。」趙紫陽開始不同意，說恐怕沒有什麼意義吧。
一次，杜導正與蕭洪達一起去見趙紫陽，杜導正回憶說：「那次，我話說得很重，說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陆肆』是中共歷史上很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此驚天動地，你是重要的當事人一方，你應該留下你的聲音。這對今人和後人研究這段歷史，研究這段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是很有價值的。你有這份責任，對黨負責，對百姓負責，對這世界負責，對歷史負責，你應該也必須講出自己的看法。後來他總算同意了，說：『好吧，那你們寫一個提綱，我來回答。』」杜導正草擬了一個提綱，擺出幾十個問題。趙紫陽為了準確回憶，曾派秘書去中南海查資料，卻被當局拒絕。杜導正說，那次對趙紫陽的內心傷害很大。
一開始，杜導正、杜星垣、蕭洪達、姚錫華都在場，當時沒有錄音，由杜導正筆錄，他曾做過記者，有筆錄的習慣。趙紫陽談，他們四個人在旁聽。一次，杜導正去廣州見廣東前省委書記林若，杜導正說起趙紫陽談話的事。他倆都覺得應該錄音，免得記錄不準確，被人懷疑真假。林若說，他有一台最好的錄音機，讓杜交給趙紫陽，那天還給杜十盤錄音帶。那以後，趙紫陽的談話就開始錄音了。後來杜星垣、姚錫華身體不太好，就不參加了，只剩下杜導正、蕭洪達兩人繼續錄音，而後蕭洪達身體也不太好了，只剩下杜導正一人堅持著，陪伴趙紫陽錄音。一次，杜導正對趙說：「紫陽，反正是你講，我們也不用陪你了，你就自己對著錄音機講吧。」於是以後都是趙紫陽自己講自己錄音了。
杜導正說：「趙紫陽的談話錄音，前後複製了三套，趙那裏一套，姚錫華那裏一套，我保留了一套。我們都有了錄音，講得很清楚，邏輯很嚴密，磘述得很有條理。談話中有很多看法是很不錯的，給人很多啟示。當然，他談話的觀點，我並非全部贊同，有些觀點可能還是錯誤的。一次，我對蕭洪達說，根據這些錄音，整理成文字，馬上就可以出版。當然，那時根本就不可能出版的。」
杜導正還未被找麻煩
至今，當局沒有找杜導正就此事談話，他說：「執政黨和政府，比過去文明多了，如果是在過去，我們這些人都會被拉進監牢去了，不入獄的話，至少都發配去青海、寧夏了。總體上說，現在是大大進步了。問題是我們希望它進步得再快一點。」
英文版《國家的囚徒》已於五月中旬推出市場，反響強烈，各地書店奇貨可居。中文版《改革歷程》，將於五月二十九日在香港上市，由鮑彤兒子鮑樸任出版人的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他父親鮑彤是趙紫陽前政治秘書，目前依然被當局軟禁在北京寓所，他是出版書的主要策劃者，他自認「這是趙紫陽留給我的最後任務」。《改革歷程》首印八千冊已被大小書店書攤預訂完，由於事前低調保密，不知情的印刷廠沒有準備印刷紙張，出版消息突然曝光，印刷廠措手不及，急急購買紙張，匆匆加班趕印。
鮑樸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透露，他知道這一份錄音帶的存在是二零零五年，是趙紫陽去世以後，錄音帶分散在幾個不同的人手上。從他們手中收攏，集中在一起，整個過程非常困難，什麼事都不能在電話裏講，這一過程整整花了兩年半時間，真正文字工作整理已經不算什麼難事了。錄音帶除了趙紫陽本人自己有一部分以外，流散在他們幾個人手上。實際上不是一整套在誰手裏，至少有兩、三套，是被複製過的，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人手上，沒有一個人有完整的全套錄音帶。趙紫陽本人也沒有全套的錄音帶。
鮑樸說，那幾位退休的中共老幹部功勞很大，成功說服了趙紫陽，由他以談話的形式錄音。據悉，有一次不是在趙紫陽自己家裏，而是到某人家裏去談的。去的時候，中央警衛局把那人家裏的胡同和街道的汽車全部趕走，一條街道的汽車全都清走，動作那麼大，連公安局也來了人，趙紫陽進了那人家裏後，中央警衛局的人就在門外站崗。趙紫陽出門一趟很不容易，因此他們覺得，外出談話這種方式不太合適，其實，趙紫陽外出的機會也實在不多。
鮑樸說，九三年，趙紫陽寫了一個回憶錄似的文字材料，錄音時，他幾乎是照著這材料講述的，整個錄音過程是二零零零年開始的，到二零零三年，SARS（沙士，非典）爆發那年，趙紫陽的身體已經很差，因此，趙紫陽的錄音是在這之前的一、二年裏完成的。從錄音帶聽得出，有些地方是重複的，雖有重複，但重複部分的談話，條理依然很分明，只是口語上的不同。因此，很明顯是照著事先精心準備好的稿子講的，不是隨意的談話。至於這批稿子現在在哪裏？鮑樸說：「我確實不知道，沒有人發現過。」
趙紫陽家人不知內情
趙紫陽的錄音帶是有順序的，原錄音帶上，趙紫陽用鉛筆寫了序號、編號。鮑樸說：「特別珍貴的是，錄音帶由他本人作了編號。由此，我們就知道這個序列是完整的了，而不是中間有什麼缺失了。我們在中文版編輯時，在章節的選擇中，只是調整了一下順序。這大塊文章的順序調整，最後是由我父親定的。他認為哪部分放在前面，哪部分放在後面，我們照著做。」
據鮑樸說，趙紫陽家人知道錄音帶的存在，不過，這書是怎麼策劃的，什麼時候出版，出版的新聞什麼時候曝光，他們並不太清楚。新聞披露後，鮑樸和他們通過一次電話，他們說，出書的事，他們知道了。鮑樸說：「我們心裏清楚，這套錄音帶一定完璧歸趙，歸還趙家，那是屬於他們的。這部書，他們家人也應該享有著作權。中文版署名『趙紫陽』，他家人享有著作權是毫無疑問的。」
鮑樸說：「大家都這麼講，我父親有處理這事的權利，因為我父親當時還在秦城監獄時，趙紫陽就託一位老司機把我媽媽接到他家裏，對我媽媽說，他希望與我父親一起回憶，寫一部《北京十年》，我媽媽把這一口信帶給了在獄中的父親。我父親說，那歷史都記在腦子裏了。我媽當時還帶去一本《改革年鑑》，希望幫助他準確回憶，書送進去，結果父親退回來了，說都在腦子裏，不會忘記的。後來那部《北京十年》沒有完成，因為，我父親出獄後，他倆不能見面，他們之間的通訊是根本不可能的，有很多很多難以想像的麻煩。」
鮑彤完成趙最後任務
鮑樸舉例說，有一年，趙紫陽女兒邀請鮑彤參加她公司的一個拍賣會的預展，就是因為他女兒邀請，鮑彤已經在去預展的路上了，有關人員硬是把他拖上車送回家。他們不讓鮑彤與趙紫陽家人有任何接觸，見面談話。可想而知，他倆要合作的困難了。鮑樸說：「雖然《北京十年》的書沒有成功，但都知道趙紫陽的遺願，託付我父親完成那部《北京十年》。」鮑樸說：「此事成功，主要是那幾個關鍵人物在後面運作，他們中間有兩位已經去世了，其中一位零九年三月剛去世。英文版提到他，說他還活著，可惜錯了，他已經去世，英文版沒來得及改。對他倆去世，真是很遺憾，他們是黨內老幹部，曾身居要職，退下職位後，很熱心做這事。據知情人告訴我，有時夏天他們拿到錄音帶，躲在屋子裏，關上門窗，反覆聽錄音，這種細節真讓我感動。」
出版後跟蹤者消失
在香港已經生活了七年的鮑樸始終很低調。他說，前一陣總有十來人輪換著不時跟蹤他，但錄音帶和出書的消息曝光後，跟蹤的人反而消失了。
鮑樸說：「跟蹤我，我沒有直接的證據。我想，一旦進入公眾視野，我就安全了。我昨天晚上還和我父親通電話，問起他的近況。他說，他感覺現在的中央領導人對此事處理得還算冷靜，他至今未受到負面影響。他說，毛澤東和鄧小平都犯了不冷靜的錯誤，現在，到目前還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在北京的電話暢通，也沒有人專門為此事找他談話。」 ■
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 ．趙紫陽
趙紫陽說，對他的組織處理違反黨章黨規，把文革中極左那一套又搬了出來，他因做自辯而被加重處罰。他說他拒絕接受暴力鎮壓學潮決策時已有思想準備，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
（編按：本文摘自將於五月二十九日出版的趙紫陽錄音回憶《改革歷程》，本刊提前獨家披露關鍵章節，以饗讀者。）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嚴重錯誤，建議撤銷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著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
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污衊之詞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會開始時鄧未到場。陳雲也未到會，只作書面發言，兩句話，說我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我的組織處理。王震的發言主要是說，鄧由於對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批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作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作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十分鐘。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只能佔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二十分鐘。因為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質，對會議對我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聽我發言時，面部緊張，急躁不安。我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會。我當即離開會場。除我之外其他人沒有動。顯然他們事先打了招呼，對我的發言不滿意，對我的態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復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銷了。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一些人的發言中，都說要撤銷我的總書記、常委、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但這次拿出的稿子，卻把中央委員也撤銷了。這顯然是那一天我發言以後，他們留下來議論，因為我態度不好，臨時決定加重了處分。但我發言時鄧小平、陳雲不在場，所以估計他們又報告了鄧和陳。
因申訴不保留中央委員
對於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這樣的事情我本來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麼一回事。但《黨章》明文規定，黨員對處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訴。《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也明確規定，「黨員對黨組織關於他本人或其他人的處理」，「有權提出聲明、申訴、控告和辯護，不許對申訴人或控告人進行打擊報復」。由於我進行了申辯，就加重了對我的處理，這是完全違反《黨章》和黨的規定的。
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大家的發言，對我的處理還保留中央委員，而現在拿出的草案就統統撤掉了，沒有說明原來的報告為什麼現在變了，這是極不正常的。我本來想在表決時發表一個聲明：「因為我申辯而加重對我的處分，就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了一個公然踐踏《黨章》的惡劣先例」。後來一想，許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鄧小平、聶帥等等，我發一個聲明，會更刺激他們，話到嘴邊又忍住了。但在表決決議稿時我不僅沒投贊成票，而且舉手投了反對票。同時聲明說：對撤銷我的職務，沒有意見，但對兩頂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聲明後，在場的人，包括鄧以及主持會議的李鵬，都沒有作聲，大概他們也早有精神準備。
這次政治局會議表決對我組織處理違反《黨章》黨規的事，還不止這些。
首先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經過什麼程序決定的？政治局事先並沒有召開會議討論，常委會沒有我和胡啟立參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裏說過，最近政治局沒有開過會議。所以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怎麼定的，誰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黨章》明確規定，政治局會議是由總書記主持，對我還沒有經過合法程序撤銷職務，就剝奪我主持政治局會議的資格，而由李鵬主持，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決時鄧小平竟然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加表決。這一次開的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列席參加會議的人可以聽可以講，怎麼可以參加表決呢？大概是為了壯大聲勢吧！當時李先念說，這是李鵬給大家的權利（因為李鵬是會議主持人），這完全是以勢壓人，哪裏還管什麼《黨章》黨規？長期受「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影響的一些老人，當然不會把這當作一回事。我現在把這些情況說出來，不知將來黨史如何記載這件事？
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召開中央全會，來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我所作的政治和組織結論。會議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組會（我被分配在華北小組），在小組會上聽取了幾位同志對我的批評，我也簡單表了一個態。我說感謝大家對我的幫助，我對我的問題有個發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略作了一些改動，作為會上的發言）已交全會秘書處。我希望把我的書面發言印發給到會的同志。當時王忍之也在這個小組，他說中央已同意印發給全會。可是實際上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才印發，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陳希同、李鐵映聯名批判我發言的發言，反倒在我的發言以前就印發了。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怪事：到會的人先看到批判我發言的發言，我的發言直到會議將結束時才印發，而且馬上又收回，所以許多人恐怕沒有仔細看或者根本就沒有看到我的發言。
會上還印發了一個所謂「陆肆」背景材料，是以中辦名義發的，收集了國內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國內外反動力量要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打倒鄧小平的預謀者，並且完全無中生有地說，我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動亂的學生們裏應外合，通風報信，洩露戒嚴的軍事秘密。很明顯，發這樣一個背景材料，是要在全會上製造一種輿論，我確實是一個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誣衊不實之詞。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按照《黨章》的規定，撤銷一位中央委員的職務，需要經過中央全會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過。當時的領導人顯然沒有這個把握。以無記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數。因此他們不敢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而是採用舉手表決的方式。這很清楚，在當時那種氣氛、那種壓力下，公開舉手表決，當然很多人就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
改舉手投票表決
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攝影機鏡頭面前，有些人不贊成也不得不舉手，所以造成一致通過。但是需要指出，無論是總書記也好，還是政治局委員、常委也好，過去都是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出來的。他們的這種舉手表決，是很不正常的。當時在那種氣氛下，在那種壓力下，而且已經對同我有牽連的人和事追查，這種情況下舉手表決，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嗎？
我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會受到什麼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下台。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種體面的下台，只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準備下台。我反覆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裏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對於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的那篇發言將引起什麼樣的後果，我也有精神準備。當時我估計由此可能要被開除黨籍，因為從來對犯錯誤的人只有低頭認錯才叫態度端正。我想大致不會坐牢，因為我沒有任何越軌行為。像我這樣不管怎麼說在國內外有些影響的人，他們總不能完全搞秘密審判。所以我考慮，下台是肯定的，最多開除黨籍，坐牢不至於。在我們這種政治體制下，留在黨內和開除出黨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開除出黨，像我這樣留在黨內也不會真正有黨員應有的權利，開除出黨也並不影響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他們對我仍然採用早已被批判和拋棄了的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批倒批臭和混淆兩類矛盾、隨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
本來經過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黨的十二大通過了新《黨章》，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都對避免文革的錯誤不再發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在「陆肆」後對待我的問題上完全無視這些規定，公然踐踏這些規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歷史是人民寫的 ．杜導正
趙紫陽的口述很有條理，邏輯嚴密，語言準確，對於全面客觀把握事件真相、糾正誤傳和歪曲，非常重要。趙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沒跟上。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
編者按：本文為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為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英文版名Prisoner of The State，即「國家的囚徒」）所寫的序。
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陆肆」事件，這個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趙紫陽為此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罪名是「支持動亂分裂黨。」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趙紫陽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趙紫陽對家人說：「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趙紫陽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們沒有絲毫猶豫，一致表示支持趙紫陽在這生死榮辱關鍵時刻的歷史性決定。
「陆肆」後，中共中央幾次派人找趙紫陽談話。第一次，趙紫陽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幾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說，只要你能作出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趙紫陽拒絕了。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只要你表個態，作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趙紫陽又拒絕了。
當時，北京政治氣氛非常緊張，我和趙紫陽的聯繫斷了兩年多。一九九二年我們恢復了來往。我建議他寫一篇文章，作為「陆肆」當事的一方，寫出事件的全過程，前因後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趙紫陽表示不想寫。我把話說得更重，我說：「紫陽同志，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你有責任寫。你處在這個位置上，對『陆肆』及其前因後果，治黨治國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當時蕭洪達也在場，我們一起勸他寫。趙紫陽同意了，讓我們拉個提綱，我們問，他來答。
趙紫陽有非凡的記憶力，但他還是怕記憶不夠準確，曾經向中共中央辦公廳要一些公開發表過的有關資料，中辦不給。他很受傷，說那就翻報紙吧；另外他說近來也草擬過一個提綱。口述就這樣開始了。
開始，除了趙紫陽之外，參加這個工作的有四個人：前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姚錫華、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再加上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也就是我。我們都是趙紫陽的老部下。開始時想搞筆錄。我相對年輕些，身體好些，又是老記者，有筆錄的習慣，就準備讓我負責筆錄。後來我去廣州，把這件事告訴了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林若很支持這件事，說他有最好的錄音機，連同磁帶一起給了我。我們就採用了口述錄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後，我和蕭洪達在盛夏季節關了門窗，躲在屋子裏一盤一盤地聽。共同的感覺是：口述很有條理，邏輯嚴密，語言準確，只要變成文字的東西就可以直接成書了。
二十年來，趙紫陽的訪談記，圍繞趙紫陽談「陆肆」的、談改革開放的、談中共成敗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幾種。不過，現在這本依照趙紫陽談話錄音原原本本形成的書，無論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別是本人認可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方面，無疑都是別的任何有關書籍所不可比擬的。
在這本書裏，趙紫陽詳細講述了「陆肆」事件的經過。作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是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又是被徹底封殺的被告。他的緕述，對於全面客觀地把握事件真相，糾正種種誤傳、偏頗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進一步，趙紫陽談了他對「陆肆」事件的起因和後果的看法。
再深一層，他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治黨治國方面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的成就和錯誤，鄧小平的成就和錯誤。
最後，他還努力從世界歷史的角度，探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和衰落。
趙紫陽是個求實膽大的實幹家。他是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到省委書記，到副總理，再到總理和總書記，一路幹上來的。「陆肆」以後，有時閒了，他開始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豐富經驗，反覆思考各種大問題，海闊天空地放膽自由思考。我也是從他軟禁中幾十次談話，以後多次溫習他的談話中，漸漸地感到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確有許多值得人們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樣的閃亮觀念。我甚至以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關鍵時刻敢於承擔歷史責任的一位偉人，而且他的見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趙紫陽的整個談話，顯示出根本主張上的許多重大變化。他曾經幾次懇切地對我說：「老杜，你知道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現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張。」現在，翻開這本書，從始至終，我耳邊一再迴盪著這八個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中外古今從無一個完人。趙紫陽絕不例外。他在這本書裏的想法見解不一定都對，有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我也不是每一觀點都贊成。但他的想法見解背後都有血淚經驗的支撐，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這本書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盤托出。如何評價是讀者的事，是歷史的事。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我就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工作。當時趙紫陽是中共廣東省第二書記，陶鑄是第一書記。我是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趙紫陽說他過去很左，確實。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他並不消極。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錯誤地把我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他也沒有能公正地站出來講一句保護我的話。
但是，比較而言，那時趙紫陽的獨立思考比陶鑄更多。在處理「逃港」問題上，陶鑄主張壓制，趙紫陽則要求疏導。不少問題處理上，他比陶鑄求實而溫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覺悟有了大的昇華。一九六六年末，廣州越秀山十萬人批鬥趙紫陽大會。我老伴坐在現場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的口號，他拒絕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拒絕喊，最後他只喊一句「打倒趙紫陽」。就是說我趙紫陽作為個人，可以打倒。但絕不承認自己是什麼「三反分子」或「走資派」。「文革」中被批鬥的省委第一書記二十七、八個，像趙紫陽這樣連個「走資派」罪名也不承認的，恐絕無僅有，只此一例。一時傳為國內佳話。
作為一個地方領導人，趙紫陽是優秀的，但我以為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於他與胡耀邦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對中國劃時代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更在於他在「陆肆」前後表現出來的偉大人格。在「陆肆」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頭，趙紫陽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百姓負責，完全不顧個人生死榮辱，站在真理一邊，站在人民一邊，絕不妥協，絕不屈膝，絕不退讓。他傳承了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為了人民，為了一個「義」字，可以赴湯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們的榜樣。因此，人們才可這麼深深地懷念他，對他這輩子的某些失誤也全都諒解了。我們願意向他學習，做他那樣的人。
趙紫陽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沒跟上。我們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們要學習趙紫陽和胡耀邦，繼承他們的遺志，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骨灰仍未妥善安置
二零零五年趙紫陽去世時，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公報形式對他作過幾句評價，說他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犯有「嚴重錯誤」，不再提他「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話了。這個提法的變化，從中共中央來說，是一種退讓。從中國當代史說，這自然也是一種進步。但與事實相比，實事求是地說，這個評價、結論是不行的。而且時至今日，又四年了，對趙紫陽的骨灰還未妥善安置。對趙紫陽撤職後任意軟禁多年，還沒有一句平反的話。趙紫陽三個字至今在大陸媒體實際還在嚴行禁止之列。這些在歷史上說，當然是一概站不住腳的。不過正如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時候呼喊的那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歷史是人民寫的。■
38軍軍長徐勤先抗命內情 ．江迅
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將軍在陆肆戒嚴中，因反對開槍鎮壓，被撤銷軍長職務，並被軍事法庭判監五年；出獄後住在石家莊，與中共元老李銳會面，吐露當年抗命心聲。最近兩本有關陆肆軍方角色的新書也揭開不少秘聞，從部隊內部記錄陆肆真相。
所謂「陆肆真相」，最重要的或許就是開槍的真相，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槍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或許是最核心的真相。八九年「陆肆」前後，北京實施戒嚴，第三十八集團軍是首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也是第一主力部隊，更令人關注的是，第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因抗命開槍而被當局撤職、逮捕、判刑。這一「陆肆事件」中的重大事件，在中國民間廣為流傳，卻無法獲得具體證實。至今，中國官方公開文字對他沒有任何提及，只是在內部發行的《鋼鐵的部隊：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軍史》中，僅有十八字簡要磘述：「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不過，亞洲週刊獲悉，徐勤先被當局關押五年釋放後，被迫離開京城，隱居河北石家莊。友人書贈他的一副對聯，也得以躲過當局審查而在公開出版物中發表。
徐勤先的好友、九十二歲的李銳，曾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秘書、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在一次與友人談話時說：「鄧小平在政治上揹了兩個包袱，一個是八九年『陆肆』，一個是三峽工程。」八九年六月四日前的那些天，李銳沒有上街，但「陆肆」晚上，家在木樨地復興門外大街的李銳夫婦，站在陽台上一個通宵，看著大街上發生的事。翌日早上，李銳去軍事博物館前面的大街那裏看了。他說，八十輛裝甲車是部隊自己放火燒的，被服裏丟了很多步槍，部隊戰士不幹了。他如此評價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少將：他是解放軍中一個難得的將才。他反對陆肆鎮壓。正式命令下達，有了可以「開槍」的許可。但人民軍隊怎麼能向人民開槍呢？作為一個將軍，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也知道可能帶來的後果。結果，徐勤先被關押五年。
徐勤先釋放後不久，便去李銳家暢談。出獄後，徐勤先不能在北京居住，去了石家莊，徐勤先七十歲生日時邀請李銳去石家莊相聚，李銳送了一幅手書對聯給「勤先同志」：傲骨虛心真力量，熱腸冷眼大慈悲。這對聯被收入兩年前浙江出版的一部李銳詩詞對聯選集，出版前新聞出版總署審查了此書稿，同意出版才開機印，審查人員「看不懂」，沒明白詩詞裏「勤先同志」的奧秘，這讓李銳樂了好一陣。
零九年「陆肆」二十週年前夕，在香港「陆肆」出版潮中，要了解戒嚴部隊，吳仁華的新著《陆肆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是不可多得的一本書。這是迄今為止，第一部完整記述八九年執行北京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情況的專著。
當年，民間對徐勤先抗命事件津津樂道，更一度誤傳他是解放軍十大將之一徐海東兒子。吳仁華在新書中說，「在軍事法庭審訊期間，徐勤先用平和婉轉的語氣告訴審訊人員：『人民軍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他拒不認罪，也沒有推卸責任，鐵錚錚扔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
對徐勤先抗命事件的詳細經過，書中描述了民間三個版本。版本之一是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現任解放軍空軍副政委劉亞洲中將，早年在海南省某空軍基地對軍官作的一次內部報告。版本之二是明鏡出版社八年前出版的《中國「陆肆」真相》一書中提到的徐勤先抗命事件。版本之三是知情者提供的，吳仁華分析認為，最後這一版本比較可靠——
戒嚴前徐的確因病住院
八九年三月，徐和新兵一起作投擲手榴彈訓練，不慎大腿骨折，住進北京朝陽區的北京軍區總醫院。住院四十多天期間，從媒體看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學生情況，便熱淚盈眶。一位接近徐的人說：「徐軍長那些天變得沉默寡言了。」五月中旬的一天，徐突然被召去北京軍區司令部，司令員周衣冰和政委劉振華傳達中央軍委命令，指令第三十八集團軍火速開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制止動亂。
書中說，徐當場沒有表示抗命，架著拐杖回河北省保定市召集會議，宣布軍委命令，展開戰前動員，作兵力部署，安排部隊進京日程和路線。一切就緒，他給北京軍區司令部打電話，說自己因傷不能帶兵進京。周衣冰說他是故意違抗軍委命令。徐回答說，不管上面給他定什麼罪名，他都絕不親自掛帥出征。掛完電話，徐以請病假為由離開部隊，回到北京軍區總醫院。北京軍區速將徐勤先抗命之事上報中央軍委，楊尚昆獲悉後震怒，簽發了一道中央軍委命令：立即解除徐勤先的軍長職務，並將他押送軍事法庭審判。有關人員來到醫院，先出示楊尚昆簽發的命令，而後問徐：「你還有什麼意見嗎？」徐平靜回答：「我早就想好了，做好了思想準備。我是軍人，沒有服從命令，理該如此處理。你們執行命令吧。至於學生運動，我有我的看法，現在還不能下定論。」
書中說，第三十八集團軍在解放軍中屬於第一王牌軍，也是第一個機械化裝備的集團軍，該集團軍步兵一一二師、一一三師、一一四師名聞天下，「在陆肆血腥鎮壓事件中，該集團軍擔負挺進天安門廣場最主要路線，即西長安街的突擊任務，最先向民眾開槍，殺人最多」，「第三十八集團軍執行鎮壓任務十分賣力，立下頭功，大批部隊和官兵因此立功受獎，就數量而言，在解放軍戒嚴部隊中名列前茅，其中，有八名官兵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陆肆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將當年所有參與戒嚴行動的部隊一一詳細披露，包括進京路線、方式、指揮官、過程，在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的任務和執行情況等。作者吳仁華，生於五六年浙江溫州，七七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獲碩士學位，八六年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他積極參與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組織四月十七日首次遊行，任新華門絕食請願區負責人，六月三日，組織特別糾察隊赴天安門廣場維護秩序。九零年以跳海游泳和乘坐漁船方式抵達香港，後流亡美國，現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在入讀北京大學之前，他是公安邊防部隊軍人。他說：「搜集資料難，又涉及軍隊，顯得特別敏感。軍隊的資訊被列為國家機密，每支部隊除了番號，團級以上單位還有代號，部隊隊外只能使用代號，連番號都屬於機密。」經曠日持久的努力，他基本破解了有關戒嚴部隊的資料。
此書披露了迄今為止最完整的戒嚴部隊各級指揮官進爵的名單，首次公布了一份參與戒嚴行動的官兵名錄，包括部隊番號、職務、軍銜，人數已逾二千。吳仁華說，他們「即使不是陆肆血腥事件的責任者，也是陆肆見證人，他們有責任、有義務說清楚他們當年做了什麼，見到了什麼」。
在這一波出版大潮中，由明鏡出版社剛推出的蔡錚的《一個解放軍的一九八九：戒嚴部隊怎樣對待軍中反叛者》，無疑是《陆肆事件中的戒嚴部隊》的姐妹篇。現居美國的蔡錚，五六年生於中國將軍縣湖北紅安縣，八一至八四年入讀湖北黃岡師範學院英語專業，八五年參軍，服役於北京空軍，八九年六月五日在天安門廣場附近被捕，九一年入讀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九六年入讀美國伊利諾斯大學芝加哥分校攻讀社會學博士。他在此書描述了自己在「陆肆」事件中特殊的經歷，被戒嚴部隊抓捕後，他在恐怖中面臨死亡威脅，而後被關押在北京一看守所，最終被部隊遣返回鄉，他在老家始終掙扎，以圖改變命運。他說：「我一直害怕去觸碰那段經歷，終於一次次鼓足勇氣把它寫完。」早在二零零零年，他在芝加哥一家信用卡公司任職時，就挑燈夜戰一年，用英語寫下此書《To Prove Being Alive》（《證明活著》），卻始終沒有美國主流出版社願意出版，書稿一擱八年，零九年初才翻譯成中文，改為現書名出版。■
香港陆肆新書的井噴現象 ．江迅
陆肆事件二十年，對於歷史真相官方始終諱莫如深，香港卻出版大量不同親歷者證詞與觀察者視角。其中尤以新華社高層主管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陆肆事件全景實錄》最引人矚目，可與趙紫陽回憶錄對照閱讀。
陆肆事件過去二十年了。這一歷史真相究竟如何？官方始終諱莫如深，境外卻有不同經歷者證詞與觀察者視角。當下，在香港書市「陆肆」出版物大潮中，張萬舒的《歷史的大爆炸——「陆肆」事件全景實錄》一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被不少學者認為可與趙紫陽的錄音整理的書對照讀，從而尋覓「陆肆事件」的真相，探索解開中共高層爭論之謎。生於三八年的張萬舒，陆肆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八三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九二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張萬舒在「陆肆」期間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新華社是中國官方最具權威的新聞機構，也是整個事件發生始末的最大情報資訊中心之一。他經歷了上層鬥爭的全過程，又直接處理了新華社駐全國各地記者現場採寫的第一手資料，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實與高層政治秘辛，全書以每日大事記的形式，翔實地記錄了「陆肆」事件的全貌，並從北京的現場擴寫到各地的狀況。這塵封了二十年的記錄，終於首次公諸於世。張萬舒說，這部書「是我們日日夜夜記錄在案的歷史事實，任何人任何時候也篡改不了」。
在香港的這一「陆肆」紀實出版潮中，有封從德的《陆肆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香港晨鐘書局），孔捷生的《血路1989》（香港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丁楚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香港海風出版社），劉剛的《天安門，路在何方》（英華出版社），高瑜的《我的陆肆》（香港文化中國出版社），歸化章、浦前編著的《100陆肆人物 20年》（香港晨鐘書局），蔡錚的《一個解放軍的1989戒嚴部隊怎樣對待軍中反叛者》（明鏡出版社），高皋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明鏡出版社），馬建的《北京植物人》（明鏡出版社），《回家》和《再回家》（我要回家運動出版）等。《陆肆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是封從德歷經十八年最終整理而成的日記。封從德在八九民運中，廣被視為誠摯、作風實幹、冷靜獨立的學生領袖。他這部「日記」完整記錄了八九學運從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從北大到天安門廣場的現場經歷、見證與考釋，涉及學運的核心人物、重大事件、關鍵內幕及學運組織高層決策與爭議全過程。
封從德在書中回憶了自己從最初參與組建北京大學籌委會，當選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及任廣場副總指揮，直到陆肆凌晨主持廣場撤離表決等一幕幕自激情開場到悲壯落幕的歷史。正如北京學者陳小雅所說，「這部《陆肆日記》用一種散文的優美，承載了作者誠實的記憶、良心的反省與充滿人性發見」。
孔捷生的新書《血路1989》，以直觀而冷靜的筆觸，記錄了那場震驚世界的大事件。書名取自於書內同名單篇的文章名。當年，孔捷生家居北京，寓所距天安門廣場僅一箭之遙，「陆肆」驚變，他堅守在廣場上，而後逃離北京，南下廣東，獲「黃雀行動」營救而逃亡，在香港客途寫下血淚篇章《血路1989》、《最後的北京》、《穿過裂縫》記錄八九風雲的三部曲。《血路1989》一文，二十年來在網上流傳不斷，成為現場直擊的歷史文獻。五年前，他用筆名在中國大陸網絡張貼《血路 1989》、《最後的北京》，掀起軒然大波，天涯網站堅持了一年多才奉命刪除。不過，無數網民下載而互相傳送，令不明真相的後「陆肆」一代，讀到民族傷口。
讀了高瑜的《我的陆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說：「讀這本文集，你會發現，高瑜首先是具有一個新聞記者應該具備的勇氣。新聞記者是要捕捉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挑戰性問題。而這在一個非民主國家中會面臨政治迫害。高瑜就曾經兩次坐牢。但她沒有被壓垮，而是繼續以筆與現實中的迫害鬥爭。她的牢獄經歷，使得她的文字獲得傳奇般價值。因為她有勇氣面對現實，她的時評和政論文章，反映出一個迅速崛起的國家的問題。雖然你可能不贊成高瑜的觀點，但是你無法忽視她提出的問題和答案。」
丁楚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是香港這場「陆肆」出版潮中，較為矚目的一部書，它「雷(撼)人」的權威性和可讀性奪人眼球。此書描述了八六至八九年期間，圍繞中國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即「民聯」）及其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呈現了作者對海外民運三十年興衰史的反思。
正如此書的序言所說，「現在某些民運組織實際上不過是美國與台灣當局設在海外的情報站而已，『民聯』也不例外，這是《大夢誰先覺》扔出的一顆重磅炸彈」。儘管此說早已有傳言聽聞，但爭寵吃醋、爭權奪利的鬧劇，在丁楚書中觸目驚心的詳盡描述，令人讀罷仍難免震撼。此書貫穿始終的主線，是王炳章、胡平、鄭為民等「民聯」總部最高層為爭奪領導權而展開一系列內鬥，「台灣情治機關金錢資助」、「特務案」等核心情節跌宕起伏，內幕花絮、醜聞趣事點綴其中，一幅民運的尷尬畫卷，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中國海外民運，有「黨」有「派」，有「會」有「部」，海外民運人士多說也才二、三百人，但黨派團體竟多達五六十個。香港書評人王振琨認為，外人難以想像，一部中國海外民運發展史，怎麼就成了一潭深不可測的渾水？一盤散沙，水火不容，說到底，民運內部的醜陋事件，每每就是為了爭奪「權力」和「資源」。還沒有獲得權力，一眾人就爭得沸沸揚揚，還沒有掌握資源，已經為「分贓」打得頭破血流。海外民運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人」往往是最致命的敵人。這就是《大夢誰先覺》力圖告訴人們的。
廣場轉折人生軌跡
《天安門，路在何方》的作者劉剛，是當年公安部發布通緝令通緝二十一名學運領袖之一，名列第三。書中，劉剛從不同角度刻劃了「陆肆」參與者的理想、追求、勇氣和磨難。他陸續寫的文章被編成四部分：民主之路，牢獄之路，煉獄之路，自由之路。這也正是這些「陆肆」參與者的人生之路。經歷了「陆肆」，作者的心路歷程和人生軌跡在天安門廣場發生轉折。
這個轉折表明，從天安門出發，有一條通往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也有一條通往地獄煉獄的幽曲小徑。
明鏡出版社、「多維新聞」創辦人何頻接受採訪時說：「很多中國大陸朋友對我說，香港與內地現在的唯一差別，就是在香港可以看到大陸不能出版的雜誌、書籍。這個誇張的說法，正顯示了香港自由港最寶貴的價值並沒有完全喪失。我在十二年前香港回歸前夕接受你們採訪時就說，我將見證香港出版自由的延續，這十多年明鏡在香港生存並沒有受到明顯的政治壓力，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政評家何頻說，現在香港出現「陆肆」書籍出版熱，是二十週年的紀念現象，是對「陆肆」失憶的不甘。但正如馬建的《北京植物人》暗喻的那樣，從精神上，中國人從「陆肆」後基本是植物人生存狀態，「陆肆」問題的解決似乎並不是一個迫在眉睫問題。
何頻說：「明鏡這次推出的這三本『陆肆』書籍，是三個不同層面。我們一直希望，明鏡能使讀者從多一些角度看待歷史和現實，從而避免被某一種政治勢力所誘拐。但這些書對掌權者有多少啟發？不敢奢望。他們疲於奔官、疲於享受，有幾個人還在看書？」
「陆肆」事件二十年來臨之際，包括趙紫陽《改革歷程》在內的一大批「陆肆」讀物先後在香港出版。不過，每個人心中永遠有一本只讀了一半的書，後一半應該用自己的思考去續寫它。■
專訪: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人、前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之子鮑樸
他出版了趙紫陽的絕響 ．江迅
根據錄音整理出版趙紫陽回憶錄，符合他的遺願，出書是最好的方式。趙紫陽一直堅持著，錄完音以後，身體馬上就不好了。
中文版《改革歷程》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推出，趙紫陽前政治秘書鮑彤的兒子鮑樸，任該出版社出版人。
鮑樸，八九年畢業於北京科技大學，九八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及公共管理碩士學位，零五年在香港創辦新世紀出版社。五月十七日，鮑樸接受亞洲週刊專訪，以下是訪談摘要。
你何時接手這些錄音帶開始翻譯的？
真正開始翻譯是零七年十一月，從中文翻譯成英文，直到零九年一月，我們還在訂正翻譯稿。因為我們翻譯了以後，英文版出版社還整理了一遍。雖然經他們潤色和整理，文字讀起來相當順，但美國的英文出版社編輯，不熟悉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情況，因此，最後我們在香港又要閱讀一遍，作些修訂。英文書稿中，會出現一些他們的錯誤理解。
能不能舉些例子？
比如，英文版印成的書中：「鄧小平不時警告趙紫陽：在十三大報告中，不要出現三權分立的提法，一點影子也不能有。」但是，原來英文版經他們編輯成稿時是：「鄧小平警告趙紫陽：不能有黨政分開的提法，一點影子都不能有。」我指出，這完全錯了，他們才改回三權分立的提法，因為趙從來提出的是鄧也接受的黨政分開，而非鄧反對的三權分立。英文書稿中，這些關鍵性錯誤，我們一定要糾正，需要認真再看一遍。這過程反反覆覆，花了很長一段日子。
英語版翻譯，寫明除了你以外，那位Renee chiang是誰？
是我內人。她是美籍華人，生在美國，中文名叫蔣悅磊。她不懂中文。她老家，她母親是湖南人，她父母四九年去了台灣，後移民美國，已經去世了。英語不是我的母語，英語是我內人的母語。
當局有沒有發現過趙紫陽錄音的事？
這我不太清楚。據我估計，當局是始終不知道的，否則早就採取各種措施了。
是老式的卡式錄音帶嗎？
對，那時還不是當下流行數碼的。那些一盒盒的卡式錄音帶，有些原先是趙紫陽或那些朋友家人錄的京劇和歌曲磁帶，他們是循環錄音使用。
你見過趙紫陽嗎？去過他家嗎？
他生前，我沒見過趙紫陽，沒去過他家，是他去世以後，我才去過他家。
你怎麼判斷這趙紫陽的錄音是真是假？
從錄音帶來源看，我們不會懷疑。從聲音判斷，也不會懷疑。我們接觸了很多曾經在趙紫陽身邊工作過的人，沒有一個懷疑說這聲音不對。
為什麼選擇錄音，而不是文字材料？
當時出主意的人對趙紫陽說，你要留下口述歷史。因為他們擔心文字材料不容易保存，而且到時一旦拿出文字材料，別人或許會說，這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否增刪過，在真實性上容易被人攪渾水。因此，趙紫陽這本書的新聞一出街，我們馬上公開錄音帶的趙紫陽聲音，不給他們機會說三道四。趙紫陽本身是公泷人物，他的聲音當局有存檔的，媒體也有流傳，我們把錄下的聲音公開，完全可以作比較，究竟是真是假，作出判斷。
趙紫陽生前有沒有表示過，這三十小時的錄音帶要派什麼用場？
他生前沒有留下這方面的遺願。從我們的判斷而言，趙紫陽費盡心機錄了音，要把自己的經歷，留存在歷史上，這是毫無疑問的，否則不會如此錄音了。因此，我們認為根據錄音整理出版，是符合他的遺願的。出書是最好的方式。他錄完音以後，身體馬上就不好了，沒有完成的時候，他堅持著。一旦完成了，他似乎心理和生理上輕鬆了，完成了自己最想做成的事，身體便開始不好了，這或許是有關係的。
你如何評價三十小時錄音內容總體上的價值？
根本上說，他看問題的視野和角度，是任何歷史上的材料無法比擬的。他能準確地摸准哪些事特別重要，會對中國的政治起直接作用。他能講出當時那些領導人是怎麼想的，分析對方為什麼那麼說。
西方不少傳媒強調說此書是中共當年權力鬥爭的縮影，你怎麼看？
我拿到這些錄音以後，接觸了那麼長時間，有一個自己的心得。很多媒體把當時改革的過程，大多用什麼政治鬥爭表述，更不準確的是全用權力鬥爭作解釋。
其實，中共高層當時的爭論，中國能不能搞資本主義的這一套，改革路怎麼走，爭論雙方都沒有準確的概念，而且誰也不知道誰對誰錯。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合理的爭論，只是中共慣有的那種文化，強調要統一思想才不正常。
從書中可以看到，趙紫陽對陳雲，對鄧小平都是非常尊敬的，特別是對鄧小平，時時會維護他，因為鄧小平為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政治後盾。從書中可以看到，有人不同意經濟改革的一些做法，都不是直接表明反對經濟改革，只是透過反自由化的方式，把一些已經出台的經濟改革的政策，又收了回去。這是正常的爭論，不能像境外一些媒體習慣地把什麼都視為高層的權力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