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pril 30, 2008

(转贴)陈子明:“五四运动”又来了吗?

(转自莫之许博客

“五四运动”又来了吗?

陈子明

近来,中国各地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部分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朝野在奥运火炬巴黎传递期间的言行,抵制和封堵法国品牌的家乐福连锁超市。令年纪大一些的国人不禁感叹:难道90年前的五四运动又一次降临中国了?

广义五四运动和狭义五四运动

说起五四运动,首先必须分清广义五四运动和狭义五四运动。周策纵的《五四与中国》一书给出了广义的定义,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包括新思想、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也采用广义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胡适则反对把新文化运动纳入五四运动的范畴。他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本文下面所说的五四运动,均指胡适所主张的狭义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北京大学师生们的思想观点是不一致的。陈独秀曾说:残害人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去国家的民众尽管权利不与宗主国民众同等,然而他们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比起恶国家的民众,就像是天上地下!所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都以其地不能立刻变为租界为憾。不是京、津、江南人没有爱国心,“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胡适是世界主义的拥护者,主张“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他还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然而,他们的弟子却是些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当下的情况与五四时期非常相似——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大学老师多是早年、晚年陈独秀(剔除担任中共总书记的一段)与胡适的精神传人,大学生们却是五四青年的翻版。

为什么老师影响不了学生,为什么每一代青年人都要经历民族主义的洗礼,这是本文的关注点。事实上,影响学生行为的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因素;外部因素不仅有老师,还有政府,政府的影响力往往大于老师;内在因素则是青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

百姓、洋人、官

欲了解大学生与官府的关系,必须放在“百姓、洋人、官”的分析框架内。自从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出现以后,就成为“百姓”的急先锋。王小波说:“无论石头、剪子、布,还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环相克的游戏。”不论是在晚清、民国还是共和国,玩的都是同一个游戏。慈禧先是利用义和团反洋人,然后又收拾义和团的故事,已经人所共知,这里只说说民国以后的事。

由于御用史家任意剪裁和编造近现代史,大多数国人已经不知道五四运动的点火者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当时的日本原敬内阁认为,五四运动受到“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这一判断写入了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汪大燮和林长民当时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负责巴黎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熊希龄当时是国民外交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受到政府的支持,十名理事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都曾是顶级官员,担任过国务总理、总长或省都督。林长民于1919年4月30日接到在巴黎的梁启超的告急电报,立即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不愿意在偏向日本的对德和约上签字,但是又不想由自己来承受列强的压力,因此急切需要国内的民意表达作为外交后盾。

在“五四”之前,还有一个“五九”,后来被定为“国耻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牒,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既然是秘密谈判,为什么会在谈判过程中就被公诸于世了呢?原来,正是袁世凯自己派人透露给媒体,试图通过掀起民间反对浪潮和引发欧美国家的抗议,作为与日方谈判的筹码。“二十一条”披露后,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3000多人群起反对,并以集体罢学归国的形式表示抗议。他们归国后,通过向中央政府上书、请愿,筹划、组织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发起“劝用国货、抵制日货”运动等方式,力阻政府与日签订密约。在留日学生的鼓动和组织下,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这次反日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声。

“石头、剪子、布”的外交游戏,并不是那么好玩的,所有参加游戏的人,都要冒极大的风险。慈禧玩义和团,玩来了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袁世凯玩两手策略,一方面彻底得罪了日本政府,使其下决心支持孙中山的反政府活动;另一方面又授人以柄,为国内各派“倒袁”力量提供了集结起义的合法性。徐世昌政府在激励大学生爱国热情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大学生会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双重口号,上演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赵家楼是时任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章宗祥曾任内阁司法总长,时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的一幕。满怀正义感参加反日爱国游行的大学生们恐怕也没有想到会引来牢狱之灾。

在共和国时代,情况也是一样的。1967年香港工委紧跟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掀起了“反英抗暴”斗争,外交部门迫切需要国内红卫兵以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给英方一个震慑。没想到一腔怒火的群众是很难控制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大为震怒,当时外交部门的实际负责人王力、姚登山成了替罪羔羊,分别被关入秦城监狱十五年和九年,大批与该事件有关的红卫兵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自由主义理论缺陷

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例如胡适),未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想走向,与他们自身的理论缺陷不无关系。中国以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常最关注世界与个体这两头,而忽略对于中间层次——国家、社区——的理论建构。单纯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在国际关系领域常常会碰壁,英国的张伯伦主义(绥靖主义)、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期的中立主义,就是突出的例子。胡适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力,由于他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尤其是他在“九一八事变”甚至“七七事变”后仍然“唱低调”,而越来越微弱。今天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应当认真吸取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的教训。

笔者在《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载2003年第2期《战略与管理》)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世界公民主义首先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其次是一种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只是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适用,世界公民主义则意味着要把它推广到全球范围。中国人不仅要做掌握本国命运的中国公民,也要做决定全球走向的世界公民。”笔者还说过:通常所说的民主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乡土主义(自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宪政主义)和世界主义(全球共同体主义)等几个层次上的价值的复合体。这是基于对胡适式的“反政治的自由主义”(吴国光语)的一种反省。

宪法爱国主义是哈贝玛斯在面临德国统一问题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指出:民族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前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的成员的身份不是公民,而是民族或文化群体成员。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公约。这个社会公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起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哈贝玛斯称其为宪法爱国主义。(参见徐贲:《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哈贝玛斯的宪政观》)

鉴于下列的原因,中国也要强调宪法爱国主义,而不宜以民族主义和族群认同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基础。第一,中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民族主义更多地具有政治分化而不是政治聚合的作用。第二,在大陆和台湾长期分离的情况下,两岸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制度,如果不构建哈贝玛斯所说的“民主共同政治文化”,单凭“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已不足以成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不只是指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民主),而且更是指一种强调法治形式程序的现代“人民主权”的观念。第三,经济全球化虽然总的来说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但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好处尤多。这部分人既不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也不是最富的人,而恰恰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介于贫富之间的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对于中国是不合时宜的,将会进一步刺激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势力,损害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

政治本能与青春期冲动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相对普通民众而言,大学生更是“超级政治动物”。在国家专政机器“稳定压倒一切”的强力压制下,当代大学生表现得似乎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一旦高压阀出现了空隙,大学生们的政治本能就会怦然爆发。克莱孟梭说过:30岁之前没有信仰过激进思潮,心灵有病;30岁之后继续信仰激进思潮,脑子有病。大学生剑走偏锋,感情冲动一时间遮蔽了理性思考,这是一个普世性的现象。有人在网络上撰文《九年前的那些爱国青年今何在》,有人在网络上展示抨击克林顿总统的北大女生成为美国人媳妇后的甜蜜生活照,均意在揭示一条经验规律——思想的激进程度与人的年龄大小是负相关的。

民族主义是大学生发泄政治本能与青春期冲动的首选,历来如此。这里就不说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了。1946年2月的大学生反苏运动和1985年9月的大学生反日运动,是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案例。

二战结束时的中国知识界,其主流是左倾的、亲苏的。然而,当苏军没有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战胜日本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退,并在其势力范围内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国民政府派往东北地区进行“接收”的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等8人被害)后,重庆、上海、南昌、南京、青岛、汉口、北平、杭州等地的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苏大游行 。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知识界,其主流是右倾的、亲西方的。然而,当198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与18名内阁成员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北京大学率先发起学潮,号召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开展“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这次学潮受到官方的强力打压,最终只有300多学生抵达广场,当局宣布广场戒严,《北京日报》指责学生“动乱”。后来,这次学潮的参与者成为1989年“反腐败、要民主”学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民族主义的联盟对象

笔者在《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载《领导者》第十九期)一文中指出: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国走了一个“之”字形,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的将近六十年时间里,偏离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主流。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导致中国现代化走入歧途,当下重新勃发的民族主义会不会使中国重蹈覆辙呢?不会!

正如许纪霖等人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既可以说它没有任何实质性内涵,也可以说它能够容纳所有的东西。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具有某种相似性与关联性(参见保罗•塔格特著《民粹主义》)。“有时它一呼万应,有时则遭受冷遇。”它是“间歇性出现的小插曲,常常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政治上的剧变。但它却总是昙花一现,不久便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然而民族主义也并非毫无效果,“在高潮时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治的内容与基调”。它“在本质上是多变的,它总是随环境颜色的变化而改变”。它“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这种适应性源于民族主义的“空心化”:它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却缺乏一种能为之献身的价值。民族主义可以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盟,也必须依附于某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才能发挥深远和持久的作用。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民族主义很快便与列宁主义打成一片,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短短几年中就演变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所以毛泽东才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尽管他的这种叙述在时间顺序上是错误的,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们上街游行,是响应梁启超、林长民的号召而不是响应列宁的号召;几年以后,北京大学的学生才在民意测验中把列宁选为“世界第一伟人”,位于昔日“世界第一大好人”、美国总统威尔逊之前。

五四运动前后,全球思想界正处于急剧左倾化的时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盟,以及朝鲜、越南、蒙古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盟,都是世界边缘地带对于中心地带思潮转变的一种响应。而在九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民族主义会与哪一种意识形态结盟,却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得清楚的。可能引致的群体性事件是“火烧赵家楼”(矛头对准丧权辱国的政府官员)还是“水晶之夜”(又译“砸玻璃窗之夜”,指的是1938年11月9日,在纳粹的导演和怂恿下,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民众反犹事件),也需要认真分辨。

现在,民族主义有三个可能的联盟对象——极左的毛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极右的新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中间的宪政民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和世界公民主义)。第一种联盟关系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市场,却被权势集团高度警惕和全力压制。他们决不允许被“外争国权”调动起来的民众政治积极性,转移到“内惩国贼”即追查惩罚贪官污吏和权贵资本主义上来。第二种联盟关系是权势集团的企盼。他们喜欢国家主义鼓吹举国一致体制和对外争夺“生存空间”,喜欢种族主义以族群关系来掩盖和冲淡阶级关系。但是,包括毛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于既得利益者用国际争端来转移民众对于现实不满的做法,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揭露。第三种联盟关系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朴素的民族情感和温和的民族主义,都是民众油然而生的,没有必要恐惧、抵触或压制,关键是要将其引导到理性的、建设性的方向。

“特别的”与“法定的”国民运动

梁启超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而没有跟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国民运动,往往是“无结果”的。“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

梁启超又说:“欧美的国民运动,大概可分两种:(一)法定的,(二)特别的。法定的是选举运动,每到了这时候,全国人都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除非闭着眼,眼一张,看见的便是政治问题;除非塞着耳,耳一开,听见的便是政治问题。他们每隔一两年,便做一趟这种法定的运动。特别的国民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一特殊阶级或团体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

在2008年,国人刚刚看过了台湾同胞的“法定的”国民运动,连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也从中感受颇深,惊叹:“这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确能制约行政权力,民主是个好东西!”眼下,国人仍在津津有味地隔洋观赏美国的总统大选,看美国佬如何“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什么时候中国人在“特别的”国民运动之外,也能够参与到“法定的”国民运动中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选择。

(转载)柏杨:酱缸国的医生和病人

(转自柏杨文集

酱缸国的医生和病人


柏杨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作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麽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麽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麽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麽说,要怎麽说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症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璧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岳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麽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麽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麽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麽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某财害命,坐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你你当初杀人时,是怎麽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於你。

医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平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平空说话,就等於你当初妁刀子,不会平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和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的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麽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麽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麽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侯是乱棒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台北

Friday, April 25, 2008

四月购书单

《庄子奥义》(张远山 著,江苏文艺2008年1月版)(:上月买)

《九三年》(雨果 著,郑永慧 译,人民文学1996年8月2版)(五折)

《黄庭坚选集》(黄宝华 选注,上海古籍1991年2月1版,99年5月2刷)(五折)

《施公案》(不提撰人 著,齐鲁书社1993年7月1版,98年10月5刷)(五折)

《八家山水画选集》(大十六开。李可染、陆俨少、谢稚柳、关山月、宋文治、吴冠中、程十发、亚明 画作,彭可兆 督印,集古斋有限公司1989年8月版)(一口价45元,原无标价)

《绿野仙踪》(上、中、下三册。李百川 著,时代文艺“神怪侠邪禁毁小说系列”,2003年8月版)(一口价每册9元,约合3折)

杂片过眼录(一)

:世事纷乱,让人厌倦。对于网上的吵吵嚷嚷,冷眼旁观,不必站队表态了,一切交给时间吧:如果结果好,心急没必要;结局是糟的,无论左中右,谁都跑不了,还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一起承受?至于玩火者会不会自焚,被玩者会不会醒觉,自有天知道。

四月以来机缘巧合,颇沉湎于网上视频,先是电影,这两日又有波及电视之势,昏昏然几忘却生计未安、前途未卜,将不知何以脱身。然而从另一面看,却还是陈寅恪那句话: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此次算是五年以来第二次连续看多部电影,03年那次曾创下不到半年连看300多部电影之个人记录,如今没那么“疯狂”了。

以下是4月初至今所看片子(皆是以前未看过,且以完整看毕为准),以我的品位,绝无什么高雅,都是港片,以旧片居多:

《鬼干部》
《沙甸鱼杀人事件》
《出埃及记》
《停不了的爱》
《野.良犬》
《财子.名花.星妈》
《骗财骗色》
《一个字头的诞生》
《跟踪》
《神探》
《四人帮之钱唔够洗》
《碧水寒山夺命金》
《两个只能活一个》
《赌王大骗局》
《C+侦探》
《空山灵雨》
《性工作者十日谈》
《打雀英雄传》
《雪儿》
《南北妈打》
《花街时代》

Thursday, April 17, 2008

胡思乱想

最近,媒体上、网络上热热闹闹、乌烟瘴气,有个“闹”运会还嫌不够闹,还要一天到晚吵什么爱国、汉奸、抵制,真够烦的,本来不关我事,乐得看热闹,就不想添乱了,谁知理智控制不住下意识,有时忍不住胡思乱想,索性也趁乱往火堆上浇两小瓢冷水、油锅里撒一小勺咸盐:

、谁说“爱国”就天生正确、天经地义?谁说人一生下来就必须爱国?谁规定的?上帝的十诫里也没这条!更无论老子、庄子、孔孟子、释迦摩尼、苏格拉底之流了;

、国是什么东西?民族?政府?政权?出生地?生长地?语言所属地?户籍所在地?还是文化?country?state?nation?government?一笔糊涂帐!

、汤因比说过(大意):“政治家滥用了人们对于乡土的热爱”;

、人是父母生出来的,不是国生出来的。把国家比作母亲(或者父亲)是对父母之爱的极大侮辱和强奸,国是什么东西,它也配?!

、爱自己、爱家人、爱朋友、爱邻人、爱路人.....,无论怎么排,“爱国”都应该在后边(如果一定要把它加上的话);

、好,就算你是真心爱国,不是爱政府,但你现在响应号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现政府。这就好比,你要捐钱帮人,除非你把钱直接交到受益人手里,否则交给组织和政府,你的钱迟早变成“挪用xx亿xx基金案”中赃款的一部分,根本去不到你想用到的地方。你的爱国热情从来就是被人挪用的,而且将来也没有追回的可能;

、我一向少在网上聊天,MSN上很少朋友,今天看见一位换成了L(心形)+china标志,心里不禁笑道,都四张的人了(比我还大一两岁),有老婆孩子,还要跟比你年轻20岁的爱国愤青,争着表达一回激情,肾上腺激素还很发达呀;

、我一般判断是非的标准很简单,只有两条:是否妨碍个人自由?是否违背人道的原则?此外无论理论多深奥多复杂,不是重复多余,就是不该我关心的;

、不要把自己个人的尊严依附在虚妄的民族虚名上,你自己的独立人格没有形成,再有强大的“祖国”,你也是个跪着的奴才!

、有个海外的爱国青年,还特别申明他并非太子党,故而“痛说家史”,其祖父一辈自49年后就受尽迫害云云,意思他并非利益集团,为当政者说话。我看他如此出身,还执迷不悟,更应该“打屁股”。如果是高干子弟、利益集团,反而可以理解:为了家族和家族所属阶层的利益嘛;而这个受迫害的后代,应该反省:忘记了自己祖父辈受的苦,更忘了祖父辈受苦的原因,你爱的所谓“国”其实就是那个迫害你家人而从不忏悔的党所垄断和僭代的。如果这只是他个人态度,这叫忘本;如果这是他家族的观念,那么他们一家都糊涂;

十一、谁说奥运会不是政治?不是政治,政府出什么面?交给体委不就行了?不是政治,邀请那么多政府首脑干什么?奥委会主席来不就行了?不是政治,外交部发言人整天那么义正严词干什么?不是政治,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干什么?征求过我们纳税人的意见了吗?至少应该举行个公投吧?

十二、不就是一场“非”政治的运动会、一场大party嘛,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如临大敌、声嘶力竭、七情上面?不就是有人起起哄嘛,生那么大气、那么兴奋,至于吗?大不了,下次他们举办活动的时候,也组织人去起起哄,有什么呀?至于义和拳还魂附体吗?

十三、奥运和爱国什么关系?面子?实力?证明中国人聪明、能干、正直、负责?还是证明有钱?会花钱?花钱多不代表会花钱,最能花钱的是挥霍无度的浪荡子。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张奚若评论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

十四、我妈说:“现在新闻里整天都是奥运会、奥运会,我看没啥意思,烦死了!”

十五、广州总共没几家“家乐福”,我住的附近刚好有一家,无业这几年特别是近来一年多,经常到那儿买盒饭吃,这几天网上有人吵吵要抵制的时候,我刚好没去,不是我响应爱国热血青年的号召,而是因为睡觉睡过了。所以我决定,为了更加突出爱国热血青年的光辉形象,下回再去,一次买两个盒饭,吃一个,扔一个,顺便发扬一下花大钱办奥运的挥霍精神;

十六、阴谋论1:发起抵制家乐福运动是广大市民鉴于最近物价长势凶猛而采取的逼商家降价的绝妙好招;

十七、阴谋论2:发起抵制家乐福运动是其他超市商家为了打击竞争对手、扩大市场份额而采取的商战策略;

十八、阴谋论3:在海外发生的某某分子袭击奥运火炬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是我党地下工作者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或者收买敌人中的败类干的,目的是使广大国民和热血青年更进一步认清敌人的丑恶,以便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更深入彻底地宣传我党举办奥运的伟大方针政策。

我没有证据,但有历史经验。中国是个最善于使用反间计的国家,从春秋战国直到现代都不乏这样的例子,远的不说,满洲使用反间计,使袁崇焕被崇祯砍头之前,被热情的爱国群众咬了个稀巴烂;46年地下党安排沈崇略施小计,就造成美国兵强奸女学生案,掀起轩然大波,搞得美国兵和国民政府名誉破产,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四五天安门事件,有人受政府之命伪装成普通市民故意喊所谓“反动”口号,意图栽赃嫁祸,幸好广大群众将其当场揪获;最近二十年政府所镇压的各个大事变中,总有不少扑朔迷离的迷案,至今尚未水落石出,让人浮想联翩。

十九、以上纯属个人胡思乱想,绝没有发给国外反华势力获取经费之意,所以请锦衣卫和东厂们不要判我无论是一天半还是三年半。这正是:吾皇在上,汗出如浆;文网无涯,小生怕怕!

Friday, April 11, 2008

劳民伤财,自取其辱

奥运本来就和政治分不开,而共产党是最讲政治的。政府拿着国民的钱,大慷其慨,无非想在世界面前挣个大大的面子,给自己增加继续统治的合法性,顺带吃喝玩乐一把,临走时主其事者再上下其手捞一票回家。最后欠下一屁股债,还不得我们大家一起还?可笑许多肾上腺激素发达的中国人,还在一边跟着叫好、愤怒、撒臆症。全都病得不轻。

这下糗大了,史无前例地要熄灭火炬、仓库里交棒,还派了一帮形象恶劣的打手出去现眼。想要面子,反而丢了面子,何苦来哉!

依我看,开什么奥运会,不如把那些钱分给老百姓,普天上下谁不称颂党的恩德,叫好又叫座,让全世界“反华势力”全都无处发泄,岂不实际得多?






















































Thursday, April 10, 2008

(转贴)饭盒里的对话

:我觉得,这种寓言式的文字,看起来很平凡,真要写好却不容易。文中所要表达的常识也许没多么了不起,难得作者写得那么平和、举重若轻,写对话的功夫也不错,应该受过小说或戏剧的熏陶。相比起来,自己的文字让人羞煞。

(以下正文,转自牧首湖畔的博客,在河蟹上岸处发现)

饭盒里的对话

两个人被装在一个饭盒里,他们之间有一次有趣的对话:
“您好,您为什么被关在饭盒里?”第一个人问道。
“我们是食物,当然要在饭盒里。”第二个人回答。
“我们是人,不是食物。”
“我想,您大概听了很多饭盒外面的言论,这是很不好的,人,就应该是食物。”
“我们应该被吃掉吗?”
“是的,我们应该被主人吃掉,这是我们的职责。”
“我可不愿意被人吃掉。”
“您不爱主人?您不想想,没有主人,哪有我们,您的良心在哪里?”
“我们又不是被主人造出来的,我们也是人啊。”
“我们当然不是人,您疯了吗?我们是食物啊,您看来是被洗脑了。”
“上帝啊,这里太闷了,我多想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哪里有什么上帝,它根本不存在,外面只有细菌,没有空气,我们裸露在外面,会腐烂的。”
“您去过外面?”
“我没有去过,不过主人把我们密封在饭盒里,肯定是这个意思,那么您呢?您去过?”
“我也没有,我只是从缝隙里感受到了一些。”
“那都是骗人的,您所看到的,是片面的,我们要从全局上看问题,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不适合外面的环境。”
“在饭盒里就适合了?我们在饭盒里也会腐烂。”
“饭盒里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是饭盒内部问题,是食物的内部问题,早晚会解决。”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们是人啊。”
“您这种思想很危险,您要是执迷不悟的话,您就不是一个好的食物,对主人是有害的,他会把您扔到垃圾箱里,您想进垃圾箱吗?”
“当然不想,不过,我也不想被吃掉。”
“我的朋友啊,主人当然不会一下子吃掉我们,否则他就没有下顿饭了,他会一点一点的吃。”
“那是多么可怕啊。”
“一点也不可怕,关键您的思想要端正,这是我们光荣的义务,现在比过去好多啦,在过去,我们食物都是被一碗一碗地吞下去,连渣子都不剩,而现在呢,主人知道细嚼慢咽,有时还往我们身上加些佐料,这样我们也可以尝到一些滋味。”
“真的么?”
“当然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而且主人进餐的时候,也会戴上餐巾,系上领带,还会放一些佐餐音乐,很美,很和谐。”
“好像还真的不错。”
“当然了,您还没有看到那些刀叉呢,都是镀金的。”
“可是它们是用来插到我们身上的啊。”
“胡说,那是用来服务我们的,您想用木棍代劳吗?”
“不想。”
“这就对了,所以,您应当看到,有这样的主人,我们的生活就会一天天体面起来,主人高兴,我们也高兴。”
“听您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高兴了。”
“所以说,您要离那个缝隙远一些,主人也会替我们着想,关掉各种各样的缝隙。”
“可是…”
“有什么可是的?您难道还留恋它们么?要知道,有些饭盒完全是密不透风的,那才是我们要学习的。”
“好吧,就让我们永远待在这里,直到被吃掉。”
“是的,我们就应该这样,这才是真正的食物应该具备的品质。”
“可是,一想到我要被吃掉…”
“我们早晚都是要被吃掉的,外面的世界也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主人呢?”
“因为咱们压根不是人啊,您为什么还是这么糊涂?”
“我们为什么不能是人呢?”
“怎么说呢,这涉及到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让我简单地告诉您吧——谁叫您不幸被关在饭盒里呢?”

Tuesday, April 08, 2008

博客浏览(4.7)

Thursday, April 03, 2008

胡佳被判三年半

BBC中文:维权人士胡佳被判处三年半徒刑,这个消息我当然不觉意外,而且认为即便上诉,改判无罪的可能性也不大。

之所以转这个消息,除了表示自己一如既往地对敢于争自由的勇者表示关注和敬佩之外,也是因为胡佳本身的标志作用。我们渴望并关注社会自由的进步,当然是以我们个人及周围人的实际状况和感受为首要目的,但也不能忽视对于整个社会自由度或进步程度的标志性案例,虽然比较特殊,但是可以作为我们所处环境判断的参照。

在我看来,胡佳拥有成为标杆性人物的突出特点:他虽然是广义上所谓异议人士,但并不属于具有政治色彩的所谓“民运”人士,其主要言论、行为以维权为出发点,他是和平主义者,不提倡暴力。其主要身份是帮助艾滋病感染者的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没有党派背景,虽有信仰,却没有强烈的宗教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不但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在国际上也为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及并表示关注。所以观察胡佳案例,有助于评估08奥运年中国政府整体言论控制等政策的尺度,有助于感受我们身处环境的变化。


附转

曾金燕:胡佳“坐牢”4周年(来自维权网

撇开2002年胡佳在艾滋病村探访村民时被当地警方拘禁一事不计,2004年4月3日到2008年4月3日,胡佳“坐牢”刚好满4周年。

这四年期间,他坐的牢五花八门。既有“明牢”:2007年12月27日至今,他被拘禁在北京市看守所;2006年9月7日、8日、26日和2007年5月18日,他被公安局传唤到北京市通州区中仓派出所长时间问话。

也有“灰牢”和“黑牢”。这是一种由警察执行却在台面上说不清道不明的非法拘禁。共同特点是:便衣警察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抓住胡佳往车里塞,有时还套上黑头套,运到一个已经布置好的“小黑屋”(一般是某个旅馆的地下室或紧拉窗帘的小房间);要么对其进行“说服教育”,要么用污言秽语对其攻击谩骂,要么对其拳打脚踢,甚至用皮带把其全身捆住并坐在胡佳的身上;每次少则一两天,多则四十一天,次数多得记不清;这些“灰牢”、“黑牢”,警察们不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事后还一概不承认。由于这些回忆很痛苦,被我有意识地忘记,现在只能列举一些有确凿记录的“灰牢”、“黑牢”记录:2004年4月3日、4日、5日;4月13日、14日、15日(中间释放过一次);5月22日至6月6日(先被软禁在家,后被带走关到旅馆地下室);2005年4月28日至5月4日;7月2日胡佳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通州区后,又多次短暂“失踪”,详情只能将来再述1;11月在郑州举办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期间,胡佳被警方抓走后,因卫生部高级官员出面干预,他侥幸免住“小黑屋”,而是被警察挟持着到洛阳等地“参观”艾滋病防治示范区;2006年2月16日至3月28日被便衣警察绑架秘密关押共41天。

第三种是“家牢”。简单地说,早上外出时,突然被一群穿便衣的警察和保安拦在家里,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只是说“今天领导有命令,你不能出去”,日复一日,不知何日休止。无论胡佳是讲道理摆法律,还是拼尽力气往外冲,都无法成功外出。被软禁在家的时间,一次比一次持续得更长。详细的情况,可以看我们的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

第四种是“移动的牢笼”和“株连的冤牢”。无论是在河南做调研工作,抑或只是单纯地为艾滋病逝者朱进中送葬,还是为躲避“陆肆”前后的再次非法拘禁而蛰居郑州,抑或只是陪同我回福建探亲,以及在北京的敏感日子和平常日子,身后无不明目张胆地跟着几车(一般是两辆车,有时也有摩托车等)的便衣国保,“必要的时候”立即把胡佳强制带走,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作为妻子,我也被牵连,常常和胡佳一样失去自由。一些故友和密友,也莫名其妙地受牵连,间或失去自由。

据不完全统计,胡佳没有自由的日子,2005年有126天,2006年有214天,2007年有226天,2008年至今没有自由。

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连蚂蚁也不忍踩死的佛教徒,一个爱护环境、爱惜生命的素食者,一个为百姓请命的“好管闲事者”,对这个社会,不但没有坏处,而且称得上小有贡献。现在他因为写了几篇文章,接受了外国记者采访,就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心揪得紧紧的,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已过世的姥爷,因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及信仰藏传佛教等,被劳教,从1958年到80年代初,扣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姥爷的子女在臭老九被踩脚下的年代,也受牢狱之灾,现在他们不愿多谈;他八十多岁的伯父从1955年“肃反”开始,被判刑、强制劳动长达25年,根本原因,也不过是其要公道敢说话;他七十多岁的父母1957年还是大学生,都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强制劳动长达22年;如今胡佳还在看守所里,妻儿也不得真正的自由。

我们都是普通人,也常常恐惧,我们盼望的,无非是家庭团圆幸福,推动并受益于社会进步。胡佳的健康,在41天失踪时已经被严重伤害不能康复,目前最多只是维持现状。如果他被判刑,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于他的健康,是雪上加霜;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也是悲剧。如果还用旧的方式对待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对待又直又憨的青年,损失牺牲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家庭,更是这个社会,那么中国的将来,谁还愿意、还敢、还能承担?

Wednesday, April 02, 2008

越讨论越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