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独立中文笔会）
我无法放弃 ————记一次“绑架”
滕 彪
（一） 2008年 3月 6日，晚8点25分，在万圣书园买完书，给妻子打电话，说20分钟左右到家。
8点40分左右，刚把车停下，准备关车门的时候，围过来三四个中年男子，一个突然猛拍我的肩膀问：“是滕彪吗？”没等我回答，他们就强行把我往一辆黑色轿车里塞；几秒钟以后我才明白发生了绑架！我开始拼命挣扎，大喊大叫，足足有三分钟。我想这声音足以让周围四栋楼的居民以及小区保安全都听见，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我寡不敌众，被他们狠狠地反剪着手腕，动弹不得。被塞到车上之后，我已经喊不出来，喊了也没人听见，就立即冷静下来。
扭斗中，他们把我的眼镜给弄走，车里一片黑暗。他们有四个人，我的左右各有一人，牢牢控制我的四肢。他们给我罩上头套，一路上左边的人死死反剪着我的手，右边的人用后背把我的脑袋紧紧压在后座上，我每一反抗，他们就用污秽不堪的话来辱骂，尤其以左边的人最为恶劣。
我开始想，这一拨人究竟是谁呢？很有可能是国保，与去年10月李和平律师被绑架那次非常相似，这一次，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荒郊野外，脱光衣服，拳脚，电棍，扔到路边，打车回家……不到两年，亲眼见到的政府绑架行为就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在山东临沂，陈光诚案开庭前一天，一个重要的证人陈光余被绑架；另一次是在我家楼下，陈光诚的妈妈和孩子被山东警方绑架。其他的就更多：2005年9月6日，陈光诚被绑架，2006年8月17日，高智晟被绑架，2006 年2月16日，胡佳被绑架，2006 年4月16日，刘正有遭绑架，2007年9月30日，李和平被绑架，2008年 1月14日，齐志勇被绑架；我自己介入的一些人权案件中，以绑架的形式来抓当事人、抓证人、抓律师，也常有发生。
挨一顿打算不了什么，我的身子骨还承受得住。但这伙人凶神恶煞，如果不是东厂而是土匪，那麻烦就大了。在办案中得罪过一些官员警察，他们要跟我玩黑的，那就比较惨。卸掉一个胳膊一个腿，或者像付先才那样被打瘫痪，也并非没有可能。人到这个时候，就得认命。
四十多分钟以后，车停了；从附近的狗叫声感觉，像是在郊区农村。几个人从车里出来，押着我到一间屋子里，从始至终我不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姑且叫他们四个ABCD。匿名的暴力、匿名的罪恶。
摘下头套，他们命令我在屋子的中间站着。几个人围着我，一张张凶横的脸。一个人说，“把衣服脱了！”心想糟了，要开练。我没动。不料他说：“把外套脱了，屋里热。”
一个人开始训话，叫他E吧。E也有可能是ABCD中的一个，但无法证实。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你们是谁？干什么的？”我大声反问。
“我们市局的。不是黑社会，你放心吧。”
“你们有证件吗？”
“现在不是时候，需要的时候会给你看的。”
我的左手腕被他们掰得很痛，就不断地来回活动，像拳击选手上场前的准备动作。
“怎么，要打架啊？”E说。“再这样动，我们的枪走火了怎么办？”“哥几个等你一天了，你要是再拱一拱火，能有你好受的吗？”
赤裸裸的暴力威胁。我突然想起，早晨岳母来的时候，说楼下有个可疑车辆，发动机开着。我想无非是昌平国保想在两会期间看一看我，例行公事，没什么好怕的。往下一看，不是那辆熟悉的桑塔纳，应该跟我没关系。原来就是这个作案工具！
我只是盯着他们看，不说话。站着，往上看顶棚，尽量不低头。房间里有两张桌子，几把椅子，窗帘严严地把窗户堵住。此外两盏灯，一个暖气片，别无他物。正前方的那盏灯，正对着我的眼睛，没点亮。我一下子想到上海访民说的“特提室”，我猜那东西很可能是强力灯光兼录像设备。不管怎样，这里不是宾馆也不是民宅，肯定是提讯室了；第二天趁他们开门的时候，我还看到走廊对面也有个几乎同样的审讯室。
“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不如实回答，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最担心的是家人。而且看了一下午书，又累又饿。我提出条件：“让我回答问题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给爱人打个电话，第二要吃饭。”
他们说，按照规矩电话不能打，但仍然可以考虑。又来训话。这伙人是洗脑专家，有极强的演说欲，可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些陈词滥调，思想贫乏，逻辑混乱。
一个多小时以后，一个人回来说，“电话不能打，但可以发个短信。你准备说什么啊？”
“我只想告诉她让她别担心。”
“你就写：在和朋友谈事儿。”
给我手机，我写道：“老婆，别担心，照顾好孩子。在和朋友谈事儿。爱你的老公。”他们审查了一会儿，觉得不是在传达其他的信息，就让我发送了。时间是2月6日晚10：45。
她用不着判断是否是我本人发的，就可以知道，我已经“出事”了。因为我平时出来不会用“照顾好孩子”、“爱你的老公”这类词。这也正是我的用意。
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拿来盒饭，让我吃。油麦菜已经凉了，不新鲜，也不够吃。F说，“吃吧，里边更素。”“里边”指的是看守所。下一步是要送看守所。他们多次暗示，那里面日子更难过。
（二） E说：“判你个十年，等你出来成老头儿了，还能干什么呢？”
“别跟政府作对。我们把你饭辄弄没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饭辄就是工作、谋生方式。他们可以让你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对入狱前和出狱后的一些思想犯，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E说：你在这儿的时间长着呢。一会让我这位同事给你宣布一下这里的纪律。F体格粗壮，三十多岁，后来知道他是看守人员的头儿。
“第一，早晨六点起床，进行操练。第二，警官进出要起立，喊警官好。第三，如实回答问题，声音要大。”
这个第二项，明摆着是要侵犯人的尊严。给这帮专门以思想自由为敌的秘密警察起立，真是没有天理了。
两个打手虎视眈眈的坐在我的两侧，随时准备动手。我得想办法消极抵抗。
我也知道，那个像探照灯似的东西， 一定同时对我进行全程录象。我尽量要在每一秒钟都保持平静和自信。
之后进来另外两个人：按照出场顺序，应该叫G、H。他们专门负责问话和做笔录，大概是预审处的。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起立，E说，你是不是把规则忘了？我懒洋洋地站起来。但不说“警官好”。（后来我一直坚持不说，在他们出门的时候也不起立；在进门的时候，慢慢地作出要起立的样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立即表示可以坐下；有时候我在吃饭或写东西，就装做没看见他们进来，他们也没有表示反对。）
E、F都出去了，屋子里剩下G、H、我以及两个看守I 、J。看守共有I 、J、K、L、M、N六个，三班倒，24小时进行看守，寸步不离。吃饭、睡觉、上厕所、思考问题，总有两双眼睛在近距离逼视。一下子想起《1984》里的电幕。按我的理解，24小时严密看守，大概有三个目的：防止逃跑，防止自杀，另外就是汇报被看守人的一举一动，包括生活习惯、身体状况、心理状态、情绪变化，据说他们有专门的洗脑专家，通过这些细节来发现一个人的弱点，然后展开心理攻势，随时调整洗脑策略。不过大小便的时候旁边有人在不到一米的地方盯着，真的很滑稽，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小的侮辱。
G、H开始正式问话。G主要问，H主要记。问话中也掺杂着大段大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6日晚的核心问题是：
你从农村考上北大，又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又是大学教师，又是律师，也有不错的家庭，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专挑政府的毛病，还跑到海外去发表？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问题？政府做好事情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出来表扬？你眼中还有没有国家利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G说到在海外发表文章和爱国主义的时候，H好象有点激动，插话到：“崇洋媚外，臭卖国贼。”我用蔑视的眼神盯着他，不说话。不过这些洗脑工作者也一样是洗脑教育的受害者，应该同情才对。
G还不错，不是毫无人性的那种。他说他自己的经历和我有相似之处：出身贫穷，1992年上大学，也经历了93 年申奥失败的场面，等等。他说，“你首先想到给老婆打电话，说明你还是有责任感的，这不错。但你有没有想过多给国家负些责任？西方人本来就不了解中国，你又专挑黑暗面讲，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成什么了？”（另外一些时候他们的逻辑是刚好相反的。“什么民主，什么维权，你还是多为自己家庭想想，你进了监狱，老婆孩子怎么办？”）
等他们全说完，我开始讲：“我从小在贫穷的农村长大，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很了解。上大学学了法律之后，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也理解到政治法律制度的缺陷乃是人民受苦的根源。孙志刚事件之后，我逐渐成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更有责任作些具体的事情去推动法治的进步；我是法律学者，是兼职律师，我觉得必须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说真话，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最起码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说真话也有风险；而我觉得这种风险应该更多地由有名气、有知识、有资源的人承担，而不是让那些最无助、最悲惨的人去承担。
“我在一些文章和一些场合也肯定了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我认为这种进步主要由民间付出了不少代价争取来的，但我也不否认体制内的人也做出过努力。做为独立知识分子，我绝不会做歌德派，一味歌颂赞美，拍马屁；我觉得，政府只要作一点儿好事，有一点儿成就，就会有大批大批的文人、记者、学者去歌功颂德，绝不缺我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就是要找毛病的，即使在一个制度不错的社会里，也永远有各种弊病。
“作为父亲和丈夫，我同样负有对家庭成员的责任。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一个都不能放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作着艰难的平衡。我当然不愿意进监狱，但决不害怕进监狱。”
他们拼命地想把我的文章靠上105条第2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说：“我爱国，爱人民，从来如此，也不会改变。我觉得，指出我们国家、政府的缺点错误，积极地帮她改正，这是一种更深沉的热爱。忠言逆耳，隐瞒和欺骗只能害了她。由于专业分工的不同，知识分子最有可能知道制度上的弊端，知而不言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对祖国如此热爱，怎么可能去煽动别人推翻国家政权？我专门研究法律，代理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我很清楚我的文章不可能构成犯罪。”
（三） 凌晨两点多，他们才让我睡觉。（2008年1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对我审讯，持续到半夜12点，由于当天早晨不到5点就起床，晚上11点时我已经受不了了，不断地说“我困、我困”，笔录是在那种情况下做的。）他们从外边搬来一张床垫子，我倒头便睡。不允许熄灯，两个看守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比我更不自由。
还好，他们没有在早晨六点叫醒我。不知道几点我睡醒了，看到看守困倦的样子，我说，你们辛苦了。完全没有挖苦，只是觉得心疼。他们既是看守，又是打手；但他们在剥夺别人自由的时候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他们在殴打别人的时候，自己的人性何尝没有受到摧残？
叠好被子，洗脸，吃早饭，等着他们继续问。
7日上午问话的也是G、H。他们拿着打印好的我的一些文章和采访，共有15篇左右，包括《奥运前的中国真相》、《我们不能坐等美好的社会到来》、《抓捕胡佳意味着什么？》、《关于<奥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的说明》、《后极权时代的公民美德与公民责任》等等。有一些句子下面划了线，显然这些是他们认为“出格”的地方。一页一页地让我签字，逐字逐句地问。
G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我面前有两条路，可能进入司法程序——刑拘、逮捕、审判、判刑；另一条路是态度好一点，争取宽大处理，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去了。他对我印象不错，说我人品很好，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人才。有意味的是，他离开之前，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调对我说，“滕彪，你就违心地说两句认错的话吧，算我求你了。”他既是为了我好：有个好的态度，可以从轻发落；同时，在笔录上如果反映不出来我的“思想转化”，恐怕他也过不了关。
在里边呆的时间越长，我对这个制度就越憎恨，同时却对这个制度的执行者就越同情。一些人失去自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了那些剥夺他们自由的人的自由。哈维尔讲过这样的话：极权制度下，没有人仅仅是受害者，而不同时是(或多或少的)同谋。换言之，也没有一个施害者不同时是受害者。比如，面前这些只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没有权利分辨善恶的人。他们一定有各自的难处、尴尬和痛苦。
只剩H一个人做笔录。两个看守。我。参与这样一幅画面我觉得有些尴尬。这是21世纪，一些中国人在真真假假地帮另一个中国人洗脑。想起《窃听风暴》里的那位作家，自己的生活感动甚至改变了那个在暗中的监视者。从这些人的问话中了解到，他们仔细看了我写的所有文字；我觉得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文字还是没有白费心血；为了这一批认真的特殊读者，我也不应该停止写作，还要努力写出更好的东西来。
大约下午两点，H问完了出去，我可以歇一会儿了。
在没有询问人员在场的时候，他们也很可能对我进行全程录象，我得让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是非常宁静而坦荡的；没有恐惧和慌乱，没有沮丧和懊悔，没有投降作交易的可能性。监狱可以囚禁人的身躯，却无法锁住灵魂的高贵。我闭目养神，轻轻地吟诵我会背的唐诗宋词，从五言到七言，从《将进酒》到《春江花月夜》；静静地回忆着我最心醉的音乐旋律，从贝多芬的《命运》到莫扎特的《G大调第13小夜曲》。
昨天梦见我从北大41号楼偷偷溜出来，给爱人打电话；电话里说自己被看管着，必须设法出去。昼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太想打那个电话了。——41号楼是我读本科时住的地方，也许今天的囚禁象征着我上北大以后的必然宿命？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听见自己内心的召唤以后的必然宿命……
想家。想孩子。巧儿到姥姥家已经两天了，正好我这两天工作忙，没去看她。昨晚给妻子打电话就是要和她一起去接女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一个月，一年，三年？虽然这些家伙威胁可能十年，但我觉得不可能。五年是个杠儿，凭我这几篇东西，过不了五年那个杠儿。不能以李元龙四篇文章判两年那个标准，那是近年来以“煽动罪”入狱的作家中“单价”最高的。何况外界的声援也许会让刑期打个八折……
很多话想和爱人说。用心做了首诗，用脑子把它记住。下午要了一支笔，把它写出来，就叫《狱中致爱人》吧。诗被看守搜走了，但愿他们把它当成文学作品，而不是藏头诗或政治檄文。
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墙壁
为你作一首情诗，我的爱人
今夜，星星依旧在寒寂的夜空闪烁
萤火虫仍在低矮的草丛间时现时隐
请告诉我们的孩子，这次来不及
和她告别，爸爸就要出趟远门
请你每天在她入睡之前
和醒来之后，给她暖暖的一吻
请带孩子去摸一摸栅栏下的车前子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如果她能注意到叶片上的露珠儿
她就会感到我的爱是多么深沉
请在给丁香浇水之后 弹一曲渔舟唱晚
相信我能够听到，我的爱人
请照顾那些沉默而快乐的金鱼
那沉默里隐藏着我丰富而动荡的青春
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
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
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
一切声音都在安静里面，这里的夜晚简单至极
请你在想起我的时候不要叹息，我的爱人
我的痛苦之河与喜悦之河已经溶汇
它们曾经长久地穿越我的肉身
在一场濛濛细雨结束之前
我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我的爱人
在雨中，在雨中我怎能擦尽你的泪水
——用我已经得救的灵魂（四）有了纸和笔，舒服多了。练字，默写唐诗。从小就喜欢书法，心仪于书法创作时那种物我两忘的感觉。看守中如果有懂书法的，将来也许会允许我把家里的笔墨纸砚带进来……
下午，F来了一趟：“你还有闲心写诗！赶紧写写你的思想认识。我是负责看你的，跟他们怎么处理你没有关系。我这是为你好。以前从这儿出去的，都写；从我的经验看，写的好的，出去的也快。”
去他娘的思想认识！
——好，我写。把昨天说的那些东西整理整理，写成《我的感想》：关注人权，推进法治，自由思考，独立批判，知识分子责任，拒绝谎言，说真话，等等，落款是“中国公民滕彪”。
F看了说：“你这么写还不如不写！这些东西，上面看了能高兴么？你看看能不能再写一个？这个我给你保管吧。”他拿走了，连同那首诗。
“上面”肯定看了这份“思想汇报”；连同那首诗。F想套我写更多的东西，我却不再写了——再写没准儿“上面”更生气，后果更严重。
晚饭后，E又训话，之后说：“我们领导一会儿来，说明对你的这个案子还是很重视的。”“领导”很快进来了，个子不矮，身体壮实，短发，看样子不到四十岁。按字母顺序应该叫他O。
O是个演讲狂。在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没停，讲他的大道理。被人插话都被O打断：“我还没讲完。”讲完就走，没给我反驳的机会。我知道一些思想僵化的教授总是讲完就溜，不给学生质疑的机会。
国保给做思想工作，我见得太多了，不下三、四十次。绕来绕去，跑不出四、五套路数。O也不例外，要点简记如下：
1、民族主义论：哪个国家没有缺点？美国就好啊？美国干我们这一行的，比中国多多了。在境外反动网站发表诋毁我国政府的文章，这是什么行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这样的成就容易吗？你去过故宫吗？看看故宫那里面盛水的大缸，看看那上面的刀印儿，帝国主义侵略者把上面的镏金都给刮掉了。我们今天落后，难道跟帝国主义侵略没有关系吗?
2、以卵击石论：我这次来是主要是要告诉你，政府不怕你。政府怕过谁？不要企图和强大的政权做对。魏京生、徐文立，名声比你大多了，说判就判了，我们犹豫过吗？你算个啥？被我们（部门）盯上，还有你好果子吃吗？你后你甭想出国了！我告诉你，无论你这次什么时候出去，你甭想再做维权了！赖斯这次来也提到了胡佳的案子，你知道我们外交部实际怎么回答的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法律，用不着你们管！”高***智**晟怎么样？现在老老实实的，我能把他叫来跟你做工作你信不信？
3、恶法亦法论：有人说应该废除刑法105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别跟我谈这个。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护这一条。只要它不废除，它就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就要执行它；如果不执行，那就是我们的失职。办了高智晟，来了胡佳，抓了胡佳，又出来个滕彪，你还要“继承胡佳的事业”，那好，我们就要用105条来对付你！
4、家庭责任论：你现在多好，有车有房，你开的是福克斯，我开的是奇瑞，你房子140多平米，我 90平米。你的工作多好，家庭和睦，多想想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孩子那么小，将来孩子问爸爸去哪了，让妈妈怎么回答？
但O对我本人也表示尊重，他说：“除了你的妻子和直系亲属，最了解你的，就是我。你人品很好，人性很好，写的文章也不错……”——一个好友在我出来之前安慰我的妻子说，我人品好，在里边可能不会被打。我觉得未必。不是所有“里边”的人都了解你的人品；而且“不打好人”如果是他们的原则的话，“不抓好人”应该也是。
O最后说：“正式的司法程序我们也能走，但是太麻烦，你要这个证那个证的。”“我们还是本着教育和挽救的态度，再给你一次机会；不但要看你这次怎么表态，也要看你以后怎么做。”
晚上10点多睡觉，一夜无话。
（五） 六点被叫醒。洗脸后，在房间里活动身体。
G来了，问我有什么考虑。
我说了几点意思：1、我的文章个别句子和用词的确有不恰当的地方，以及引用后没有调查核实的地方，以后会注意。2、我以后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3、奥运结束之前，不写关于奥运会和胡佳案的文章。（这一点是2月22日北京市国保对我的要求，有我自己写的书面声明。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不答应就马上让学校开除；答应了损失也不大。这次绑架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无非是让我少些东西。）
妥协是必须的，为了早点儿回到家人身边。但要守住底线：不能伤害他人；不能和他们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比如接受他们提供的工作，为他们提供消息之类；不能认罪；不能放弃以后写作的权利。前两条是牢底坐穿也不能违背的东西。（但如果有人在酷刑之下或者巨大的心理精神压力之下写了保证书或悔过书，我完全理解。在绑匪的胁迫之下写下“我热爱绑匪”难道有什么可耻的吗？威胁恐吓之下的保证能算数吗？哪一种事业比一个人承受肉体上的痛苦更重要？哪一种信仰或理想会因为一个人被迫表示放弃而受到损害？）
之后我说，“我希望你们48小时之内放我，也就是今晚8：40之前。因为一些我个人的情况，第一，我岳母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她在1998、2000、 2002、2005、2006年都犯过。如果我出事，她很可能再犯。第二，我每天要接送孩子去幼儿园；第三，我周一要讲课，至少得花一天的时间准备；第四，我的一些朋友肯定要联名呼吁，人权组织也要呼吁和抗议，媒体也少不了报道，这对政府形象不利；还有一些机构可能要等失踪者48小时没有消息才会作出反应。我没有威胁的意思，都是为了政府和奥运形象考虑。
“最后一点，如果你们今晚不准备放我，我需要些日常用品：内衣、牙刷、牙膏、毛巾、袜子、剃须刀，还要一些书。只要有书，我可以安安静静地看书，多久都行，不给你们找任何麻烦。”
G去汇报了。几分钟后，给我拿来牙刷牙膏和毛巾：“刷刷牙吧，但内衣我们解决不了。”看来是不准备放我？
中午G又来了，我问，向上面反映了没有？他又说了一大套。核心思想是，放人。
午饭很好。在里面共吃了六顿饭，一顿比一顿好。
午饭后换了两个看守，P、Q。Q看了我写的钢笔字，问，你练过柳体？我说是啊，但练颜体更多些，对《颜勤礼碑》下过些功夫。他说他也写书法，有一段时间很郁闷，就写书法来调节。我说，是啊，书法能净化人的心灵……
G进来，把从我身上搜出来的东西还给我，钱包，钥匙，手机。“现在不能开机，到家再打电话。”
P、Q给我带上浅绿色的头套，G说委屈你了。我说，我理解。架我出去，客气地提示我，“抬腿”、“低头”、“上车”。
一路上G和我谈孩子的教育问题，他有个6岁的女儿，孩子她妈总想着给她很多任务，让她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兴趣班。我说这样不对，应该让孩子多和同龄人在一块儿玩儿，多接触大自然，带她到农村野地里去，数星星。给孩子自由的空间最重要……。我们教育孩子不应该以竞争中取胜为唯一目标或最高目标，金钱、地位、名誉都不是最重要的；丰富的内心生活，体验幸福的能力，能感受到爱和美的心灵，才是一生也享用不完的财富。
他听着觉得很有道理。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出来我那些话里面的双关。
大约四十分钟，到了我家附近，摘下头套，和他们告别。一辆黑色捷达，没有车牌。
（六） 巧儿看到我，高兴地趴在地上。我抱起她，很想哭。
妻子没觉得我能这么早回来，她说她准备下午游个泳，把身体和情绪都调整到最好状态，投入漫长而艰巨的营救工作中去。
抬头看表，下午1：40。
朋友们都说她的表现很精彩，和朋友商量对策、报案、接受采访，从容镇静，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她把我出事后发生的事情都详细记录下来，每个电话，每个采访。
3月8日7：20，早上醒来，很安静。不敢多想，一想就要流泪。
3月8日7：44，徐老师打电话问情况，让我别着急。我不能控制地哭了。
我不想让她再为我的失踪而哭泣。可我却不知道能否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一个朋友和我说：“你在楼下挣扎狂喊了三分钟，都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看。派出所来调查，也没有人愿意作证。这样的国民——值得你为他们去争取自由和人权吗？”
值得。
造成他们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
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以后，再也无法回来。
——记于3月10-12日，北京家中。
注：感谢萧瀚、许志永、王天成、浦志强、王建勋、刘晓波、王德邦、李方平、韩一村、李和平、江天勇、昝爱宗、李苏滨、张鉴康、程海、王光泽、凌沧州、李劲松、童话大姐、曾金燕、范亚峰、沈浪、温克坚、张伦、杨春平、齐志勇、黎雄兵、张立辉、李剑虹、陈光福、李柏光、李晓蓉、张佳玲、张敏、张裕、陈昕、 Albert Ho、Jerome Cohen、Eva Pils、Mark Allison、Keith Hand、Jim Yardley、蒲杰夫、舒海云、杜丽缇、夏明、赫林娜、玛莱雅、胡平、吕京花、杨建利、盛雪、王丹、王军涛，等等；感谢人权观察、维权网、耶鲁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独立中文笔会、美国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对华援助协会、中国人权、世界反死刑联合会等。还有很多朋友、记者和机构给了我及时的帮助和温暖的问候，但我不方便说出你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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