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寻人启事

（注：图片转自艾未未博客。尽管我以为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为了很多不关心“闲事”的人着想，还是提示一下，所寻者为杨佳的母亲。艾未未在这件事上真是让人敬佩，好嘢！另：点击图片可以更清楚）

胡佳获奖的好处

BBC中文：中国异议人士胡佳获萨哈罗夫奖

虽然之前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估计是因为诺贝尔委员会还不太敢和当今世界黑老大之一中共政府叫板，是的，如今世界上没几个政府或团体敢得罪中共，一般都是哄着恭维着），但这次获得这个奖亦很不错。当然在中国政府和他的铁杆顺民眼中，这既是挑衅的又是无聊的，嗯，这些人的价值观和利益是与人类大众背道而驰的，不必理会。

我想了想，胡佳得萨哈罗夫奖（或者任何一个什么国际人权奖）大约会有这么几个好处：

1、让生活在压力和困苦中的胡佳及其家人有所安慰和鼓励；

2、让善良而胆怯的普通人看到希望，继续保持向善的良心；

3、引起世界对胡佳本人和中国维权者的关注；

4、给之前对维权无知、疑惑甚至反感的年轻人以教育；

5、增加政府镇压的成本；

6、恶心恶心中共政府。

专制国家的重大新闻

据说朝鲜将有重要声明发布，专制国家信息垄断、新闻封锁，能有什么重大新闻这么郑重其事？说来说去无非是和其独裁者有关：要么金正日死了（所谓“哏儿屁朝凉”），要么他下台。这也许对朝鲜和韩国人民更重要，我却想起我记忆中的“重大新闻”。

至今清楚记得1976年9月9日下午，正在家玩（那时我还没上学，幼儿园放学早），妈妈突然提前回来了，没等我问，有邻居问为什么今天还没下班就回来？妈说，单位通知提前下班，回家收听重要新闻（那时普通人家根本没有电视机，个别局处级以上干部家里才会有黑白电视）。接着陆续各家大人都回来了，因为我们住的是学校职工宿舍，大部分都是同一学校的老师，也有其他老师来我家一起收听重要新闻（还记得我们家那部比我年龄还大、南京产的“熊猫”牌收音机，之后似还用过十几二十年，几乎没坏过）。

众所周知，那天所谓的“重要新闻”就是毛泽东的死讯，毛是那天凌晨死的，下午才正式宣布。收音机里播音员声音洪亮、语速缓慢而沉痛、连篇累牍地重复着以“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开头的歌颂式讣告，之后便是没完没了的哀乐。我隐约记得当时听完之后，大人们都没怎么说话，气氛有点严肃，但肯定没有人哭或者异常痛苦之类，说实话那个年代虽然愚忠愚孝，未必都有如今的认识，但大家也不过是小老百姓，不至于。但我记得几天之后在电影院里看关于毛去世的记录片时，很多大人包括母亲都忍不住掉了眼泪，大约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发出过“将来中国怎么办？”之类的议论。

我们小孩子除了觉得这是一件严肃重大的事外，其实是没什么感觉。还记得之前周恩来出殡那天，我和几个小孩在楼上看到学校院子里，不但是大人们，连许多中学生（我那时觉得他们很大）都哭得稀里哗啦，我觉得滑稽，还故意模仿他们的样子而嘲笑，好像一起有大一点的孩子告诫说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云云。而在之后毛的告别仪式上，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也排队参加，旁边一个同学假装抽泣，我发现了还向其他小朋友“揭露”。说起悼念活动，那时各地各单位都设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灵堂，各单位除参加上一级别的，还各自举行本单位的悼念活动，除准备大幅遗像、挽幛和标语之外，还组织职工大量制作悼念用的白纸花。记得有段时间我们家里就放了一些母亲和她的学生手工做的纸花（大概是追悼会用剩的），有些真是精致漂亮，好像工艺品似的让我爱不释手。后来同楼的一个小孩在我家玩时，顺手牵羊“偷”了一两朵我觉得最好看的白花，被我发现他却死不承认，大人们虽觉得这事很恶劣，但又不愿为这事与邻居兼同事伤了和气，只有我痛心气愤很久而不能释怀。

还记得那天下午听完讣告在楼下玩，一个同院的小孩刚放学回来，我哥跟他说：“毛主席死了”，他有点紧张地说：“你反动！竟然敢说毛主席死了！”......

一个专制、封闭国家的所谓“重大新闻”无非如此，古今中外都差不多，相信朝鲜将来也就这个德性。

（转贴）丁学良：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

（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

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

丁学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进步就是逐步的制度化。它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交接越来越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这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肯定地知道，大概到哪一年，在开什么样的大会时，什么样的领导位子将会传给谁。

这种制度化虽然不是民主化，其历史意义却不能小看：这样的制度化不仅是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体制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状况就是：皇帝不能退休，因为皇帝是天子。他要么是在位子上一直坐到死，要么被人推翻、改朝换代。

从1990年代末以来，正因为有了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会议的定期化（这也是制度化的一部分），就使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每逢新一届高层领导接班前后，或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公众就会有很多的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有什么重要措施出来，期待即将出来的政策更加附合他们的利益；一句话，民众期待着“大动作”出台、改革开放政策有“大的突破”。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已成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期待。可惜，与这个不断重复的期待对应的，就是不断的失望。过去这些年来，每当高层有人事变动，中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言；等到权力的转移完成、新领导班子接任，或重要的会议结束了，大部分时候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又相当失望。

这种现象折射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众对于每届新领导的政策创新的期望，大部分时候都太高，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期待过高。期待过高的原因，是它们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忽视上，即忽视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里面，已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开始时，力量还不够大，对整个的改革开发大局势还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如今，他们已经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哪个部位上做什么和怎么做、讲什么和如何讲，才能使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相对最大化。

我仍记得15年前，我一位在体制内做事的朋友说的一番话。我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聊天时这位朋友讲：“你出国快10年了，回来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可能要换一副眼镜了。你出国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的争论多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现在不同了，大家越来越搞清楚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哪儿，所以现在的矛盾都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搏斗，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

这句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人的观点。当然，现在有这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93年秋就有这样的看法，确实是判断准确。

我的这位朋友当年的判断是站在体制内经验的立场上获得的，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会有更深刻的启发。我在读博士时读过的书里，有几十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中一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讲座教授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国家的兴起和衰落》，1982年出版。他这里用的“国家”不是state（国家政权），而是 nation，表达最符合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国家，既包括政权，也包括人民。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即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大奖，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书评，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和以“寻租理论”而出名的经济学家 G.Tullock 。

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此书的案例非常丰富，包括英国、美国，以及二战前后的德国、日本。今天，如果把奥尔森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某些大的方面的观察，也是非常契合的。

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到1977年，在中国很难找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一个例外，以后再专文论及），因为毛不让国家体制稳定，过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毛的运动伤害的人太多，必须否定，但客观地讲，这种没几年就翻天覆地大动荡一下，确实不易形成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当然，有人会说毛自己身边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但毛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瓜分者，他是最高统治者，两码事。

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特殊利益集团只有在相当长的政治稳定性之下，才能慢慢形成巩固起来。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大的动荡越来越少，尤其是1989年风波以后，保持了20年的基本政治稳定，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

任何一个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只要有一定的观察力，就会数出来有哪些特殊利益集团。比如说，在中国常听到水电系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了，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许多中国人也能讲出来谁是该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代表，有前水电部长、前总理等，当然还有那些总是设法找到科学技术的“理由”来为该集团上项目论证的“专家”们。

此外，在这20年中新出现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能在中国做房地产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特别是在大城市。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

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利益的大头是他们承包，而代价的大头却主要是普通民众承包。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下，每当高层领导换届、重要会议举行时，中国的公众就会对“出台新政策”、“推出好措施”有很高的期待，但这类期待往往很快就变成失望。

客观而言，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中国独有，这是进入工业化、商业化之后，人类社会普遍遇到的现象。在美国、西欧的体制下，也可以列举出一些利益集团，比如美国与石油有关的、与金融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等。在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被人们指责最多、主要是被美国的中左派咬着不放的，是军方-产业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总是渲染别国的军事力量在突飞猛进，对美国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军产集团只有不断把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讲得很大，才能在大饼中分到更多的份额。

我本人认定，在美国另一个大特殊利益集团是律师，该群体虽然没有军产集团显眼，但对美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因为美国是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这是它的长处，法律是如此重要，所以吸引了很多聪明人进入这个领域。当律师的也可以从政、从商，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虽然在美国、西欧也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但它们的大环境体制与中国的非常不同。在美欧的体制下，那些利益集团虽然可以影响法规政策，却没法一手遮天。第一，没有哪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长期操纵选举行政首脑的全过程，尽管会影响它。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欧的全国大选中，常有异军突起，比如目前的奥巴马，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特殊利益集团也无法一手操纵全国议员的选举，尽管当中确有一部分是它们的游说者，但它们不可能把国会的两院操纵在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关军产利益的政策辩论时，两边吵得翻天覆地，有利于军产利益的方案也会被否决。

第三，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可能一手操纵全国的媒体，尽管会影响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在美欧的体制下，控制全国所有的重要媒体——公共政策辩论的平台和揭发官商勾结的战场。比如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斯蒂格利兹和克鲁格曼，都把在主流媒体上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当成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要务，其批评的力度，连很多欧洲学者都觉得太猛烈了。

第四，美国和西欧也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地方，始终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看，一个介入高强度多方面国际竞争的国家，其利益集团时时会被迫作出妥协。

上述四种制约，使得美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能长期绑架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尽管会影响一时或一处。然而，这些制约条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脆弱。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担忧的理由。

中国的行政领导，不是经过公开透明的程序竞举出来的。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委员也不是民选出来的，各级人大里面一半以上的委员都是现任的或刚退休的官员，这给特殊利益集团巩固自己的网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尽管有很多媒体在一些问题上能揭露部分真相，但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重要问题上，受到全国一致的有效控制。

相对令人鼓舞的变化是，中国在这30年中的国际化趋势，比以前有了极明显的进步。在这个领域，有时会把特殊利益集团试图一手遮天的状况戳一个洞，露出一缕光线，甚至迫使它们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不得不退让屈服一下，使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得以进步。比如，中国的卫生系统也是特殊利益集团，SARS“非典”出现初期还想一手遮天，结果是国际化的原因，它经由香港传到多国，才导致失责官员撤职、公开抗疫的良性局面。这次的三鹿奶粉也差不多，要不是新西兰总理让其驻北京的大使馆跟中国政府高层把事情戳破，隐瞒还可能延续下去。

所以，我强调的是，那些普遍存在于美欧的三个制衡因素，在中国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脆弱，惟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作用。

我们回头看一下相关的历史。在前苏联，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军产集团，它把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绑架到什么程度，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清楚，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一类，在没当上最高领导之前，也差不多。戈已当了好几年政治局委员了，都不知道苏联的实际军费是多少。一直到他当了总书记后，才看到实际的军费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4倍。而到那时他才知道，这个真的数字，只有总书记、总理、国防部长、计划委员会一把手才清楚，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得不到真情。所以戈当了总书记后，就得出一个简单、清醒的结论：苏联必须终止和美国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凭着苏联的经济实力再和美国搞下去，就会把国民经济完全拖垮。

从目前解密的资料可以看出，当年苏联军费为何能在那么长的和平时期保持那么高，基本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用当事人的回忆录讲，他们控制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和眼睛——苏联没有自由媒体，也没有多党竞争，议会也不可能进行公开辩论，所以只有内部信息渠道，这个渠道是被军产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送到最高领导层耳朵和眼睛那里的信息，很多是夸张或伪造出来的，诱使高层在重要政策上，长期严重偏向军产集团。苏联的垮台有多种原因，但从1993年到现在解密出来的资料看，特殊的军产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绑架，使其在军备竞赛路上全速奔跑多年，是垮台的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在相关制衡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即使新一届领导人也想老百姓之所想，意欲有所作为，当他们接班之后，想推出一些有开创性的举措来使国家更良性发展，使政策更公平、更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时，他们手中都不具备能够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迫使其做出重大让步的权威。

毛泽东当然有这样的权威，所以他隔几年就翻天覆地来一下。毛之后，只有邓小平有类似的权威。我们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只有邓才能让中国的军费控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并大幅度裁军。没有邓那样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军队、军工做出那么大的让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到中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中去。

1989年夏秋之后，邓越来越不过问具体的政策。那时候成长的利益集团，他也不怎么去干涉了。之后，这些利益集团慢慢地愈益强大。在未来这些年里，除非出现非常情况，使任何领导人用老办法都不能有效处理，只能推出非常手段来解决非常的挑战——只有到那时，新的、高度的权威才能形成，才能迫使特殊利益集团大大让步。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想使得中国不至于国家的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我们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比较现实的选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原载FT中文网）

（转贴）许志永：探访京城黑监狱（四）

按：中国首席最佳演员、泪腺炎患者温家宝说（大意）：他经常上网了解民情和对政府的批评。不知道他整天都上些什么网站、看些什么样的和谐文章？他的技术、诚意甚至这句话本身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

（下文转自许志永法律博客）

许志永：探访京城黑监狱（四）


昨天接到一个短信，“我是河南马喜荣现在关在北京市虎坊路青年宾馆后院黑监狱里你能解救这里的二十多个人吗紧急求救”。我因为当时在上课，这两天又特别忙，就答应今天去。上午十一点多最后一次发短信确认她还在里面，决定下午四点过去。

和周曙光约好，四点在青年宾馆见面，他还约了另外两个媒体的朋友。四点一刻，我们三个来到黑监狱门口，周曙光在远处拍摄。马喜荣来到窗口要求出来，看守不让出，一边和当地驻京办联系。我们在窗外和她聊天，她说是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被警察盘问，查出了上访材料被带到派出所，然后被关押到这里。越来越多的上访者聚集到窗前，这时马喜荣被看守推到里面，听到她对看守大声说，我是一个合法公民，你是什么身份，凭什么阻拦我在这里？

那个曾经光膀子的凶恶打手骑个自行车从我们面前过去又回来，然后蹲在远处看着我们。几个看守在62中学门口盯着我们，周曙光就在他们身边。时不时有看守从我们面前走过。周曙光发来短信，“骑自行车的说，又来了！真记者假记者？揍丫的！”

我给滕彪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又来到了黑监狱，请他随时关注。

郭建光敲门问什么时候放人出来，对方说正在联系。看守们大概都到齐了，在胡同两头远处虎视眈眈，这样僵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那辆经常停在黑监狱门口的面包车突然从外面开过来，在黑监狱门口停下，车上跳下来三个人，上来就打郭建光，周围的看守（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叫他们打手）也都围上来。耳光、拳头、脚踹，建光被逼到墙角，但他平静地站着，然后又一个看守冲过来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打倒在地。我就站在建光旁边，伸手轻轻阻拦。那一刻我不能完全排除内心的冲动，就像在国家信访局门前一样冲上前去对着凶徒的脑袋就是一拳，可是，我必须克制自己，必须让自己内心彻底平静，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受苦的。

几乎同时，我的脖子、胸部、脸上挨了拳头。那个光膀子的看守从后面猛踹我的膝盖后面，试图迫使我跪下，我平静地站在那里，对他说，我不会跟你计较的。他不断地骂，我就那么同情地看着他。

大个子看守一边打我一边大喊，“我们是政府行为，我们怕什么？有本事你打110？你现在就打？”我确实曾经考虑过打110，也考虑过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直到现在我们也在收集证据准备举报。但是，我们也担心，举报有没有用，我第一次在这里被打，110就来了，警察看了看什么话没说就走了。我们能依靠什么？我们唯有能依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良心。

有看守指着远处的周曙光说他在拍摄。两个看守快速奔跑过去，郭建光大喊一声快跑，周曙光快速躲进了小胡同，看守们没追上。我当时也很担心周曙光被抓住，因为记录并传播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激烈的暴力之后，我们三人谁也没有离开，继续原地平静地等待马喜荣。这时一个基层干部匆匆过来了，接出马喜荣，高个子看守对着她怒吼：“马喜荣你这样做以后你的事情我们再也不管了！”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包括对我们的殴打，包括对马喜荣的恐吓，都是给旁边窗户里的上访者看的。很多上访者虽然被强制带到这里失去人身自由，但他们并不反抗，一是因为反抗没用，二是他们还指望地方政府来接他们能解决他们的冤情。像马喜荣这样勇敢执着于一个公民权利的上访者是少数，他们比一般的上访者要承担更大代价。其实，那些不敢反抗的上访者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是够勇敢的了，他们为了内心的正义来到北京。

2003年，孙志刚的死换来了成千上万没有城市户口却执着来到城市寻求富裕生活的人们的自由，他们不再担心随时会失去人身自由了，但是直到今天，那些成千上万的渴求公正的人们来到北京仍然担心他们随时会失去人身自由。黑监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尾巴，无数的上访者在里面被殴打，难道，这社会点滴的进步还需要另一个孙志刚吗？

接出马喜荣，我们离开。其实这一次我明白过来，马喜荣并没有获得自由，她可以跟我们走，但我们又能帮她什么？她只能跟着来接她的地方人员走。

看守们在我们后边吆喝着骂着。走过青年宾馆南门，我回头对看守说，我们还会来的。看守们立即冲上来，高个子大喊，你敢再来，信不信我现在就开车撞死你！一边说一边拉开车门上车。我很平静。光膀子看守再次冲过来拽我的西服，掐我的脖子，拽我的衬衣，把衬衣扣子拽掉了一个。然后我们离开了。

马喜荣拿出她的上访材料。她的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被交通肇事撞死，她不服法院判决，一直上访。她突然在我们面前要跪下，感谢我们的救助，为我们被打而痛哭。我扶起她。其实，我内心想说，我们被打不是吃亏，能为他们分担一点痛苦是我们的荣耀。

在一个不公正成为常态的社会里，那些勇敢地站出来为正义而抗争的人们被这个社会无情抛弃，马喜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就被抓到这里。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帮不了他们什么，但是，我们能为他们分担一点点痛苦。我们也只能以这种受苦的方式给这里带来一点点阳光，以这种受苦的方式为这个社会增添一份正气，以这种受苦的方式唤起国民的关注。

2008年10月13日


相关链接：探访京城黑监狱（一）、（二）、 （三）

（转贴）宋永毅：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

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宋永毅


今年是大跃进五十周年。对于这一历史笑柄的记忆，恐怕在今天人们的脑子里主要还是经济上啼笑皆非的闹剧。但是，这样的单一记忆常常会导致我们忽略更深层面的原因：经济上漫山遍野的「卫星」其实是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政治高压下被逼放出来的，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实际上是深植于人心的血淋淋的政治恐惧。

「肃反大跃进」的提出和全社会政治恐惧的深化

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一般是指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但是许多地区在一九五七年年底运动尚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却初露端倪了。北京在新指示中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于是，紧密配合形势的「肃反大跃进」便应运而生了。

根据最近发现的秘密文件，山西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在太原正式召开了「全市肃反工作跃进大会」。要求所有单位以一天半的时间拟定出「肃反工作跃进规划」。会议具体制定的几条措施有：「领导搞『试验田』」，「又好、又快、又省地调查材料」，「将所有有问题的人集中审查」，「流水作业，边调查、边讯问、边定案、边处理、边结束」。在有关的文件中，还明确提出凡是在「肃反大跃进」中定的案件将来都「再不复查」。在这样的荒诞不经的政策和草菅人命的措施下，灾难性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必然是冤错假案遍地丛生。然而，「肃反大跃进」的领导者们还不断指令基层进一步扩大「立案面」和打击面。在江苏，省委在几乎所有的基层单位中对一百四十一万人进行了第四批「肃反」，规模是第一、二、三批肃反的总和「还要大一倍以上」。南京大学还进行了「肃反补课」。在这一「肃反大跃进」中，据说受到揭发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在全省大抄家中，共搜出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不用说又是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仅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后江苏对一九五八──一九六○年受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的甄别平反来看，人数便达二十一万余人。此外，还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二十二万九千余人，错误比例达到百份之九十八以上。由此可见一九五八年的「肃反大跃进」制造的冤案之多、惨状之烈。应当指出的是：山西和江苏两省，在大跃进年代都还不是最极左最狂热的典型。虽然我们手头没有其他省份的「肃反大跃进」的内部档案，但完全可以想象：正是这一「肃反大跃进」的可怕浪潮深化了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的政治恐惧，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的毫无异议的通畅和升温。

党内省一级被揪出「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

毛泽东要在数年内实现国力超过英美、个人称霸国际共运的野心，首先要扫除的障碍当然是在党内上层。通过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早已经对他唯唯诺诺。但是经济上的大跃进毕竟主要是在各省各地展开的，对省一级的高级干部中的不同意见者的清洗便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间出版过五卷本的《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共收集了党内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了三十三个案例是中共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别处理的以外，其他的二百五十二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全部是一九五八年定的案。换句话说，一九五八年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打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百五十二位「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有三十九个案子近百人为省一级的高干，对他们的定案大都是「反党集团」。其中比较出名的有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已故），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银川专员曹又参，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有安徽省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等人的反党集团；有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王梦周，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廖原，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骆明，省委委员、省委文教部长王浩，省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兵役局长廖联原等人在内的右派集团……。

河南在一九五八年还揪出了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为代表的「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内便有十多万人挨整，二十万人受株连，一百多人致死。潘复生就是因为「右倾」被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直接免的职。

浏览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可以说隔三差五地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的报道。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当然也只能噤若寒蝉了。但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在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拳头下打出来的「高产指标」和「高产卫星」

论及大跃进中群众性的「放卫星」和「高指针」，决非产生于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群众的自愿，而是出于层层逼迫、个个自欺的结果。谈到逼迫，这些「卫星」和「指针」首先是拳头打出来的。更有甚者，撤职罢官、酷刑监禁乃至杀戮都是逼人就范的手段。如河北徐水县是毛泽东亲自搞出来的「共产主义试点」。毛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去视察时，竟然问出了：「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样办呀？」的昏话。其后，为了落实毛提倡的「密植」，县委书记张国忠把五个有不同意见的生产队长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先拳打脚踢，后送去劳动改造。其中的一个三个月后就死了。在一九五八年中，徐水县的劳改队里共捕了四千六百四十三个不愿意接受浮夸闹剧的干部群众。再如，甘肃省的饥荒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省委书记张仲良为了赶上大跃进的风头，睁着眼睛说瞎话，认定甘肃是「余粮省」，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只要有干部群众不同意他的蛮干，即刻批判斗争，打成反党分子。结果造成连续三年的饥荒中近百万人饿死。再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上海奉贤县县委，在深耕和兴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和「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的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地出现了捆绑吊打、乱罚乱关的现象，迫害死了干部群众九百六十人，劳改了二千四百多农民。

大跃进的过程是一个严密控制不同意见，残酷镇压异议者的过程，在这一血腥的过程中，说假话受到鼓励，讲真话马上被打击。浮夸自然成了十二级台风，群众性的「放卫星」和「高指针」就是这样产生的。

「肃反」肃到了未成年的中学生头上

一般说来，中共的「肃反」和「反右」还是有政策界限的，他们并不涉及到未成年的中学生。但是在五七年「反右」反过了头，五八年「大跃进」跃上了天的革命狂热之中，中学生也成了「肃反」和「反右」的对象。在大跃进祸害最深，大饥荒持续最长的四川，一九五八年春天便开展了一场以在中学生中「肃反」和「反右」为目标的「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在当时的中共党内着名的极左分子，中南局第一书记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直接指示下开展的。由于四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没有放出什么「大跃进」的卫星，他便要创造性地在中学生中「肃反」和「反右」来邀功请赏。

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们决定在省会成都市于一月二十五日起集中全部高中应届毕业生二千九百八十人，进行为期三个多星期的集训，他们事先对孩子们「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然后信誓旦旦地宣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右」，还以动听的「党给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从来没有让青年去上当」的贴心话来教唆三、四类的孩子「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一旦这些孩子们懵里懵懂地讲出了一些他们需要的话，天下风云立变：迎接这些孩子们的是大批的「反动分子」的帽子和大规模的「批斗会」。

这一运动由成都推向整个四川，从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内江一直到达县、涪陵、温江、泸州等地，连甘孜、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没能幸免。据后来统计，全川各地划为三、四类的少年超过三千二百人，占当年全省高中和中专一万名应届毕业生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一个县甚至把运动扩大到初中学生，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党分子」──年仅十三岁！这些被迫害的未成年人不仅永久地失去了升学的权利，不少还被逮捕劳教，至少是成为社会上长期的「群众专政」对象。一九七八年以后走上文坛的知名小说家周克芹和杂文家贺星寒，分别是当年四川省农业专科学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学的优秀学生，也是这两个学校制造的「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由于政治上遭受二十余年长期的摧残，他们后来都不幸在创作旺盛的中年相继早逝。

上述简单的史实可以使我们在热火朝天的经济大跃进背后看到一个血雨腥风的另类「大跃进」：即一个大大深化了全社会政治恐惧的「肃反大跃进」，一个揪出反党集团最多的大跃进，一个用国家机器和暴民暴力制造「高产卫星」的大跃进和一个大规模迫害未成年人的政治运动。

（原载：《争鸣》2008年10月号）

（转贴）柏林1948：如火如荼的冷战开端

（转自西风独自凉）

柏林1948：如火如荼的冷战开端

西风独自凉


今年是“柏林空运”60周年，为纪念美国这一改变了冷战进程的空运行动，德国曾拍过一个电影《柏林空投》，男一号正是号称“美国空运之父”的威廉•H•塔纳少将。说起这位少将，跟中国可是大有渊源：

1942年5月，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陆上通道被彻底堵死，中国战区的作战物资、武器弹药只够勉强维持两个月，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甚至开始考虑再次迁都。中国战场面临崩溃，又是美国挺身而出，联合中国从印度到云南之间开辟了一条无比艰险、被称为“驼峰航线”的国际战略空运通道，投入飞机2000余架，为抗日战场运送了140多万吨军用物质，部队32000人。

1944年9月，威廉•H•塔纳少将出任空运司令部中国-印度分部总司令，将“驼峰”这条死亡航线每月从印度运往昆明的20,000吨物资提高到了70,000 吨。为此，美军损失了609架飞机，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美国《时代》周刊1946年报道：到战争结束，在喜马拉雅山麓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驼峰航线上，美军失事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遍布在陡峭的山崖下，被人们称为“铅谷”。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铅片当作飞行的坐标。

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和补给能力，综合国力超群的美国对德、意、日法西斯说不，已经决定了战争的最终走向。

二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自由与和平：斯大林1946年2月9日宣称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地消灭帝国主义；3月5日，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来到密苏里州威斯敏斯特学院，针锋相对地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即著名的“铁幕”演说，号召西方世界团结一致对抗来自苏联的威胁。旷日持久的冷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美、英、法占领的西柏林同苏联控制的东柏林，成为光明与黑暗、自由和奴役交锋最为激烈的桥头堡。1948年6月24日，德国币制问题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斯大林下令不让一个鸡蛋、一枚马铃薯溜入西柏林，切断其所有的水陆交通和货运，必须依赖美英物质支援才得以维持的西柏林陷入了绝境。

斯大林企图以此断绝250万西柏林人民的生路，迫使西方盟国撤军。但他显然低估了美国人捍卫自由的决心和勇气—

与美空军副参谋长魏德曼中将和陆军后勤部长奥兰德中将紧急磋商之后，美驻德占领军统帅克莱上将询问驻欧美国空军司令李梅少将，能否向西柏林空运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以维持当地居民的生计，直到危机解除。

曾亲自驾驶B-17轰炸机深入纳粹德国腹地进行轰炸，并击落5架前来拦截他的德军歼击机的李梅少将，字典里从来就没有“不行”这个字眼。他迅速组建了一支包括102架C-47和2架C-54运输机在内的初期空运力量，于6月26日向西柏林空运了首批80吨补给品—-长达15个月的大规模空运行动正式开始。英国为了不让西柏林人饿肚子，大幅削减本国供给，甚至低于战时的水平。

斯大林在东德地区部署的40万大军，摆开强烈的作战架势；数量上处于下风的西方盟军，依靠美国原子弹的威慑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一时间，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为满足西柏林每日4000吨物质的需要，1948年10月15日，美国除了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运输机，还与英国成立了联合空中补给工作小组，由在“驼峰航线”上大出风头的威廉•H•塔纳少将担任领导，他严格规范了空运的集中指挥和程序的标准化，将飞机地面逗留时间(包括卸载和加油)压缩到了30分钟。机组人员不得离机，餐饮、飞行许可证和气象信息都直接送上飞机。

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也纷纷派出运输机和机组人员参与柏林空运。西方盟国为了捍卫西柏林人民的自由与生存，每天向西柏林人民空运大量食品和其它物资，运输高峰期，西柏林三个机场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

在塔纳少将的精心调度之下，空运总量在稳步上升，到1948年7月31日达到每天2000吨，9月18日为每天5583吨；10月20日，每天供应柏林的基本必需品猛增到5620吨。

1949年春天，向西柏林空运的物质达到了平均每天8000吨，与封锁前美英通过水陆交通运送给西柏林的数量基本持平，斯大林的封锁计划彻底失败，东德居民逃往西德的人数与日俱增。

由于美国施行反封锁，东德重工业企业因缺少煤和钢等原料的供应而纷纷倒闭。苏联被迫恢复了对西柏林的电力供应，放回了扣押在苏占区的4000节车厢。1949年5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达成协议，宣布自5月12日起取消对柏林实施的封锁和反封锁。

热火朝天、史无前例的柏林大空运没有令渴望自由的西柏林人民失望，以美国为主的盟军总共出动飞机27.7万架次（其中美军出动189963架次），空运物资230万吨；12次坠机事件使得39名英国人、31名美国人和8名德国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柏林空运为美国提供了一种应对冷战危机的行为模式，并为自由世界最终赢得冷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前苏联咄咄逼人的西进态势和对柏林的封锁，不仅催生了北约，还使得原本保持中立的挪威、丹麦和冰岛也都加入了北约。自由的敌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不断地树立更多的敌人，直到最终把自己埋葬。

前苏联错误地估计了柏林的形势以及美国捍卫自由的勇气和能力，在道义上更是全面破产，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北约成员国从最初的12个扩大到目前的26个，而华约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一方想饿死几百万人，另一方则不计代价地拼命救援，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谁是人权战士，谁又是千夫所指。

至关重要的是，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后，美国发现自由世界只要团结一致，前苏联就是只“纸老虎”。这对美国在金日成悍然入侵韩国、古巴导弹危机、阿富汗战争等冷战重大事件的处理上日趋强硬，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心理基础。

有学者认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全力支持穆斯林武装是在养虎为患，其实，穆斯林武装只是局部问题，与前苏联给世界和平带来的威胁不可同日而语。

长达10年的阿富汗战争是1918年苏联红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完败收场的战争，成为压垮庞大的邪恶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1989年2月15日，苏军灰溜溜地撤出了阿富汗，之后仅过一年多的时间，局势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曾经不可一世的前苏联土崩瓦解。

2005年布什总统发表第二任就职演讲：

“今天，美国再次向世界人民宣告：那些生活在专制下绝望的人民应该知道，美利坚合众国不会漠视你们被压迫的处境，也不会原谅你们的压迫者。当你们保卫自己的自由时，美国将站在你们一边；那些无法无天的统治者应当知道，我们仍然抱有林肯总统的信念：‘剥夺他人自由的人不配享有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面前，他们也不会长久。’”

布什在演讲中一共提到了27次“自由”。惟有自由才能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

赢得冷战，使得对法西斯和前苏联说不，对践踏自由的独裁暴政一直都在说不的美国，不用再去扶持个别国家的军政府来对抗前苏联的扩张，这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和胜利结束二战的意义同样重大。人类即便无法告别武器，但该死的核大战、世界大战的阴云总算一去不返，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发展环境，让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更快地获得了绝大多数地球人的认同。

视频：香港新立法会议员宣誓精选

案：前段时间看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新闻时，偶尔也忍不住反问自己：“人家选举，关你什么事？”，当然这是一种自我调侃，我当然知道当今是个全球日益紧密联系的时代，更何况同文同种的华人世界，而且香港是中共治下最具言论自由的地区，它的政制如何发展、它的相对自由还能保留多久、能否对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发挥积极的影响等等，必然和中国大陆有莫大的关系。同样道理，作为中共治下的特殊城市，香港的未来命运必然是和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想像香港能够摆脱大陆社会政治大环境而能独善其身。

说到这里，我想起前段时间在youtube看到一段香港立法议员选举辩论视频，内容大概是社民连的黄毓民演讲，有意思的是后面的留言，当然基本都是香港本地广东话繁体字留言，都是支持黄毓民的，而其中夹杂一位大陆网友大意是支持香港发展民主的留言，不知是因为话说的不清楚还是因为是简体字，对这条留言的回复竟然是某香港网友的“大陆狗，关你叉事！”，而且对这条回复的支持率还相当高。我看了有些不舒服，不单是因为骂人话，说实话网上比这脏的话见得多了，也见到过台湾网友骂同样的词，而且自己也有时忍不住爆粗，但这位香港朋友显然缺乏基本的思考逻辑和判断，先不说至多追溯到1840年，这位朋友的祖先一定是大陆人，骂人等于骂己；更重要的是，虽然主要依靠于香港人自身的努力抗争，但香港最终的民主发展能不取决于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发展状态吗？即便是发展“港独”（完全不带调侃成分）也根本无法具备台湾所拥有的条件，香港的前景无论如何是和大陆绑在一起的，虽然令人沮丧，但这是现实。

下面这段视频是香港政党“社民连”新当选的议员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在今天上午香港新立法会的宣誓情况。有人说社民连广泛受到支持代表了香港社会的民粹倾向，我不太懂，但似乎觉得大部分网上年轻人是支持社民连的，原因之一我猜是社民连的黄毓民、梁国雄等人说话直接、敢大声骂人骂世，抗争、反叛的形象非常鲜明，让人觉得痛快。说实话，对于黄、梁等人的各种主张、说话办事方式、甚至性格品行，我未必完全认同，但我觉得香港社会特别是立法会需要这样的人和声音，因为在当今的政治闷局之下，需要破局之人、破局之声，对于他们所谓的“极端”的言论和行为，只要是非暴力讲真话并且能够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我都是支持甚至欣赏的。中国大陆现在无论体制内外就最缺乏勇于破局之人和破局之声。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立法会的作用不全在于他们创立通过或反对否决了什么样的法律议案，而更重要的是一种作为合法反对党的象征意义（我并不否定他们作为议员本身的实际作用）。因而他们在宣誓上非常规表现的最大意义是一种宣示抗争的仪式，也表明他们不愿违背良心的意愿，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宣誓过程未受到干扰（大概是新的议会主席在这之后才选出）。

鉴于短片没有字幕，我略作说明，他们抗争式的宣誓方法表现在：1、喊口号，如：“中国人民万岁”、“民主万岁”、“平反陆肆”；2、将标准誓词断句，如将“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读成“效忠中华人民，（小声）共和国香港...”；3、黄毓民用普通话宣誓。顺便一提，香港立法会的标准誓词也是以“谨对全能上帝宣誓”开头，这也算一国两制的特色之一吧。

一段三分钟不到的视频，却被我加了如许多的所谓按语，有点不伦不类尾大不掉。闲话休提，看戏：



相关新闻：香港立法会宣誓就职推曾钰成作主席

转文两篇

其一：

孔捷生：强国秘笈“己所不欲，专施于人”

（转自新闻联播）

多维新闻 星期四, 2008年10月02日 05时53分

苹果日报/大陆百姓称「奥运年」为「噩运年」，幸有神七为国庆节喜，令低落了好一阵的强国豪情烈火重燃。笔者从未贬低过神七，就算来自老俄亲传，亦属极其精密的系统工程，那个环节出瑕疵都不行。由此足见，只要倾举国之力去做一件事，中国人可以做得很好。

这样老问题又来了。当年赵紫阳因下榻的宾馆马桶彻夜水声淙淙，便批评：我们能造导弹，为何解决不了水箱漏水问题？今岁四川大地震，民间也沉痛「问天」：我们能上月球，却到不了汶川！须知号称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王牌空降部队，硬是因为「天气恶劣」而裹足不前，以致错过了救人的「黄金三十六小时」。而今神七可以让宇航员吃上「热炒菜」，却不能让亿万平民孩子吃上无毒的奶粉。

闻道事分轻重缓急，没听说人分三六九等，然而这早就是中国特色，更非本朝首创。明朝中叶以前，华夏尚且比外部世界来得「政治文明」，上有典章法度，下有乡规民约。但只要非我族类，我就不需和你讲「文明」和诚信。明朝中叶之倭乱，原因很複杂，却有一点毋庸讳言，因朝廷海禁而走私贸易的倭商和中国海上游民，他们完成交易后常常拿不到钱和货，大明商贾彼此之间要讲信用，但对不受我朝法律保护的倭华游商，就能欺则欺能骗则骗。于是血本无归的倭人便纠合中国东南沿海的「刁民」暴起作乱，倭患纵横大明嘉靖一朝达几十年。这段史实参见陈致平（言情小说家琼瑶的父亲）的《中华通史》。

及至晚清，西潮东渐，中国满不情愿地对外通商，但朝野均鄙夷洋人，与之讲诚信实属多馀，于是往出口茶叶掺沙子，导致中国茶叶跌至印度、锡兰出口量之一两成。

然而洋夷到底不好惹，中国人这一恶习毕竟改过来了。虽然偶尔也会故态复萌，譬如苏联东欧集团土崩瓦解，就不妨欺负他们一下，中国奸商倾销东欧的廉价商品，在当地劣评滔滔；更有贩假酒毒死俄罗斯远东边民的丑闻。用不了多久，又发现「先前阔」的老毛子也不好惹，惹了他们便得罪了自己的官府，这坑人损人的买卖不做也罢。

历数种种，便可窥知等级社会的痼疾就是不把人当人对待。究深一层，「人人生而不平等」正来自源远流长的权贵观念和专制政体。夷狄不可欺，便欺自己人，大哉中国，底层贱民多的是。以前皇朝贡品已属帝制恶瘤，却还未至于设立皇家帝苑专属庄园去生产粮菜和禽畜。而这一特供模式却在毛时代就确立了。来自另一极权制度的苏联专家基于「老大哥」经验，曾要求建立中央首长食品检验室，汪东兴便跟他争吵，坚称中南海的特供食品都来自封闭管理的保密农场，还检验个鸟！

是次毒奶粉事件，「三元」集团出来撇清关係，却说漏了嘴，谓：给中央首长特供乳品的农场隶属「三元」，全係用有机饲料云云。原来本朝特供制从食品到烟酒包罗万有！须知特供的另一面就是「劣供」，换言之，就是权贵特供制，平民劣供制。富人享受不到特供，可退而求其次，只消费昂贵品牌和舶来品；平头百姓忍受「劣供制」，除了财产意义上的穷，更在于权利意义上的穷。有如此腐恶的制度，就有这般冷酷的价值观，正是：己所不欲，专施于人！


其二：

吴思：政治体制改革该全面启动了！

（转自观察）


30年产生了新物种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你观察这三十年的进程，最大的变化在什么方面？

吴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我选择的是生物学进化论的范式，简单的说就是“遗传变异、适者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过去的30年，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异出了几个新物种——即新的阶级出现了。

30年前的中国没有自耕农式的农民，有的仅仅是人民公社社员，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才恢复了农民的物种、恢复了小农阶级。之后他们走的有声有色，从中分化出了大批的农民工——真正的无产阶级，所建的乡镇企业又分化出了一批资本家和商人，这可谓是精彩纷呈的社会进化路径。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个后退又继续前进的过程，符合生物进化的规律，一种生物形态——人民公社社员——失败后再重新开始。

30年前的中国城市没有资产阶级，是官有、官管、官办的官有企业的天下。没有工人，只有职工——以做工为职业的官办企业的雇员。管理者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国家干部、官员，商业企业也是一样的情境。这些都是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的局面，历史证明这是失败的。所以政府就开始有限地放开一些，允许部分回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城市无业者当个体户，经过发展分化逐渐出现了两个新物种——资产阶级和工人。随着私营经济的茁壮成长、迅猛发展，使官办企业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和竞争，其资源、地盘和生存空间都在不断萎缩，低效率的官办企业被大量淘汰。顺应这种形势，政府的对策是抓大放小，收缩阵线。

《中国经营报》:这种转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吴思: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30年的最大变化，则是由单调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官有企业职工、干部的单一生态开始，变得非常丰富，有各种各样长得茁壮的新物种出现，生态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这是一个非常喜人的场面，生态丰富、复杂了变异就多，变异就是创新。生态也基本稳定了，不会因为个别物种的消亡而导致生态体系的剧烈波动。

官有企业消亡了还有民营企业在发展，民营企业出问题了还有股份制企业在生存，各有各的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包括个体经营者，可谓适者生存的环境已经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办的物种的相对份额下不断退化、萎缩。比如，农村人民公社取消后改为乡镇，政府对村级政权的控制力下降，乡镇这一级的职能也大大削弱，很多经济职能几乎消失了，部分政治职能也消失了。取消农业税之后更是如此。企业形态上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无论是被动、主动还是讨价还价、双方博弈的结果，总之官方在很多领域是退缩了。


政治生态日益丰富


《中国经营报》:经济上的生态是丰富了，政治上的变化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吴思:政治上亦是如此。权力的控制由原来官员的一统天下到渐渐有了新兴阶级的渗入。首先是意识形态的让步，容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允许雇工、提出先富带后富、效率公平等，最后干脆不争论，允许其悄悄成长。意识形态先调整，思想先解放，有了说法，政策再跟上、再调整。调整至今，中国社会依旧是官方主导的社会，而不是资本主导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与历朝历代的官家主义社会又有所不同。

现在主要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已经不是农民，而来自工商业。工商业的主导者、领袖、组织者就是资产阶级，所以现在形成的不是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而是资本-官家主义。当然，无论是人大、政协还是党的代表大会，从人数上仍然是官家占主体。

总之，我们这30年来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意识形态、政策都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适应了这个社会的变迁、为各个新物种的出现创造了大概还不错的生存发展环境，这都是政治进步的标志。

再往下一步，完成宪政和民主的建设不仅仅是适应变化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和不安。让国内的资本家觉得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放心的继续投资；让工人觉得我们也可以组建一个工会，同资本家讨价还价，政府不会帮助资本家侵犯我们的权益；同样农民也可以成立农会，土地和房屋不会被随时圈走或拆掉；官员的任用也可以走上正轨，行使职能时问心无愧，不用看上级的眼色，真正可以为人民服务。一旦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坎儿跨过去，一条路就铺平了，就顺了，就和谐了。不仅以前的成绩都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为现在的改革做了铺垫，而且这个坎一过，前面可谓是一马平川。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吴思:这同我们以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可能比较相似:不要硬改官有企业，允许个体户发展起来就行了；也不用去硬改人民公社，有人想大包干你别禁止就行了。其实都是所谓增量的变化，出现一个独立于你体制之外的东西，让它渐渐长起来就能成功。

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会是一个突破口。舆论的力量会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大家都骂他的时候他自己也如芒在背，至少能感觉到受威胁、见不得人、抬不起头来。如果大家都跟着追捧，他自己也会信心倍增。民间的、非官方舆论的激励、痛斥，对人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它一旦出现将会是一个现实体制之外的独立的激励源泉和判断标准，只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对社会就有影响。

而且这种舆论监督本身就在民间存在着，只要政府少说几个不许，多来几个可以，让它能活、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能推进，这是成本极低的一个转型方式。就好像当初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试探着一步一步来，渐渐成了气候，有了一个法律的保护，则中华民族就有了一个新的生长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就获得了民间力量的支持和推动。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很简单、很简易的突破口，能减少社会大的动荡。

言论受到抑制谁是受益者？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个地方、部门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害了老百姓其实也害了中央政府，等于是在拿党的权威和声誉来换取私利，这对民、对党都不利。让社会舆论监督能走出来，有益的不仅仅是老百姓，对中央也是非常有益的。让社会舆论来给中央当眼睛、当耳朵，这是很好的一个自我竞争和自我抑制的生态局面。

当然仅仅走这一步还不够，如果胆子大一些还可以两三步一起走。那就是乡镇和县级自治，直接决定乡镇命运的就是民众的选票，舆论进行监督。而且县一级的选举和自治对中央的稳定毫无障碍，县一级的组织稳定了，也不会形成像现在这样最让人头疼的到处都上访的局面。这样就会形成中央政府省心、社会安定的局面。这又是中国安定的一个很容易走的，而且实施起来风险也不大的一条路。


“一个人的革命”


《中国经营报》:如果说以前的改革仅仅是权力的分配，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会不会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

吴思: 过去政治体制改革是人们敢不敢做，有没有勇气的问题，而现在很多是利益的问题，不是精神上的事了，是要做利害选择。过去是信念不同、现在是利益不同、再往后就是生死不同，对抗力量会升格、会强大，这就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推进的深层原因。

其实，无论官方是否推动政改，资本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我将这种局面称为“一个人的革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是这样一种方式:资本用不多的钱买通一个政治代理人，这个人在定政策或立法的时候就会考虑他的利益，在执法的时候也会考虑他的利益，在行政的时候会给他一路绿灯，这就意味着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权钱交易掌握了立法权、执法权、行政权，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革命”，在这个局部已经是资本说了算了。

事实上，在某些场合资本是敢跟官员“叫板”的，而且他做得到，当然这个还是有代价的。从官员的角度说，他也在每次的交易中不断的在出售手中的权力，也在不断的用这个方式来完成权力的市场化，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实最终是老百姓和中央在吃亏。

如果继续这样往下走，资本通常都希望维护这样的格局，但腐败的官员往往三五年就要换人。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知府一任商，现在的投资短期内就会失效。所以这种“一个人的革命”对资本来说有两大不合算，其一是时间短，虽然投资不大，但见效期很有限且不稳定，不能形成一个长期发展的格局。其二就是不安全、风险大。那么他们的长远利益就是让他们正常做生意，宁可不吃这块超额利润，但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预期，只要有本事就能活下去。生意上能成功的商人其实不担心又来一个公平竞争的人，而是怕来一个用公共权利对其进行打压的人。如果都按规则出牌、在法律的框架内来做生意，大家都会选择正路而不是歪路。所以说如果看全局的话，除了个别靠行政垄断吃饭的商人以外，资本家不会是民主法制的反对者，而会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因为这些合乎他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往前走的进步的社会里，不用担心资本有多少权贵色彩，无论其“一个人的革命”进行的是否成功，他们大体都是一个推动的力量。但是，如果放任这种趋势，最吃亏的就是没有能力和官方做交易的小民。资本和官员分享权力，走到极端处，也会出现马克思描述的那种经济危机:钱都让你们赚了，谁还有钱买你们的东西？因此，为了公平，为了长久，即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全面启动了。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担心，在基层实行民主选举，会出现贿选和黑势力操控的局面。民政部就曾经指出，中国村委会选举工作中贿选、腐败和暴力选举等不正当或非法行为在进一步增多。另外人们的情绪是否会被利用，而做出于社会公共利益不利的选择？

吴思: 贿选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但这涉及到怎么看待的问题。我认为，比较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这笔钱是用来贿赂民众而不是更高一级的官员。贿选也同样会有竞争者出现，经过三届，民众就会知道自己手里的权利到底值多少钱。选举就是一种关于公共产品的权利交易，你不能要求农民一上来就知道这个权利值多少钱，你得允许他有一个观察的过程，逐渐了解行情是什么，这样经过三至四届就会明白极了。这就是民主的学习和选民成熟的过程，没什么不好。

打击暴力选举或者是黑势力则应该是公安局的事，一个黑势力的形成是有后台的，归根结底还是选举制度的问题。社会总会有黑势力的，哪里没有流氓、小偷？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民众没有选举素质、说选举制度不好，要找对问题的根源。

── 原载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