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ly 28, 2007

(转载)从世界银行的《中国污染的代价》报告被要求删除谈起

王维洛:从世界银行的《中国污染的代价》报告被要求删除谈起

一、因环境污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将超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中国的GDP每年以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的速度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亮点”。但是中国为之付出的生态资源环境的代价,现在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据《金融时报》2007年7月3日的报导∶世界银行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合作下,几年来对中国的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并撰写了一份题为《中国污染的代价》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污染每年造成7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大约39万4千人死亡,中国农村地区的水污染每年致使大约6万6千人死于严重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另外,燃煤和食用油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每年使大约3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专家还指出,中国的污染问题是全方位的。除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外,中国的土壤、食品污染也引发慢性病或癌变。

每年七十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人们不知道这个平均数是来自过去多少年的统计数据。是过去十年的数据?还是过去二十年的数据?如果是十年的数据,一共有七百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如果是二十年的数据,一共有一千五百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这就是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付出的巨额代价。根据中国政府第十一五计划制定的环境保护目标,主要就是维持现状,不使生态环境继续恶化。换句话说,就是维持每年七十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的水平不变。如此维持下去,过早死于环境污染的人数将超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二、环境保护的两个指标

中国政府第十一五计划的环境保护目标集中在两个指标上∶
——二氧化硫排放量;
——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涉及的是空气污染,化学需氧量涉及的是水污染。

中国能源组成中煤炭占主要部分,燃烧煤炭时,煤炭中的硫变为二氧化硫排放到空气中,然后又随着降雨回到地面,这时的雨就是酸雨。酸雨又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经济损失。

化学需氧量(COD)又称化学耗氧量。水中有机物质和还原性物质被化学氧化剂氧化,根据残留的氧化剂量,折算成每升水样消耗氧的毫克数,称为化学需氧量。化学需氧量主要反映水体受有机物污染的程度,COD数值越小,说明水体受有机物污染程度越低。

根据中国环保局局长周生贤的讲话,2006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了0.4%,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增加了0.5%。周生贤认为总体环境没有恶化。

其实,把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放在控制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上,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并不仅仅只体现在空气和水污染上,而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的增减也不能全面地、完整地体现空气和水污染的状况。只有在其他指标都不变的情况下,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减少才能体现空气污染程度的减轻;只有在其他指标不变的情况下,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减少才能体现水污染程度的减轻。

中国环保局把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选做环境保护的最主要的指标,也许是因为,减少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而其他指标的改善则比较难做到,比如减少二氧化碳放量,或者减少水体中有害重金属的含量。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只要在火力发电厂中安装脱硫装置便可以达到,这个技术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又比如工厂采用水循环系统,就可以大大减少化学需氧量的排放;生活废水经过机械和生化处理,也可以大大减少化学需氧量的排放。如果只是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这两个指标降下来了,而其他指标有所上升,空气和水污染的程度还是可能加重,因环境污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增加。所以根据二氧化硫排放量略有减少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略有增加来判断总体环境没有恶化,是过于简单和武断了。

三、环境评价指标

环境是否受到污染?这取决于政府制定的环境评价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空气中的微粒含量的安全标准是二十毫克,而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空气中的微粒含量是这个安全标准的五倍以上,但是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安全的、合格的。

这就象评价一个共产党员一样。这个党员是否不合格?这个党员是否是优秀党员?这取决于党委制定的党员评价指标。根据动向杂志2005年12期报导,近日河南省委下达指示,公职人员评先进的条件,要具备五“不”∶一不能搞婚外情、二不能参与赌博、三不能到色情场所、四不能收万元以上的礼品、五不能有吸毒行为。河南省委把评价标准降低了,先进党员的质量也变味了。同理,把环境评价指标的标准降低了,受严重污染的环境也会是“合格”的环境。

再说水体中的化学耗氧量,上面已经谈到,化学耗氧量越小水质越好。下面是1988年版和2002年版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对照∶

1988年版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化学耗氧量
一类水∶小于等于2毫克/升;
二类水∶大于2毫克/升但小于等于5毫克/升;
三类水∶大于5毫克/升但小于等于8毫克/升;
四类水∶大于8毫克/升但小于等于15毫克/升;
五类水∶大于15毫克/升。

2002年版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一类水∶15毫克/升;
二类水∶15毫克/升;
三类水∶20毫克/升;
四类水∶30毫克/升;
五类水∶40毫克/升。

一份水样中的化学耗氧量为15毫克/升,按照2002年版的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这份水样是一类水,最好的水;而按照中国1988年制定的标准,化学耗氧量为15毫克/升是四类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源,只能作为农业灌溉用。

另一份水样中的化学耗氧量为20毫克/升,按照2002年的标准,是三类水,可以作为饮用水源。而按照中国1988年制定的标准,是五类水,是污染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源,不能作为农业灌溉用水。

同样的水,就是通过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改变,五类的污染水变成了可以作为饮用水源三类水,四类的轻污染水变成了质量最好的一类水。这和河南省委制定的先进共产党员的标准一样,一个不断地只收取万元以下的礼品的腐败党员,还可以是一个好党员。饮用水符合现行的标准,空气符合现行的标准,还是不能阻止每年七十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

四、检测数据的可靠性

在一个没有学术的自由、没有民主的制度的国家中,水质检测只是权势人物手中的一个玩物。哲夫在“淮河生态报告”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工厂排放废水的一份同样的水样中的化学耗氧量,可以得到三个完全不同的值∶991毫克/升,540毫克/升和249毫克/升,唯一的差别就是工厂的领导是否在场,哪位领导在场。这个实例就说明中国目前的水质检测的现实,实验室出来的数据,并不一定反映真实的情况。

松花江水污染后一周,政府宣布水质符合要求。去年笔者亲自考察了松花江,发现水质不可能符合要求。笔者还专门品尝了松花江的鱼,其肉有一股化学药品的味道。问哈尔滨的居民,他们大多不相信政府的话,至今还是购买瓶装的矿泉水。

在2007年无锡太湖水污染事件中,有无锡的居民自己做了水样分析,然后把结果和照片都登到了网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所以,无锡的水到底能不能喝,水质是否符合标准,无锡人心中有数。

五、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求世界银行删除报告内容

减少水体中有害重金属的含量,比减少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难度大许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比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难度大许多。不久前在德国举行的G8峰会上,发达的工业国家承诺到2050年之前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是一个好消息。德国则计划到205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50%。中国在会议上没有承担任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务,认为这是发达工业国家的事,“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义务。

中国政府在第十一五计划中,提出到计划期末,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减少20%。有人则把这个指标也推广到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即单位GDP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0%。这个目标在中国媒介上也登得很多,也宣传得很利害,似乎是中国政府对世界气候改善的贡献。但是考虑到十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的GDP总量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这样到十一五计划末,尽管单位排放量减少20%,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比十一五计划开始时增加34%!根据荷兰研究机关的报告,目前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经济)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的一些科学家也附和这种观点。其实,中国政府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财政资源,其控制、并且可自由支配的财政资源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所以中国目前没有(经济)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论点不能成立。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得利者应该是中国的老百姓。因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必然会减少空气污染,而空气污染是造成非正常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求世界银行删除报告中的一些数据和内容?

据说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点是“以人为本”。但是世界银行《中国污染的代价》的核心,是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与此背道而驰。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每年七十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这怎么可能是“以人为本”呢?世界银行的报告直接挑战的是中国的发展政策,所谓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政策。

“以人为本”的最基本点就是活着。人不能活着,还空谈什么“以人为本”?中国大陆现在流行的一句话∶五十岁前拚命挣钱,五十岁后用钱买健康。这反映了中国人目前生活的哲学。五十岁前是“以钱为本”,五十岁后才“以人为本”,五十岁后才明白生活的哲理。

其实,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卫生部是参与了世界银行《中国污染的代价》这个报告的编写。中国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大约39万4千人死亡,水污染致使大约6万6千人死亡,室内空气污染造成3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些数据、特别是分地区用于绘制地图的数据,都是这两个部门提供的。而世界银行只是利用这些数据,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分析方法和评价标准进行分析和做出判断,从而得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以人为本”,其付出的代价是太高的结论。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卫生部要求世界银行删除一些数据和内容,是表示他们主观上对世界银行报告的结论的不赞同,为了向上级机关和领导表示他们的立场。无论世界银行是否尊从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卫生部的要求,都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以人为本”,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太大,过早死于环境污染的人数将超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转自民主中国

恐怖、荒诞、贱民

Thursday, July 26, 2007

七月书单

《赵元任全集(第16卷)》(英文口述自传、Green Letters,商务印书馆,07年版)

《方言与中国文化(第2版)》(周振鹤、游汝杰 著,上海人民,06年版)

Animal Farm by George Orwell(Signet Classic 1996)(注:因其便宜,25块,虽只是百多页的小册子,原版书里算便宜的了,楼上另一原文书店还卖80呢)

《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 著,广西师范,05年1版,06年3刷)

《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石玉昆 述,凤凰出版社,06年版)(注:前两个月心血来潮,忽想起小学以来读这些书的种种,似乎有不尽的幸福回忆似的,遂起了重读的冲动)

Tuesday, July 24, 2007

和谐社会之“温馨提示”

我曾不止一次在某些小店见到类似的贴纸:“温馨小提示:请您保管好您的随身物品,如有任何损失,本店概不负责”。每每总觉得有点好笑,店家说这话符合不符合法律,姑且不论,但这明明是扳起面孔推脱责任的冷言冷语,读了只会让人觉得世态炎凉(至多是公事公办、不谓言之不预),又怎么会温馨呢?

后来想明白了,这已经算是很温馨了,如果你在他贵宝店真有什么损失或者跌跤之类,估计那时说出的话肯定就不会这么客气,也许言语甚至拳脚上有所接触,那就不是“温馨”可以比拟的了。由此类推,那些简陋的小吃店也可以说:“温馨小提示:请您仔细注意食品卫生,如果误食苍蝇、蟑螂、老鼠屎等不洁物品,本店概不负责。”

想通这一层,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充满了“温馨”的提示,那些“飞车抢夺拒捕者,可以当场击毙”、“去抢劫不如去炒股”、“乱穿铁路不死也要负法律责任”等等哪一条不是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哪一条不让人觉得心动、震撼?

举一反三。我发现,为了建设伟大的和谐社会,可以将这种温馨提示的好方法推广应用到各级国家机关,姑举二例,抛砖引玉:

其一、新任国家药监局局长上任第一天,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张公函:“温馨小提示:欢迎加入审批假药的大家庭,在这里你可以得到全国所有假药公司的热情款待,每天将要有成千上万的假药等待您的审批。但请注意假药的效果不要过于剧烈,个人索贿也不要过于招摇,如果事态严重到死人无数、全国皆知、甚至国际关注,特别是我党决定反腐败要动真的之后,您将有可能被判死刑,到时我党及本局将概不负责。”

其二、新任命某直辖市公安局长收到该市党委的一封信:“温馨小提示:凡在我市公安局担任局长的同志,请切实掌握好受贿、敲诈等工作的数量和程度,并特别处理好包养情妇等腐化生活的秩序和保密工作,如果将来不慎被我党某个看你不顺眼的领导同志叫去‘双规’,特别是你受不住压力跳楼自杀之后,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包括人死之后被撤销职务,并被隆重开除党籍,将由你本人全部承担,本党概不负责。祝您包养情妇幸福、跳楼自杀愉快!”

Wednesday, July 1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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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ly 12, 2007

重读《1984》

第一次读《1984》这本小说还是十七、八年前在大学上学的时候,读的是中文版(董乐山译本,也从没见其他人翻译过)。说实话,那次阅读基本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当然只是对其中有关专制控制和洗脑特别关注,因为从中可以了解我们生活的体制和历史的可怕和荒诞,但谈不上特别的观念上的冲击。

时至今日,那次阅读只留下两个模糊的印象,一个是老大哥无处不在,一个是思想警察为了摧毁主人公最后的心理防线,将其一生最恐惧的老鼠装在笼里、套在他头上。回过头看,其实这次阅读的收获不止如此,其中对极权、对专制者各种欺骗、统治手段的分析,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我对于深处其中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的历史和现实认知的一部分,影响应该还是挺大的。

近二十年后重读,最突出的感受仍然是作者令人惊叹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分析、预言能力。要知道那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正是社会主义思潮如日中天,共产国家势力急速扩张的时期,根本没有日后共产主义专制的种种恶行作为证明,对于苏联的种种负面消息也都不是直接的、大量的,也不尽是真实的,当然斯大林肃反杀人以及大饥荒等等事实应该已经知道了,但也远不如后世了解的清楚。作者没有在极权中真正生活过,所凭据的是德、意、俄诸国的种种罪恶,以及刚过去的世界大战,作出他的判断、分析和展望。今天回头检验,世界至今还没有像他设想地那么悲观地全部沦入专制极权控制之下(谢天谢地),但他对于专制者那一套理论、手段以及人性的分析,仍然叫人瞠目结舌、惊栗不已,即便经受专制洗脑折磨的亲历者也未必有如此准确和清晰。


这次也纠正了我以往一个错误的印象,George Orwell在这本书里绝不仅仅是写那些共产(或社会)主义国家,他要写的是全人类。我们可以看到《1984》中透出的对人类的绝望,那种绝望和失落与“文艺复兴”(Renaissance)特别是十九世纪进化论流行以来的盲目乐观,真是天渊之别,而这种令人沮丧的失望情绪,是自一次大战以来惨痛的现实所带来的希望覆灭。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本书在内,出现了与传统的“乌托邦三部曲”(Thomas More的Utopia,Campanella的City of the Sun,Andreae的Christianopolis)立意完全相反的“反乌托邦”(negative utopias)三部曲(Zamyatin的We,Aldous Huxley的Brave New World,George Orwell的1984)。这三种书内容和观察角度各不相同,但对人类前途的悲观则是一致的,成为二十世纪对人类最重要最有效的警告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这样有责任有良心人的敏锐观察、大声疾呼,才使人类避免了许多可能招致灭顶的危险。当然由于另一类人的私心和妄想,以及大部分人的胡涂愚蠢,也使我们遭受无数次人祸的煎熬和洗劫。

对我来说,读《1984》最感兴趣当然是其中对专制极权制度的描写与中国现实的观照。这本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老大哥”对于人的思想控制的描写,初读或者共产国家经历以外的人会觉得过于荒诞,但是对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有所观察、有所体会的人,会发现其中难以想象的准确和深刻。比如随时随地对人的监控,鼓励每个人甚至是孩子去告密,让亲人都不敢相互信任;“真理部”(即是我们国家的中宣部)无时无刻地伪造历史、控制历史,近而控制人的记忆;比如天天宣传仇恨,煽动大众的国家民族情绪以保持团结和效忠;思想犯受到从肉体到精神到心理无所不用其极的折磨,以达到犯人最后发自内心的热爱“老大哥”。

其中这最后一点就像是对中共整人手段的形象注解,从毛泽东在江西“反AB团”所发明的逼供信的种种下流折磨手段,到延安整风的审干,到文革中间的批斗,一脉相承、日臻完善、登峰造极。不光是口头上、肉体上让你投降,还要让你尊严上斯文扫地、人不如狗,所以折磨、侮辱之后,还要你自己亲自承认各种罪行、自我作贱,检讨写了一遍又一遍也通不过,一轮一轮地审,一轮一轮地斗,直到最后当事者本人已经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真的有罪、共产党毛主席真的伟大光荣正确,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铭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这套折磨手段之可怕,直到今天也丝毫不减,近年出现多宗涉嫌贪官在审查中跳楼自杀的案例,可见一斑。)这也就不难理解,很多经过反右、文革迫害的人“平反”之后,常常回忆说当时真的觉得自己犯了指控的那些罪,几乎没有人敢肯定自己是对的。就像本书结尾处,主人温斯顿发自内心地“He loved Big Brother”。

很多人也许会说,《1984》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已经变化很大了。是的,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了,经济上的物质紧缺没有了,个人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政者在其意识形态的根本观念、基本思路不但没有丝毫改变,而在控制思想的企图上丝毫没有放松过。对统治者来说,为了续命,必须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意味着不得不放松控制。暂时的力所不及,并不能代表着将来只会越来越自由,只要他们对于权力的认识和欲望没有本质的改变,只要他们还掌握强大的暴力机器,随时都有可能利用战争或其他暴力的手段重新加剧对人的控制。因而“1984”的危险远还没有消除,我们仍然活在“老大哥”的阴影下。

谓余不信,不妨将《1984》中一些“名言”和现实作个小小的对照,是耶?非耶?自己判断吧: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胡哥(或罗干哥)派警警、察察watching you

War is Peace,Freedom is Slavery,Ignorance is Strength——军费增加到三千多个亿,文化、教育、医疗投入所占GDP比例排在世界后几位,比不上黑非洲,黑砖窑奴工屡禁不止、拐卖人口形成产业链

Who conctrols the past,controls the future: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History has stopped. Nothing exists except an endless present in which the Party is always right——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峨眉山摘桃子;5个没摘帽的是真正的右派,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有点扩大化,剩下55万多都是扩大化的;59年到61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完全是天灾;文革是林彪和四人帮搞的,毛主席被利用了,毛主席共产党还是伟、光、正;天安门没死一个人,什么?根本就没有“陆肆”这个事,“六月三号”之后是“六月五”,88年之后是90年

They were ... hungrier for pure power,and,... more concious of what they were doing and more intent on crushing oppsition——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决不能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稳定压倒一切,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和平;对异议人士和团体要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党指挥枪,反对军队国家化

2+2=5——中国是世界上人权最好的国家(或之一);广大传媒是党的喉舌;“我是党的一条狗党要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Saturday, July 07, 2007

一段掌故

前一段读夏志清的回忆散文,串连之前从他和其他人文章读到的点滴,大概知道了夏志清、宋淇、钱钟书三人交谊的因缘,不妨一提。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日战争起,夏在上海读沪江大学,其兄夏济安读光华大学。其时宋淇本是燕京大学的学生,由于战事,转到家乡上海本地的光华大学求学,与夏济安成同学,因而认识了夏志清。而同一时期,钱钟书在光华大学教书,认识了宋淇,又通过宋认识了夏。

之后有人(不知是否钱本人)又介绍钱的妻妹杨必给夏认识,大概有撮合姻缘之意。这事当然没成,后来(1948年)夏赴美留学。杨必也是才女,曾经翻译萨克雷的名著《名利场》,终生未婚。文革中,因受到批斗冲击,杨必服药自杀。但其家人(包括其姊杨绛)始终只承认是生病误服药致死,否认是自杀。想来因为在文革中自杀也是罪,家人不得已才这么说。悲剧。

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