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南维权现场两篇

光诚快回家: 莫之许: 记一次快乐的旅游--沂南之行

三级宪政&四级时评：从光猪十壮士事件，看政府权力的自我阉割

又一个好网站被关了

世纪中国网站25日发出通知，于即日起关闭。这回连暂停整顿的话都不必说了。

我对中宣部的评价一向是，除了人民吃饭，他们不吃屎之外，凡是大众喜欢的，他们都反对。

通告及其他

通告

敬启者，鉴于原来的窝最近没法上传，现改在这里苟延残喘。

无法判定上述问题是由于技术故障，还是非技术原因，更无法预测这里能维持多久。回顾本人一年有余的短暂博客历史，搬家已四五次，不得不慨叹自由言说是多么的艰难。在中国，不管你愿不愿意，试图自由表达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和网络过滤、伟大防火墙（GFW）斗争的过程，是一个和我党言论管制斗争的过程，虽然无奈，但也不必急，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或许无聊的生活因此而有意义也未可知。

麻烦是自找的，如果使用国内的博客服务提供商的地址，可以不必如此折腾，点击率也能积攒不少，但必须忍受被人阉割、或者自我阉割，这是决不能忍受的。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还不如不说，有那工夫用来睡觉也是好的。

由于经常的搬家，更由于博客内容沉闷无聊，我的博客一向没人看，无所谓。但还是会有一些经常来看的朋友（超不超过20个？），他们是我始终没有下决心戒博的原因之一，为此我向这些宽容的看客表示感谢，顿首致意。

其他

了了园是我每天必看的博客，前两天的"彭大侠其人"精彩纷呈，是一篇杰作，不得不佩服曾金雁的文采。我的朋友冯三七看了，也赞叹不已，说要翻译到GVO上去，但他比起ESWN的Roland Soong来，手实在太慢了，昨天宋先生已经后足先登，翻译了出来。我怀着学习的心态，又对照读了一遍，钦羡之余，发现高手如宋先生者，也不免有小小的疏漏：文中彭大侠的"媳妇"，意思应该是老婆（wife），而不是儿媳（daugher-in-law）。这不关中英文水平，而是南北方言差异之故。愚者一得，不足挂齿，仅博一笑粲。

胡缠兄素来对我鼓励有加，今天他转载的"什么是民主"，也是好文，读后受益匪浅，特以推荐。

唐山大地震30年：是天灾更是人祸

如题，夫复何言。

链接：

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更痛胜地震者

唐山地震真相为何29年后才揭开

访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我总有一种犯罪感

七月购书单

我以前说过，我是读书的保守主义者，除了自己的兴趣，那些新的、流行的书我通常不会买，实用方面的书也几乎不买。我买书也常常靠冲动，但大多数时候我不得不抑制冲动，一来，太贵的书不会买，除非爱得不得了，因为实力所限；二来，一段时间不会读的书不买，不想屋里有限的空间成了仓库。

几年来基本上每月去一次书店，但书目从没贴出来过，今天不知又抽了哪根筋，也贴将出来现世。无聊的人做无聊的事，此之谓也。

七月书单：

[打折书]

《禅宗十三经》

《顾随诗文从论》

《董美人墓志》

《宋拓柳公权玄秘塔》

《钦定三希堂法帖》（共十册，原价近一千三百元，折后一百一十元。印刷质量不错，不知是否盗版。）

[新书]

《校勘学释例》（陈垣著）

《陈寅恪集之书信集》

《道咸宦海见闻录》（清 张集馨著）

The Waste Land and other poems by T.S.Eliot

Stories by Anton Chekhov

附：

五月书单：

《性经验史》（福柯著，佘碧平译）

《乡言解颐 吴下谚联》

Fathers and Sons by Turgenev

《珠还记幸》（黄裳著）

《陈独秀诗存》

《毛诗名物图说》

《给青年诗人的信》（里尔克著，冯至译。近十年后第二次买）

六月书单：

《洛阳伽蓝记校笺》（北魏 杨衒之著，杨勇校笺）

《翁同和日记》（仅买到第二册）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by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纳兰词》（仿古刻巾箱本）

关注陈光诚

据说，陈光诚案明日将开庭，可以肯定，结果一定不会好。但无论如何，对他的关心和支持不应有所改变或减弱。中国缺少真正的英雄，尤其是反抗现代专制的英雄，即便懦弱如我辈、整日浑浑噩噩混日子者，不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和支持，虽不至于拆台，但至少应该了解、关注。仅仅说敬佩已经是那么无力，甚至虚伪了。

链接：

光诚快回家

这是一个人的故事

整部《文选》最喜欢的文章

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尝谓之知音。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功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飧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驰之阕；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人伦有礼，朝庭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钩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始终，真相知也。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为轮，曲者不可为桷，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已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共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

文革四十周年之十：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

──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

丁 东

一、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与想法
二、当年对聂、蒯、韩的审判
三、聂、蒯、韩的自辩
四、如何评价"红卫兵领袖"的历史责任？
【注释】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原有的政治秩序受到冲击，"天下大乱"。一批原来不知名的人物突然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其中有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她和其他6位同事于5月25日在校内联名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此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决定在6月1日向全国公开广播，并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因此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因为在"文革"初期批评工作组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批评刘少奇以后，他们得以翻身，分别成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和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并且在1967年分别担任这4所大学的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1967年初毛泽东将他们5人称为"五大领袖"[1]。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5位曾并称"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的人物虽然在"文革"初期知名度很高，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其实很短暂。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5个人，当面称他们为"五大领袖"[2]。然而，这次召见意味着他们从此不得不退出历史前台。[3]

"五大领袖"都是"文革"的重要当事人，那时他们的许多活动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密切相关，与"文革"中的不少重大事件相联系。他们的回忆是还原"文革"领导层真实状况的重要参考。他们在"文革"中还担任过几所主要大学的负责人，了解当时大学"文革"运动和日常运行的状况[4]。他们又是"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讲述的群众组织的形成过程、活动方式以及与政权的关系，与周恩来、"中央文革"以及北京市革委会的关系，都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

笔者过去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3人有交往。最近，为了解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对"文革"的记忆，又分别与他们3人交谈。[5] 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感觉国内传媒对他们的描述和他们真实的经历相差甚远。而且国内公开媒体上有关他们的信息本来就十分有限，流传较广的"文革时五大学生'领袖'今安在"等文章和《文革闯将封神榜》等书籍，都是一些记者在80年代撰写的，宣传意味很浓，谈不上客观真实。这5个人的命运本身就值得关心"文革"研究的人思考，而他们的"文革"记忆中则可以挖掘出很多有价值的分析素材。本文主要介绍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和他们现在对"文革"的看法，并讨论与"五大领袖"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与想法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文革"后均被逮捕。刑满释放后，聂元梓的生活困窘[6]，韩爱晶在深圳一家朋友的公司担任管理人员[7]，蒯大富90年代到深圳与朋友合伙办公司[8]，收入比聂、韩多一些。由于他们都是"文革"中的名人，所以不断有人要采访，请他们口述自己的经历，撰写回忆录。但是，他们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隐形政治压力。[9]

聂元梓最早动手撰写"文革"回忆录，她在90年代就先后与两位作家、学者合作，想撰写个人回忆录。书稿在20世纪末完成，但出版过程颇费周折。有的出版者原想拿这本书赚钱，和她订了合同，一看无利可图，就无限期拖延。有的出版者认为她写的不到位，想让她修改，她又没有能力将内容深化。此书的电子文本早已在"文革"研究界流传，直到2004年才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推出。在此过程中，医生曾建议她动手术，并说，如果不动手术，脊椎神经受压迫可能导致全身瘫痪。但她表示，回忆录出不来，绝不动手术。此书出版后，读者对她的印象有很大改善。但也有一些行家认为，她的记忆偏重于洗刷个人的冤屈，对重大历史细节的回忆和揭示较为薄弱，有些情节不够真实。

韩爱晶近几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革"的回忆与研究中去。他每周上两天班，其余时间用于阅读、调查、搜集资料与思考。今年他已完成了一篇关于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态度。他对细节是很认真的，记述也十分详细。目前他还写出一些手稿，何时发表、如何发表，还没考虑好。他表示要做一个"文革"的研究者。

我曾经对他说：你可以是历史的研究者，但首先是历史的当事人；建议你第一步先把自己亲历亲见的事写出来，第二步再调查其他的知情人、当事人，互相比较核实；你的回忆录发表以后，自然会有许多知情人和研究者要和你讨论，一些弄不清和不准确的事在讨论中可以澄清。但他对写作看得很重，不想轻易出手。他基本上还保留着1966年到1968年时代的一些认知，对现实的看法比较接近于国内的"新左派"，对官员腐败、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极为反感，因此对现行政治保持距离。这可能是一些"文革"中群众组织领袖共同的心理特徵。

蒯大富这些年一直忙于生意。[10] 他也注意搜集和阅读海内外关于"文革"的材料，但当朋友们建议他写回忆录时，他总是说等退出商业再说。 蒯大富、韩爱晶现在并不回避他们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好感。事实上，其他历史时期的当事人往往也有类似的行为。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共同的愿望是厘清史实，澄清个人的责任。厘清史实不只关系到他们个人的形象，也关系到历史记载的完整。韩爱晶整理的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就是一份很重要的史料。蒯大富曾对我介绍了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批斗结束后又由江青打电话让蒯大富放回王光美。这些情况至今还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

二、当年对聂、蒯、韩的审判

聂、蒯、韩希望澄清他们在"文革"中的责任，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要看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的审判定了哪些罪，另一方面要看这些审判是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聂、蒯、韩当时都拒绝接受审判的结果，后来也有过一些自辩。这些自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参考。

下面以聂元梓为例，看看对她的刑事判决。

1982年10月1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和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有5条罪状：其一，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其二，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其三，煽动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其四，诬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其五，诬陷、迫害北京大学的干部、学生。其中的前3项罪名显然站不住脚。所谓的上海市夺权即上海市"造反派"发动的"一月革命"，这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的行动。彭真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那时聂元梓并无名气，更无资格参与打击彭真的中央决策。最早批判朱德的事发生在1966年5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据会议纪录，林彪、陈毅、周恩来都作了批判发言[11]，而聂并无资格与会。就这3项罪名而言，聂元梓在"文革"初期的行为不过是追随当时的中央决策而己。至于聂案的后两项罪名，应当说聂元梓有一定的责任。1966年6月3日她确实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校部办公楼前贴出大字报，批判时任该校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常1964年担任北大"社教运动"工作组负责人时曾打击过聂元梓。毫无疑问，批判常溪萍是聂元梓的错误。后来，常溪萍被华东师大的"造反派"打倒，1968年5月25日在华东师大的化学系教学楼躲过监管人员的视线跳楼自杀身亡。聂案审判时，聂元梓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出，常溪萍的死亡地点是在上海，死亡时间距聂元梓在华东师大贴出批常大字报相隔一年多，常的直接死因是1968年上海市的迫害。显然，法庭对此辩护未予采信。聂的最后一项罪名是迫害北大师生，特别是邓小平最关注的邓朴方受迫害案。有多方材料证明，聂元梓对此案并无直接责任。

刘贯一在1985年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其中引用了一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时间是聂刚判刑不久：

记者问："聂元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负责人说："我们不主张判刑。"

记者说："那怎么判那么多年？"

负责人说："彭真同志讲：'这样的人不判刑什么样的人判刑？'我说：'那判十年吧。'但彭真却说：'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执行，认为没什么依据，对彭真说：'林、江主犯判十七年，这总是追随吧。'但彭真同志不同意，说：'那有什么标准！'"

就这样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达政法委员会执行的。[12]

这位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虽然有待核实，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有关两案审判的信息可以确知，这些人的定罪量刑都由高层领导人自行决定。比如原来高层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不赞成，结果改成了缓期执行。显然，在"文革"主要案犯的审判中，判什么人、定什么罪，并不是由法官或合议庭决定，法院不过是执行高层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或妥协结果。当时审判了数百人，谁判刑、谁不判刑、判谁多少年，都是中央领导人决定的。

三、聂、蒯、韩的自辩

在这3人当中，聂元梓对审判中的罪由和量刑意见最大。她在1986年的申诉书里说："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13]"她还再三说明，在"文革"初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她与江青和"中央文革"有分歧。

聂元梓2005年11月6日对我说："文革"问题再严重也是路线性质，不属于触犯刑律。如果按刑律处理，那么AB团你们该枪毙多少次？政治斗争不应当刑事处理。她在别的场合还说：邓小平说，什么时候看见儿子就想起聂元梓。他们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就是报复。1966年，政治局开会讨论"五·一六通知"，你是总书记，你没有反对，有没有责任？她又表示：一批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现在生活困难，二七厂的徐凯连退休金都没有。没有生活来源，怎么也得给一碗饭吃吧。河南有一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没犯死罪，总得给基本生活条件。

蒯大富的说法是：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法庭辩论时检察官、法官都被我驳倒了。我说《刑法》第90条列明，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你能证明我有这种动机和行为吗？当时是1983年开庭，审判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那时才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者，怎么可能反革命？我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14] 审判结束后，蒯大富对法官表示了感谢，倒不是因为法官据实量刑，而是因为法官努力使他"文革"受审查的时间折抵了刑期；否则他可能要多关8年。

韩爱晶坦言，自己是卷入党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蒯大富在审判张春桥时出庭的证词，至今为韩爱晶否定。韩爱晶在去年12月27日对我说：当时就是要跟着毛主席反修防修。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给自己个人的人生目标的定位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为理想的未来社会献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个思想非常明确、非常坚定，而且影响一生。"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一个过程，当时的想法就是好好跟着毛主席干。他是虔诚地相信毛泽东的理论信念的。现在，他除了为自己没有信守毛泽东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动手打了彭德怀的耳光而自责外，自认为在北航较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思想。他率先以民主的方式"复课闹革命"；他主政时期研制的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至今还在使用；他当革委会主任期间没有任何"多吃多占"，甚至没有拿过一分钱公款，完全靠家里每月提供的30元钱生活；北航也没有分裂为两派。他认为，自己是跟着毛泽东革命，革命失败了，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小兵或者说是一个失败的将军。

四、如何评价"红卫兵领袖"的历史责任？

一些朋友听说我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有接触，往往会问我：他们对"文革"有没有反思和忏悔？ 确实，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对"文革"有过一些反思。例如，聂元梓对我说："形成'文革'不是一天的事，谁也阻挡不了。'文革'不可避免，除非五四时候彻底民主化，彻底反封建。不要怕讲'文革'。形成'文革'的因素每个人身上都有。发动者负主要责任，被发动者也有责任。彻底反思现代迷信，每个人都有责任，领导和群众都要反省。应当总结'文革'教训，不应当回避。"但他们认为，自己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是不真实的，是被歪曲和丑化了的；对他们的刑罚与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不相符，既然司法正义要求罪罚对称，所以他们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我发现，和他们有直接交往的人多对他们抱同情的态度。这些同情者大多与"红卫兵领袖"没有利害关系，甚至在认识"红卫兵领袖"之前对他们已有不良印象，但接触之后都变为理解同情的态度。原因很简单，应对"文革"承担主要责任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名誉因当政者的需要而受到精心的保护，而"红卫兵领袖"这些毛泽东的追随者却承担了过度的责罚。他们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被抛弃，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都是审查对象，邓小平主政、彻底否定"文革"后他们又被判刑。"文革"时期在台上活跃了2年，后来却当了十几年的阶下囚，这无疑是命运的悲剧。他们现在是平民百姓，为人基本上是平和的，的确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妖魔鬼怪，有的还保持着一些当今稀缺的优点。比如，韩爱晶对某些人在管理国有资产时大肆洗钱、中饱私囊就十分气愤，他到深圳后本来有可能参与其中发财，但他出于信仰不肯与之合流。

评判"文革"中群众领袖的历史责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整个社会有如巨大的绞肉机，人要想同时保持自身的平安和清白是极其困难的。以人权为尺度，当时所有的人可以被区分为4种情况：一，整人者；二，挨整者；三，既没整人也没挨整者；四，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整人意味着不义，挨整意味着无辜。既没整人也没挨整的情况比较少见。既整过人也挨过整的情况十分普遍。

"五大领袖"都属于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当时他们的名气大，影响大，有些人在"文革"中受害，虽非他们直接所为，但与他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比如，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的大字报矛头所向本来是陆平等3人，聂元梓等7位签名者中的6人在"社教"中挨过整，写这份大字报乃事出有因。毛泽东把这张大字报抬得那么高，确实令聂元梓感到意外。这张大字报公开广播后，许多学校的干部挨批挨斗，这岂是聂元梓始料所及？

单正平在"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15]一文中讨论过"文革"中的几种犯罪类型：一是对任何违背领袖意旨和意识形态教旨的人予以剥夺生命的惩处；二是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的集体屠杀；三是在全国普遍施行的"造反"──冲击政府机关，抢夺武器，临时夺取政府权力等等；四是抄家或"打砸抢"，当时称为"破四旧、立四新"。此外，"文革"时期"造反派"之间武斗也打死了不少人，造成很大的经济和财产损失，单正平视此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犯罪。他把这5种情况都归结为国家罪错，认为最终责任人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比起把罪责推给"林彪、江青集团"和"造反派"，单正平的分析更接近历史真相。其实，中央和地方一些党政官员，包括后来被整死的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都参与过对所谓"阶级敌人"的迫害，他们都是毛泽东、共产党"阶级斗争"主张的积极实施者。

"文革"时期，在"五大领袖"得势期间，他们在单正平所说的第三、第四、第五项犯罪类型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活动。至于是否应当对他们追究刑事责任，要看他们的具体行为。1983年对"五大领袖"以"推翻政权、颠覆政府"来论罪，显然不符合事实。"文革"初期，他们是毛泽东在其执政的特殊阶段所依重的政治力量；当中央书记处的职能被"中央文革"及"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后，"五大领袖"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成员经常充当中央的特派员，他们实际上是直接或间接地执行着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因此，"五大领袖"在主观上是要维护这个体制，而不是颠覆这个体制。单正平指出："表面上看党政机构似乎是受害者，但'造反有理'的口号是毛泽东发出的，是他以党和国家领袖之尊动员'红卫兵'在他的领导下造政府的反。当时，各级政府被毛泽东及其高层助手当作'夺权'的对象，并不意味着这场夺权造反是平民反抗国家机器；事实上，在夺权的高潮时，毛泽东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最高权力，指挥着造反派为他夺取省以下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因此，夺省以下党政机关的权实际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表现。"[16]

"文革"期间，毛泽东采用了政治运动的特殊形式，不是利用各级党组织掌控运动，而是利用群众组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样就出现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之争，甚至升级为武斗。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目标达到以后，重建秩序成为新的政治目标。此时，聂元梓、蒯大富却无力控制北大、清华校内的两派对立和武斗，毛泽东抛弃他们是必然的。聂、蒯对武斗中的死亡事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则要看他们是否亲自发令、亲自动手。蒯大富在"工宣队"包围清华时说过"可以武力抵抗"的话，当然对校内"武斗"负有一定责任。不过，当时他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但对毛泽东派"工宣队"进校的决策却事先毫不知情。然而，1983年给他定罪时，专门选择对他不利的证据，而不采信对他有利的证据。

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整人的积极分子后来大多受到保护，只有"文革"后的情形例外。例如，"反右"运动后来基本上改正了，但当初的整人者却从来毋须承担责任，甚至不曾要求他们道歉，有官职的照样做官。而"造反派"这一批"文革"特殊阶段的积极分子却遇到了当局的特殊对待。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挨整，周恩来通过"清查五·一六"运动有意扩大了清查范围；"文革"结束后，从"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到"登记在册"，他们又一次挨整。毛泽东死后，最高权威变成了邓小平。由于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所以"反右派"的积极分子都受到了保护；"文革"前期邓小平曾经被批判，他自然要否定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两案审判"也好，"清理三种人"也好，其准绳无非是确立邓小平的政治合法性。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文革"初期参与过打人的一些高干子女，因为其父辈与邓小平同沉浮，所以被视为可信任的子弟而受到保护。1982年、1983年对"红卫兵领袖"的审判虽然标榜要实行法制，并且宣布只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其他问题，其实这次审判还是一次政治行为。

近几年，关于是否存在"人民文革"的话题引起了讨论。本文无意讨论当时一些"造反派"冲击"当权派"、甚至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感到失控的行为，是否可被称为"人民文革"。但我认为，就"五大领袖"在"文革"初期的"造反"活动来看，虽然具体情形各异，但他们都是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最初都是毛泽东政治主张的真诚信奉者和追随者。他们曾经为个人权利受损害而抗争，后来为适应毛泽东不同阶段"战略部署"的需要而成为政治新星。他们的"造反"活动并没有改变这个体制的意图，蒯大富和韩爱晶至今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仍给以相当程度的肯定。就这"五大领袖"而言，称他们的"造反"行动为"人民文革"是不适宜的。

【注释】
[1] 余汝信，"1968：7.28召见与运动的终结"（www.peacehall.com/news/ gb/pubvp/2004/06/）。

[2]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www.peacehall.com/news/gb/ z_special/）。

[3] 出处同上。

[4] 虽然后来的文献对"文革"中大学里的斗争和冲突有一些记载，但对当时学校的日常运行状况却缺乏比较完整的记载。比如韩爱晶谈到，他担任北航革委会主任期间，组织"三结合班子"研制成功无人驾驶飞机的发动机，此事目前于史无载。

[5] 谭厚兰已于1982年去世。王大宾目前居住在四川都江堰，我还没有机会与他相识。

[6] 聂元梓生于1921年，1938年加入中共，是"三八式"老干部。她从1968年起受隔离审查，1969年出席中共"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后继续受审查。1978年被逮捕，1983年由北京市中级法院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保外就医，1986年假释。自1984年以后，她一直要求政府按离休干部的标准解决她的生活来源。她经过多年申诉，并得到一些老关系的帮助，直到1998年北京市民政局才开始给她发生活费，当时每月6百元，现在提高到1千多元。后来又让她享受退休职工的医疗待遇，医药费报销90％。2004年给她安排了一套小三居住房，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7] 韩爱晶出生于1946年，1964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三系（飞机设计系）。他在"五大领袖"中最后一个退出政治舞台。1969年选择了湖南株洲的一个企业。1970年"清查516"时被押回学院受审查。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8] 蒯大富生于1945年，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68年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1970年"清查516"时被押回清华受审查。1973年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刑满释放后和一位山东籍女士结婚，移居山东。

[9] 比如，蒯大富住在深圳多年，但当地政府只准许其妻女在深圳落户口，而不让他获得当地户籍。经过多年申请，他才在山东获准得到护照，允许他出国旅行。前年，他曾接受记者田炳信的采访，但嘱其不要发表。去年田炳信发表了他们对话的内容（田炳信，《采访今日蒯大富》，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kuai）。官方为此找蒯大富谈话。大意是这些年我们对你不错，你为什么接受采访。蒯大富说，你看，对话里我说了："朋友间聊聊天可以，任何媒体上都不要发表。"

[10] 蒯的公司业务比较忙，所从事的行业竞争激烈，他目前的主要精力用于实现挣钱计划。

[11] 见"内幕：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www.peacehall.com/forum/lishi/706）。

[12] 引自"刘贯一致胡耀邦的信"，《聂元梓回忆录》代序第10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出版。

[13] "文革第一号造反派人物聂元梓：'我不是反革命'（www.kanzhongguo.com/news/gb/articles）。

[14] 出处同上。

[15] 单正平，"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引自何清涟主编的《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237-248页，博大出版社2004年出版。

[16] 出处同上

文革四十周年之九：中国知识分子与“党文化”

（转自新世纪）

中国知识分子与"党文化"
原题：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对文革到六四历史时期的再思索

仲维光

一

到今年为止，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年，迈向了半个世纪的历程；而八九年大规模的学运和其后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也已经十七年。无论四十年还是十七年，都是不短的一段历史进程。因为到文化革命爆发，共产党统治中国也就十七年，而此前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则只有三十八年。

对于这两段历史，笔者认为，重要的、值得思索的是，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八九年专制崩溃，民主胜利，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黑暗一幕--"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却没有藉着直接对它的反弹和反思，最终推翻专制。

对笔者来说，从文化大革命到八九六四，应该说是中国处于最为有利的转向民主的时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太残酷、太毫无遮拦，涉及面太广了！它的血腥迫害几乎可以说史无前例，下至小民，上至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几乎无人幸免，很多时候整人的人很快又变成整肃的对象，而这个现象甚至重复持续到八九年。在七六年到八九年间，以文化大革命时的同样手法又整肃掉三个党主席。然而，从文革到六四，中国终究没有摆脱专制，直到今天不但又忍受了一个十七年，而且在这个十七年中，再次爆发了和文化大革命的暴虐和残酷相比毫不逊色的镇压法轮功。现象重复，历史循环，中国究竟怎么了？

导致历史变化的有很多偶然因素，笔者认为，造成这个现象重复、历史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据大陆主流社会具有相当影响的知识精英在从文革到六四这段历史中的表现和作用。这些人既包括从三十年代末期就投身共产党，并且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李慎之、于光远，在学界和文化界的刘宾雁、许良英、苏绍智，也包括其后李泽厚、万润南、陈一谘、王军涛等下一代所谓知识精英，一言以蔽之，党、政、知识界中，置身于共产党文化中的精英。

笔者认为不是如方励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农民太多使得中国实行民主困难，而是五四以来一部分知识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励之先生在内的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不仅追随、协助建立了极权社会，而且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

笔者认为，从文革到六四，中国民众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的历史教训是，在共产党的文化中产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人们在成长中能够自然而然地汲取到这些人类社会的优良传统，那么在五十年代后，在共产党文化中，如果没有经过痛苦地反叛，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其结果就是使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产。

我之所以单单把这一批知识精英拿出来分析，是因为从六六年到八九年这一历史时期，特别是经历了五七年反右，大陆社会几乎彻底粉碎了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基础，再经过五七到六六年近十年的闭国再造后，剩下来的只有于光远、李慎之、李泽厚等这一血缘的知识精英。老一代的，如陈寅恪、洪谦、黄万里只剩下苟延残喘，在社会上几乎毫无影响，下一代的年轻人，则由于李慎之这一代人阻隔，根本不知道老一代人的存在。而于光远、李慎之、刘宾雁这一代人，尽管有的人在社会居于要职，有的人已经遭到整肃，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思想方法，在共产党社会文化、知识生活中的地位却是相同的。他们从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追随极权主义，参与建立了共产党社会和文化，在六六年到八九年，他们的年龄、以及位置，更重要的是整个共产党社会发展到当时的状态，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从文革到八九年中国的弯路和他们有直接的关系。

要清楚地描述出这批人的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我认为必须澄清的不只是文革到八九这一条历史线索，而且还有他们始终引以为豪，没有任何反省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那就是他们的前半生，从三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他们投身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文化。他们是不是如自己所说的那样，最初置身于民主潮流，最终上当受骗。如果并非如此，那么他们就更应该从根本上反省自己，究竟是智力上、精神上出了问题，还是道德上出了问题。

二

李慎之、于光远、刘宾雁等出生于二十年代前后的人，在三十年代末期投入共产主义运动。那么三十年代中期后，整个世界，以及知识界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阅读历史使我们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极权主义像一片乌云徘徊在人类上空，马克思的预言不幸言中，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在欧洲上空。这个极权主义的幽灵不仅徘徊在欧洲上空，而且降落到欧洲大地。从一九一七年共产党在苏联建立政权后，极权主义对于欧洲的威胁日渐加剧。二十年代，只有短暂的国家历史的欧洲在已经有的二十八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是极权主义和专制国家。此后墨索里尼、希特勒崛起，到三八年欧洲只剩下十二个民主国家，而到了四零年欧洲则只剩下英国、瑞典、爱尔兰、芬兰和瑞士五个民主国家。就当时的情况，说民主社会已经崩溃绝不为过，把欧洲称为"专制的欧洲"也可谓名副其实。所以，于光远、李慎之、刘宾雁成年时代，是极权主义对人类威胁最严重的年代。在那个年代，自由主义、追求民主人权的知识分子开始忧心忡忡地探索极权主义问题。当代探索极权主义专制问题的几个主要理论概念几乎都是起源于二、三十年代。

极权主义一词，二十年代起源于意大利对于墨索里尼政权的描述，其后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渐成为政治学中描述反思共产党极权社会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概念工具，八九年后，这个概念又有了进一步的、更深入的讨论和扩展。

"政治宗教"概念是遭希特勒迫害，流亡到美国的德国政治学者埃瑞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他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产物，并用它来剖析希特勒和布尔什维克所产生的政治现象。此后半个多世纪，这个理论在研究当代西方产生的极权主义问题中逐步得到充分的展开，尤其是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以后。

当代科学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卡尔·波普（Karl Popper）则从三十年代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全面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政权，认为极权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波普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民主和极权主义对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生于布拉格，一九三四年移居美国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一九五零年在总结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的时候，明确提出，极权主义和革命是二十世纪对民主自由的两个最大威胁。

这些观点、这类倾向、这种忧虑并非只限于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领域，相反，如科学家爱因斯坦、波尔，以及很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们有关社会问题的言论和论述中都不断地提醒民众和社会注意这个问题。

生于那个开放年代的李慎之、刘宾雁、于光远先生不会看不到这一切，感觉不到世界面临的这个威胁。然而他们选择的却是二十世纪对民主和自由的两个最大的威胁--极权主义和革命、以及它的政治及文化。或许年轻人由于热血选择错了是可以原谅的，例如波普在一九一六年前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三八年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但是，当波普看到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牺牲普通人的生命，当奥维尔看到共产党集团内部那种没有道德约束的相互倾轧，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他们立即都变成了最坚定彻底的反极权主义者。具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作家纪德、凯斯勒等。

同样，李慎之、刘宾雁等先生当然知道这一切，他们甚至能亲自更多地感受到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黑暗，但是，他们却仍然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十年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苏联的坦克53年镇压过东德，56年镇压过匈牙利的起义后，乃至他们自己被打成右派后，他们仍然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于中国共产党。这就是笔者所强调的：人们有理由问他们，是智力、判断力出了问题，还是道德出了问题？

这是第一个历史线索，面对这个历史，面对过去他们批判反对过的那些西方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极权主义的抵抗和探索，他们至少现在应该有一点谦卑和反省吧？

三

第二个历史线索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从六六年文革到八九六四。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但是很少有人思索的历史现象。那么愚昧黑暗，并且带有典型的极权主义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几乎不需要太多知识、敏锐的辨别力就能够看到这些。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看到，是因为从我们出生共产党就为我们植入了他们特制的眼睛、嗅觉，乃至大脑。然而匪夷所思的是，经历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受过系统教育的李慎之、刘宾雁这一代人，甚至在受到残酷整肃的时候，尽管有时对某个人，某些事有些微怀疑，但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党。而尤为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居然在六六年也狂热地跟着搞文化革命。我的一位导师居然进出韶山三次，热泪盈眶。

典检这一批七十年代后被冠之"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从六六文革到八九六四间的作为，实在是让人失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尽管自己受到冲击整肃，但是自觉地紧跟党、紧跟毛泽东。七一年林彪事件后，他们稍有改变，开始对毛泽东产生怀疑、转向邓小平。但这也只能称之为改变而不能称之为觉悟。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对党充满了更多的希望。这尤其是在右派平反后，他们大多数人重新回到党内，回到有权有利的地位。例如李慎之先生重新成为党的重要部门领导人，作为邓小平的顾问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在这个最为有利的，有可能从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入手，彻底反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极权主义问题和罪行的时候，他们所作的是"为党""向前看"。

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此期间的为右派平反可说是一着"恶棋""险棋"。说它是恶棋，因为它转移了建立在直接伤痕上的，民众对过去三十年，尤其是文化革命中共产党罪行的追究。说它是险棋，因为五七年在第一线利用反右镇压了民众不同意见，巩固了专制的正是邓小平，现在利用平反巩固专制难道不会伤及自己？然而结果却是邓小平左也是、右也是，而这批知识精英不但没有人对这种自打自己的嘴巴提出质疑和追究，反而都陶醉于重新回来的风光。他们不但没有反省自己昔日在知识领域、精神领域的所作所为，而且居然在此时又像三十年代末期那样再次以"自由民主派"自居。仔细思索，这其实是和邓小平左也是、右也是血缘相通的一种现象。

对于七十年代末期他们为党的路线服务，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教科书、宣传化的讨论，八十年代初期他们要给政治局领导人进行所谓科学启蒙，八十年代中期由跟着邓小平变为歌颂胡耀邦的英明，人们只要跳出那个共产党所营造的环境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在东欧，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他们类似，没有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会如此去做。因此，说到底他们至多是有点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有点不遵守党的纪律而已，但是就这一点，他们自己的解释也是，他们不是不遵守，而是对党的纪律理解不同。

其实，人们就是不跳出这个环境也能够看出他们的因循。北京大学的李德齐教授，同样是四十年代参加共产党，五七年右派，但是平反后拒绝重新回到党内。八九六四期间更直接抨击了共产党的极权专制。

为什么他们不去、甚至也可以说没有能力彻底反省文化大革命问题？因为这一批知识精英和邓小平等共产党高层一样，投鼠忌器，不敢彻底否定反省文化革命的问题。虽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肃，但是，究其一生却是和"文化革命"和共产党血肉相连。

记得八四年，我的一位同学的硕士论文是有关文化革命中对爱因斯坦的大批判，他罗列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资料，然而，却没有也不想去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大批判，这个大批判是从哪里来的。听他答辩的时候，我坐在台下觉得非常滑稽，因为质询的导师恰恰都是五十年代以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对爱因斯坦、波尔等科学家打棍子的人，是他们奠定了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他们对此毫无反省和摈弃，甚至在他们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出版的书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乃至以前的文章。

洪谦先生，中国的唯一一位正宗当代科学哲学学者，当时是维也纳学派仅存的几位成员，是剑桥大学的特聘博士导师。八五年我的一位同学去拜访他，问他如何看待我们的几位导师在所谓思想解放后研究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成果，他只回答了一句话，"还是贴标签！"洪谦先生的这句话让我思索多年，这说明，这批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思想方法没有进行任何反省和改变，他们以为过去给爱因斯坦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是错误的，现在给爱因斯坦贴上列宁所说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就是一大进步了。殊不知和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和爱因斯坦科学思想风马牛不相及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是一根棍子，无论你如何抡这根棍子，从上还是从下、这一头还是那一头、轻或重都是打棍子。这种提法的改变就是十多年前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不过是鸡蛋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变化。

检索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差不多所有的所谓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几乎都不能够和此前三十年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动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的诉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产党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就已经在《新阶级》中彻底对共产党绝望。（笔者必须要说的是，笔者对魏京生极为尊敬，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大无畏地以身试法。）至于根本没有走出意识形态的政治论战和共产党教科书框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辩论也都远远没有达到五十年代在波兰、匈牙利、苏联的发生过的哲学讨论。而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北京文化丛书、华夏丛书，则更都是在有上述共产党干部和知识精英背景下产生的。它们的思想基础、探索方向，对二十世纪历史和政治、思想的认识，对文化和传统的看法，对共产党的定位和分析，都根本没有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很多时候不仅错位，而且根本上就是对立的。这就是居然到了八四年北大学生还在十一游行中自发打出"小平，你好!"，把向专制者的献媚当作自由和进步的颂歌的思想和社会文化基础！

从文革到八九，最令人注意的是，这些号称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在八九年再次爆发声势浩大的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的运动中，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积极充当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权力斗争的代言人插手学生运动，而另外以自由派自居的一派则令人惊异地远离运动、远离历史，据说是要保持学生运动纯洁。这也是中国独特的现象，因为稍加对比就会发现，在东欧每一次民众对共产党政府的反抗中，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七十年代末期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都是非常积极地参与。

保持学生运动纯洁而拒绝介入，拒绝站在对抗共产党政府的第一线，是胆怯，还是由于和共产党统治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实在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而事实上，正是这一切造成学生运动的混乱和无力，最终造成学生们在第一线受难！

在这一段历史中，人们常常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胡耀邦和赵紫阳尽管被整肃，但是他们却绝对不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决裂，其原因就是，他们的自由化至多不过是对批评意见宽松一些，而无论怎么宽松，他们都像毛泽东、邓小平一样，绝对不能影响到共产党政权。这就是赵紫阳曾经参与对西藏民众的镇压，胡耀邦在每次运动中也是整人者的原因。至死和至今还歌颂胡耀邦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例如李慎之们，在这一点上也和胡耀邦类似，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思想方法，想到自己曾经积极追随，现在设法改良的共产党政权是和希特勒一样的极权主义政权。

走笔至此，二零零六年出版的纪念胡耀邦文集中更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和西方社会，或者说一般社会中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关系对比，文集中一些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沾沾自喜地描述自己和胡耀邦的关系，评述胡耀邦的语言典型地再现了共产党的文化。不仅东欧的任何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例如哈维尔、康拉德、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就是中国陈寅恪、洪谦、乃至被整肃二十多年，从地狱边缘走过来的黄万里都绝不会如此下笔。

从文革到八九，走过了二十多年，正是在这批知识精英的影响下，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三十年代他们为中国社会奠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仍然没有打出追求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政治制度，彻底抛弃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旗帜。这本来是从二十年代以来世界上主流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奋斗方向，但是，从文革到六四，甚至到今天，他们一如既往地坚持共产党文化。

回顾文革到六四，我们应该看到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的重生，依靠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

四

然而，影响从文化革命到八九六四间中国社会精神文化发展，影响八九年学生运动的，除了前所述的这代知识精英自身变化发展的两条历史线索外，还有他们还带来的第三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隔离了下面两代人和传统与世界的真正接触，有意无意地成为可以为共产党统治所利用的"防火墙"。

这道墙在历史的演变中显现出五个特点：

1．切断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和当代世界联系的封闭围墙

自三十年代末期以来，正是于光远、李慎之，乃至李泽厚等这一类知识精英在协助共产党，利用排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建立了封闭的社会，封闭的共产党的文化。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形的政治墙，无形的文化墙，阻断了中国社会和世界的联系。这一批人有的人自己曾经或者一直在共产党主宰意识形态、教育、文化和科技领域担任要职，有的人则是文化和科技领域中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无论是在其位，还是受到整肃时，这种封闭、专断、教条的，打棍子的思想方法从来没有改变过。对资产阶级，对其他西方思想文化流派的排斥感情，对共产党的感情，只有起伏，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的颠覆性的改变。

这批人所积极协助共产党建立的共产党文化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形，一道无形的封闭墙，它使得以后几代人生活在客观和主观双重封闭的世界，不仅不了解世界的其它部分，而且天生地排斥共产党文化外的一切。

2．斩断中国当代和历史传统脐带的绝壁

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达伦道夫（R.Dahrendorf）在对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说，这种极权主义的两个显著特点是，一是它反对近代自由人权民主思想传统，二是全面反对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三十年代以后，正是李慎之、于光远这一批知识精英，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多元思想中的一种倾向，在中国社会建立了第二道墙，这道墙屏蔽、隔绝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是"文化革命"却是于光远、李慎之等这一派知识精英，终生所从事的。

这一道他们所建造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史观的墙，彻底毁灭了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道德、伦理和秩序。这个一元史观使得人们相信，无论共产党如何都比过去封建社会，中华民国好、进步。罪行不是共产党固有的，而是中国传统遗留的，不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思想有问题，而是中国文化。

达伦道夫所说的极权主义文化的这个特点，这道敌视、隔离传统的墙，至今还禁锢这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领域。

3．转移人们直接认识、批判共产党罪行的防火墙

伴随上述两道墙，还有第三道无形的墙，这就是上述知识精英，以他们貌似公允的批评假象，在从文革到六四，甚至可以说在四九年之后在共产党和对他们产生反感和反弹的民众和青年中间无形中建立了一道防火墙。首先这道墙阻碍了人们对于共产党各种罪行的基本了解和认识，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它对于每一个共产党的罪行，无论大小，首先解释为某个人的失误。他们要人们相信有一个好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一个好的共产党，有一个真正的、好的马克思主义，然而事实上这一切却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而这种理论解释一经走出共产党社会的意识形态，在真正的学术领域更经不得任何推敲。

其次，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共产党的罪行，当代极权主义罪行被他们解释为根源于中国传统，而不是共产党制度及其思想。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被某些人吹捧为"自由主义"的李慎之先生，他至死还在宣扬继续反传统，继续文化革命。可以毫不为过地说，正是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协助了共产党，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

这一道防火墙造成了中国知识界至今看不到百年来极权主义对于世界民主自由的威胁，看不到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不一样的追求。可以说，所有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大陆出现的、其背后有这一代"老"知识分子，共产党官员的所谓文化运动，都具有这种特点。它使得人们对共产党及其罪行的对抗和认识，对二十世纪威胁人类的极权主义和革命的认识整整又推迟了二十多年。使得中国社会直到最近几年，尤其是在FLG及其"九评"文章出来以后，才形成全面的对于共产党罪行、共产党文化的反省、反抗潮流。

而在此又产生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这批与共产党文化能够"相融"的人，和FLG格格不入！

4．阻隔年轻一代和老一代知识分子传承的断墙

从文革到六四，笔者还亲自感受到他们建立的第四道墙。于光远、李慎之，以及稍后的李泽厚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上一代持有自由主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例如陈寅恪、洪谦和黄万里等人和其后我们这两代人中间建立了一道隔离墙。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学生根本不了解上一代，以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探索。陈寅恪、洪谦、黄万里等人，在他们眼里是遗老遗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笔者至今深以为憾的是，我在清华园生活了将近十年，其后又经常来往于清华园，居然不知道那里住着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黄万里。笔者在从事科学哲学探索十几年后才知道中国就有一位非常地道的科学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洪谦。而陈寅恪的独立精神和历史、文学研究笔者也是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了解到的。

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对于前辈知识分子、知识传统的重新开掘几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来的，例如谢泳等人对于西南联大，对于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他们几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觉重新发现、找到老一代知识分子，重新开掘他们创造的财富。而于光远这一知识群体所形成的硕士、博士导师，不仅起不到导向真正研究的文化学术领域，而且成为一堵阻断年轻一代和世界，和中国传统接轨的隔离墙。就是在今天，他们还是用极其轻蔑的口吻谈论那些他们曾经参与批判，甚至迫害过的前辈或同辈自由派知识分子。

5．直接或间接响应共产党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回音壁

对于这道横梗在中国社会中的墙，如果从文革到六四的二十年中共政府很多时候是被动地利用了这道防火墙，那么在六四后的十几年中，他们已经学会非常积极主动地利用这道防火墙，甚至把它变成一道回音壁，尤其是在九九年镇压FLG，导致FLG的反抗公开化以后。纵使我们自己还不明白，但是共产党政府已经明白这道墙对他们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

这是一道天然的防火墙，最近十年的发展使人们看到，双方都已经非常明白这种关系。对此最典型的是对于所谓"擦边球"的运用。共产党集团也已经学会巧妙地利用他们的擦边球化解社会的不满，并以此损害、乃至摧毁自由派知识分子和FLG等完全与共产党文化不相容的新的追求。他们在严酷打击法轮功等的一切言论、一切活动同时，对这派知识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评网开一面，甚至允许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出国，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不仅利用这种方法导引和防止了批评升级，而且还更积极利用这类知识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对抗打击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很多这类知识精英也非常会利用共产党给与的方便，里外通吃。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现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最近的余杰王怡在会见布什总统时排斥郭飞雄事件，也都染有这种性质。

另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手法是收买政策，对于所有这类的知识分子从物质上给与各类优惠和照顾，让他们明明也感到未来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但是由于暂时相对舒服的生活，而更愿自欺欺人地沉溺于安逸。

到今天，文革四十年，八九十七年，特别是在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FLG对新的文化和知识的追求影响越来越大以后，这类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显著了。

五

从文革到六四，细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二十三年的发展到八九年爆发的学运，应该说还不能称之为是一场真正的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其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于鲁德成等泼污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的处理。整个运动并没有明确提出极权主义专制问题，民主自由问题。如同七六年纪念周恩来所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一样，这个运动仍然只能只是共产党社会内部的一个大规模的不满运动。它不能和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相提并论，因此可以说它仍然没有回到三十年代后被隔绝的，世界范围内、传统范围内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和对极权主义的抵制。

从七十年代初期对此有所感觉，开始努力寻求接续历史和传统的青年知识分子，直到八九年以后，接近九十年代中期，才重新慢慢找到五七年彻底断绝的历史和传统。而真正如东欧五六年匈牙利、六八年捷克、七十年代末期波兰团结工会那样形成群众性的对于人权、民主、自由的追求，在中国则是在九九年FLG遭到镇压之后。

在回顾、思索从文革到六四的历史变化情况的时候，我当然不是全面否定李慎之等这两代共产党，或者其周围渗透着共产党文化的知识分子，而要说的是，他们或许能够使得共产党宽松一些，但是却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旗帜，特别是把他们作为"自由主义"的旗帜，因为套句马克思的说法，他们的臀部带有极权主义的印章。

我们支持他们是因为要利用他们可能给我们造成的宽松，来发展真正的自由主义。我们承认他们的努力，甚至赞扬他们的努力，但是绝对不能跟着他们。因为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专断的唯物论、共产党的文化中，只有"威胁自由和民主"的"极权主义"和"革命"，而不会产生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从文革到六四，从六四到今天，笔者以为我们已经有能力摆脱掉共产党文化及其知识精英对我们的禁锢、误导：跨过断代的鸿沟，打破封闭社会、封闭文化、封闭思想对我们的禁锢，接续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精神。

共产党极权主义和革命是二十世纪对民主自由的两大威胁。实际上，九一一后人们已经看到，在二十一世纪，极权主义和革命依然是威胁自由民主的两个主要危险。但是这一次，从文革到六四，我以为我们的教训、我们的觉醒就是，我们终于能够站在他们对面，看清他们，对抗他们，为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为真正的自由民主而努力了。

2006-6-5于德国埃森