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16, 2007

(摘转)“秋后算帐”中的王鲁湘

: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片《河殇》的撰稿人之一王鲁湘,近年经常在电视上见到他主持关于传统文化的专题节目,对比八十年代他们那批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很有意思,从中多少也可以窥出中国近二十年来各种思想的变化,即便是普通人如我辈,也都算是见证者吧。这个话题我也于年初在一位香港朋友的博客文章的留言里,借他人的平台提起过。

下节文字是关于王鲁湘在陆肆之后被当局拘押在北京郊区时的点滴轶事,有点意思,摘转自流亡女作家北明的回忆“《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 第十五章 好汉们轶事”(观察网站),blog题目是我加的。

(以下正文)

《河殇》总撰稿人之一,北师院中文系副教授王鲁湘,继体改所获取保候审的女士之后,住进了三二六房间。这位江苏沐阳人,对每日不得不花去国家几十元人民币这一点,似乎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整日悄没声地,将满肚子沸腾的非学院派的学问按抚在五脏六腑之间,假充遵守纪律的模范。

我算过一次。这个招待所的高级客房小搂一共四层,每层四间。每间包房每天五十元人民币。审查紧张的日子里,一、二、三、四层均住上了这些囚车请来的“客人”。而据招待员小董告诉我,前前后后,她在这里所看见过的警察不下八十人。从八九年十二月起,这里只有第三、第四层的八个客房被占用。但从十二月上溯至八九年八月初,二层也已住满,甚至一层也住上了他们的人。据说,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处一科依仗老宋的熟人关系,得到了这个招待所给予的优惠条件:一个间房一天只须三十五元人民币。这样,八九年八月至九O年五月以平均每天占有十四间客房为计,需近一万五千元人民币。

伙食费每人每天十元。而他们——警察们的伙食费只可能高于我们。按一个房间两个人,平均每天就餐总人数二十八人次计,加上他们为数不少的不定期宴会,需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警察们在距北京几十公里以外的昌平县办公,夜班费、加班费、出差补助,估计每天每人至少十元。以十个月平均每天十四人次计,需人民币四万二干元。

交通费。政保一处一科拥有大约六、七辆小车(包括小面包车和审查期间新添置的一辆奔茨)。在八九年九月、十月两个月期间,几乎日夜出车,没有一台空闲。不是去抓人,就是去核实案情,内查外调。所有这一切,都须在北京、昌平、秦城以及其他我所无法知道的区域间作大幅度、远距离的往返。以平均五辆常备车辆每个台班二百元计,十个月下来,需人民币三十万元。

上述所有费用,统计人民币三十万二千元。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尽管夜班费、出差费、加班费以及其地一些变相的补助费用,装进了警察的衣袋,但这笔开支毕竟是为了完成对我们的审查。按照这个道理,等于全部这些三十七万二千元人民币是让我们这些在押人员“享受”掉了。从一九八九年七月初被抓到一九九O年四月取保候审,以平均十四人次为计,每人大约“享受”掉人民币二万六千五百元。

所以说,王鲁湘为此感到“内疚”并努力作遵守纪律的“模范”,是有些“道理”的。就连我算了这么一笔之后,也不得不考虑,一朝算完了政治账,又要和我算经济账可怎么办?不说别的,仅那八千元食宿费用,我就还不起。弄不好,到时候只得让他们给我再加几年刑。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日,隔壁房间突然响声大作。

仔细倾听,并非吼声震天的吸尘器声。时已隆冬,当然也不是空调制冷设备的声音,而是王鲁湘发出的声音。他在高唱革命历史歌曲:《黄水谣》。

“……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水又急,浪又高,奔腾咆哮加虎狼……”这家伙终于按捺不住开始自行娱乐了。

他的门和我的门一步之遥,小董刚从我这里提着吸尘器出去,走进他的屋。两个门都敞着,那如“狼”似“虎”的歌声,甚至盖过了我屋里电视上两个讲授英语的老师的声音。

“我是遵守纪津的模范哩”,昨天,他还和小董这么表白自己,今天他就一反常态。昌平县城的高音大嗽叭里,革命歌声终日响彻云霄,不知是不是那些歌声激活了他的“革命”斗志。

自从他“奔腾咆哮如虎狼”那日起,每日上午十时许,都能听见他和招待员小董“聊”的“天儿”。

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初中没好好毕业的小丫头,所能聊的天儿毕竟不大。他们的对话十分枯燥:

“您这是什么眼镜?”“近视镜。”“您近视?”“我近视。”“噢,您近视。”“嗯,我近视。”

又一日:“您这件衣服是什么料子?”“什么料子?”“什么料子。”“什么料子呢?”“什么?”“哟,我不知道!”“哟!您不知道呀!”“我不知道。”“唉,您不知道。”

很久以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招待员小董来打扫卫生,我总是拿起她提来的吸尘器吸尘。这主要是为了活动一下僵直的四肢,锻练身体。一天,我正用吸尘器在桌角那个地方拐来拐去,小董坐在沙发上说话了:

“您说,隔壁那个是大学教授度?”

“是呀。”

“那我怎么觉着他不像?”

“是吗?”

“嗯,我看他不像。”

“怎么不像?”

“他连自个儿的衣服什么料子做的都不知道!”

我忍俊不禁,告诉她:“大学里的教书先生都他那样。”

“是呀?”小董今年二十四岁,但看上去只有十八岁。

“真的。”我逗她。

“唉!”她好像挺失望,“不过”,她又说,“他从不看中学生英语节目,电大的他也不看,我问他别人都看你怎么不看,他说太简单了,他都会。”

“像了吧?”

小董出去前,我拿起一副“吉卜赛算命扑克”给她,说“把这个拿过去,给隔壁那人算算,完了再拿回来,悄悄的。”

我的房间里有一副扑克。是警察们陪我上街溜弯时买的。我的第二位监管高建华常拿它给她的同事算,我也多次给小董算。按照说明上的解释,它可以算命运、爱情、婚姻、出游、交友、财运等多种内容。

“我给他算?”小董看看扑克看看我。“对对,你给他算算,去吧。”

王鲁湘的独唱令人不忍卒听。可是他要不独唱还干什么呢?小董提着吸尘器,提着抹布、厕刷、皮手套、去污粉、字纸篓子,装起扑克,就去了。

我关了电视机,饶有兴致地竖起耳朵。我想,他一定先算命运。

马桶声、水管声、吸尘声一通乱响后,传来了说话声:

“哎,我给你算算命。”

“什么?”

“算命。”

“算命呀?”

“啊,我给你算算?”

“啊好,算吧。怎么算?扑克呀?”

“你算什么?”

“什么什么?”

“我说你要算什么?”

“让我看看有什么?”

“算什么?”

“嗯——这个吧。”

“我看看——命运。呵,好。你多大了?”

……

要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给自己算命,首先想算的是自己的财运或者爱情,那此人神经一定出了问题。

我左边隔壁的房门,也让小董给打开了。从那边传来电视机里咄咄逼人的怪吼:“财团的权力实际上是你控制着,这一点我早就清楚。说吧,下去还是不下去?”“我爱你!”“下去还是不下去?!”“我爱你我爱你!!”“下去还是不下去?!”“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自由世界在艺术中制造疯狂。不自由的世界在生活中制造平静。

在西方自由世界疯狂的间歇,我再一次听到了东方专制空间里安谧的、童话般的对白:

“出来了?”王鲁湘的声音。

“哦,把握……把握住一切机会,你就会,逢凶化——洁?”小董。

“吉。”

“吉?对吉,逢凶化吉,一帆风顺。”

“我看看。”

“对吧?”

“不对。”

“不对?”

“不是不对。嗨!这是骗人的嘛!”

“谁骗你了?”

“再算一次。”

“再算一次?”

“再算一次。”

走廊另一头,电视机里一通此起彼伏,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过后,一片寂静。俄顷,一支单簧管,颤抖着响起,如烟如云,如泣如诉,如残破废墟上的叹息。

时而有下棋时棋子落盘的啪啪声,坚定地、在长长走廊墙壁上碰撞出共鸣声,然后扩散。

对面大街上,有载重汽车驶过。留下又一片寂静。

“呵——”一个长长长长的呵欠,从走廊尽头警察们围坐的沙发处响起,带着懒洋洋的余音。

余音尾处,蓦地,一支竹笛,劈云破雾般,从大街上的高音喇叭里窜出。接着,是一个女声清亮甜美的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咯咯咯……”服务员小董不知疲倦的笑声。

“出来了。是什么?”王鲁湘教授。

“咯咯咯……”

“让我看看是什么?”

“你看吧。咯咯咯,……”小董笑得喘不上气来。

“嘘——小声一点。我看看这写的是什么……你不是已经、已经算过了吗?”

“咯咯咯,哈哈……”

“怎么出来的这张牌?”

“算的呀!还不信!”


一种强烈的忧郁,突然抓住了全身每根经络。我被快要断了的经络们提起,如一张被吊起来的空空的皮,从门口踉跄回到沙发。窗外,冉冉升起的那白色的太阳,呆呆地照耀着大地,长久地辉煌地照耀着。

“党地光、昂、昂、昂、辉哎——,照嗷——我、哦、哦——心——”

我突然尖着嗓子,跟着外面的高音喇叭唱完最后一句,跳起来,扑倒在床,拉过棉被,蒙头大睡。

人虚空着躯壳,无聊至极,丧失无意,死生同一,失去悲哀能力的那时节,最好的去处,便只有睡了去。

棉被里,隐约听见喇叭越发高亢激昂。换了歌,是很齐很齐很齐的大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江苏沐阳人王鲁湘不久被转移到楼上去与同样见不着面的“客人”毗邻而居了。隔壁从此由老宋住。

雨露滋润禾苗壮的大齐唱却天天要唱:“雨露滋润禾哦苗噢壮昂,干革命靠地是毛泽东——嗡——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啊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唉共——嗡——产——安——党,毛泽东——嗡——思想——是不落——地太唉唉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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